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的词语。自此,这条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早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汉唐时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丝绸之路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他们的故事都与丝路密不可分。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丝路。

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英国山水画大家康斯保罗的杰作《绿野长桥》洒脱出尘,一如江南的旖旎风光;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碰撞后诞生了诸多艺术成果,其生命力有时甚至比在原生地还旺盛。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融合,并在灾融过程中对中原地区的音乐美术、工艺建筑等产生深远影响;而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欧洲后,受到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成为百科全书派中激烈的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的有力武器。中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丝路使彼此的血液与基因交融起来,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杭州巷10号

夏阳

幸福路作为一条商业步行街，每天人流密集，左边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小岔路，叫平安街，顺着平安街进去百余米，一拐弯，眼前生出一条南北向小巷，便是杭州巷。

杭州巷狭窄细长，仅容得下两人并行，麻石板铺就的巷道，伴随着墙脚一线湿湿的青苔，一直延伸到尽头。巷子两边的建筑，古朴、荒凉，被圈在高高的院墙内。透过门缝，可隐约窥见一些雕梁画栋，当然还有断壁残垣。小巷里，渺无人烟，只有寂寞的风，顺着寂寞的巷道穿过，轻轻吹拂着墙头几株寂寞的茅草。步行在小巷里，抬眼望去，四周就像一幅油画，挂在墙上沉睡不醒。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杭州巷10号，那也是整个小巷唯一的住户。我去的时候，正值深秋，碧空如镜。上午的阳光嫩黄羞怯，在墙头瓦瓴上探头探脑，却无法照进小巷。行走在小巷里，头上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人却站在岁月的阴凉中。驻足10号门前，我感慨颇多，犹豫良久，那两扇厚重的木门还是被我轻轻地叩响了。

须臾，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她的目光和善，完全没有都市人惯有的那种警惕。我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摄影发烧友，爱好用镜头来捕捉历史。老太太把我迎进院内。院子很大，里面种了不少花草。秋天的菊花开得正艳，五彩缤纷，白如雪，粉似霞，而黄的，则黄得热闹，亦黄得伤感。院内飞檐斗角，回廊石阶，曲径通幽。难以置信，在现代都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脚下，竟然藏着这样的深居大院。

老太太说自己有八十高龄，有个留学海外的儿子，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明年也将花甲之年了……老太太说她姓李，从十八岁结婚那年起，已经在这院子里生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里，女儿夭折，儿子客死他乡，佣人被遣散，老伴过世，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昔日门庭喧闹的大宅子里，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了。老太太说这话时表情恬淡，似乎是在谈论别人家的事情，看不出有任何的悲伤。

我问：“这巷子为何叫杭州巷，和杭州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老太太说：“现在知道这巷子来历的人应该不多了。说来话长，早在清朝末年，有一批杭商集体迁移来此，他们开茶庄、丝绸店和当铺等。买卖做大了，赚钱了，在这里扎根，抱团买地置业，于是就有了这杭州巷。你可别小看这巷子，它可是当年这座城市的心窝窝呢。巷道之所以修得这么窄，就是为了减少闲杂人员的进入。无论多大的官来访，文官落轿，武官下马，就是皇帝来了，也得老老实实从巷子口步行进来。”说到这里，老太太得意地笑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杭州巷在当年是如此的尊贵显赫。望着老太太一脸甜蜜而略带羞涩的回忆神情，我依稀看到了当年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被浩大的迎亲队伍捧进了这杭州巷。

在杭州巷10号，如置身于山野的一处宅院里，都市的喧嚣和车流的嘈杂似乎远去。空气里，有花的阵阵清香，在明朗的阳光下，微微发酵。和老太太坐在一块儿喝茶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仿佛在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我拍了几张照片后，告别老太太，告别杭州巷10号，重新回到巷子里。我默默退出杭州巷时，一个磨刀师傅正挑着担子站在巷子口，高声叫喊着：“磨剪子嘞，戗菜刀！”他抑扬顿挫的叫喊声跌落在小巷里，溅起一巷子清脆的回音。磨刀师傅喊了数声，站了片刻，却没有走进小巷。

我回到单位。主任问我：“老太太同意拆迁了？”

