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明代计成在《园冶》一书中曾讲到中国古代造物的最高境界当为“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这种观点与我国古代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李耳的《老子》中“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美学观点相似。其意为真正灵巧优美的东西应是不作修饰的。老子所谓的“大巧若拙”，我们可以理解为那种高超的技艺，即通过人为的艺术加工之后并不露痕迹，而更显自然稚拙、富有生气，恰似天造。“这种巧是大巧，绝非一般的技巧、技能。一般的巧可凭借人工的力量达到，而大巧作为最好的巧，是对一般的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完美的巧。大巧就是不巧，故在此老子以‘拙’来表达这种高度的巧。”

所谓的美在“自然”，其表现在工艺美术作品之上，即为造物材料的天然性、无毒无害、绿色环保，不逆自然之法。在其装饰方面，切不可为装饰而装饰，忽视功能本体的重要性；也不可一味地重视功能性，忽视其本身的材料、造型的特殊美感。如，西汉霍去病墓前的《伏虎》石雕，采用一种整体写意的表现手法，巧妙利用石材的天然形貌，因势造型。虎的身躯借助了石料自然起伏的形态变化。虎身蜷曲的毛皮则是石料天然的纹理，斑纹则运用线刻手法刻出，线条明快、简练自然，整体气势磅礴，再现了猛虎伏击时的精彩瞬间。

中国古代文人骚客喜欢吟诗作赋，以抒发胸中之情。如，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里罗列了枯藤、老树、乌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等一些具体的物象，这些物象联合起来，含蓄深挚地表达了“天涯沦落人”的凄寂、苦闷和无法解脱的“断肠”之情。这种平淡中见真情、朴素中见深刻的手法，体现的正是一种“大巧若拙”之美，是美在枯槁的朴素的表现。吴鸣的《大语系列》，其创作融合传统紫砂造型工艺，运用单纯的划痕纹理来演绎现代性的装饰手法，风格朴素，单纯自然。这种枯槁朴素之美，表现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多地涉及对作品精神性的分析。

中国艺术推崇老境，老境也是一种拙。也可以这样说，老境是对婴儿般活力的恢复，是对生命童稚气的回归。“老”，在中国美学和艺术中代表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然而，与“老”相对的则是“嫩”，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嫩到老的一个过程，技术技巧亦然。老境意味着成熟和天全、绚烂和厚重、苍茫和古拙。这种老境之美，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感和沧桑感，但这种历史感和沧桑感能使作品焕发出盎然的生命力。

当然，自然之美、枯槁之美、老境之美表现在工艺美术领域均有其独特的面貌，但对它们的再认识有助于今后相关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与革新，也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传统文化植根于现实生活提供了一个参考。

（摘编自郭明《浅析“大巧若拙”的工艺美学思想》）

材料二：

“巧”和“拙”在本义上是一对反义词，在老子“大巧若拙”的思想中得到了辩证的统一。《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王弼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也就是说，“大巧”之所以为“大巧”，其核心和本质在于遵循自然规律，保持事物本来的面貌和状态，而不是人为地破坏事物固有的属性，即“不造异端”。而“拙”恰恰是不事修饰的，它外拙而内秀，体现出了“大巧”朴实无华、自然浑成的特质，此时的“拙”，它似笨而非笨，似陋而非陋，表现形式上给人以稚拙的感觉，但实质彰显的却是一种朴素、简淡、纯真之美，是巧夺天工的大美。由此可见，“拙”并不是真的“不巧”，而是具有工巧所不及的清新自然之美，是“大巧”的外在显现。至此，“拙”已脱离了它的本意，上升到一种艺术美的高度。

老子哲学观的核心是“道”，并将“道”与“自然”联系起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老子所说的“自然”不仅仅是自然界，更是指“自然而然”，顺应万物的天性，不以人为的力量去改变它本身的规律。正因为“道”的本性是纯任自然，因此，“拙”与“道”有相通之处。“大巧若拙”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道法自然”这一大的美学观念的小分支，同时也反映了老子重视“质”美，欣赏深刻内蕴美的思想。

当然，“大巧若拙”的“拙”也离不开“巧”，它建立在人为之“巧”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对人为之“巧”的超越与升华。因此，“拙”体现出一种炉火纯青、浑然一体、归真返璞的境界，具有深刻的内蕴美，是一种“大巧”和“天巧”。这是道家最高的审美追求。

