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华经典诗词内容广泛、意象精美、韵律和谐、意境深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与伦理观念,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千百年来,人们援引诗词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点亮生活、诗化人生。今天,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中华经典诗词可为人们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
②必胜的信念和信心,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中华经典诗词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毛泽东同志写长征,开篇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唐朝李白《行路难》说得好:“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骆宾王在《西京守岁》中写道:“忽见严冬尽,方知列宿春。夜将寒色去,年共晓光新。”在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从未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拥有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面对疫情,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暂时困难,我们也要有必胜的信念。
③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精神动力。从中华经典诗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比如写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看似柔弱的小草、竹子竟也刚毅坚卓、傲然不屈。像“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的诗句,体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越是艰苦卓绝,越是挺身向前,不战胜敌人决不罢休。当前,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此时,更加需要强化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有了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我们就能坚持不懈、赢得最终胜利。
④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手足情怀,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情感依托。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取得积极成效。从医务工作者到居家老少,人人都是战士;从定点医院到社区街道,处处都是阵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这些诗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也写出了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牵挂与不舍。这些诗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共情,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⑤积极的精神、乐观的心态、从容的气度,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心理基石。疫情病痛固然可怕,但恐惧绝望却要不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恐慌焦虑于事无补,从容淡定方能进退有据。滋养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经典诗词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挫折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越是在急难险重之时,越是要努力保持“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恬淡心境,我们不仅要战胜病毒,更要成为身心健康的胜利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回首向来萧瑟处”时,感受到“山头斜照却相迎”的欣喜;才能无比欣慰地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摘编自康震《从经典诗词中汲取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A.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只要阅读了中华经典诗词,人们就一定能获得精神力量,从而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点亮生活、诗化人生。 |
B.长期以来,中华经典诗词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这是我们面对疫情,要有必胜的信念的原因。 |
C.当前,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使得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有了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我们就能坚持不懈、赢得最终胜利。 |
D.困难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挫折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越是在急难险重之时,越是要努力保持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
A.文章采用总分式结构,论证了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中华经典诗词可为人们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的中心论点。 |
B.文章化用大量中华经典诗词,如第②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有力支撑了论点,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底蕴。 |
C.文章第④段指出抗疫已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抗疫过程中,一些诗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共情,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
D.文章论证时兼顾诗词内容的精确和对现况的指导意义。既有对诗词的解说,又有对现况的分析。 |
A.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经典诗词章句让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缕缕暖意,还有磅礴的精神力量。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可以从中华经典诗词中汲取精神力量。 |
B.“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千里同好,坚于金石”体现了世界人民守望相助的手足情怀,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共情。 |
C.这次疫情来势汹汹,防控阻击战任务重、时间长,对所有人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理挑战。此时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打好打赢这场硬仗的心理基础。 |
D.当下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但仍然不能松懈。不得举行大规模的聚集性活动,也不要外出聚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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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对于诗,禅家的工具并不是都有用,诗家只是挑自己需要的。这可以化简些,说只是“诗作”和“作诗”两个方面有某种性通之处。
诗所写是创造的意境,用来满足诸多渴想而难于在现实中获得的欲求。意境各式各样,其中一类是淡远,或说有出世间意,与禅境相似,而没有禅那祥决绝。分别还是在于情的性质以及有无。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意境超凡,可是其中还蕴涵着对于闲适生活的淡淡的甚至不淡淡的爱。云峰志璿禅师“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也是意境超凡,但心境是随缘兼看破,不是恋恋。有淡淡的爱是“似禅境”,随缘而不恋恋是“真禅境"。似非真、可是无妨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以求越靠近,超凡的味道越浓。求味道浓,有若有意若无意的,如王维的有些诗作就是。时代靠后,有意的成分增加,终于形成诗论,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
再说“妙悟”,也是诗家和禅家有相通之处。“池塘生春草”,好,何以好,如何好,不可说。“师姑元是女人作",所悟之境为何,也是不可说。不可说,作,只好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欣赏,只好付之偶然,期待忽而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总之,都是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的事,与学习数学,加减乘除,循序渐进,所知明确,功到必成的情况迥然不同。无明确的法,而仍要作,仍要欣赏,只好乞援于无法之法,就是所谓“妙"。超凡,两家有类似的希求,妙悟,两家有同样的甘苦,于是,说是物以类聚也好,说是同病相怜也好,诗和禅就携起手来。由结果看,自然是诗家讨了便宜,就是借用禅家的修路工具,开了通往淡泊清空的一条路。
——张中行 《禅外说禅·禅的影响》
1.诗歌和禅都讲究意境的“超凡”,它们的区别是什么?2.文中说诗禅两家对“妙悟”有同样的“甘苦”,其中“甘”“苦”各指什么?
