忘庵王先生传

[清]汪琬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孙也。以诸生入太学，少时风流傥爽，不屑意举子业，自读书赋诗外，若投壶、蹴鞠、豢鱼、笼禽之方，无不通究，而尤长于画，素擅鉴赏。家本饶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产，数为徭赋所困，又性好施予，亲故间或有负之者，亦概置不问，计一岁所入，辄缘手尽，以是其家遂落。甫壮，乃屏绝诸好，独以高洁蕴藉自持。家既益落，而所作画益工。前太常王翁烟客亦善画，尤亟称之曰：“近代写生家多画院气，独吾勤中所作，神韵生动，当在妙品中。”于是其声誉大噪，四方士大夫走书币造请者日夕相属。寸缣尺素，流传远近，莫不郑重藏弆，甚有作赝笔以售者。京师贵人争慕王先生名，出兼金访求其画，不能得。内阁宋文恪公，即王先生姊婿也，方贵显于朝，移书招王先生入京师，先生笑而不应。尝语人曰：“古之善画者，莫一非高人杰士以文行著者也。有如文恪公诸客沈征君、唐解元、文待诏之属，其人皆能为画重，不则画岂能重人乎？”盖晚而自号忘庵，或征其说，王先生告之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今予之补劓息机于此也，世忘予乎？予忘世乎？两相忘，则去道也近矣。”其寓意超卓如此。年仅五十有九，卒于家。

为人孝友恺悌，与人交，不设城府，所遇无贵贱长少，率委曲相款洽。居平善病，晚岁病屡发，不复多作画。故人有贫乏者，辄强之使作，王先生欣然执笔曰：“愿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年老，有孙女不能嫁，王先生复力疾为作数幅，俾鬻以治奁具。客有以病谏者，王先生曰：“吾财不足而力有余，敢自爱耶？”先是积藏诸名迹及他玩好甚夥，中岁斥以易薪粟几罄矣。疾既革，又命诸子尽出箧衍中所余，赠遗诸亲故，无复存者。琬闻其讣，为之潸然出涕曰：“此吾吴之老成典型也。自今以往，吴中岂复有斯人比乎？”盖一时钜公胜流俱推重王先生画，而琬独爱慕其为人，以为王先生素行匪特长者也，盖有古达人遗风焉，故愿为之传。

（《汪琬全集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壶中天

张炎①

夜渡古黄河，与沈尧道、曾子敬同赋。

扬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② 。野人惊问：泛槎 ③ 何处狂客？迎面落叶萧萧，水流沙共远，都无行迹。衰草凄迷秋更绿，惟有闲鸥独立。浪挟天浮，山邀云去，银浦横空碧。扣舷歌断，海蟾④飞上孤白。

【注】①张炎：宋末元初词人。宋亡以后，词人南归。②直：此处指波浪大。③槎：木筏。④海蟾：海月。

伤心的舞蹈

苏童

我的粗壮的身体注定我跟舞蹈无缘，我要说的是我小时候的事情。

那是我在红旗小学上四年级时候的事了，至今记忆犹新，有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段红把我从跳绳的人堆里叫出来，她拉着我的手走过操场时所有的孩子都艳羡地看着我。段红是个五十多岁的穿白球鞋的老太太，她从我父亲那阵就开始教孩子们跳舞唱歌了。你要知道让段红牵着手意味着你交了好运。你可能入选宣传队了。

我跟着段红走进办公室，猛然发现李小果站在窗前，拿着粉笔在玻璃上画飞机和大炮。

他歪过脖子朝我鄙夷地白了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你怎么也来了？

我当时气得直想把李小果拉出去毙了，我用不着害怕李小果的狗屁主任爸爸。段红让我一边蹦跳一边做一个擦玻璃的动作，不断重复，最后她喊停，“跳得很好，像个红孩子。”她掏出手绢擦了擦我脸上的汗，“明天你和李小果一起来排练吧。”

我突然想起来段红让我表演的是《红孩子》里的动作。那个舞蹈就是六男六女十二个孩子手持扫帚、拖把、抹布搞卫生。它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压台戏，但是那个负责擦玻璃的男孩转学走了。我和李小果就是来顶缺的，段红说，“你们好好练，谁跳得好就让谁上台。”

