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人文与生态是城市的两大基本构成，人文性、生态性是城市的两大基本属性；城市是人文与生态的互动产物和交融体，良好的生态条件是城市兴起、发展的重要条件，良好的人文条件是城市续存、发展的内在支撑。

营建生态城市需要一种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整体观、城市生命观。相对于对生态问题的漠视，营建生态城市、绿色空间，开始注重城市的生态性，无疑是一种进步。但问题在于，目前的生态城市建设往往是一种以生态为修饰的逐利行为，仍带有很强的经济性，其真实目的往往是使土地以更高价格出让，使房地产更快增值。在市场化、金融化、消费社会语境下，生态确实可以并且已经成为商品。营建生态城市，需要超越片面的工具论思维，对城市存在与发展的逻辑进行整体性反思与整体性确认。

营建生态城市需要一种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相对于巨量的人口，今天的生态资源已经呈现出深刻的有限性。这就需要调整主体性的成长思路，逐渐树立一种内向挖掘、内向精细化的主体性营建路向。这种精细化的城市化思路，其主体性特征是人从追求占有更多的外在财富，向追求提升文化素养、丰富精神文化与精神生活转换，其价值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从外拓粗放型向内聚精细化转换，从外向拓展向约束自我转换。调整人性发展方向，约束城市发展行为，推进主体性、城市化向精细化转换，对解决诸多城市问题有基础性意义。

营建生态城市需要一种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有城市学者认为，正义是城市持续存在的重要基础，没有正义，也就没有城市的和平与发展。目前，人们对城市正义的要求往往是要求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效用，比如，要求更好的住房、更好的空间、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空气等。人们要求获得更好的城市条件，共享更好的城市财富、城市生态，无疑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发展始终是一个有代价、有成本、有风险的过程，这种代价、风险、成本是否应该共享，是否应该共同承担？一种没有风险共担机制的发展是不是可持续和正义的？当代的城市生态等问题之所以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更愿意要求共享城市成果，而不愿意共同承担城市发展的风险与代价。

营建生态城市还需要一种以区域自觉为基点的生态地理观。了解、尊重区域生态的特点，从自身区域生态条件出发，是生态城市营建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在当代技术条件下，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往往把生态城市营建等同于攀比性、奢侈性、炫耀性的空间生产，甚至背离当地生态条件，推进维护成本很高的所谓绿色工程。在当前的生态城市营建中也出现了某些趋向化倾向。如在降水充沛与降水不多的地方都建设所谓的空中花园。推进区域生态自觉，增加区域生态自信，从自身的生态基础出发营建更适宜于自身区域条件的生态城市，对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具有基点意义。

总之，文明越推进、城市越发展，越需要人们对城市的生态本性进行人文确认，越需要人们更为全面地把握、更为具体地确认城市的整体逻辑、主体逻辑、正文逻辑、区域逻辑，并将这种把握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人文素养。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的生态营建及其人文选择》）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在近百年来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创建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而且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完全不相同的社会。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             )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             ）”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       )。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     ）的去处了。

（有删改）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是近现代文化界几经讨论的重要问题。晚清的新学旧学之争，“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之辩，三四十年代的“本位文化”与“西化”、“工国”与“农国”的大讨论，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文化课题的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5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浪潮，这一时期有不少反传统的文章见诸报端和各种刊物上，其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全盘否定传统。认为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静态的农业文化”，在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运动中，它只能被摧毁或扫荡，而很难起到积极的作用。

果真如此吗?