3.诗家为什么要借禅说诗?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人的世界是舌尖上的世界,中国人的诗也是舌尖上的诗。钱钟书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是用文心、句眼、风骨、神髓之类的人体化文评;以味论诗其实也算得上我们固有的传统了。我们讲诗,动不动就用到滋味、品味、趣味、意味、韵味、情味等词语,全都落在一个“味”字上。我们能用味觉来感知一切,大到一代诗,如缪钱《论宋诗》曰:“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我们把读诗叫作“品诗”,黄庭坚在《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诗,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令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黄庭坚读陶渊明的诗,全用吃喝来形容。“嚼”“啜”“啖”,三个“口”正好是一个“品”。
诗也最适合品。音乐有声,绘画有形,形式纯粹,倚重单向度的视觉听觉,诗却有声有色,既有音韵,又有意象和词藻,还有词和句子的质感。所以,我们读一首诗,涵咏意义的同时,还要体会节奏和旋律,感受形式和色彩,以至于触摸词和句的质地是柔和还是糙硬。这是情思、辞采、宫商等各种元素的奇妙组合。诗人写诗,如同庖人治膳,要调和鼎鼐,做到色、香、味俱全。古人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一首诗就是不同艺术元素的综合,是多种异质冲动的调和。我们品诗时,每一种感官都对应着一个成分,分别调动视、听、嗅、触各种感官,最后以舌头来统摄,将如此复杂的感觉,用转喻的方式,归结到味觉上来。
比如,王安石的绝句《南浦》中有两句诗是修辞精绝的名句:“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一幅春景图,只见“鳞鳞”水纹自下而上,“袅袅”柳姿自上而下,而且“鹅黄”“鸭绿”的明媚中,又隐含着“鳞鳞”的鱼字旁和“袅袅”的鸟字头。两句诗其实不写鹅鸭鱼鸟而鹅鸭鱼鸟宛然在焉,我们内在的视觉也定然有鱼在泼刺,鸟在翻飞。两句诗的声律本来已经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和谐了,“鳞鳞”和“袅袅”两个联绵词又演漾着撩人春困般的意绪,听觉上一片娇软。就触觉而言,“含”字温润,“弄”字亵昵,水纹密致,柳条纤柔,轻抚上去真是细腻软滑之至。这晚唐风味的婉丽诗句,沁人心脾,味觉上竟有点甜丝丝的。
但甜味在中国人过去的品味谱系中评价不高。中国人认为甜是一种让人慵懒的味道,吃多了甜食会感觉身上起腻。古人品诗,最排斥甜腻的风格,提倡宁生毋熟,宁涩毋滑,宁苦毋甜。宋人不喜欢唐诗荔枝般的甘芳,欧阳修说:“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真味是苦味、涩味、清淡之味,都弃肥酪而不用。
宋人口味的转变乃是审美范式的转变。他们的典范是杜甫和陶潜。老杜当然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甘腴可人,但主体是沉郁顿挫,与甜熟绝缘。杜诗是真味。陶诗呢,无味而有味外味,那是至味。苏东坡评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灌而实腴”。如果说武侠小说里最高的功夫境界是以无招胜有招,平和中正的陶渊明便是以无味胜有味了。
极古人以味论诗之大观的,是元人揭俟斯的《诗法正宗》:“……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当于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如陆鸿渐遍尝天下泉味,知扬子中泠为天下第一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味,又非饮食之味所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又极鲜矣。”
这里的真味、至味、味外味,关键都在有余味。我们讲余音、余韵、余味,都是有余而不尽。美食你吃下去之后,味道不会很快消失,会滞留在你的舌尖很久。就像雪莱的诗所说的,“柔声消逝了,音乐/还会在记忆里颤动——/紫罗兰凋萎了,芳香/还活在激活的感觉中”。用顾随的话说,这都是“留在心上不走”。
(摘编自江弱水《辨味与品诗》)
材料二:
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帐:“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摘编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诗有时不了了之而引人遥思远怅,这与中国诗人欲在言外表现不尽之意的艺术追求息息相关。 |
B.黄庭坚全用吃喝来形容读陶渊明的诗歌的感受,从中读者能够窥见人生阅历对于品诗的影响。 |
C.宋人爱苦涩之味、清淡之味,他们对引为典范的杜甫,推崇的是其沉郁顿挫而非甘腴可人的诗篇。 |
D.武侠小说中的无招胜有招,诗歌中的怀孕的静默,都体现出中国文化轻实重虚、清新脱俗的特点。 |
A.以味论诗是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国古人素来更青睐滋味浓烈的诗,这样的诗更有嚼头,更可愉悦心神。 |
B.音乐和绘画形式纯粹,因此音乐和绘画作品所传递的情感远不及有声有色的诗来得复杂深邃、耐人寻味。 |
C.外国短诗贵于尖刻斩截,中国诗要从“易尽”里望见“无垠”,中外的短诗各现其美,均为世界文艺百花园添芳增彩。 |
D.从整体上看,中国诗的篇幅较西洋诗来得短,可见中国诗人在创作时无不受到格律的严格限制,以致无法纵展笔墨。 |
A.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李忱《吊白居易》) |
B.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 |
C.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
D.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高鼎《村居》) |
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戏曲创演也迎来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戏曲评论紧跟舞台实践,直面新时代、新格局,在总结引领、批评建言中推动着戏曲艺术发展。的确,好的评论关系着当代戏曲价值的重建和审美的升华;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它既不能自外于戏剧,也不能放弃戏曲自身的美学追求,要尊重剧种的多样性、重视舞台表演技艺。
当前,戏曲评论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也产生了一些值得反思的现象。一是以“主创说”代替“作品说”。在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通常会把对于创作的预期形成详细阐述,比如,表达何种主题,人物关系如何架构,舞台美术及灯光、服装化妆呈现何种效果等。这种用作前期宣传或作品导赏的“主创说”往往替剧中人物、情节走向“说话”,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一旦二度创作不尽完善,难免就有“说的比唱的好听”之嫌。综观戏曲评论领域,将宣传与评论画等号,把“作者说”等同于“作品说”的情况常常发生,甚至主创圈子、作品选材等也时常左右评论者的独立判断。二是让“文学性”先于“场上性”。大多数评论家在谈及某一作品时,多会关注剧本文学方面的优劣得失、题旨内涵和人物塑造层面是否生动、深刻,但对于音乐形象及表演技艺、行当特性等不加重视,长此以往,显然会对戏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须知,戏曲首先是“场上之曲”,是一门综合性舞台艺术,其次,大剧种与小剧种、京剧与地方戏等,都有各不相同的声腔音乐特点与表演范式,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就当前戏曲音乐创作而言,小剧种音乐歌舞化、大剧种音乐京昆化等趋向突出,亟须专业化评论跟进……对于上述现象,都需要从理论评论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不仅要提出问题、引起关注,还要研究、探索破题发展路径。
那么,在人人皆可评论的时代,面对剧种与剧团繁多、样貌各不相同的戏曲艺术,评论如何作为?
