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学大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数据，具有体量大、动态化、类型多、价值密度低和不易管理等特征。例如，一部文学作品在社交网络传播后，会产生关于此作品的海量评价，除了文字评价外，还包括图片、音乐、表情包、弹幕、点赞等多种数据。分析这些大数据，可以获取读者的年龄、职业和地域，读者是否喜欢这类作品，这部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与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是否吻合等诸多内容。对这些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单纯依靠人工难以完成，需要相关计算技术的支撑。因此，文学计算应运而生。

简单而言，文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文学计算的出现不仅是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而且是文学批评思维的变革。

首先，是从主观理论建构到客观数据实证的变革。一般意义上，文学批评注重理论和审美建构，阐释对象以单篇或同一类型的作品为主，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这难免形成视域盲区，理论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例如，文学批评在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常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为例。由此得出的观点可以适用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一定适用。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审美建构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只契合小部分作品，无法真正构建普遍适用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而计算技术提升了整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小部分文学作品，可以把批评对象延伸到世界文学作品，让全球文学数据自己“说话”。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更为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结论。

其次，是从确证因果关系到呈现相关关系的变革。确证因果关系是指批评者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证实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批评思维对小部分文学作品有效，但面对大规模的文学作品则难以实践。例如，文学批评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时，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因此，解读重心就放在乡土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表现强烈民族意识上。这种批评思维可以适用于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无法用来解读同时期沈从文的《边城》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

而文学相关关系是指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数值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数值增加时，相关历史社会和现实事件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强，反之则亦然。例如，在互联网搜索“乡土小说”时，出现的信息既包括鲁迅、彭家煌等作家作品，又包括五四运动、封建专制文化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当这些作家作品和历史事件共同且持续出现在不同的“乡土小说”词条中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强。也就是说，文学计算不再需要主观确证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只需通过分析文学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可以客观呈现这种因果联系，相对更客观且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

（摘编自杨丹丹《文学批评用数据“说话”的可能性》）

材料二：

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判定“影响”，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数据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判别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度，由此断定一部作品到底与后世的哪些作品具有比较显著的形式重合。国外一位学者先统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出现的文体特征，比如作品中出现的比较独特的辞藻，再利用现成的电子文学数据库，用相关算法测量出数据库中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和歌德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以此来考察传统阅读所无法勾勒的“散落”的文学影响。

用数据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也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一般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虽然“影响”是发生在两个文本之间的过程，作者只是发生这种影响过程的媒介，但作为媒介的作者主观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经常会使用防御和否定的对策来遮盖自己的文学渊源。而数据分析所认为的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已全无关系。一个文本中大多数形式特征并不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由文化无意识所决定的，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着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的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虽然人脑并不是机器，但与机器有着相似特点，两者都会机械地模仿固有的语用习惯，而一个语言文学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有规律地改变这些习惯。

（摘编自金雯《“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

季羡林先生在谈论佛教文化时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古人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充实自己。现在我们许多人有极大的盲目性，把中国传统文化想象成纯而又纯的国产货。这样的文化，在世界上基本不存在，如果有，那一定是落后的、羸弱的、必将被淘汰的。世界上近代众多土著文化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盲目性，就是并不真正理解文化交流为何物。文化这种东西好比水，其本性是流动的，人为地阻止它的流动是不可能的，如果谁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阻止，那后果一定是十分严重的，清代后期的代价实在太大，而且记忆犹新。一定要让文化流动起来，你流过来，我流过去，叫做交流。我们现在一说文化交流，好像就是中国的京剧团、民乐团、杂技团到国外去演出，外国的歌剧团、芭蕾舞团、马戏团到中国来演出。再就是翻译作品。这些其实只是文化交流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实际上，文化交流和物资交流一样，就是我从你那里挑选我所需要的东西，你从我这里挑选你所需要的东西。但许多人对此缺乏心理准备，看见人们从外国人那里弄了什么东西来，换下了祖宗留下的东西，就说他崇洋媚外，就义愤填膺。他们不知道，文化交流的加速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而文化趋同又是交流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害怕也没有用。我们不但不应当害怕，抗拒，反而应当高兴，欢迎。道理很简单，从别人那里捡了好东西来，对我有好处。也有人专门捡别人的破烂货的，那也难免，但不可能是主流。主流还是捡好东西。

(节选自许博渊《裤子的革命与文化》)