我默默地望着主任难看的脸色。他的身后，悬挂着这座城市的规划蓝图，上面一条条粗大笔直的线路，纵横交错，气势凌厉。

我向主任建议道：“按照老太太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很难熬过这个冬天的。要不，我们等到明年开春再说，如何？”

主任沉默不语。

（有删改）

材料一：

在全球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发展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电影大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中国电影人考虑的关键问题。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创作有影响力的电影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对制片公司来讲，产业链条的强化和发展很重要，要创作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这样才能支撑电影产业发展，否则电影强国的实现是没有依据的。”他指出，我国影视产业还处在发展期，电影发展机会多，未来，中国的影视产业依然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对此，马中骏也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好的时代和机遇期，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影工作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你有专业性，你做得足够好，市场自然认可。”

（选自“央广网”2018年6月19日）

材料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暗流涌动，一些人打着“重写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鼓吹“告别革命”，大肆歪曲历史、诋毁英雄，意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言论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因此，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为此，我们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积极运用新媒体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增强人们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

（选自“光明网”2018年4月23日）

材料三：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好故事变成具有世界通用文化符号的好作品。比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武侠片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辨识度很高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片在海外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把中国好故事变成好作品，还有一个案例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它不仅在亚洲其他国家好评如潮，还发行了美国版。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把好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中，“融通中外”正是中国电影国际化创作必须遵循的要旨，要选择能激起中西方共鸣的故事，既在内容上融汇中国文化，又在形式上实现国际表达。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15年的《狼图腾》和《滚蛋吧，肿瘤君》，这两部影片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代表作，它们曾在数十个国家展映，各国观众或为草原生活的艰难所震撼，或为身患绝症的坚强所感动。

与此同时，把国外公共组织和学者发展为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地和专业力量的努力，更让我们插上了巡游世界的翅膀。比如，我们与拿督黄纪达基金会的合作让中国经典默片《神女》配乐放映，在各大电影节绽放异彩；与英国电影学会(BFI)的合作，则让中国享誉世界的影史名作《小城之春》修复版成为在英格兰地区发行的第一部修复版中国经典影片……

（选自孙向辉《“融通中外”，如何用电影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反思中国电影，我们同时看到隐患和欠缺。许多平庸之作呼应我们周遭弥漫的泛娱乐文化、亚文化之风气而生。平庸之作多表现为雷同化、表面化和粗疏化：只关注娱乐不关注思想；只关注生活表象而不探究生活中的发展趋势。对生活没有新发现，对艺术没有新表达；盲目跟风克隆，执着于缺少新意的翻拍与续拍。平庸创作一味在市场热项目中寻找风向，模仿效法。2017年生产故事影片708部，在影院公映的影片只有396部，一半的国产电影因平庸、粗疏被电影市场淘汰。创作平庸之风势必弱化原创力，弱化精品意识。于是，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才时不时地大行其道。容忍平庸之作，容忍创作平庸之风，就会放弃国产电影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就会丧失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新时代的创作目标感。必须对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平庸之风，说不！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4月12日）

林兴祖，字宗起，福州罗源人。至正二年，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鞠之款伏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狱立具。逮捕其党二百余人，悉置之法。民害既去，政声籍甚。升南阳知府，改建德路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迁为道州路总管，行至城外，撞贼已迫其后，相去仅十余里。时湖南副使哈剌帖木儿屯兵城外，闻贼至，以乏军需，欲退兵，兴祖闻，即夜诣说留之。哈剌帖木儿曰：“明日得钞五十锭、桐盾五百，乃可破贼。”兴祖许之。明日甫入城视事，即以恩信劝谕盐商，贷钞五千锭。且取郡楼旧桐板为盾，日中皆备。哈刺帖木儿得钞盾大喜，遂留，为御贼计。贼闻新总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为大军且至，中夕遁去。永明县洞瑶屡窃发为民害，兴租以手榜谕之。皆曰：“林总管廉而爱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虫食麦苗，兴祖为文祷之，大雨三日，虫死而麦稔。已而罢兴作，赈贫乏，轻徭薄敛，郡中大治。宪司考课，以道州为最。以年老致仕，终于家。

（选自《元史·良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