首先,对于评论者来说,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和独立的审美判断。一方面,要了解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掌握充足的戏剧、戏曲知识及正确的前沿理念、观念,累积足够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观剧体验;另一方面,基于广博的储备、专业的认知,还应形成客观的、不偏狭的独立认知,从而对“这一个”作品由表及里、对症下药,知道哪些是无需较真的细枝末节,哪些是关乎作品好坏的重大关节。其次,还要通过优秀的戏曲评论,唤起业界对于传统价值尤其是“场上之曲”“场上之技”的重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绝非“另起高楼”,像京剧的一些现代经典剧目创作都曾面向传统找手段,并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广泛汲取,从而形成了新传统、成就了新经典。同时,作为“无动不舞、无声不歌”的舞台样式,戏曲除文本外。音乐、表演、服装、上下场等都是其舞台艺术领域的关键环节,它们集中体现为演员身上的“活儿”。并以此架构起舞台文本与观众体验之间的桥梁。
现阶段,我们不能因为现实题材创作占据多数,就可以贴上“生活化”标签,对戏曲的舞台技法不加重视,这也导致了有的演员认为练功与否无关紧要。对于传统的、场上的认知,戏曲评论必须合理引导、有所作为,否则,容易让创作表演者走向误区,甚至将影响戏曲行业的整体生态。
(摘编自孙丛丛《戏曲评论不能忽视舞台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戏曲创作中“主创说”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各种预设容易使人陷入先入为主的判断;干扰左右评论者的判断。 |
B.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面向传统,汲取其他艺术形式中的营养,形成新传统、成就新经典。 |
C.戏曲是“无动不舞、无声不歇”的舞台样式,戏曲评论者应唤起业内对“场上之曲”“场上之技”的重视。 |
D.现在,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占据了多数,“生活化”的内容使演员与观众间距离更近,练功已不太重要。 |
A.文章首段由戏曲繁荣引出戏曲评论的发展现状,并指出戏曲评论的作用,进而提出中心论点。 |
B.文章第二段直面当前戏曲评论中值得反思的现象,析成因,剖危害,明方向,层层深入展开论述。 |
C.文章总体上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顺序行文,主体部分则采用并列式论证结构。 |
D.文章在表达上注重修饰词的使用,语言严谨,如使用“当前”“一些”“绝非”等词,使文章论证严密。 |
A.好的戏曲评论关系着当代戏曲价值的重建和审美的升华,为此评论者既要坚持对戏曲自身的美学追求,更要接受西方戏曲的相关理念。 |
B.当前戏曲评论领域存在投资方左右评论者独立判断的情况,其实,戏曲评论不是戏曲创作的附庸,而是理性指导下的再创作过程。 |
C.目前的一些戏曲评论中表现出“文学性”先于“场上性”倾向,是因为过于看重戏曲的综合性舞台艺术的特性,势必影响戏曲的发展。 |
D.戏曲评论者应当具备戏曲理论知识,掌握评论方法,还要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以避免戏曲评论流于泛泛而谈的观感。 |
“诗性智慧”是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原始人生活在思维的昏暗与混沌之中,生来就对事物无知,也没有逻辑推理的能力,但他们“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这使他们创造出了人类童年的诗篇。
散文在中国,是堪与诗歌比肩的一笔巨大文学遗产,中国的散文正是在传统文化与中国诗性智慧的孕育下发展壮大的。比如,历代文人雅士都倾心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风,而且在诗文中追求一种禅意、禅趣和禅境。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就是这样一篇颇具“禅味”的散文小品。禅意、禅趣和禅境,是人性的一种特殊感悟能力,而散文是一种表达真情和性灵的无拘无束的文体,两者存在着许多内在的相适性与共通性。也正因此,禅意和散文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了。
我国的现当代散文,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诗性智慧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比如在现代的许地山、废名、丰子恺等人的散文中,都能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诗性智慧。在当代的贾平凹、韩少功、南帆的散文中,也处处闪烁着中国诗性智慧的玄机。
贾平凹的这类散文,或寄情山水,或感悟生活或发掘沉积于秦砖汉瓦的文化,但他落笔的中心不在于临摹山水的形态,如实记录各种生活的琐事或借文化思考民族和文人的命运。对贾平凹而言,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人贯通的大境界,一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相融的生命顿悟。贾平凹的诗性智慧秉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因此,研究贾平凹的散文不能拘泥于从文字的字面意义来领会内涵,而是要透过文字,从整体上把握他作品中的诗性智慧,要在纯净、幽静、空灵的境界中体会其“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意”。
韩少功的诗性智慧主要不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更多地具有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这种以理性思维为基础,从现象出发转而直逼事物核心的阐释方式,一旦与智性的大脑、丰沛的心灵相结合,自然会带来一派散文的新景观。这可以在他的一系列《词语新解》中得到印证。韩少功的散文写作既是智慧的,也是诗性的。他的诗性智慧的源头活水来自现实生活的启示与激发,来自他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态度,更来自他的生命感悟和对事物的洞彻。
散文,尤其是散文中的随笔是一种需要智慧的文本,智慧从根本上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的境界和心血的燃烧,一种带着生命体温的可触可感的文字。散文中的诗性智慧,只有具备了上述的品格,才能真正燃烧起来。
(选自陈剑晖《散文的诗性智慧在于“诗”与“智”的融合》,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的诗性智慧将理性与感性融合,西方的诗性智慧更注重理逻辑思维的理性。 |
B.作者认为,原始人有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创作了人类童年的诗篇。 |
C.中国诗性智慧影响了历代文人雅士,也孕育并促进了中国的散文发展。 |
D.散文和禅意能走到一起,因此两者存在着许多内在的相适性与共通性。 |
A.首先指出“诗性智慧”概念的产生,然后指出中国散文的产生与发展同中国诗性智慧的关系。 |
B.文章举历代文人雅士都倾心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风之例,证明他们在诗文中追求一种禅意、禅趣和禅境。 |
C.作者以贾平凹、韩少功的散文创作为例,论证了中国诗性智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散文。 |
D.最后作者指出散文的创作既需要“智慧”即对生活的感悟与态度,又需要激情和对生命的体验。 |
A.贾平凹的诗性智慧秉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因此只要熟中国传统文化,就不难理解他散文中的“大境界”。 |