《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古诗》）是古代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其意义不仅在于标志着五言诗由产生发展到最终的成熟，更在于诗歌精神的拓进：将中国诗歌精神推向了最本质的深度，即对人的生存、生活之关注与关怀，体现了中国文学对人及其命运的探索与追问、对大地苍生的悲悯情怀。《古诗》对人的现实存在、生活状态没有任何回避与粉饰。在《古诗》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一般感伤哀怨诗所没有的诗歌精神。

诗歌的意义并不在于功利的教化，或是成就经国之大业，而在于悲悯。这对中外诗歌来说都是普适的，是共同的诗歌精神。东汉直至魏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古诗》以怨而不怒的态度揭示人们的栖居状态，正是要让人们勇于直面无法回避的死亡、离乱、孤独、悲观、绝望等人世之悲；而诗歌的写作者也对人世间的这些悲苦怀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自居。这种悲悯情怀是凄凉人世间的一抹温柔，是灰暗生活中的一道光亮。

在混乱的时代，人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死亡”成为《古诗》中悲苦的深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死亡是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困境，可是人又渴望永恒。愿之不得而生忧，所以人在现实人世中常感到悲苦。《古诗》的时代，因羁旅天涯、交通阻隔等客观因素，人世间的常态是离散，不是团聚。“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挥之不去的孤独与离愁，是诗歌要让人直面的又一个悲观现实。孤独并不以空间为限，它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处境，更是心灵的寂寞无人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其实，心灵悲苦，在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生存困境。即使交通、通信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心灵的孤独仍难解脱？因为人在本质上就是孤独的。优秀的诗歌总是直面人类存在的悲苦本质，并以各自的方式关怀现实，表达悲悯。

既然谁都无法走出死亡与孤独这样的生存困境，那么何不转而赋予生活以意义呢！所以，《古诗》在揭示人世之悲的同时，也给予人们以现实关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饮美酒、着华服这类行乐之举，是在看透了存在之悲境后，一种无奈的现实关怀，一种“及时行乐”的存在意识。“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时间无法停留，也无法逆流，但是却可以珍惜。与时间同行，便能在流驶中找到现实生活的意义。另外，《古诗》佚名的作者们深味现实人世之悲苦，但总能在离乱悲苦之余，给人以期待和宽慰：“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同时含蓄地表达出人们最渴望并努力寻求的现实关怀——人之相知，找到知音，达成心灵的理解与共鸣：“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

《古诗》正是以其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含蓄的风格以及深含悲悯的诗歌精神，对后世抒情诗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虽有别于现代，语境或有别于西方，然而其中表现的悲悯情怀却是所有诗歌的共同精神，是现代的，也是世界的。

（摘编自张炳文《悲悯：<古诗十九首>诗意的现代解读》）

【推荐3】“无讼”概念源自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皆“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中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换，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尽管当时中国已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但原有对诉论的观念还是很牢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况且，依照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费孝通认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要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不但法治秩序效果不好，而且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就会先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构建中，如何化解发生在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钢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整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其实质是对无讼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枫桥经验”创造了依靠发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的无讼思想无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许多地区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以“无讼社区”建设为抓手，以“诉调对接”为核心，以“息争止讼”为目标，针对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公证调解、仲裁调解等方式，打造综合性调解平台，节约了诉讼资源；在平台上预约服务，将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制度化下沉社区，根据群众需要定时定点到社区办公服务，将绝大多数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讼社区”建设就是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规矩、以德治扬正气，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倡导“和为贵”理念，主要针对民商事纠纷，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前端介入，运用“诉调对接”方式，对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增加调解的权威性，达到“息争止讼”目的。大邑县通过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综合发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无讼社区”建设，在基层社区进行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其实践是成功的、可资借鉴的。

（摘编自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基层治理》，有删改）

我们提倡研究和保护方言，不仅仅因为学术需要，更因其具有社会价值。方言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具有长远意义，如同物种意义上的不可再生性，我们今天仅用短视的眼光看待方言，可能看不到它实在的价值，但如果因此忽略它，任其消失，则是不可还原的。

方言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方言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湖南花鼓戏，以其特色与影响带给人们独有的艺术享受；第二，我们用传统方式做训诂研究，解释古代文献词义、句字，需要借助方言；第三，语言的多样性是丰富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心灵最深处、最复杂的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藉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地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在现有的交通通讯、信息化的背景下，方言差异性减少、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妥正确认识这个现实。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希望方言在更长的时间里能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社会要逐步养成双语双言、多语多言的状态，并习以为常——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多言多语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实际也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态。中国南方地区多言环境情况较多，尤其像广西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往往会说几种方言，比如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有的还会说壮语。这是百姓自然而然掌握的，并不存在学得多就学不好的情况。因此，在目前环境之下，城市的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以后普通话说不好，要让孩子从小有机会说方言，与普通话同时接触。研究表明，实际从小处在多语状态的人，脑神经系统的发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双语多语环境下的孩子在智力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吃亏，反而更有优势。

