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发展繁荣语言学，需要理论语言学先行。一些研究者习惯以西方语言学范式为标尺来看待中国语言学，认为中国的研究只有方法而无方法论，只有语言研究而无语言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汉语的特点及其书写符号汉字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个性，决定了中国语言学的个性和特色，不能以根植于西方语言和文化土壤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语言学，而应在中西语言学的对比中，认真梳理中国语言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学发展规律及问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语言学界与外国语言学界，尤其是与西方语言学界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各说各话，无心对话，无力交锋。破除这一窘状，消解汉外语言学之间的隔阂，在彼此对话中发展并完善中国语言学理论，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语言学要想融入世界潮流并勇立潮头，要做到汉外语言学界携手并进，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取长补短，走“一体化”发展之路。同时，作为富有底蕴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中国语言学要善于同世界现代语言学理论展开全面的思想交锋，在交锋中获得话语权。

在语言学界常常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轻视实践研究的“理论至上”；另一种是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唯实践论”。从语言学角度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语言实践：一是为已存在而实践。那种“语言学只能纯粹地研究语言本身”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比如训诂学就是通过对字词句的研究来实现对经典的阐释，实用研究并不脱离理论，其立足点和核心还是语言研究。二是为它服务的对象而实践。语言并不是孤立的空壳实体，它不仅要依存于更应服务于人、社会和文化，只有联系实际，才能使语言研究有用。当下，中国语言学要把语言研究与社会发展、文明传承结合起来，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打造中国语言学派，要坚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足本来就是珍视自己，发扬传统，发掘整理凝练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资源。吸收外来就是继续倡导开放包容、融通世界的文化理念。在新时代，对外学习需秉持“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先进性与前沿性，反对冷饭热炒。应主张在世界前沿理论、交叉理论、方法理论上做文章，吸收外来精华，寻求思想解放。二是坚持多元，反对同质。当代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当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多元性，偏执一端否定其他、追求同质化的做法是有害的。三是坚持本土化，反对“硬引进”。外来理论的吸收要坚持“为我所用”，比如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话语分析理论等来解决中国语言学存在的问题。面向未来就是做好积淀，蓄势待发。语言学派的形成需满足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派需有公认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二是学派需有独特的理论成就和代表性著述；三是理论体系能为内部研究者基本接受并加以发展；四是理论体系在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并与其他学派相区别。中国语言学界要大胆树人，推崇成果，加强共识，共同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语言学流派。

（摘编自王铭玉《中国理论语言学的使命》）

唐诗的自然精神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包括自然精神在内的许多精神氛围都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2018年10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术语，意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艺评论中运用得更为泛化，很多论者甚至言必称“意象”。依笔者看，在很多当代论著中，“意象”取代“形象”成为处处可见的“主角”，有时并非必要，不加甄别地混用、泛用，对文艺批评来说，未必是好事。这两个概念尽管多有交叉重叠，却又有内在区别。因此，有必要从本体意义上对“意象”概念正本清源，对“意象”“形象”之间的区别进行深入分析。

“意象”的本义是什么？“意象”是“意”中之“象”，这个基本含义虽有些古老，但至今仍未“失效”。真正将“意象”作为一个完整的、纯粹的文学理论范畴加以使用的，是中国著名文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的命题是：“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无论如何引申理解，刘勰此语都是对作家内在艺术思维的描述和概括，这是确定无疑的。整篇《神思》都是在讲作家创作思维的运行规律和过程。

关于“神思”，或者称之为“灵感”“想象”“构思”，无论何种说法，论者都是在艺术创作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分析的。笔者认为：“神思”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包括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创作冲动的发生机制、艺术构思的基本性质、创作灵感的发生状态、审美意象的产生过程以及作品的艺术传达阶段等，它是一个动态的运思过程及思维方式，而非静态的概念。“独照之匠”意谓作家独到的观照能力，“窥意象而运斤”指作家根据自己内心生成的形象进行“郢人运斤”般的艺术表现。“意象”是在作家的内心生成和运化的，这对文学创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神思》篇的赞语中，刘勰又有高度概括：“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就是说，文学创作的运思是以“意象”作为基本元素进行连通和运行的，是由情感的变化所孕育的。