B.韩少功的诗性智慧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更多地具有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他的散文写作既是智慧的,也是诗性的。 |
C.过去中国散文的诗性智慧特征明显,但随着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这种诗性智慧将会逐渐消减甚至消失。 |
D.有“智”而没有“诗”的散文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具备“诗性智慧”的。 |
材料一:
这些年,大批作家积极投身历史剧的创作实践,虽然有“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的“三无牌”历史剧,但也创作了不少佳作力作。《大秦帝国》《于成龙》等作品与此前的《东周列国》《康熙王朝》等上百部巨作一起,组成了一道古代历史剧的文化景观,被称为中国文艺用电视艺术呈现的中国通史。这些作品不仅帮助观众学习历史知识,也帮助观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五千年中国社会演变和文明发展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鉴古知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文艺家要用手中之笔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艺形式来反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发挥文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审美方式艺术地呈现“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我们的文艺才能真正具有时代精神,受到人民的喜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如果抛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摘编自《坚定文化自信 体现时代精神——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启示》)
材料二:
长期以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和进步论的影响,国内外一些理论家、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抱有否定的态度。要么轻易否定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要么肆意歪曲中国历史,或将中国历史庸俗化,或随意编造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即便是正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因为受西方观念的框架约束,要么对其真正价值认识不足,要么用西方之尺削足适履。整个中国历史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就像是一个无处申辩的倒霉蛋。
但我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一系列介绍和评论中,感受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该剧原著作者有在国外留学及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这种经历符合我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期待和评价:只有真正接触和了解西方,才能避免书本对于西方的美化和误导,由此也就更容易摆脱西方的观念条框,对中国历史抱有真正的“温情和敬意"。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阶段,我们提出文化自信,对于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绝对不可少的。也许,对于中国历史的态度契合当今无数年轻人的心态,正是该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毕竟,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发现,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等同于钩心斗角的宫廷诡计,是经不起细看和推敲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态度,会对很多看似绝对的西方定论产生理所应当的质疑。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讲到唐朝时的一种“职业”被称为“不良人”,这是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小吏,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笔者曾翻检多本国内警察院校的教科书,都认定警察诞生于英国。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学术定论。现代警察的几个特征是:非军队、非民众、职业化。按此标准,唐代的“不良人”至少已经具备两个半特征。而早期的英国“警察”或称治安官,最多具备上述一个特征,即非军队。隋唐开始,中国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它所选拔的是“官”,在官之外,行政工作还需要很多“吏”,“吏”是民众里面较为富裕的人群为政府的“服役”。这项政策实施长了便出现很多弊病。这一现象的改变是通过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实现的。其方法是富户不用出人承担“吏”的无偿服役,改为出钱,政府再用这笔钱雇用合格的专业人员,而不再是无偿服役,从而避免“不良人”的腐败。这是继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之后,用公平方式雇用“小吏”的创举,基本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源头。
笔者这番带有学术性的分析,在剧中未必有深入的阐述。但我希望它能让更多人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古代制度。只要摆脱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有全新的理解,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有更多的自信。
(摘编自刘仰《历史剧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材料三:
历史真实不可再现,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只能无限企及。但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并以此逼近历史真实,传达出历史的神韵。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都认可“文史互证”的说法。钱锺书曾说过,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历史本身就具有文学性,这就给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遐想空间。所谓的“传历史之神”,其实就是努力抵达历史深处,准确窥测历史人物内心,沟通古人与今人的心灵,让历史的回声与今人共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历史剧的园圃里躬耕的剧作家,谁没有这样的情怀和抱负?
