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狂放的举止是魏晋文人个性活动的表现之一。在魏晋之前，历史上也不乏“狂士”，但他们多半是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达到沟通道统与势统的目的。如传说中的箕子向纣王进谏不从，而披发佯狂。那位以“谲谏”著称的东方朔，也有“狂人”之称。

到了魏晋，由于门间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祌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其中竹林名士又具有代表性。不过，与历史上狂放活动的文化内涵不同，竹林名士的狂则完全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他们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以后，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礼教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温文而雅，刘伶却非按相反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因为那些被汉儒奉为至圣的礼教，在魏晋文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粪土和“尘垢囊”。因为魏晋的统治者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但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政治上的绝望，把刘伶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他那篇传世名文《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阮籍，其狂放和醉态也近于刘伶，而其个性的社会批判意义则更加突出。《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偏和嫂子聊天儿，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却总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当王恭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就连司马昭也承认：“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摘编自宁稼雨《说说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的通过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振兴疲弱的旧中国的理想，我们称之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受到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鲁迅的精神结构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传统紧密传承的。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系。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深入人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儒学的突出人的心智功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逻辑，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在实际的历史行为里，人们也从未忘记“民心”，忘记“人的因素”等，对人的精神的表达、理解和强调有时甚至有些过分。由于这种思想模式是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延续的，因而他本人没有清醒地察觉或是干脆没有察觉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视而不见。

（选自《文学教育》，有删改）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身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又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如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等等。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对家乡也没有具体的感知，可是他们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们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息。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上、文化上、精神上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会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和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且感染心灵的人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

①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历史有时会被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因为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要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理解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流传至今的乐器羌笛，它的起源在笛之前还是之后，在东汉就有了不同说法。马融《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故本四孔加以一”，认为羌笛在前。而应劭《风俗通》曰“丘仲造笛，长尺四寸，七孔，武帝时人，后更有羌笛”，则认为羌笛在后。后人虽屡有考证， 但因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仍无一致的意见。

羌笛从边塞传入内地后，因其哀怨的声音、多人的共鸣，尤其在胡乐盛行的唐代，羌笛十分流 行。其后的《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中都有关于羌笛的记载，不过《旧五代史》和《宋史》都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此非音乐也”“不合正律，失之太清”，而元代却把羌笛列入“安和乐”中，明代洪武年间则把羌笛作为四夷舞乐入于宫廷。而明代解缙《太平十策》中说“禁天下胡琴、羌笛，一应俗乐”，说明当时羌笛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羌笛传入内地后历经千年而不衰，但由于缺少实物资料，文献记载较少且相互矛盾，关于羌笛的形制演变及流传过程仍不清楚，而且还很可能在羌族的聚居区存在着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演变系统。而让这种原本不清楚的情况更加混乱的是，羌笛经常作为实物或者哀怨的意象大量地出现在诗中，这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虽让考据者望而却步，却是文学和艺术史上的一件幸事。

羌笛，因其为羌人所造、声音哀怨、产于边塞，所以羌笛最初出现在边塞诗中，诗人用来表达征人思乡的边愁。如南北朝时庾信《拟咏怀》“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张正见《头水》“陇头鸣四注，征人逐贰师。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断肠”“悲”这些早期诗作中的字眼似乎奠定了羌笛悲凉的基调，而实际上哀怨悲愁确是诗中羌笛千年未变的主题。用羌笛入诗的南北朝诗人中，除庾信有边地生活的经历外，其他的文人只是用羌笛的意象来烘托或营造悲怨的氛围以满足创作边塞诗的艺术需求。

南北朝以后历隋经初唐直至盛唐，羌笛一直都是边塞诗中的常客，尤其是在边塞诗达到高峰的盛唐更为文人所喜用，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王之渙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李颀的“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王昌龄的“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 愁”……这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时代，一个“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边塞诗不同于南北朝时单纯的文学创作，如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这也使他们笔下的羌笛更加可信可亲可感。征蓬古塞、关山明月、催泪琵琶、断肠羌笛、梅花落、折杨柳，这些意象 所造成的视觉与听觉的冲撞共同烘托着征人边愁的主题。

(节选自王彦玉《诗中“羌笛”》）

先秦诸子对色彩的解读，体现出他们的哲思和对宇宙人生的把握。孔子推崇的是“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墨子用“墨”作为姓氏和命名墨家学派，用黑色彰显哲学理念。老子言“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以黑、白两色表现自己的处事原则和阴阳观念。

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更是集中地在作品中用色彩来诠释自己的哲学理念。《庄子》一书中颜色词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主要颜色词为“苍、青、白、黄、赤、玄、素、黑、骊、紫、朱、缁、绀、丹、辱”15种。对《庄子》中的颜色词进行统计，其中26篇中提及色彩，内篇中出现8次，外篇中出现30次，杂篇中出现23次，共计61次。