“形象”是指体现在作品文本中的艺术形象。如果说“意象”是生成于创作的内在运思阶段，那么“形象”则主要存在于文本之中。传统的文学理论教材大多将“形象”作为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认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而“文学形象”是专指作品文本所呈现出的形象，这恰恰是“形象”与“意象”的区别。“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包括人物、景物、场面、环境和一切有形的物体。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包括抒情作品中的抒情主体）是一个形象，每个自然景物是一个形象，每一个场面环境也可以是一个形象；而把这三者综合地进行描写，使人物、景物、场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活画面，也是一个形象。还有，抒情性作品中所创造的意境，虽然主观因素更浓，但往往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因此，意境实质上也是一种艺术形象。”（十四院校本《文学理论基础》）这已经把“形象”的性质说得很清楚了。“形象”寓于作品文本之中，需待读者的审美阅读，可以呈现在读者的审美经验中。

笔者认为，体现在文本中的形象还是由“形象”这个概念承担它的主要功能，它的特定含义是“意象”无法全部承担的；而“意象”作为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的含义，也是“形象”所无力负荷的。

（摘编自张晶《从“意象”看审美范畴的规范使用》）

材料二：在《红楼梦》的人物创造中，诗化的意象思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书中常常围绕一个艺术形象出现许多对其性格命运身份起映带、点缀或暗喻作用的诗化意象。它们像艺术人物身上投射出来的一块块影子，可以局部或不同角度地透示艺术人物的气质、性情以及遭遇。它们在书中不是散漫化的随心所欲地放置，而似一面面小镜片，各有各的投射点，它们有规则地与人物形象的“本体”构成“对应”的艺术关系，产生比兴意义的互补互射的效应。

譬如，书中有一类意象与艺术形象构成“类性联系”。为人物性格命运服务的诗化意象，一般都考虑到形象本身的基调特质，都从特质出发，往往构成相对的联系性或类同性。比如黛玉这个悲剧人物，围绕她出现了两个系列性的诗化意象：一个是由历史化的人物构成的诗化意象，如明妃、虞姬、湘妃、杜丽娘、红拂、绿珠等；另一个是自然意象，如斑竹、桃花、柳絮、秋菊、芙蓉等。两个系列的意象都含有一种红颜薄命的悲剧性内蕴，所以这些意象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类性联系。

但在人物创造中，随情节发展和场面推移，也出现一些随机拈来的诗化意象，它们对人物在特定场合中的性情、情趣也起到映带作用。把这些随机安设的诗化意象罗列起来，发现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类性联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例如与黛玉形象对应的意象除了上面列举的以外，还有仙草、司马牛、玉带、渔婆等。它们出现在人物活动的具体过程中，对人物的气性、命运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有具体的指示或暗寓。但是，若硬要寻找它们之间的“类性联系”，就不免附会了。

（摘编自王政《论〈红楼梦〉中“形象本体”与对应意象的关系》）

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空间。所谓的时间是指什么呢？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经历一个时间的长度量。它必须有起始、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作家正是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并以此表达他的某种道德判断、他对读者的劝告、他提供的意义。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在时间变化当中出现的片段，比如场景，画面、人物的装束、衣服、帽子、肖像——包括戏剧性的场面，所有这些都在空间的范围内。