不过，方言毕竟是触动人们敏感认同神经的因素，因此在多语多言的社会里，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要有语言使用文明的意识。这种文明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兼顾对方的心理状态，并成为一种习惯。在交际场合，方言的使用要掌握好度，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种文明意识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但我们在进行方言传承和保护时，也要把这种意识传播出去。我们并不鼓吹方言独大，而是主张构建一种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

（选自《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有删改）

伴随着人们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进行媒介信息传播，人类进入了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传播平台。

习近平同志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为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的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一是重视网络主流话语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取得并非一劳永逸，必须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时代性、时效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提升其公信力和接受度。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网络主流话语的解释力和影响力，更好地赢得和巩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二是完善网络空间相关法律法规。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全媒体时代，网络法律法规的内容要根据网络环境的变化和网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更新、调整和完善，用法律明确规范各种思想传播的界限，确保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各级执法部门应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对通过互联网散布威胁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安定等内容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三是提升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我们应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熟悉世界互联网发展状况，在坚定捍卫我国网络空间主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上的认同度。我们既要善于运用网络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要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议题设置能力，扩大我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四是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力。我们应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科学运用互联网思维，不断创新信息传播手段，打通“报、网、端、微、屏”等各种资源，实现全媒体传播，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全媒体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从而有效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摘编自郑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流浪地球》电影中的科与幻

（1）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以“硬科幻”的特点收获大量好评。“硬科幻”，即具有严谨科学底蕴、基于科学原理的科幻作品。那么，这部电影中哪些说法具有较强的科学基础，哪些说法现在还只是幻想呢？

（2）引力弹弓效应。依照影片中描述的“流浪地球”计划，人类给地球安装上万座巨大的重元素聚变发动机，它们被称作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逃离年迈的太阳，飞往最近的恒星——比邻星。但地球是个庞然大物，平均半径6371公里，质量超过59万亿亿吨。要让它飞往比邻星，需要脱离太阳引力，只靠人造的发动机还不够，于是电影里让它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木星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0倍，当地球靠近木星时，会被其强大的引力吸引，从而加快行进速度。由于木星也在绕太阳公转，在天体的互相影响中，最后地球会被木星像抛球一般抛出去，从而达到脱离太阳系所需速度。这就是引力弹弓效应。

（3）引力弹弓效应不是新发现，苏联在1959年发射的“月球3号”探测器就利用了引力弹弓效应。在精确计算后利用天体的引力弹弓效应，可以在不消耗航天器本身能量的情况下，改变航天器的速度和前进方向，帮助航天器抵达目标。在人类的航天征程中，引力弹弓效应的应用已十分广泛。首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类探测器“旅行者1号”在飞离太阳系前，就曾多次借助引力弹弓效应；“帕克”太阳探测器也曾7次借助金星的“引力弹弓”而逐渐逼近太阳，最终成为史上最靠近太阳的航天器。

（5）洛希极限。影片中，地球由于接近洛希极限，导致行星发动机发生故障，地球即将解体坠入木星，人类面临灭顶之灾。这里提到的洛希极限是指天文学中一个特殊的距离，如果一个天体与另一个天体离得太近，以至于后者的潮汐力可以将前者撕碎，这个距离就被称作洛希极限。这个距离极限值是由法国天文学家洛希首先计算出的，因此称为洛希极限。地球与木星之间的洛希极限是科学上可计算的，但让地球靠近木星到如此近的程度，还只能算是幻想。依照电影中的计划，人类原本想要利用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如果离得太远的话，就不能“借”到足够的力，达不到冲出太阳系的速度。太近不行，太远也不行，这个问题需要科学家精确的计算，也给了影视作品发挥的空间。

（6）重元素聚变发动机。科幻小说中，经常会提到解决能源问题的终极手段——聚变。在电影《流浪地球》中，为了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人类在地球上建造了上万座高耸入云的重元素聚变发动机，单个发动机通过重元素聚变能够产生150万亿吨的推力。目前人类已经实现的聚变是氢弹，它利用氢同位素聚变释放出能量，有巨大的威力。但氢弹的能量是爆炸式释放，目前人类还不能实现可控核聚变，即让聚变产生的能量平稳输出，一些相关装置还处于实验阶段。在未来，人类如果能够掌握从重元素聚变中稳定获取能量的技术，或许真能够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一：

