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0年1月，化装成商人的陈独秀从北京前往上海，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打算寻找一个合适人选将其翻译成中文。陈独秀的密友有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正找人翻译，就让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推荐人选，邵力子脱口而出：“能担任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是何许人也？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陈望道兄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陈望道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后到日本留学。

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回到祖国，并接受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陈望道等人在浙江一师进行新思潮宣传，给整个浙江带来极大冲击。反动当局责令一师对陈望道革职查办，这受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著名的浙江“一师学潮”。这一学潮得到全国的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一师学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倡导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因此，当他接到邀请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就毫不犹豫接受了。

1920年早春，陈望道带着两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老宅，开始了翻译工作。老宅已经年久失修，再加上浙江早春天气寒冷，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不以为意，专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一日三餐也都是老母亲帮着打理并送到房间来。看着儿子因连续工作而身体消瘦，陈母包了些粽子，让他蘸红糖吃以补身体。陈母在屋外问红糖甜不甜时，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等陈母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墨汁。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工作，竟然蘸了墨汁吃粽子，还感觉不到异味，实在是太过投入了。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于5月中旬赶往上海交稿。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8月中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000册公开出版，被迅速抢购一空。到1926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印行17版。鲁迅当时评价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摘编自曾庆江《陈望道：千秋巨笔，首译“宣言”》）

材料二：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在语言上表现出明显的白话文倾向，这与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1920年前后又恰是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曾在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任编辑的陈望道是这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和捍卫者，所以他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白话文风格是意料之中的。与文言相比，陈译本句子变长，四字格变少，“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译文还大量使用文白过渡时期特有的助词“底”，且呈现出“底”“的”混用的现象，譬如“各国底语言”“社会底历史”“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另外，译文偏向口语化，譬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对于修辞学家陈望道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用所谓“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洋词语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译名，陈望道虽然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但他在术语上并非全数照搬日译本现有的译法，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选择性地修改。譬如日译本中的“绅士”和“绅士阀”，陈望道译作“有产者”“有产阶级”；日译本的“平民”，陈译本中作“无产者”。而在修辞方面，与日译本相比，陈译本在用词上更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如“革命要素”变换为“革命种子”，“农业的革命”变成了“土地革命”，两种阶级对立状态的“相敌视”转换为“对垒”，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没落”变换为“倾覆”。简言之，中译本在措辞上更为激烈，有着明显的“尖锐化”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基于自己的信仰，为强调《共产党宣言》的立场、提高革命号召力、鼓动人们的斗志而来取的一种翻译策略。

（摘编自林风、冯倾城《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材料三：

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由于《共产党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思”；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共产党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摘编自杨金海《<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及启示》）

A．陈望道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邀请的重要原因是其思想认识发生了转变。

B．陈望道采用白话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其顺应时代发展选用的翻译策略。

C．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同时参照英译本完成。

D．陈望道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为中文的行为不属于翻译性解读。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震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上疏，丰等见震连切谏不从，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①钱谷、大匠^②材木，各起家舍，役费无数。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及车驾行还，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何面目复见日月！”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道路皆为陨涕。岁余，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

（节选自《后汉书·杨震传》）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积淀形成了许多宝贵的财富。

这些财富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夏明翰秉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信念，英勇就义；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枪声中举行刑场上的婚礼；江竹筠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牺牲在新中国成立的一刻……

这些财富是改天换地的斗争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

这些财富是鼓舞人心的话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这些财富是矢志不渝的探索：改革开放，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