过去的文学，是时间和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两个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是永远附属于时间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它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从属于时间的意义。可是到了18、19世纪以后，空间性的东西开始急剧上升，加速繁殖，然后空间性开始慢慢取代时间性，压倒时间性。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是时间化的；在今天的文学里则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而且，空间最后碎片化了。我们都是碎片化时间的俘虏。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文学时空观的巨大变化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因为文学从总体上来说是在模仿这个社会，它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近代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呈现了太多空间。旅行变得太容易了，你可以随时经历无数个空间。在旅行当中你不经历时间变化，你经历的是空间，从一个宾馆搬到另外一个宾馆。碎片化的空间，在以几何级数加速繁衍。我们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事情，这是古人远远不敢想的，这构成了我们物质生活也是文化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同时，它也造成了另外的后果，就是恍惚中，我们都忘了时间。

有的人也许会说，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化的碎片中也挺好。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爱读那些空间化的小说，比如说类型化的小说，我喜欢读侦探小说，也喜欢读金庸的武打小说。疲劳的时候你读一读，确实非常有趣。这都是很正当的娱乐行为。

可是，因为我们过度地沉湎于这样一些空间性的行为中，我们忘掉了文学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义，它要阐述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个巨大的情感上的诱惑力——这些东西本来是文学最核心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把它排除了，文学变成一种简单的娱乐，今天有个口号叫“娱乐至死”，这很可怕。

如果你真的能把时间忘掉固然挺好，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忘记不掉。我们还是时间的动物，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忘记了时间，时间一直在那儿，它从来不停留。《红楼梦》里写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片绚丽的荒芜。

如果作家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也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那么我们每个人就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摘编自格非《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

（1）白居易的诗歌影响广泛而深远，晚唐张为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共鸣。

（2）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等的研究使文艺开拓出新的天地。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骈文讲求对偶、声律，脱离生活；中唐“大历十才子”追求丽辞，精于雕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而唐自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阶段，文人们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稹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除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还提出一些相关的主张，如诗歌应“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3）“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他在入仕初期，还是在朝为左拾遗，抑或被贬地方，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新制布裘》言：“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白居易的讽谕诗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而其讽谕之作中却绝无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达到辅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相关。他在诗歌创作中力避艰涩，追求平易，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关注现实、语言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减弱，他认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非常重视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美的佳作。

（4）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应该在新时代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当代内涵，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当代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摘编自马奔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光明日报》2019年5月）

【推荐3】阅读文章，回答下列问题。

回文诗，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回环往复正读倒读皆成章句的诗篇，也称作“回环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学体裁。回文诗充分展示并利用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和以语序为重要语法手段这两大特点，读来回环往复，绵延无尽，给人以荡气回肠、意兴盎然的美感。

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这是产生回文诗的宏观背景；另外，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这让回文诗作表现得更加富有文学色彩。对于回文诗，不仅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欣赏者也必须具备相当的底蕴才能领悟其美妙之处。

回文诗体现了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一首诗从末尾一字读至开头一字，能够成为另一首新诗，这样的文字功力十分了得，这般“文才”不是什么人都敢“卖弄”的。

有人把回文诗当成一种文字游戏，认为它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实际上，这是对回文诗的误解。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坡公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学诗百法》一书中就指出：“回文诗反复成章，钧心斗角，不得以小道而轻之。“当代诗人、语文教育家周仪荣先生曾经认为，回文诗虽无十分重大的艺术价值，但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据记载诗歌中的回文体在我国晋代就已经形成，而兴盛于宋代。它有着“反复成章”之特点，其种类有很多，如“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图形回文”等。其中，尤以“通体回文”最难驾驭，有人把这种形式的回文诗称作“倒读诗”，认为它是回文诗中的绝品。

例如，宋代大文豪苏轼(1037—1101)的《题全山寺》就是绝品中的绝品，该诗如下：

题全山寺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捕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

逆逆绿树江天晓，霜窝红霞晚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把诗句倒转来读也是一首完整的七言律诗：

轻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晴日晚霞红需需，晓天江树绿逆追。

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捕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苏轼被贬出北宋京城开封去杭州的路上，游览了镇江全山寺，并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歌。