20多年来，网络文学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前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行业坚定初心、锐意进取，在守正创新中，从内容创作到商业模式全面探索网络文学健康蓬勃发展之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勇于回答时代课题。2012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以年均超过10%的增速不断壮大，用户规模已达4.3亿。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网络文学依托便利的传播条件，内提素质、外树形象，已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网络文学行业要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发展方向，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展现鲜活的语言、塑造丰满的形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在作品中，让读者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

坚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反映时代精神。《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在2442万部各类题材网络文学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已超过六成，同比增长24%，一批反映创新创业、社区管理、精准扶贫、物流快递、山村支教的现实题材作品脱颖而出，主题格调、内容质量以及社会效益均有明显提升，并产生出一批既反映现实生活又体现网络文学节奏与特色的优秀作品，实现了表现形式与作品选题的双重突破。

今年，网络文学平台纷纷推出现实题材征文大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现实题材主题征文大赛中，就涌现出《旷世烟火》《无字江山》《天梯》《俗艺大师》等多部优秀作品，此外，网站从推荐位到稿费也都向现实题材作品倾斜，不但将很多网络文学作者引向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也吸引了不少传统作家加盟。

（摘编王小书《守正创新，探索网络文学健康发展之路》）

材料二：

中国网络文学自诞生起便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切渊源。在其发轫之初，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就是模仿经典或戏仿名作的文字，一些早期作者，也是在文学经典指引下，一步步走进网络文学园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佳作名篇如浩宇繁星，众多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典范之作，既是文学创作技巧的取法宝库，也是作家灵感的不竭源泉。通过化用和改造的方式致敬经典作品，是网络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莲青漪的《狼毫小笔》，模仿唐诗宋词情韵兼备，描绘名胜古迹形神俱足，演绎历史传说袭故弥新，广受读者喜爱，这类清新雅丽、古意悠悠的作品，大都直接受益于经典的熏陶或名作的浸染。古风小说《绾青丝》大量引用唐宋诗词，颇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意味。小说中《咏柳》《问刘十九》《水调歌头》《卜算子•咏梅》《一剪梅》等名篇起到烘托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还原和再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境，也是网络文学的典型创作模式。纵观当红的网络文学作品，往往营造一种古雅和精致的意境，表现出对民族审美传统和优秀传统美德的追慕和认同。如《琅琊榜》《鹤唳华亭》等轰动一时的作品，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改编都表现突出。这些作品的成功固然各有原因，但有一点大致相同，那就是原作者大多是酷爱古典文学的人。他们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宋诗词中经典意境的巧妙借用和转化，让雅好此道的读者爱不释手。

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则着力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神话的现代价值，以全新网络文学形态进行演绎和创新。

（摘编自陈定家《网络文学：开掘宝贵资源打造精品力作》）

材料三：

近年来，网络文学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盗版行为的侵害。据有关统计，2018年我国网络文学因盗版造成的损失高达58.3亿元。打击各种盗版平台花样百出的侵权行为，成为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

与已经在正版化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的网络视频和网络音乐相比，网络文学的盗版难题显得格外突出。这既与文字作品本身的特性有关，也与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有关。

相比视频和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的存储空间特别小，即使是长达数百万字的作品，也只有几百个千字节（KB）。文字作品对服务器和带宽的要求也极低，盗版者只需租用一台小型服务器就能下载成千上万部作品。尤其是随着移动阅读的兴起。盗版网络文学聚合类APP应用的监管难度显著增大。门槛低、获利大、打击难，网文盗版现象因此比较严重。

行政、司法和社会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是打击侵权盗版的有效途径，其中司法保护尤为重要。实践中，许多权利人即使赢得了诉讼，所获赔偿也难以填平损失。按照现行有关法规，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侵犯著作权的最高赔偿金额为50万元。和权利人的损失相比，与不法分子的违法所得相比，这一赔偿标准明显不够。

打击侵权盗版，需要完善版权保护制度体系。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侵权盗版所造成的损失也水涨船高。如果不从立法层面加大处罚力度，考虑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将不足以对不法分子构成威慑。除此之外，也应从制度上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推动优秀作品创作生产；创新版权治理模式，建立协同治理联动机制；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等等。

（摘编自张贺《合力打击网络文学盗版行为》）

中国建筑的特征（节选）

梁思成

①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 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 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 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 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②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③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④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⑤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⑥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关于这方面深入一步的学习，我介绍同志们参考《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宋李明仲的《营造法式》。关于前书，中国营造学社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可作为一部参考用书。关于后书，我们也可以从营造学社一些研究成果中得到参考的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