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规律就是，历代官员的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生强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的现象，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员数量的不断膨胀，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第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俸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俸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以明代的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再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为608两左右。赤字480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摘编自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幸会，妈妈

张春

我妈年轻的时候是一名会计，在食品站工作。那个年代的屠夫看不起坐办公室的，男人看不起女人，双重歧视。我妈妈不服，就学会了杀猪。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穿着黑色的皮围裙，按倒一头猪，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后来我妈走到哪儿，那帮屠夫叔叔们就跟到哪儿。她的本职业务也顶呱呱，现在已经60多岁，对数字依然非常敏感，心算精确到个位数。

我们小时候爱吃手指，把手指甲都啃坏了。她就给我和哥哥在胸前吊了一粒甘草片。因为甘草片比手指头好吃，我们就不吃手指头了。我4岁的时候，看到其他小孩子在高楼外的屋檐上追跑嬉闹，也想跟上去。妈妈没有打我骂我，而是去买了一个大西瓜，带我们站到那个楼顶上，瞅着下面没人，把西瓜扔了下去，然后说：“你们看，摔下去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次，在家里看电视剧《哪吒闹海》，看到哪吒自杀的时候，我一边伤心地大哭，一边去上学。走出好远，后边远远传来妈妈的声音，她边喊边跑：“哪吒没有死——被他师父救活了——不要哭了！”她起码追了200米。

我不到8岁的时候，妈妈就和我说，不要让男人和你太亲密，更不要让男人碰你。洗澡上厕所，就算是爸爸、哥哥也不能看。上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小女孩走在路上，一个20多岁的男人来和我们说话，然后挨个儿抱我们，说要掂掂有多重。我看到他抱起一个女孩，撩起了她的衣服，突然觉得不对，大喊一声：快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妈妈的早期教导，当时会发生什么事。

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情书，非常忧心，试探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仔细地看完，然后笑眯眯地叠起来还给我，说：“青春真好，还有人给你写这样的信。”我后来听说很多女孩子不再对妈妈说心事，就是从第一封类似的书信开始的，而我却松了一口气，好像今后没有什么事不能和妈妈说的了。

但我们之间也不都是美好时光。青春叛逆期，我也跟她吵过，说：“等我长大了，还了你们的钱，我就再也不欠你们的了！”妈妈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我们大人有时也心情不好，你看看《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总是逗阿玛高兴，你就不能也哄哄我吗？”

小时候上学，爸妈很少接送我，下雨也一样。家里的伞都是长柄的大黑伞，我个子矮，不喜欢带大黑伞，所以经常淋雨。过了十几年，我随便抱怨了一下这件事，妈妈后来几次跟我说：“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蠢，不知道给你买一把小伞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你要原谅我们啊。”又一次回家，她给我买了一把最轻便的小花伞。那时我已经30岁了。

后来爸爸病倒了，她去陪护，不眠不休的40天，她竟然还胖了些。她说虽然没有怎么睡觉，但爸爸吃剩的东西，她都搅一搅全部吃掉了。情绪上受不了的时候，自己跑到厕所里哭一场。爸爸终于走了。她规定自己每天只准痛哭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要振作起来。她说：“要疯掉还不容易？可我疯了，我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命运是猜不透的。爸爸去世仅一年，我刚上大学，却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等她走进我的宿舍，我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是她背着我，一家一家的医院去看。当时在北京看病太难了，每次排队要排四五个小时。我想，妈妈的心该被烧焦了吧？稍有闲暇，她就摸着我因为打了好多针而布满淤青的手，说：“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神仙，把你的病摘下来放在我的身上。”在北京治疗了三个月，医生都说住院没有意义了。但妈妈心不死，她照样背着我，到处寻访偏方和疗法。稍有希望，就专程撵了去。最后，她竟然自己研究医书，自己开药试针。她甚至琢磨出一套按摩手法，能准确地摸索出我任何地方的疼痛，最后对症下药。

半年后，我站起来了，居然回到北京继续上学。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们家一切都好起来了。今年3月，妈妈到厦门来看我，我们去海边散步。妈妈笑着说，她以前不是很会走路，现在腿脚不如以前了，反而领悟到一些道理，变得很会走路了。她说：“要把手甩开，专心致志，不要突然变快，也不要突然变慢。要这样，一脚一脚地走，走多远，也不会累着。”

我看到她平静地望着远方，脚步均匀地走着，全身显出协调而动人的姿态。我突然涌出一股热泪，一句一直想对她说却老是不知怎么说的话喷薄而出：

“幸会，妈妈！”

(原载《青年文摘》，有删节)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故事背景：本文段选自蒲松龄的寓言故事《促织》。促织，俗称蟋蟀。当时宫中崇尚斗蟋蟀（促织）的游戏，每年向民间征收。官府层层责令百姓常供修伟善斗的促织，每责一头使百姓倾家荡产。故事的主人公成名为此事愁闷“惟思自尽”，有一驼背巫以画指点，于是成名拿着画开始寻找促织……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     ）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     ）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     ）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     ），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     ）。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       ）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