诗歌正读时，“江中的潮水一直奔向雪山之巅，远处的渔夫在明月下垂钓，只见远处的山上有无数的飞鸟，轻盈地飞翔着”，这是《题全山寺》沿着吟诵的时间所呈现的场景，描写了全山寺从午夜到清晨的景色，体现了黑暗过去后生命自由飞翔的无尽活力，以及由静到动的过程。

诗歌倒读时，“鸟儿都飞走了，只剩下茫茫江波一直连着水边，苦照万物的太阳也不见了踪影，只留下明月在静夜中独自皎洁”，这是《题全山寺》呈现的真实场景，展现了全山寺从白天到黑夜的景色，体现了生机渐去、万物归静的过程。

这是一首内容与形式俱佳的写景诗作，正读倒读意境不同，可看作两首诗。如果正读是月夜景色到江夭破晓的话，那么倒读则是黎明晓日到渔舟唱晚。由于构思奇特，组织巧妙，整首诗顺读倒读都极为自然，音顺意通，境界优美，值得玩味。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独有的一枝奇葩，回文诗读起来回环往复，连绵未尽，让人回味无穷。经典的回文诗正读倒读都极为自然，音顺意通，意境优美，真是千古奇观，实在令人叫绝。读完它们，不由感叹，古人的智慧真是了不起，他们的文学造诣深不可测，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

（节选自吴镇《回文诗：正读倒读都通顺，古人智慧了不起》）

孔子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歌唱是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的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音乐不仅是他情感的宣泄，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音乐使孔子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

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也是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在孔子看来，揖让周旋、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礼乐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礼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乐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由此而来，乐不再仅仅是礼之用，而且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因而，孔子复礼必重正乐，两者同样不可或缺。

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他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美是音乐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无论是评价《武》乐的尽美，还是《韶》乐的尽善尽美，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与音乐》)

【推荐2】①这不仅是一个诗人的问题,也是一个读者的问题,即在一个价值混乱、物欲横流的时代, 有什么诗意可言?我想在此疑问中所包含的潜台词是,诗意是优美的。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能正符合人们对诗意的认识:语言流畅,意味隽永,有淡淡的哀愁…… 中国读者的阅读能力也就到这个水平,他们向诗歌要求自我原谅、自我撒娇、正面的道德价值、小布尔乔亚情调。

②为了反对这样一种浅薄、庸俗的时代趣味,中国的青年诗人们努力拓展诗歌的写作题材,强化写作力度。但或许是阅读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创造力不足,或许是由于思维的群体惯性,时至今日,中国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要么描述石头、马车、麦子、小河;要么描述城堡、宫殿、海伦、玫瑰;贫血的人在大谈刀锋和血;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在呼唤上帝。他们说他们已经“抵达”——抵达了哪儿?他们反复引用里尔克的“挺住意味着一切”—— 他们为什么要挺住?乡村、自然、往昔、异国、宗教,确有诗意,但那是别人的诗意。

③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在文学写作中扮演着陌生的角色,但当代中国诗人退到远方和过去,并非真能从远方和过去发现诗意,而是发现了那些描述远方和过去的词汇。那些词汇由于被其他诗人反复使用过,因而呈现出一定色泽,其自身就包含着文化和美学的积淀;它们被那些懒惰的、缺乏创造力的家伙们顺手拈来,用进自己的诗歌,而这样的诗歌既不提示生活,也不回应历史,因而完全丧失了活力。我并不是说只有今天的诗人们才如此省力地写下他们的作品,释皎然在评价大历年间诗人们的作品时就曾指出:“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

④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述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象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 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⑤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灵感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此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 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 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

什么是“新工匠”

吴晓波

①家用菜刀有两大品牌，张小泉和双立人。

②张小泉创建于1663年，当年用龙泉之钢铸造，六十六道工序，曾被列为贡品，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过银奖，还是唯一被评为国家驰名商标的刀剪类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百年品牌；双立人创建于1731年，它所在的索林根小城地处德国西部，是欧洲不锈钢技术的发源地，也是1915年，双立人在旧金山世界博览会上独揽四项大奖，是如假包换的德国百年品牌。