(摘编自贾璐《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历史剧的高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以《于成龙》等为代表的当代历史剧,展现恢宏的文化景观,既传播了历史知识,又教人认识历史发展规律。 |
B.文艺应艺术地呈现“讲仁爱、重民本”等时代价值,只有如此它才能发挥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 |
C.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否定,而将其庸俗化,或者将它随意编造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就是一大表现。 |
D.历史考据为了严谨,是只能看表面而不能深入挖掘的,文学创作则可以深挖事物的本质,曲传历史人物的心理。 |
A.在整个中国历史都被西方意识形态笼罩的情况下,即使是正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文艺作品,我们也未必能充分认识其价值。 |
B.接触和了解西方,发现其历史观的虚无主义本质,就容易摆脱其观念条框,从而对中国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
C.中国警察院校教科书认定警察诞生于英国,可能是因为书的编者没有对看似绝对的西方定论产生理所应当的质疑。 |
D.隋唐时期中国的“官”和“吏”是不同的,官是科举选拔出来的掌权者,吏是富裕人家帮助官工作的服役者。 |
A.《汉武大帝》从气势到细节多有与历史合拍之处,可以被称为一部经典历史正剧。 |
B.《一代名相陈廷敬》叙述陈廷敬整顿吏治之史事,塑造了忠于国与百姓的好官形象。 |
C.《亮剑》是一部爱国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与斗勇交相辉映的优秀作品。 |
D.《琅琊榜》脸谱化严重,梅长苏一看就正气凛然,谢玉仿佛脸上就写着“我是坏人”。 |
5.从上述材料看,历史剧作家应该有怎样的创作目的、创作方法、创作态度?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民族精神,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表达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创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用现代表达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借用与创新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展示,更是以当代艺术形式传递传统文化生命力,是对艺术人文精神的再造。
传统文化的形成和表达,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固定模式,保持稳定是传统文化的特色,但也对传统文化发展带来阻碍。社会的发展、意识的更新,降低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人们更喜欢追逐潮流,一些传统节日的传统文化味道正在消退,如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在个别地方已经沦为“饺子节、粽子节、月饼节”。随着西方思想文化东进,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为年轻人所热衷,大量中学生用孰练英语完成大学四级考试后,却不能连贯地阅读出一篇传承千载的古诗词散文。造成传统文化魅力缺失的关键因素是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缺乏重视,以至于人们对传统文化表达缺乏兴趣。从东西方文化乃至古今文化属性看,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并无优劣。西方现代文化因其强大的传播力,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打压,让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价值产生疑虑。事实上,产生传统民族传承危机的原因并非传统文化差于西方,而是文化表达方式没有与时俱进。
现代文化是现代人为适应时代需求和发展形成的一种新文化体现。传统文化要想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发展,就应融合于现代文化中,借助现代文化传递传统文化魅力。用流行文化表达古曲新声,让我们能在歌曲《发如雪》中体会到《将进酒》所描绘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意境;传统武术魅力通过以李小龙为代表的功夫电影走向世界;近些年,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也在不断增多。这些当代视听产品大量采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无一不是看重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再利用现代数字手段来表达。这不仅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形成强大的经济效益,增强了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拓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
科技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传统文化可与高科技手段融合创新,使原本固定模式下的传统文化表现科技化、动态化,展现时代特色演绎创新生机与活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巨大的光影画轴徐徐舒展,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山水墨彩、古陶、玉器等跃然纸上,在这一瞬间,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古典美与高科技光阵结合,呈现出关轮美奂的艺术氛围,这无疑是传统文化以现代科技表达的成功典范。
传统文化大胆地走出去,向世界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守诚信、求大同的价值追求,通过文化交往有利于促进国冢、民族间的和谐。英国哲学冢罗素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品质若能够被世界采纳,世界将充满欢乐祥和。”因此,传统文化要善于结合世界潮流与民族特色,将传统文化基因推广传播,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在世界上弘扬起来,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被世界认可。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适应现代人求新求变的欣赏需求。我们应以发展、创新、宽容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时代的结合,让传统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焕发出来,展现其特有的文化魅力。
(摘编自张兴华《传统文化如何表达才能彰显魅力》)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表达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创作面临的重要课题,采用现代表达形式能展示并激发出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是对艺术人文精神的再造。 |
B.人们更喜欢追逐潮流,一些传统节日的传统文化味道正在消退,要改变传统文化魅力缺失的现状,关键在于提升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 |
C.西方现代文化因其强大的传播力,有力地冲击打压着中华传统文化,但人们只要正确认知了文化的本质,就能打消对传统文化生命力和价值的疑惑。 |
D.当代视听产品借助现代文化传递传统文化魅力,增强了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对开拓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利大于弊。 |
A.全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展开论证,层层推进,思路清晰,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 |
B.本文第二段通过对比,论证了之所以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价值产生疑虑,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差距的观点。 |
C.文章从借助现代文化、利用高科技手段、大胆“走出去”的三个角度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该怎样彰显自身的魅力。 |
D.本文第五段引用罗素的话,意在阐明传统文化要“走出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并未得到世界认同的现状。 |
A.文章认为传统文化的形成和表达已形成固定模式,有利有弊,科技能消除固定模式对传统文化发展带来的阻碍。 |
B.歌曲《发如雪》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流行元素,让我们能体会到《将进酒》所描绘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意境。 |
C.《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好莱坞电影迎合了现代人求新求变的欣赏需求,不仅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形成强大的经济效益,增强了中国文化的感染力。 |