（摘编自易菲《老子“大巧若拙”的美学分析》）

新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克服疫情影响，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这既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正确选项。

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但从长远、宏观整体、消费观念，尤其是代际消费看，消费升级则是非常确定的。可以从消费内容、消费形式和消费观念三个层面具体分析消费升级及其应对政策。

消费内容升级主要看人口结构决定的消费结构。例如，截至去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35.2%，预计到2030年、2040-2050年将分别达到40%和44.5%，由此将产生医疗、康复、养老服务、护理等“银发经济”需求，适应这种消费升级要求提升养老产业的品质化、品牌化、规模化、连锁化、云端化，增加和完善养老设施、标准。又如，随着一代人的老去，社会消费结构也将改变，新生代年轻人正在不断抬升消费倾向，他们追求住房、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尤其是网游、运动等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必将使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比如，年轻人几乎都有学车、购车、驾车旅游的内在需求，上海降低考驾照、拍车牌的成本，大力发展汽车消费金融和汽车租赁，就是为满足这种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从消费方式升级看，过去以实体店零售为主，消费只是单向地购买和使用商品。如今，互动式消费、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直播和折扣带货反哺线下、粉圈消费、网红消费、社群团购等成为消费的主要形式，夜间经济、“宅经济”成为新亮点，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金融等非接触式消费全面爆发。例如，上海在首创的“五五购物节”期间，两个月共实现线上线下销售5397亿元，其中线上零售额2551亿元，同比增长23.5%，盒马、叮咚买菜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超过90%和120%。杨浦区的创智汇围绕夜购、夜食、夜娱等核心需求，打造出了夜间经济的新亮点。

从消费观念升级看，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生理和心理需求，并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从过去炫富式、物质化、跟风式消费向实用化、体验化、绿色化消费转变，都是消费观念升级的体现。上海倡导垃圾分类和健康、绿色消费理念，不仅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与升级，也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现在疫情防控局势平稳，经济运行基本恢复，扩大需求有两条途径。一是依靠加大财政支出、发消费券等政策从需求端发力被动地拉动需求；二是为消费转型与升级创造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从供给端发力主动地推动需求。实践证明，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使经济发展行稳至远。

（摘编自张鑫《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供给侧如何发力》，2020年8月《文汇时评》）

中国文化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礼节和，关键在于“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显而易见，和平与和谐需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团结。然而，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还充斥着猜疑甚至敌意，有的则不顾及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以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他国、敌视其他民族。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下滑，尤其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协作，各国政府和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爱”“敬”二字。儒家重视孝悌，正是视爱与敬为“政之本”。孔子主张“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汉代亦有“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的说法。西方有博爱精神、神圣观念，与中国儒学的仁爱精神、敬畏观念殊途同归，世界各国与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异，真正发扬“爱与敬”的文化精神，才能为世界和平奠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社会的人，就应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与根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称这个“一”贯之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国，“一”意味着整体思维。孔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现实世界有数不尽的两两相对的关系，要有“一体”思维、“整体”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则要遵从“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换位思考。中国圣王之道无非“忠恕”而已，“忠”是人们修养的基础，“恕”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修己使个人庄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顿百姓，这是极高的境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安百姓，和天下，这是和谐世界的需要。“忠恕违道不远”，人若做到“忠恕”，距离“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可为，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人们好像不难孝亲，却未必能将这种“亲亲”之心推衍放大。人能“亲亲”，才有可能“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够“泛爱众”。儒家特别看重“忠恕”的修养方式，称之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英国作家贡市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世界知名学者孔汉思说，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两个伦理框架，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第二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怒之道勉力而行，并将这种修养方式由人与人，推至国与国，扩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难实现。

（摘编自杨朝明《用儒学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中国科幻小说“火”了吗？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这种“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此外，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

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本文有删改）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

郭军平

时下散文领域有一些学人喜欢把那些精短类的散文称为“快餐化散文”，我认为实在不妥。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在散文前面冠以“快餐化”是对精短类散文的蔑视。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无非就是喜好那些长篇大论的三五千字以上或者洋洋万言的散文，总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大散文，就是厚重，有分量，有历史责任感，有生命感悟力的好散文，就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流传百世万世的好散文，甚至有些学人还极力指责批评各类报纸副刊上的散文，称其大都是些快餐型散文。这种狭隘散文观其实是严重缺乏文学常识的，是对散文创作领域的错误指导。

