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大卫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油画《苏格拉底之死》。画中所描绘的就是苏格拉底服毒自杀的情节，在一个阴暗坚固的牢狱中展开，苏格拉底庄重地坐在床上，亲人和弟子们分列两旁；牢门半开，从门缝中射进一束阳光，使画中人物在黑暗的背景衬托下格外突出；苏格拉底位于视觉中心位置，他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高举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同时镇静地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药杯，面临死亡悠然自得。弟子们个个聚精会神地倾听老师的演讲，竟忘了老师死亡将至。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他的学生已经为他打通所有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并且劝说他，判他有罪是不正义的。然而苏格拉底选择了慷慨走向刑场，视死如归。他的理由：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这声音不是悲剧的，这是智者在用生命诠释一个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能有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不难理解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重大意义：也许法律会一时枉正错直，但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个苏格拉底都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苏格拉底然选择了赴死。

多亏柏拉图的________，把当年从审判到执行的整个过程________地记述了下来，使我们今天得以领略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哲人________。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十年，当时二十八岁，审判时在场，还上台试图为老师辩护，法官嫌他年轻把他轰了下来。评家都承认，柏拉图太有文学才华，记述中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他大约早就开始记录老师的言论，据说有一次朗读给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听罢说道：“我的天，这个年轻人给我编了多少故事！”尽管如此，评家又都承认，他由于自己是大哲学家，能够理解老师，他的证词是远比色诺芬所提供的可靠的。色诺芬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毫无哲学天赋，审判时又不在场，老师死后，深为扣在老师头上的两个罪名苦恼，要替老师洗清，（       ）。英国学者伯奈特说：“色诺芬为苏格拉底做的辩护实在太成功了，如果苏格拉底真是那个样子，就绝不会被判死刑。”英国哲学家罗素仿佛从中吸取了教训，表明态度：“如果需要让人复述我的话，我________选一个懂哲学的我的死敌，而不是一个不懂哲学的我的好友”不过他倒不必有这个担忧，因为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却惊人地多产，别人哪里还有复述的机会。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说出更强的道理来，我是肯定不会对你让步，的哪怕众人对我施加更大的恫吓，如同以妖怪吓儿童那样，声称要监禁、处死、没收财产等等。现在我们能够怎样研究最恰当呢？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的意思，本市将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此次普查涉及行业广、覆盖范围大、工作任务好多。各位普查员挑着收集原始数据的重任。普查时，要主动掏出普查机构统一印制的普查员证，进行自我介绍;并向群众耐心说说普查的重要意义，提高群众对本次工作的认同感。请全体普查员尽职尽责，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中国的儒者将孔子看成圣人，把孟子看成亚圣。历代帝王几乎都将孔子视为无可挑剔的圣人，但对孟子，总觉得味道有点儿别致。既然如此①_____这也许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他的民本思想。这里说孟子主张性善论，②______。孟子认为人性本是善的，因了后来的不良教育及社会熏染而变坏了；荀子认为人性本是恶的，但通过教育和觉悟可以走向善。③______，其价值取向也都是让人培养和保持善和美，但切入点不同。

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的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听说马厩失火，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而“仁民”，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物虽不同于人，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如捕鱼、狩猎，以及砍伐树木等，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即人和天地万物，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