宣传队里的十三个孩子每逢周三周末集中在大教室里，像群小鸡跟着段红老太太老母鸡闻乐起舞，我混杂在其中，那种幸福却是永生难忘的。

我接着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孩子的舞蹈。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孩，她叫赵文燕。我认赵文燕是个典型形象。赵文燕就是《红孩子》里举着拖把跳舞的女孩。赵文燕的妈以前就是个跳舞的，后来不知为什么事，总是想悬梁自尽，三番五次的，有成功。据说都是让赵文燕发现的，她哭叫着把椅子垫到她妈脚下，她妈就没办法了。

赵文燕化了妆像天仙一样惹人爱怜，但她一上台就紧张，一紧张她就会蹲下去，在台上

尿尿，那叫做失尿症。宣传队之所以没有开除赵文燕，一是因为她漂亮，二是段红老太太不

舍得她。段红说，“她是让吓的，那孩子可怜。”

离会演只有七八天的工夫了。段红老太太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咬着我耳朵说，“好好跳，我准备让你上台。”段红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咬着你耳朵说话的老太太。段红老太太真是一个世上罕见的老太太，她的腰肢比八岁女孩还要柔韧，舞步比风中杨柳还要婀娜。

她从年轻时就这样跳着，忘了结婚忘了生孩子。

“好好跳，让你上台。”

我记得这是段红老太太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紧接着的一次排练发生了一件大事。段红老太太那天脸色非常红润，她跟以往一样像富有经验的老母鸡操练着小鸡的队伍，段红一遍一遍从圈圈外蹦进来跳出去，摹拟擦玻璃的动作，我看见她突然不动了，双手柔美地停在空中。一个定格。段红的炯炯目光在一刹那间涣散了。我看着她的微胖的身子慢慢向后倒去。

那叫脑血栓。是高血压引起的灾病。以十三个孩子的知识，谁也理解不了脑血栓和死亡的关系。我从前认为学校的老师都是长生不死的。段红老太太死了一会儿还会活过来的，但翌日我一进学校就听说段红老太太真的死了，赵文燕伏在课桌上呜呜地哭个不停。她的书包摊在桌上，里面放着一只白球鞋，那是送段红去医院时掉在路上的。

段红老太太死后我以为宣传队也散了，因为没有人来召唤我去排练了，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有一天我走过大教室窗前惊奇地发现赵文燕李小果他们还在排练，校长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在指挥他们。十二个，六男六女，只是没有了我。我呢？不是说让我上让李小果滚蛋的吗？我伏在窗台上偷看了一会，想进去又不敢进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我而要李小果那天字第一号的大笨蛋。我这辈子尝到的第一回失落感就是这时候。这时候我十二岁。十二岁就有了失落感全是舞蹈的罪过。

我最害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会演了，地点就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轮到《红孩子》上场了。六男六女十二个孩子分两排跳上舞台，我看见赵文燕的脸像个老妇女一样愁眉不展，她上台没跳几下就蹲了下去。站在台下的校长马上抱住了脑袋，朝天翻了个白眼。

赵文燕还是没憋住，她又尿啦！

我腾地站起来，拍手，大笑。我的笑声尖利响亮。班主任就从前排冲过来，把我摁倒在凳子上。但我还是忍不住，张大了嘴巴笑。班主任在我脸上刷了一巴掌。

你在十二岁时会这样笑吗？

这好像就是我要说的舞蹈的故事。

需要交代一下故事中的另外两个孩子的下落以构成故事。赵文燕在升中学前夕被上海一家舞蹈学校选去，我后来曾经在电视里欣赏过她的荷花舞，她跳起舞来显得美丽动人。赵文燕在上海跳舞的头一年，她妈妈就死了，依然是悬梁，赵文燕不在家里她妈妈就死成了。