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一样，都要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指导生活，以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作为散文素材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大到天文地理，中到国家大事，人物春秋，小到家长里短，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最能够表现真实生活的恐怕还是散文家族，散文其实就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一个泱泱大国。自古及今，从中到外，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大师们都有散文著作。

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灵活，不像诗歌那样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散文，名为散，顾名思义，放开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所可写你自然可以几万言自由挥洒，无人嫌你长；无所可写你自然也可以几百字或者千把字来表现，也无人嫌你短。散文的质量高低不能以长短来评定，评定散文质量的高低最终还是以其是否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为准的。

有些散文看起来短，却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打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以中国古代散文来看，无论是《论语》的简短的对话体，还是《孟子》的论辩体，或者是《老子》的格言体，以及《荀子》《韩非子》《庄子》的学者体等，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是以其内容的长和短来确定的，而是由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甚至包括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里所收录的所有散文，哪一个不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要按照有些学人的标准以字数来论，这些岂不都成了快餐散文？如果给它们加上“快餐”二字，岂不是对古代文化的亵渎和不尊吗？

古代散文是这样，那么现代散文呢？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他们的精美散文何尝是以长篇大论独领风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散文大都很精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才成为后人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范本。那么外国散文呢？像培根的哲理散文，蒙田的随笔等，哪一个是因为长篇大论而驰名中外的呢？因此，散文的长并不标志着思想容量大，艺术性强；散文的短也不标志着思想内容贫乏，艺术性弱。有些散文的长反而让人感到啰唆、乏味，无聊；而有些散文的短反而让人感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因此，散文尽可以依照真情真性真识来写，没有必要以文字的长短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朱自清的《背影》既不华丽，内容也不长，但是却登上了散文的高峰，指引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以字数长短来评价，岂不是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家的文章也成了快餐化散文？这真是对散文的亵渎，对大师的污蔑。

散文本来就是一种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的文体，大师们可以写，无名作家甚至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写，“以吾手写吾心”，自由倾吐，自由抒发，何必规定这样写、那样写。东指点，西指点，好像他就是散文大师一样，其实让他自己来写，也不见得就比谁高明。所以，要让散文创作繁荣，还是应以一种包容宽宏的视野来看，不要随便框定形式、框定名词，不要随意贬低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散文。毕竟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去掉“快餐化”的贬称，恢复散文就是散文的称呼。

（有删改）

提到一座城市，人们往往会想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600岁的紫禁城见证着北京城的过往，拓荒牛雕塑标记着深圳的开拓进取，珠海大剧院“日月贝”讲述着“珠生于贝，贝生于海”的城市记忆，古典园林里生长着苏州的温婉……城市文化地标或深植于历史文化，或投射着时代风貌，以鲜明独特的符号形象，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象征，与人们产生紧密的情感连接、文化认同。

文化地标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在传播城市形象方面有巨大的流量效应。近年来，文化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类文化地标成为热门参观地、网红打卡地。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急功近利打造新文化地标的现象也引起社会关注。

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文化地标首先应当与地理环境“不违和”。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融为一体，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无论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审美意境，还是如今兴起的保护生态、亲近自然的绿色发展理念，都强调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丽江古城依山傍水、以水为脉，整座古城获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体育场“鸟巢”充分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勾勒出现代北京的美丽风景。反之，若缺乏对自然的敬畏，滥造钢筋水泥地标，即便再大的“手笔”，也与审美旨趣和群众期待相差甚远。

作为一种符号化呈现，文化地标也应该追求形神兼备。一个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不是凭借炫目奇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流淌着活生生的历史文脉，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走进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原样保留的铸造厂车间及生产设备，拉近了人们与老工业基地的时空距离；漫步福州修旧如旧的古厝间，曾经的老房子、如今的文创园，古老与现代交融，乡愁与时尚相遇。面对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街区、革命文化纪念地、农业遗产、工业遗产，进行合理适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广受认可的文化地标。