白色是庄子偏爱的颜色。首先，从思想体系看，《老子》第十二章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庄子承袭老子对五色的观点，在《天下》篇云“五色乱目，使目不明”，认为五色会扰乱人的视觉，使眼睛看不清楚，失去自然本性。庄子规避繁缛交织的色彩，旨趣趋向自然、本真的“白色”。

其次，“殷人尚白”的社会风尚，是庄子偏爱白色的民俗原因。殷人以白色为贵，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关于白色动植物的记载，远超过其他颜色。庄子出生在殷商旧族所在地的宋国蒙城，身受殷商文化的熏陶，行文中不自觉地体现出“殷人尚白”的社会习尚。

最后，崇尚自然的精神追求，是庄子偏爱白色的价值选择。白色在庄子看来不仅是澄明清虚的自然之光，更是虚静空灵的自然心境和纯真朴素的自然本性。白色所寓意的空明纯净的心境，是人走出现实的限制，参透生命的局限，自由遨游于天地而达到超脱的精神境界。

推崇自然是庄子哲学的核心，白色最能代言庄子的自然之道，但是庄子并不是仅以白色为贵。在庄子看来，生命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颜色是大自然的话语方式，都有着各自的美丽与存在的价值。在庄子勾勒的世界中，有眉须雪白的渔父、穿着黑色礼服的祭祀官、冬夏青青的松柏、青翠欲滴的新生之草、洁白的丹顶鹤、乌黑的乌鸦、毛色不纯且有一只赤蹄的骏马、九重深渊的黑龙……

庄子反对将色彩礼制化、工具化。在礼制社会，人们赋予色彩以等级，用来划分地位上的尊卑贵贱，颜色词有着鲜明的用色要求与层级界定。儒家将“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为“正色”，其他颜色视为“邪色”。在庄子看来，真正的圣人“无为名尸，无为谋府”，他们不汲汲追求名、势、利，即使套上最朴素的衣衫，也掩盖不了从心灵深处所散发的光辉。庄子伫立于人生的边缘，带着自然的情感与超越的眼光去审视人生，批判“人为”“刻意”的矫情伪性。

庄子眼中的颜色，回归色彩的自然属性，超越了“五色”的阐释，摆脱了礼制话语的束缚，具有无限的时空延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在庄子独特的审美感受下，自然之色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再现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仲艳青《庄子眼中的颜色》）

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大，在应对挑战中超越自我，这样的故事贯穿于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中国经历了多少曲折而终能转危为安、履险如夷，这恰恰说明，中国具有打逆风球、走上坡路的能力，没有什么风雨波折能阻挡中国前进的坚定步伐。

观察当今中国，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是为“难”。但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中国不仅宏观经济稳中有进，而且创新活力不断涌现，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跻身世界首位。在难中进、向高处行，把握“难”与“进”的辩证法，为理解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大，在应对挑战中超越自我，这样的故事贯穿于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犹记新中国成立初期，“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我们还曾遭遇封锁与遏制，经历洪水、地震、非典疫情的考验。但愈是艰险愈向前，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一路行进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正在建设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气势最雄伟的现代化事业。可以说，新中国70年历史，就是把困难当阶梯、不断向上攀登的奋斗史诗。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正是对各种挑战的回应，唤醒了我们主宰命运的自我意识，激发起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豪迈情感，推动中国进入不断自我超越的能动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世界的遏制与封锁，我们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未知风险，我们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正是在与困难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不断改革之路、不断学习之路、不断创新之路。

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大，涵养了一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经过70年不懈奋斗，中国人深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知道许多时候胜利要通过斗争获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斗争精神、奋斗意志，贯穿于70年风云激荡的岁月，也将推动中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种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定力。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为了赢得一时掌声，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的是耐力和韧劲。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停滞不前，这样的教训发人深省。在70年发展历程中，有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国经历了多少曲折而终能转危为安、履险如夷，这恰恰说明，中国具有打逆风球、走上坡路的能力，没有什么风雨波折能阻挡中国前进的坚定步伐。

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大，激荡着战胜前进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信心。经历了70年风风雨雨，中国人民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什么阵势没有经历过，这让我们在面对风险挑战时具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和乐观精神。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今天，我们确实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涉深水者得蛟龙”，在70年的坐标中接续奋斗，我们可以克服今天的困难、遇见更好的明天。

保持向困难进发、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毅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的起点上，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我们将不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都是一种文化漫长的积淀，体现着这种文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保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方式、思考逻辑和认知途径．对早期人类来说，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冷暖的变化，获取猎物的多少，部落之间的交换，都需要他们去认识、去理解、去描述。日积月累的观察中，他们不断丰富着表达方式、总结着表述经验，久而久之，便有了语言；再久而久之，便有了文字。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掌握。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理性的，这要用概念和推理来分析、来表述。另一是感性的，要靠直觉、想象和夸张来描述直接感受。尚处于童年时期的早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外在事物的表达，往往是朦胧的、混沌的，多采用象形的思维模式来记录对客观事物的印象。象形思维是采用立体的、带有描摹性质的方式来刻画对象的形态，来表达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早期人类首先是用图画，而不是用文字来表现客观事物，是通过形象而不是概念来描述外部世界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刻画，除了装饰之外，可以看作原始人对外部世界的朦胧记忆，在这些图画中，原始人更多采用象形的方法来思维，他们开始用一些最具有代表性、能被普遍接受的刻画作为记录符号，这些符号逐渐成为交流的工具唐兰先生曾言：“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字总是用图画方式来表达意符的文字，”汉字的形成，正是史前刻画、绘图具象化的结果，其所采用的直观绘图方式来造字，延续了原始思维的图画意识，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更抽象、更理性的表达，最终通过增形孳乳形成了大量的汉字。

