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它所生活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动荡与分裂中，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需要载体，没有载体，就没有文明。在我看来，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轴心时代的伟大智者们：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学说或宗教，承载了文明的生存力。而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生灵就涂炭。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国家曾分别称雄世界东、西方，它们势均力敌，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从公元4世纪起，东、西两大帝国都陷于混乱，都经受了长时期的“蛮族入侵”。公元7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恺撒与上帝各管一摊”。尽管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不断放出异彩，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甚至拜占庭。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位居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

（摘自钱承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性的未来》）

烟雨江南

回到乌镇的那一天天气很冷，又开始一个雨季的纠葛，绵绵延延淅淅沥沥。看着灰色瓦沿上渐湿的流光，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儿时久居的江南小镇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斑斑驳驳，一瞬间，我产生了细细的将她重新在心里描摹一遍的想法。看看脑海中零零碎碎的记忆与而今的乌镇有多少已经渐远难寻。

从车站走到东栅，我路过茶馆，最终驻足在乌镇戏台，纵然阴雨绵绵依旧阻挡不了游客高涨的兴致。现下已经是午后了，花旦青衣正上演着不知名的越剧，一步踏尽一树白，一桥清雨一伞开，那一场悲欢离合依稀是旧时的模样，却不知台上的老旦可还记得起当年粘着听他低吟浅唱的小女孩。台上乱红飞溅相约三生情缘，台下人面不知时光流转多少年。戏台下方有乐师的耳房、有演员化妆的屋子，屋子外有棵银杏树，有人戏说是唐朝将军留下的传奇。前头最大的就是看客的广场，在这戏台下的广场上，南朝昭明太子驻足过，唐朝乌赞将军流连过，宋朝的陈与义、明朝的茅坤、清初理学家张杨园都顺着戏台边的车溪河走向天下，而我们所熟悉的茅盾先生沈雁冰也经久多年的在锣鼓短笛中走向震荡的中国。

沿着戏台边上车溪河走进去，小巷的深处就是茅盾故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建筑，黑瓦白墙前后两进，幼时的我还不知茅盾先生何许人也时也曾到过这里，看到大片大片的人生轨迹刻画也只觉得索然无味，可再一次到达这里，却觉得这三间屋子是那么的令人肃然起敬。茅盾先生将人生的少年晚年都留给了这沾着水滴的屋檐，林家铺子的传奇也在这现世中或多或少的上演。有道是“船过乌镇读茅盾，子夜红灯照天明。林家铺子今犹在，甩手当年掌柜人。”虽然依稀是旧时风景，可多年来也渐染了甚嚣尘上。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而今明月在，往事不堪追。

从东栅走到西栅也是一段挺长的距离，我挑着僻静的小巷走，有时是在人家后院，有时是在沿河低地，这一路每次在经过路口时终归还是喧闹的，而在走进小巷的深处便也就清净了。这条路，我以为我早已遗忘，再走一遍却发现原来以深深的嵌入了脑海。渐渐地天色更加的暗沉起来，有几户人家已经燃起了煤球拎到外面，一股熟悉感涌上心头，我看着炊烟渐起笼罩在雾色迷蒙中的这个小镇，那些旅客匆匆忙忙到来又无一例外急急离开的这个小镇，她依旧延续着多年多年以前祖祖辈辈留下的生活方式，迈着平静的步调看着在这一方山水的人们上演一出出的悲欢离合、世事浮沉，瞬间我明白了其实她始终没有忘却最初的江水如蓝宁静悠远。

到达西栅时天色已大晚，有车辆来来去去，我踌躇着是否应该再进去看看。看看我打着褐黄油纸伞奔走的青街小巷是否还是眉眼如初，看看两相对望的风雨石桥上是否留着青苔苍苍，看看那一间老房子的格子窗上是否还留着我贴下的窗花••••••不过，父亲的到来打断了这次仓促的旅程，他发梢上挂着雨，突然想到颇有些风雪侯归人的意味。