首先，把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在时代性、阶级性上难免与现代社会生活、现代文化建设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然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并不足以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传统文化除了有其阶级性、时代性以外，还有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内容，决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据此，我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积习(如农业社会的旧习和官僚政治的遗风)要加以彻底的否定；对于传统中的精粹思想(如天人谐调、刚健有为、辩证思维等)则不但不应否定，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加以发扬。

其次，从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事实来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相反，如果善于积极地利用传统文化，那么，它不仅不是现代化的梗阻，倒是推进现代化的文化源泉。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社会的建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建立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相反，不少材料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建设恰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积极内容。如新加坡不仅不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相反，政府把儒学作为国民教育的主导思想；日本也是一样，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特色便是“儒德商才”“《论语》加算盘”，甚至日本有人用《孙子兵法》来管理现代化企业的。韩国、港台地区的情形大体也是这样。总之，东亚地区“儒学资本主义文化圈”的现代化实践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相反，只要善于利用，它还可以推进现代化的发展。

最后，西方现代化也是有深厚的传统背景的。反传统的人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往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二者的矛盾、冲突，而不见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根基。同样是现代社会，英国不同于法国，西欧不同于北欧，欧洲又不同于美洲，其原因均可以在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根子上找到说明。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软实力”是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武力报复以及经济制裁。国家实力有许多表现，“软实力”并不表明软弱。“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把“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略中。

“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一个国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去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

在我国，我们谈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国际感召力的因素。当然，软与硬都是相对的，很难做出绝对的划分。就拿文化来说，虽然一般将一国的文化看成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文化产业也是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文化里面有经济，经济里面也有文化，很难机械地把它们分割开来。其实，“硬实力”和“软实力”是互补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两种实力，使用得当，二者相得益彰。中国人经常说“以德服人”，实际上就是指赢得人家的心，而不是单纯使用蛮力。中国人还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表明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软实力。

目前有人认为，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确实，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目前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强。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文化产品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有增大趋势。

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发挥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增加公共投入，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要重点扶持重要新闻媒体、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族民间艺术、以及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保障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基本投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国有经营文化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一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文化企业家和文化企业集团。推进制播分离和影视动漫产业，改革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对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实行分类管理，经过努力，把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打造成国家重要的“软实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发展必须重视“软实力”。当前，世界秩序正在进行调整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不充分认识“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将会在全球化中坐失良机。

（摘编自丁元竹《“软实力”产生于文化吸引力》）

谁制造了如此多的“短命”建筑物

王立夫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建筑业迎来发展高峰期，与此同时，大多数城市建设却陷入拆拆建建的怪圈。为缓解城市居民住房紧张状况而建造的许多建筑，因规划、设计时缺乏发展眼光，成为今天城市发展的障得物，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同时，大量有利用价值的市区珍贵土地被建筑垃圾侵占，使居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然而，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并没有使相关政府部门、开发商和建筑设计师清醒。在各方面利益的驱动下，体量庞大而寿命短暂的新建筑仍在不断建成。

伟大的建筑师密斯·凡·德·罗说¨建筑是表现为空间的时代意志”。也就是说，建筑应该体现一个时代的技术成就和精神特质，通过空间反映人们在一个时期的思想。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物质丰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普遍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重视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我们应充分运用现有的技术，科学合理地规划、建造出宜居的建筑。然而现实是建筑规划的合理性被商业利益改变。今天的建筑没有反映人们的居住理想和现实需求，而成为开发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的见证。

城市建筑的设计师往往因开发商急于施工，没有时间去仔细观察项目所处地域的人们的生活现状，没有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安居理想，甚至连场地也来不及去考察，就匆匆拿出设计方案。设计师常常粗暴地将流行的或所谓的成熟的模式引λ设计，而相似或雷同的设计使城市建筑失去了个性。一些设计师为了使建筑在降低造价后不失花哨，将更多的工夫放在建筑外形的设计上，给建筑强加一些与建筑结构完全无关的造型和与材料肌理美感相悖的艳俗色彩，使建筑造型奇异，华而不实。这些造型奇异的建筑不仅用起来不方便，还因为难维修、难清洁而增加居民的使用成本，自然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数平庸的建筑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逐渐消亡。而伟大的建筑是人类非凡的创造能力和技术伟力的结晶，在任何时代都能带给人们美感和神圣感，它们会变旧但永远不会过时，一些坚美观的旧建筑被有效地改造利用，如坐落于巴黎的奥塞博物馆，其前身是竣工于1900年的奥塞火车站。二战前该站被弃用，20世纪60年代巴黎市政府开始讨论其被重新利用的可能性，1986年，经过成功改造的奥塞博物馆落成，展现出新的活力。在中国，长城不再用来抵御外来的袭击却不失其雄伟，敦煌石窟不再接受善男信女的朝拜亦不失其绚丽。伟大的建筑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人们的精心呵护，并长久地存在下去。