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符号刻画，是1960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上的符号。文字学家对这个图案的解释各有不同，于省吾先生说是“旦”字，认为上面的圆形是太阳，中间的是云气，下面是山，表示太阳初起，是象形字。唐兰先生说是用阳光照耀着山火表示“热”，认为这是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无论这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其通过组合一系列物象来表达复杂的意思，比绘制单一物象所表现的内容丰富得多。

在图画表意向文字表意的过渡时期，这类符号应该很多，只不过大多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汉字正是通过这类符号刻画的不断累积，所表达的意义逐渐凝固，通过特定的组合，形成了系统的文字。

通过绘图意识形成的象形字、指事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感性直觉；通过抽象而形成的会意字、形声字，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通过组合分化而形成的转注字、假借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通变整合。可以说，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思维进程和历史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大篆到小篆，从繁体字到简体字，汉字的书写在不断简化，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抽象的能力越来越高，理性思维越来越深刻，可以从更简单的符号中，理解更为复杂的内容   在简化的历史趋势中，保持汉字结构、笔画和字体的基本稳定，是三千年汉字书写史的基本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识繁，来继承汉字的传统形态；通过用简，来面对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编自曹胜高《汉字中的人文传统与思维模式》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这气象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在诗歌上主要的成就，是他“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追求理想是它的主要方面。整个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正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人民所喜爱的，它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起《国风》来说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反而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的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一个诗歌时代总的成就，无数优秀的诗人们都为这一气象凭添了春色。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历来树碑立传皆为歌功颂德，立于乾陵司马道东侧武则天的“无字碑”竟未刻一字，令人费解。

更为奇怪的是，唐代史书并没有任何关于“无字碑”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而朱枫的《雍州金石记》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关于“无字碑”的艺术形式的记载：“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北十里梁山，武后亦袝焉。规模宏壮，穷极奢丽。陵左碑，高三丈，厚六尺余，阔几一丈，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俗所谓无字碑也。"他虽然已经注意到“无字碑”的艺术符号，但尚未对此加以解读。同时，碑上未刻任何文字内容。由此，引发了后世学者对“无字碑”的各种猜测。

当今大部分学者认为，“无字碑”是武则天所立。之所以无字，是有自知之明的武则天，将功过留予后人评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无字碑”之所以未刻一字，是因为武后自认为功德之大非文字所能表达。如杨正兴与杨云鸿合著的《乾陵无字碑》、魏明孔的《“无字碑”何以无字》等。或许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唐高宗的“述圣纪碑”乃是武则天撰文。若以此推测，则天皇后岂不是在蔑视唐高宗的功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无字碑”之所以无字，实出于武则天的无奈。如王净娜认为，武则天“在当时被迫还政于李唐又于心不忍的情况下，她无法去炫耀自己的功绩，也不会去悔过”。此说法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另一种观点认为“无字碑”是中宗所立，“碑文欲留待其死后再行篆刻，及至去世，李氏复政，既不愿意为之歌功颂德，又不能加词诛贬，只好一仍其旧了”。持相似看法的人还有邵友程、蒙曼、姜少勇等。事实上，武则天去世后，中宗继位，中宗非但没有贬低武则天之意，反而大加褒扬，唐中宗的《即位赦文》中有“则天大圣皇帝亶聪成德”即是明证。还有一种推测，即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难定其称谓，左右为难，干脆一字不铭。但这种观点仅是猜测而已。武则天死后中宗就谥号“大圣则天皇后”，唐中宗如果用此称号写碑文可谓名正言顺，有什么不好称呼的？

综上所述，至宋以降，历代虽有“无字碑”的简略记载，但对于“无字碑”的来源、立碑人、年限、缘由等均未找到确切答案，当然对“无字碑”的内容更是一无所知。尽管后世学者也做出了各种推断，并具一定的合理性，然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无字碑”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艺术不等同于政治，但政治又通过各种严格的制度来规范艺术的形态。“无字碑”即是一绝好的例证。其碑体的高大，碑首的八龙纹饰，碑侧的线刻龙纹，以及螭首方趺的特殊形制，无一不是在向世人宣布武则天至高无上的天子地位。显然，意蕴鲜明丰富的“无字碑”就再也不能以无字而简单衡之了。

（摘编自《武则天的“无字碑”真的无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