乌镇作为而今少数仍有原住民生活的古镇，我们不可否认，旅游业的兴起打乱了她的宁静悠然，但是我们却也不能苛责，毕竟走在小桥烟雨，走在沉静古巷，走在青石铺路，我们确实还能够看到她淋湿的灵魂。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或许并不能完全的描摹她的眉眼，可我想说，时隔多年，我再次找到了，乌镇——我心目中的，烟雨江南。

（选自《天池》，有删改）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加点，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 “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王锡爵，字元驭，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至祭酒。

万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锡爵要同馆十余人诣居正求解，居正不纳。锡爵独造丧次，切言之，居正径入不顾。中行等既受杖，锡爵持之大恸。明年，进礼部右侍郎。居正甫归治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己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   

十二年冬，即家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还朝，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帝咸褒纳。

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相构，以锡爵负时望，且与居正贰，力推之。比锡爵至，与时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去。时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锡爵与时行同举会试，且同郡，政丵府相得甚。然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十六年，子衡举顺天试第一，郎官高桂、饶伸论之。锡爵连章辨讦，语过忿，伸坐下诏狱除名，桂谪边方。御史乔璧星请帝戒谕锡爵，务扩其量，为有容之臣，锡爵疏辨。以是积与廷论忤。

时群臣请建储者众，帝皆不听。十八年，锡爵疏请豫教元子，录用言官姜应麟等，且求宥故巡抚李材，不报。尝因旱灾，自陈乞罢。帝优诏留之。火落赤、真相犯西陲，议者争请用兵，锡爵主款，与时行合。未几，偕同列争册立不得，杜门乞归。寻以母老，连乞归省。乃赐道里费，遣官护行。归二年，时行、国及王家屏相继去位，有诏趣召锡爵。二十一年正月，还朝，遂为首辅。

锡爵在阁时，尝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振河南饥，帝皆无忤，眷礼逾前后诸辅臣。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为世所称。特以阿并封指被物议。既而郎中赵南星斥侍郎赵用贤放归论救者咸遭谴谪众指锡爵为之虽连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谅也。锡爵遂屡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为出内帑钱建醮祈愈。锡爵力辞，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赐道里费，乘传，行人护归。归七年，东宫建，遣官赐敕存问，赉银币羊酒。

三十五年，廷推阁臣。帝既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还念锡爵，特加少保，遗官召之。三辞，锡爵亦自阖门养重，竟辞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七。赠太保，谥文肃。

（选自《明史列传二十四·王锡爵传》）

长安秋夜

罗隐^①

远闻天子似羲皇，偶舍渔乡入帝乡。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

灯欹^②短焰烧离鬓，漏转寒更滴旅肠。 归计未知身已老，九衢双阙夜苍苍。

【注】①罗隐，唐末五代时期诗人。应进士试，总共考了十多次，最终还是铩羽而归。②欹，倾斜，歪向一边。

共享单车是指企业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态。 ， 。 ， ， ， 。

这是一位赵姓中学生给上海《青年报》“青苹果热线心理咨询”栏目的信中的有关内容：

“我感觉世俗太污浊了，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大的耻辱。魏晋名士的高洁，正在于他们抵抗流俗，保持着纯洁的孤独。宁肯独自打铁，宁肯单车漫游，宁肯呼啸山林，宁肯放声大哭，却不肯降低自己，贬损自己，耗散自己，他们的生活方式富有诗意，令人陶醉。”

“其实我一直在这样做。我不喜欢热闹，历来习惯于独行，我静静地想着自己崇拜的那个角落，却不会去争夺。夜晚，我会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让月光照着我买来的一小丛文竹，凝视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这种意境真好，由此，更厌烦街市间的车来人往了。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过于清高，拒人于千里之外。清高就清高吧，拒人就拒人吧，我不在乎，不清高，不拒人，哪还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