D.西方现代文化更受追捧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善于借助时代特点,成功地将西方传统文化附加在了现代事物上。 |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散文创作以其日渐庞大的创作群体,各式各样的文体形态,以及令人应接不暇的散文流派,呈现出蔚为壮观之势。这其中,“学者散文”因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因其溯通了中国文章学的传统,而引发读者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阅读的兴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在散文文体上的自觉与建树,既得益于“五四”散文精神的浸润,又是充分汲取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有益养料的结果。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但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都有良好的国学根底。更难得的是,他们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当下文化交流,同时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感悟融汇其中,由此构成他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
正是在传统文章学的背景下,学者散文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己任,以文体自觉为标志,延续了中国散文绵延不绝的精神和文脉。同时,他们还自觉地追求散文的个人性和独特风格。比如汪曾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其他学者散文家的创作,也可作如是观。
学者散文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古人常说的“文道合一”。所谓“文道合一”,也就是“文质彬彬”,既做文也做人,文辞与思想要统一。如能达到两者完美结合,就有可能抵达艺术的妙境。我们看到,在人与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与散文文体的有机结合方面,学者散文堪称当代散文创作的典范。与强调“文道合一”相一致,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常用揶揄调侃的微讽笔调去写苦难与悲剧,并由此实现对于人性的深层开掘。学者散文的作者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且大多人生坎坷。即便如此,他们的散文体现出来的却是参透人生之后的大彻大悟,是智者的通达洒脱与会心一笑。像陈白尘的散文,既有揶揄调侃、嬉笑怒骂的一面,更有对于美好事物的赞美和美好人性的珍惜。
学者散文在文体上还有一个特征,即采用对话的言说方式。对话言说方式的作用,一是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表达不同的观点;二是直接入题,简洁明了;三是可使文章更有趣有味。由于学者散文的作家大多贯通中西,知识丰富,学养深厚,加之心态放松,因此采用这一文体形式,可以说是得手应心、左右逢源。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摘编自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
材料二:
中国大陆学者之所以使用学者散文概念,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文化诗性”散文创作的思潮,但学界对此一直疏于关注,因此,当下探讨学者散文的创作,便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话题。
学者散文可以理性表达,也可以感性表达;但本质上是理性的散文,它具有学者的启蒙性。究其历史渊源,学者散文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散文《论语》《孟子》《韩非子》等,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学者散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流派纷呈,是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大启蒙运动。正是在原创意义上,诸子散文——最早的学者散文,便有了生之俱来的启蒙性,且持续于先秦历史时期。历代散文创作的启蒙性虽经常涌现,但被“载道”的主流话语遮蔽。现代与当代关乎文学的思想史上,出现过两次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回归。
第一次回归,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陈、李等为先驱的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精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举起打倒“孔家店”与打倒“文以载道”的革命旗号,以致使(新青年)肇始的现代杂文与继起的现代散文,均具有了反封建专制、“人的发现”的启蒙性。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终究缺乏人的精神启蒙,以致“五四”的“启蒙”,很快地被“救亡”的主题置换,这是学界的一般认知。而根本的原因,是鲁迅批判的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没有得到普遍的认知,连同当时的现代作家也没有进行普遍的响应。
从某种意义上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文化诗性”散文思潮,其间出现的学者散文,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性,也是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又一次回归。这个时期出现的学者散文延续着新时期之初的启蒙思考,也就因之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启蒙性。学者散文或称文化散文的标志性人物,是林非先生。林非以《读书心态录》《半个世纪的思索》等随笔集的践行,以总结历史和开拓未来的启蒙思想,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诗性”时期散文启蒙性内核的缘来,是巴金老人。但这个时期散文的思想启蒙,缺失巴金式的自我介入与自我忏悔,并未完全深入到国民性精神的批判与重建民族心理结构的方面。
看学者是否有学问,主要看他是否有批判品格;看学者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也是看其散文作品是否表现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因此,学者散文的作者的自我启蒙,首先是建立认识与洞察世界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学者彰显理性的自我,才是救赎自我的精神启蒙。鲁迅先生强调写作的战斗姿态,说小品文应该是“匕首和投枪”。虽然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所处历史环境与文化语境下提出来的写作诉求,但裸露作者的真我哲学,是“五四”散文文本里所建立的、“人的发现”——自我表现的核心理念,依然是今天包括学者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散文的美学诉求:“自我”必须是理性的“在场”,必须是理性的强调和彰显,而且必须是深入进行文化批判的理性。
“干预”自我,是学者散文自我精神启蒙的另一个问题。对自我进行“干预”,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这对学者散文尤为重要。在“文化休克”与西方现代理论的各种“主义”从负面冲击中国文化传统之当下,我们必须重提鲁迅“立人”的思想,借镜传统士子的精神情操,重新激活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文化基因。
(摘编自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散文创作迈入了发展快车道,凭借独特的写作姿态,学者散文成为最具影响的流派。 |
B.学者散文的创作者均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国学功底深厚,也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当下的文化交流。 |
C.学者散文创作中的“文道合一”的优秀品质,强调文辞与思想的统一,也值得其他散文创作者学习。 |
D.我国最早的学者散文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其思想启蒙持续到先秦时期,之后学者散文的启蒙性虽不断出现,但影响甚微。 |
A.学者散文重视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但又保持创作的独特个性,汪曾棋便是其典型代表。 |
B.当代学者散文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实现了文体自觉,创作的散文作品对散文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C.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创作的散文由于受到“救亡”时代主题的影响,对民众的思想启装并不深入。 |
D.鲁迅有关“匕首和投枪”的言论,即使在今天仍然对学者散文如何进行自我精神启蒙有积极意义。 |
A.先秦时期出现的《墨子》《老子》《荀子》《韩非子》。 |
B.由滕王阁地势、人才写到宴会,表现壮丽景观及个人身世之感的王勃的《滕王阁序》。 |
C.通过回忆与作者朝夕相处的小狗的不幸遭遇,揭露疯狂岁月的荒诞的巴金的《小狗包弟》。 |
D.创作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反思人类历史、文明为主题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
5.请简要梳理材料二的论述思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关于起始端点的表述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骋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版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举措。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汉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促进了丝绸之路文化的融合,汉代佛教、唐代燕乐的兴盛就是例证。 |
B.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就不会出现葡萄、石榴等物品,军队中也不会有汗血宝马。 |
C.汉代之前丝路文化融合局限于中国本土之内,汉以后文化冲破国门,文化交流、融合的程度更高。 |
D.现阶段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统配世界资源,必将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