作为一种公共建筑，文化地标还应当发挥服务公众的功能。地标建筑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力来自生活。人们喜欢将博物馆、剧院、书店称为文化地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直接连通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到一座城市先逛博物馆，人们才能加深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和现实文化的认知。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为例，建院以来，为观众带来1万多场演出，开展大量艺术普及教育演出及活动，观众和粉丝遍布全国。正是那些传播文化、服务公众的不懈努力，使得文化地标的形象更加亲切、更加持久。

文化地标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打造新的文化地标，必须丰富其审美内涵，完善其服务功能，让其在与公众的“紧密连接”中收获持久口碑和影响。

（选自《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1日）

材料一：

在一些地方，野生动物仍然被奉为餐桌美味。一些食客或是为了尝鲜，或是为了所谓滋补，不惜花大价钱购买野生动物食用。然而舌尖的一时“任性”，却潜藏巨大风险。从SARS病毒到鼠疫、H7N9禽流感，再到埃博拉病毒、MERS病毒，都与野生动物有关。专家学者早已证实，很多要命的急病、怪病都是人在吃野生动物时传染到人身上的，许多疑难杂症的元凶就是寄生在野生动物体内的细菌和病毒。面对这些血与泪的教训，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危害。倡导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刻不容缓。

饮食习惯以及由此形成的饮食文化，并不简单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大众健康的公共问题。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形成了食用野生动物的饮食文化，有的人认为吃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但必须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一旦有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因为食用不安全、不卫生的食物而致病，就可能迅速在人群中传播，引起更大范围的危害。这警示我们必须把区域乃至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问题，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审视。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每个人管住自己的嘴，不仅是对自身健康负责，也是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我们尊重、鼓励不同地区形成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美食文化，但任何一种文化都应建立在对公共卫生和生命健康权利负责任的基础上。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价值和态度。如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我们一直以来思考和实践的课题。在证实蝙蝠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时，研究团队也发现蝙蝠身上携带一系列对人类有害的病毒。但即使如此，在研究者看来，一方面这些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蝙蝠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功不可没，决不能因为携带病毒就消灭它们。因此，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对蝙蝠进行无侵害采样，采样完成后将蝙蝠放归自然。这样的例子生动说明，与大自然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不能肆意破坏自然，更不应把野生动物轻易端上餐桌，否则最终受惩罚的还是人类自己。

避免野生动物带来的社会风险，最有效的方式是对活体动物的交易市场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和管理，对于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必须严厉打击、坚决取缔。当年因非典疫情，广东省宣布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关闭野生动物市场，对于后续疫情的控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加强隐患排查，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相信这样的举措会进一步降低潜在的疫病风险。大家要形成这样的共识，加强市场的规范和管理要形成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堵住漏洞，防范病从口入，守护全社会的健康与安全。

（摘编自彭飞《舌实之“鲜”别成社会之“险“》，

材料二：

在我国，有着保护野生动物的优良传统。在“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的美丽诗句中，在“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兼爱动物的主张里，都体现出这种传统文化理念。同时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在“野味”名义下捕捉、饲养、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等顽固陋习。科学研究表明，加工食用野生动物并没有神奇养生功效，反而会带来病毒、寄生虫、重金属等健康安全风险，甚至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

因此，保护野生动物，不仅要有集体认同，更要见诸持久的人人行动。这就需要，在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宣教之外，以更加完善、更大力度的法律来强力加持。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各方面各环节齐发力，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声音响亮，行动严厉。国家层面，立法上，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火线列入今年立法计划；执法上，疫情防控期间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将顶格处罚；司法上，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战疫中这些保护野生动物的系列举措，迅速显著地彰显了法治的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保护野生动物，是一场全民法治课，也是一场人与文化陋习的持久战。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人人积极主动走在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的前端，就会缓冲末端惩戒治理的压力，减小末端惩戒倒逼的成本。达此，不仅要学法，更要守法用法，不做清谈客，争当行动派。