我们应努力将城市建筑打造成时代的艺术品，使它们长久地存在下去。在将来，那些成为古老的建筑奇迹的建筑会向人们展示我们非凡的创造力和这个时代的文明，给他们带去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有删改）

“诗歌”，本义就是诗与歌的组合。诗是歌的。作为最高的语言艺术，音乐之美是诗歌本身应该具有的特质。有人理解，诗歌的本质就在于使诗歌这种语言艺术音乐化。这或许有些绝对，但诗歌作为特定的艺术形式，从自在的意义上追溯，诗的产生同音乐一样，由节奏而起。从早期人类的痛苦、快乐、愤怒、恐惧，等等，首先是因为生理和心理的直接反应而发出的不同声响，逐步丰富为表达欲求和情感的高低节奏，由此，有了叹，有了咏，有了歌。再经历一个漫长的文明过程，人类创造了文字，把这些叹、咏、歌记录校正下来，才有“诗”这种特殊语意的文体。诗和音响、节奏共生。从自为的意义上说，古典主义诗人席勒说：“当我坐下来写诗的时候，诗里的音乐在我心中的鸣响，常常超过其内容的鲜明表象。对内容我并非总是有确定的理解。”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说：“诗是一种语言艺术，某些文字的组合能够产生其他文字组合所无法产生的感情。”在他看来，诗歌的本质就在于使诗歌这种语言艺术“音乐化”。

中国古典诗词，历经曲折，从民间到庙堂，一个明确的目标从未改变，那就是格律的完美，塑造诗的音乐灵魂。从原始诗歌的有音而无义到音义融合的唐诗、宋词、元曲，这就是一个民族诗歌音乐化的过程。诗歌与音乐共存。

从“五四”开始，新诗的创造者和承继者们的努力径向是清晰的。胡适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是新诗的首批试验者。他振臂高呼“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面向底层，白话入诗，尽管在形式上彻底变革，但还是有节奏和韵律的。俞平伯进了一步，在新诗的节律音响上多有努力。待到创造社、新月派，更加注重诗的音乐性，闻一多的《诗的格律》规定新诗“带着镣铐跳舞”，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审美构想，对新诗的成长做出重要贡献。当代以来，众多的诗人为新诗的成长付出了更多的努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虽然内容发生深刻变化，但形式上依然坚持着民族的方向，牵挂于华美的韵律和音响。这个过程曲折无比，新诗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歌的词语组合。它们不仅以逻辑意义安排、组织语句，更注重按音调、节奏、旋律要求调整词语位置和秩序。在诗人的手里，词语是被情绪浸透的音响。他们影响听众不仅靠词义，更依靠情感与语义同位的旋律。纯美的音响揉入词语的逻辑和质料当中，互证互文，用富有激情的音响碰撞，也就是吟诵取代苍白理性的逻辑朗读。当然，这种抒情色彩浓烈的诗，阅读起来会被疑为浅白。这不奇怪。重于音乐性的诗歌很难甚至不主张使用晦涩的隐喻和暗喻，也不接受深奥繁复的抽象说教，更不依靠古怪艰深的生僻用典。但是，它以和谐的音响，旺盛的激情，单一朗诵者与万千听众的交流互动，感染你、激动你、号召你。这就是它的魅力，是它应该而且能够保持生命力的理由。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比可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的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