A.第一段从丝绸之路的属性入笔,然后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进行阐明。 |
B.第二段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论述,使读者的认识更加全面。 |
C.文章论述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后,落脚于对新丝绸之路的思考,论题贴近现实,富有时代意义。 |
D.文中“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一句运用比喻论证,阐明丝路文明历史久远,流传不息。 |
A.丝绸之路虽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也并不清楚它在地理上的坐标。 |
B.丝绸之路文明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全球化的经贸之路,更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意义。 |
C.丝绸之路是沟通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地域间的文明交流从未断绝。 |
D.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推动,有力地证明了黑格尔对中华文明性质所做界定的错误性。 |
网络谣言是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务、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谣言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由此可见,网络谣言是基于网民通过网络对某一事件表达立场、观点,并传递事件本身的信息(非全面也非客观),网络谣言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也并非完全与事实真相相悖,只是未经证实的一种舆论形态。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并非都经过求证,也不排除个别人通过微博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和言论,以制造舆论焦点的目的。
绝大部分微博博主都来自社会底层,与传播新闻媒体、主流门户网站的从业人员不同,他们很少带有预设立场和功利性,但也缺少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理性思维,微博博主发布信息更多是率性而为,其优势与不足都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微博博主身上的“民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且往往以弱者面孔出现。在平民话语权得到伸张的今天,“有话要说”的人越来越多,“屌丝”声讨“x二代”、官员腐败等能得到诸多网民的回应与关注,但往往很少有人去确认这些信息本身真实与否。这些现象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谣言的产生和扩散。
微博传播信息基本遵循博主发布信息,粉丝接收信息,并进行下一轮次传播这一规律,微博传播信息一般情况下是基于信任的人际群体。而信息在信任的人际群体里传播时一般会呈现出传播者不过多考虑信息的真伪而直接进行下一伦次传播的现象。这种基于信任群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插上了翅膀。
网络谣言一旦产生,就会借助互联网这样开放的平台呈“爆炸式”的扩散,大量的网民和普通民众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接触到谣言信息。此时,有的民众会出于不同目的或相信或半信半疑。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民众的实际行动又反过来印证着谣言,从而引发谣言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例如,在''抢盐风波''中,网络传播盐要涨价或吃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的谣言,大批民众便涌到街头抢购,抢购行为也似乎印证了谣言的内容,从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一旦有公众将传闻付诸行动,必然会引发谣言更大范围的传播,难免酿成公共危机事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越来越明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个体或群体,因其利益集团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然表现出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和途径的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必然带来社会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方式和意愿也必然不同;此外,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表达机会诉求渠道也必然不同,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网络则为各种利益主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表达平台,互联网上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必然带来表达信息的良莠不齐,谣言在网络中传播和扩散也在所难免。
(节选自《人民论坛》彭榕《“微”视角下的"大”能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对“网络谣言”的理解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是通过网络传播,包含传播事件信息和传播主体的观点。 |
B.博主发布信息多率性而为,使平民话语权得以伸张,但这个群体先天不足,注定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
C.谣言通过网络平台,往往比通过传统方式得以更快速和更大范围地传播,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 |
D.不同利益集团掌握的社会资源、表达机会、诉求渠道不平衡,是网络谣言传播扩散的根本原因。 |
A.开头引用某些观点,对“网络谣言”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为下文论述奠定了基础。 |
B.第二段采用比较论证,着眼微博博主与媒体从业者的异同,指出网络谣言产生的必然性。 |
C.第三段从传播群体入手,分析粉丝对微博博主的信任,导致了信息传播的底伪不辨和快速。 |
D.第四段采用举例论证,分析谣言在传播过程中的影响的逐步扩展,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 |
A.网络谣言传播的事务、事件或对问题未经实的阐释,并不一定是违背事实的谎言。 |
B.微博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的行为未必带有恶意,但谣言的传播必然带来消极后果。 |
C.不同利益主体将网络作为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虽然信息良莠不齐,但行为有其合理性。 |
D.作者分析网络谣言产生传播的过程,以及具备的破坏能量,表明了对其鲜明的批判态度。 |
中国死亡哲学区别于西方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特别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与海德格尔和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突出地强调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已性不同,中国哲学家比较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曾先后提出过“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等著名的死亡哲学命题。
诚然,孔子也关注死亡的自然属性,他不仅发出过“逝者如斯”的感慨,而且《论语》还有“死生有命”的说法。然而,他更为关注的是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杀身成仁”这一死亡哲学命题,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为什么应当为了“成仁”而不惜“杀身”呢?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惟有“仁”这个范畴才充分地表达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才使人成其为人,使君子成其为君子。他在《论语》中反复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想告诉人们,离开了“仁”讲“修身”,只是徒讲形式而已,其结果不是不得要领,就是培养出“小人儒”或“伪君子”。而这归根到底又是因为惟有“仁”这种美德才充分地表达了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的社会属性。孔子的“仁”,按照朱熹的说法,内蕴着两个层面:一为“忠”,二为“恕”。曾子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即是谓此。但是,孔子所谓“忠”,无非是“尽己为人”,所谓“恕”,无非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孔子这里,“人”绝对不是克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体”,而是一种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主体,自我与他我的关系,因而也不是那种“我——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关系。其实,孔子讲“仁者,爱人”,所强调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不难看出,孔子所赞赏的这种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乃至身家性命的仁者风骨正是基于他对人生和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体悟之上的。