③如今的张小泉亦步亦趋地走在先人开拓的路上，材料不变，工序不变，款式不变，视之为“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而双立人则百般求变，不锈钢技术不断迭代，生产工艺全面创新，款式、门类更是层出不穷。

④在今天的商店里，张小泉菜刀的价格是双立人菜刀的二十分之一，至于销量和销售区域，则差距可能更大。

⑤我们要找的“新工匠”，应该是双立人，而不是张小泉。中国不乏匠人，但却缺乏“新工匠”。全国老字号品牌超过1.2万个，摊开来，家家都有一个与传承和工匠精神有关的“神话”，可是有的苟延残喘，有的容光焕发，究之根源，正是有新旧之别。譬如张小泉和双立人，它们在百年前能各自崛起，都因为它们的工匠对当时的锻铸技术实现了突破，他们所生产的菜刀锋利轻快、造型时尚，他们的风格被固化为传统而得以流传。

⑥但是，时间会消磨一切的价值，随着时代的演进，技术被再次突破，审美被超越，甚至使用的场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后世的匠人抱守古人而不思进取，则传统成为枷锁，古人成为沉重的十字架。

⑦云南白药由云南伤骨名医曲焕章发明于1902年，被视为止血神药，其配方、工艺列入国家绝密。早年的白药，为粉末状的小瓶封装，一姓单传，百年不变。也是从十多年前开始，这家企业在王明辉的带领下大开大阖，先后从散剂开发出胶囊剂、酊剂、硬膏剂、气雾剂、创可贴等新品类，甚至还进入牙膏、洗发剂等快消品领域，成为老字号企业中第一家年销售额突破百亿的公司。如果固守曲老药师的小瓶模式，云南白药恐怕迄今还是一家偏居南国一隅的小而美作坊。由此可见，具有“新工匠”精神多么重要啊！

⑧真正的“新工匠”不是回到传统，一味地向前辈致敬，而是从传统出发，在当代的审美和生活中重新寻找存在的价值。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说“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近些年来充斥媒体的“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精造”“工匠精神”，如今成为决策层共识，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显得尤为难得和宝贵。

消费=享受？

周国平

①我讨厌形形色色的苦行主义。人活一世，生老病死，苦难够多的了，在能享受时凭什么不享受？享受实在是人生的天经地义。蒙田甚至把善于享受人生称作“至高至圣的美德”，据他说，恺撒、亚历山大都是视享受生活乐趣为自己的正常活动，而把他们叱咤风云的战争生涯看作非正常活动的。

②然而，怎样才算真正享受人生呢？对此就不免见仁见智了。依我看，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作享受，而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想介入高消费能否促进繁荣的争论，因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事，和人生哲学无关。我也无意反对汽车、别墅、高档家具、四星级饭店、KTV包房等等，只想指出这一切仅属于消费范畴，而奢华的消费并非享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③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走马看花式的游览景点只是旅游消费，陶然于山水之间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只是文化消费，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才是文化的真享受。要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产的不同。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就像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④以为消费的数量会和享受的质量成正比，实在是一种糊涂看法。苏格拉底看遍雅典街头的货摊，惊叹道：“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呵！”每个稍有悟性的读者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禁要会心一笑。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⑤那么，难道不存在纯粹肉体的、物质的享受了吗？不错，人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也是很喜欢享受，为了享受也是很需要物质手段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⑥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肉体只会有快感，不会有幸福感。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至多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也谈不上幸福感。当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幸运儿仍然为生活的空虚苦恼时，他听到的正是他的灵魂的叹息。

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闹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 何以悟“道”》，有删改）

材料一：

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材料二：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是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现象和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上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20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是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者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学和艺术，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材料三：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