还有就是笨蛋李小果。李小果就是我们街上那个坐轮椅出门的残疾人。有一天他在建筑工程队搭脚手架的时候，从十米高空坠落下来，两条腿摔断了。

我想这叫做悲剧命运。悲剧命运就是你一辈子只跳过一次舞，但你的腿却摔断了。

就这么回事。舞蹈这东西你能说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吗？

作家与说故事的人

（加拿大）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长久以来作者惯用的招数之一，就是假扮成口述的讲故事者，例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便创造出一堆滔滔不绝的男女，扮演他自己所要讲的这个故事中的说故事之人。此外，你一定也读过书评说某某作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吧？作家找到的当然不是声音，而是一种书写文字的方式，能够制造出声音的幻象。但不管哄骗读者的本事再高明，作家跟说故事的人终究不同。首先，他或她写作时是单独一人，但传统的说故事之人则否。说故事的人就像演员，必须跟现场观众听众即时互动，其艺术是表演性质，表演工具是说话的声音，再加上表情和手势的辅助。如此近距离接触，意味着说故事的人必须谨守若干分寸。要是惹毛了听众 ——讲太多渎神或猥亵的话，或者骂到听众的家乡或景仰的领袖或族群，等等，你就可能被砸个满头烂水果，甚至遭到拳脚交加。就这一点而言，写书的人跟涂鸦艺术家一样，都比说故事的人自由：他不必待在那里等观众读者的反应。作家可以在书出版问世时跑去度假，避而不读书评。反正作家也不真的关心书评 ——因为已经太迟了。等到书印出来的时候，内容早已敲定，木已成舟，作家的工作已经结束。内行的书评或许对他的下一本书有帮助，但是已经出版的这一本呢，就只能在这邪恶的大世界里自求多福了，小可怜。

故事讲到一半，说故事的人可以有限度地临场发挥，例如加油添醋，岔出去讲别的，或者添加细节，但他不能回过头去修改故事的开头，除非等到下一场。一如在戏院里看电影，他的故事是单行道：你不能往回翻到第一页，将整个故事大加变动。然而作家就不同了，他可以把草稿一改再改，像福楼拜那样辛辛苦苦修整句子，苦思最适合的，任意删改人物的名字，甚至可以删掉整个人物。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字的质地和整体的通顺一致对小说家比对说故事者重要。一流的说故事者可以口吐莲花临场发挥，但通常都要依赖现成的句子和比喻，就像存着一批文字工具，必要时就抽出来用。他们不太担心用词重复，只有作家才得在校稿时仔细检查，抓出无意间重复使用的词。这并不表示作家比说故事的人更有学问、

更谨慎，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比较有学问而谨慎。

两者的对象也不同。对说故事的人而言，听众就近在眼前，但作家可能永远也不会见到或认识读者。作家和读者看不见彼此，唯一能看见的是书，而读者拿到书的时候作家也可能早已辞世。口述的故事不会随着说故事者一起死去：很多这类故事都已流传千百年，从一地传到另一地，从一个世纪传到下一个世纪。但故事的某一特定面貌 ——也就是某一特定个人讲述的方式 ——确实会跟那人一起死去，因此故事会随着讲述者不同而改变。故事不是在人手之间传递，而是从口到耳再到口，如此继续移动下去。

书可以比作者活得久，也会移动，也可以说是能够改变。但改变的不是说故事的方式，而是阅读的方式。许多评论家都说过，一代代读者重新创造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使其历久弥新。书本的白纸黑字因此便如同乐谱，本身并非音乐，但当音乐家演奏   ——或者如大家所说的“诠释” ——它时，便成为音乐。阅读文本就像同时演奏并聆听音乐，读者自己变成了诠释者。

有人说，“我不知道”，这句话虽然短小，却具有坚实的翅膀，拓展了我们的生活。

也有人说，如果不想知道，无论看多少次都还是不知道。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无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何在，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更能符合我心目中鲁迅的样子。我这一生，与其说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过来的，不如说是从中国文化中走过来的。中国当代文化的风云变幻使我像在茫茫暗夜中走路，不知自己的脚将踩在什么上。记得小时和母亲住在农村一座黑糊糊的土屋中，睡梦中醒来，见母亲还坐在我的身边，心里就感到很踏实，很安全，若是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马上就恐怖起来。在我的感觉里，鲁迅就是一个醒着的人。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即使对现实的世界仍然是迷蒙的，但到底少了一些恐怖感。中国现当代文人说的多是梦话。梦话也有文学价值，但对我这样一个胆小的人，说梦话的人甚至比不说梦话的人更加可怕。鲁迅之所以在我的心灵中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守夜人有守夜人的价值。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他醒着，总算中国文化还没有都睡去。当然，在夜里，醒着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别人都睡了，正是偷东西的好时机，小偷就多了起来。小偷是没有在白天当强盗的勇气的，他得等到夜里，趁别人昏睡的时候，悄悄跑到人家家里取钱或财物。乱世出英雄，暗夜出盗贼。对于现代社会，中国大多数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明白了一点世界大势。只要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不管整个中国的前途，耍点小聪明，施点小诡计，就能捞摸到不少的好东西。

鲁迅原本也是有条件趁机捞一把的，但他非但没有捞，反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些小聪明、小把戏，戳破了不少，记录了不少。有了鲁迅的存在，他们想任意地涂抹历史就有些困难了。等到中国人都从睡梦中醒过来，人们至少还可以从这个守夜人的作品里，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选自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