（摘编自茅亩《依法保护野生动物，人人当做“行动派”》）

材料三：

在卫生健康领域，有研究表明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尽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尚未确定，但源于野生动物的致病风险始终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确凿无疑的。在实践中，对一些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人工繁育、人工饲养，原本目的是挽救珍贵、濒危物种，其中一些却进饭馆上餐桌成为“野味”。有些动物制品难以辨别是来自野外生长还是人工驯养的动物，这就为市场上鱼目混珠、欺骗牟利的现象提供了条件，甚至出现将偷猎的野生动物拿到饲养场“洗白”后高价出售的情况。这些乱象不仅危害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而且存在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听之任之后患无穷，确实已经到了不能置之不理的时候了。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为有效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必须发挥法律制度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护闸”“安全阀”的作用，坚持以法治手段管源治本，紧紧抓住“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这个突破口，切断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源，把公共卫生安全的这一道至关重要的关门筑牢守好。

（摘编自王晨《依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材料一：

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0日下午，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代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授奖词为：“对于叙事的想象充满百科全书式的热情，象征着一种跨界的生活形式。”

彼得·汉德克的授奖词为：“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

发布会上，安德斯·奥尔森向记者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并阐述了委员会的工作。他讲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发生了自1901年以来最大的变化，负责候选人预选的评选委员会增加了5名外部专家，并在评选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和投票权。

据悉，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以来，瑞典学院有8次宣布“保留奖项”，分别在1915年、1919年、1925年、1926年、1927年、1936年、1949年和2018年。这其中有6次是推迟至第二年颁奖，推迟的原因都是因为战争或没有合适的候选人。

（摘编自李玫忆等《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材料二：

近日，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等自然科学类奖项陆续揭晓，引发了公众对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关注。

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的设立旨在表彰某一领域最重要的成就，100多年来，诺贝尔奖见证了人类改变世界、改变自身生存和生活状况的努力探索，是对致力科学事业之人的最高奖赏之一。从获奖成果中，国人可以看到中国在不少领域仍然存在差距。看到差距与不足，有利于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科研环境，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取得更大进步。

……

不过，也应看到，70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由弱到强、持续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诺贝尔奖数量的多寡其实很难反映当前我国科学发展现状和总体科技实力。一方面，诺贝尔奖的评选具有较强时滞效应，不少奖励成果是几十年前取得的，难以反映当下的研究突破。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皮布尔斯是大爆炸宇宙学的奠基人之一，自1970年以来，就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领先的理论宇宙学家之一，但迟至今年才获奖。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科学家们获得和平稳定的科研环境不过几十年，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不少诺贝尔奖级成果，何时获奖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庆前夕，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奖章颁发，共有11位科学家入选受表彰，这些科学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其实就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侧面。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妄自菲薄的理由，我们有足够的底气，以“水到渠定成”的淡然心态看待诺贝尔奖得失。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9年诺贝尔奖引关注》）

材料三：

诺贝尔奖带来的热议，绝不是凑热闹、蹭热点。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诺贝尔奖，不仅是对获奖者及其科研成果进行科普，更要弘扬诺贝尔奖背后的科学家精神。无数获奖者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将享受科学当作追求，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探求、勇气、耐心等科学家精神，尤其珍贵。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胸怀世界，又心系祖国，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这几天，中国作家残雪也因为在预测赔率榜上名列前茅而广受关注。毫无疑问，一位中国作家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总是令人感到欣喜。不过，残雪本人的回应也说得很明白：“（有些）国内的朋友太重视这个奖了，这只是一个奖。”

没错，这只是一个奖。虽然，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应该得到承认，但它并不是反映当前各国科学和文化最高水平的唯一指标。何况，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委员会的主观倾向和评委们的内部斗争……诺贝尔奖的荣誉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声望，推动经济发展，鼓励更多青少年投身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但中国人，也能用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看待和关注诺贝尔奖。因为，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有这份底气。

（摘编自澎湃新闻《今天，我们如何关注诺贝尔奖？》）

材料四：

客观说，不少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总体上仍有崇拜心结，有人号召漠视这个奖项，实际上很难做到。西方仍处在全球软实力的上游，我们受西方影响经常是情不自禁的。

但我们对诺贝尔非自然科学奖的理性认识也的确在增加，质疑它们已经成为很多人对其态度的一个持久性元素。

……

允许自己对诺贝尔奖的各种临时性感受自然发生,不纠结于对它形成前后一致的统一态度,不被它牵着鼻子走,这或许才是中国社会对诺贝尔奖真正的一份"平常心"。

（摘编自环球时报《看淡诺贝尔奖,说来容易其实挺难》）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极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呈现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族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前者是血缘的。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的。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