与孔子讲“杀身成仁”不同,孟子强调“舍生取义”。孟子并不轻生,他在《尽心章句上》强调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在《离娄章句下》中更进一步强调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以为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随意死去便有失“大勇”。在他看来,人之欲求生,一如口之欲求美味、目之欲求美色、耳之欲求好听的声音、鼻子欲求芳香的气味、四肢欲求舒适安逸的环境一样,都是人之本性之所好,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人的欲求对象中,究竟有无高于“生”的东西。孟子认为,义就是高于“生”的东西,是比生更值得欲求的东西。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他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死亡哲学命题,这样,孟子就把“义”提升到了生死抉择至上标准和唯一准绳的高度。
孟子的“舍生取义”虽然有别于孔子的“ 杀身成仁”,但不是同后者相对立的东西。“义”,从字面上看来,虽然无非是礼仪、适宜、道理诸义,但在孟子这里所要表达的却是“仁”的一个更深层面的内容。孟子突出地强调了“义”在“仁”的生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品格和内驱力地位。孟子不仅同孔子一样,认为君子和圣贤必须具有仁德,而且还进一步深层次地探讨了仁德的成因问题。
(摘编自段德智《中国哲学家论死亡》)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死亡哲学和西方死亡哲学的不同点就在于是否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 |
B.孔子关注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因此提出了“杀身成仁”这一死亡哲学命题。 |
C.孔子把“仁”的内涵分为“忠”“恕”,充分地表达了“人”的本质规定性。 |
D.着眼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基于“我——他” 的关系,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A.文章通过对比论证,肯定了孔孟的观点,否定了某些西方哲学家强调死亡的个体性或本己性的观点。 |
B.文章在论证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仁”和“义”这两个标准,彰显了儒家有关的死亡哲学的立场。 |
C.文章结构清晰,采用“总—分—总”结构,先阐明中心论点,然后逐层分析,最后总结了孟子对死亡哲学命题的发展。 |
D.文章认为孔孟都重视死亡的价值,都特别关注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都认为有高于生命自身价值的社会价值存在。 |
A.孔子虽然提出“杀身成仁”这一命题,但并非无视死亡的自然属性,因此有“逝者如斯”的感慨。 |
B.“仁”这种美德充分地表达了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的社会属性,离开了“仁”讲“修身”,结果就只能培养“小人儒”或“伪君子”。 |
C.孟子认为,人的求生欲望是人之常情,他不赞同人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随意死去。 |
D.孟子和孔子都认为君子和圣贤必须具有仁德,孟子还探讨了仁德的成因问题,比孔子更深一层。 |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医首先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实证思维主张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整体关联的思维也讲还原,而整体关联所还原的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中医研究的是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因此,中医才有这样的观念,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心不只反映心,而是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密切关联。
中医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性别、体质、地域、时间等因素,对药材的采用也特别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基于中国哲学中“自然合理”的理念。“自然合理”有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重内涵。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本来面貌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而现代人所尊奉的“科学合理”的理念,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很多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本来关系,而是使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此外,“自然合理”特别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即个性,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适性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直觉思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断是否准确。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这源于我们的一种观念:理性是清晰的、准确的,也是可靠的;而直觉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是不可靠的。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更接近事物整体的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对事物的认识片面。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责任。
(摘编自楼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医看来,每一个脏器都能反映整体的面貌,这是整体关联思维的体现。 |
B.中医重视差异性,强调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直接体现了“自然合理”的思维。 |
C.长期以来,中医被误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理性思维、实证思维的局限。 |
D.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清晰可能导致认知片面,模糊化反而接近事物的原貌。 |
A.第三段从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个方面展开对“自然合理”的论述,论证思路清晰。 |
B.第四段讲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是为了论证科学模糊学理论的正确性。 |
C.文章在论证中体现了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优点,含有弘扬中医传统的动机。 |
D.文章以中医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医中的体现。 |
A.在对个体事物的分析方面,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比实证观念更具优势。 |
B.中医崇尚“自然合理”,注重个性,与科学合理有本质区别,所以缺乏科学的普适性。 |
C.如果澄清了人们对理性与直觉的错误认识,中医传统理念就能得到继承与坚守。 |
D.中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思维方式,继承中医的传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的文化断裂
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
1.科举制度的突然废除为什么会造成中国农村文化的断裂,以下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A.科举制度废除后,在城市的学堂及财富、名利、权力吸引农村知识分子不断涌入,使农村文化生态持续退化和空洞化。 |
B.科举制度使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拥有士绅的身份,保持着在农村的精英地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废除科举后,他们无法再充任该角色。 |
C.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不能给农村带经济利益和文化提升。 |
D.科举制度废除后,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掌控了农村基层政权。 |
A.农村青年可以不断向城市流动。 |
B.稳定的士绅阶级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 |
C.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 |
D.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 |
A.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若干职责。这些职责主要是文化方面的。 |
B.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意思是农村士绅完全失去了做官从政的机会。 |
C.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从此,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再愿意去农村。 |
D.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原因就在农村精英文化系统维持了文化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