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收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署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礼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网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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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时代思潮相适应，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呈现出一种划时代的历史转化。他们追求和向往的不再是唐代文人那种渴望通过征战疆场建立外在事功的人生理想，而是在“庭院深深”“壶中天地”中营造个人的精神家园，已由唐代文人尚武任侠式的外向追求转向沉潜向内的审美趋向。

宋朝建立后既采取了“崇文抑武”“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又实行了严于内部防范而疏于边境防守的“守内虚外”政策，这虽然解决了五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军阀割据局面，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宋朝陷入“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的尴尬境地。宋代文人逐渐淡化了唐代文人那种渴望对外建功立业的热情和雄心，越来越多地将生活和精神纳入书斋、庭院及对日常平淡生活的欣赏追求，加之宋代党争不断，文人宦途浮沉无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他们积极用世的志向，进一步塑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沉潜向内的审美趋向。

浏览唐诗，诸如“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类轻视读书生活的诗句俯拾即是，而宋代文人则凸显出对书斋生活的喜爱和沉溺。苏轼自谓夜晚“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欧阳修青少年时因家贫无书可读，便“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宋代文人不仅勤读乐读，而且纵观博览，像王安石“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本草》乃至诸小说，无所不读”；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无所不通”。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认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普遍存在的读书热情分不开的。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诗词创作从题材到内容也普遍呈现出静观自省、内向收敛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大量隐逸诗词以及描写日常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与唐代文人孟郊进士及第后发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狂喜之言相比，宋代文臣寇准却在其诗作中发出了“不爱朝衣换布衣”的呼声；陆游在《真珠帘》中亦称“自古儒冠多误，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宋代是一个重用和优容文人的朝代，文人理应将积极入仕列为人生的首要选择，然而宋代文人虽然并没有放弃科举功名，大多数人也在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在他们的价值取向及意识深处却凸显出浓厚的隐逸情怀，“隐逸上升为与出仕具有同等价值的人生抉择”。

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审美趋向势必影响着时代的文化风貌。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向以学术之繁盛、科学之发达为学人津津乐道，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先生认为宋代政府贫弱，国力虽远不及唐王朝强大，但“社会学术之盛，则唐亦不能媲美于宋”。宋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和科学极为繁盛的时代，固然与宋代“以儒立国”的国策息息相关，但亦与宋代士大夫所凸显出来的自省内敛、沉潜向内的审美趋向紧密相连。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士大夫沉潜向内的审美趋向》）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

经常上网听音乐的人，对“国风音乐”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国风音乐的主体元素，是一种曾被称为“古风歌曲”的小众音乐形式，其特征是混合了琵琶、古筝等传统民乐的配乐以及半文半白、意境典雅的歌词，受到部分年轻人的喜爱。这些年轻人自己写词、谱曲、放到网上传播，形成了一个青年音乐群体。后来，古风歌曲吸收融合了带有古典气质的流行音乐、民谣世界音乐等音乐类型的部分特征，曲风更加多样，外延更加宽泛。于是，凡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渐渐都被统称为国风音乐。

近年来，国风音乐正逐步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结绳纪”国风音乐盛典，2016年在“鸟巢”举办的国风主题演唱会，可以说是国风音乐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国风音乐为主题的音乐会越来越多，据统计每年不下500场。而在互联网上，国风音乐视频播放量节节攀升，仅视频弹募网站哔哩哔哩一个平台，就可实现每年1亿次以上;在抖音上，一个唢呐演奏者有几百万粉丝也不是什么稀罕事。2018年底，还出现了一档以国风音乐为卖点的选秀类综艺节目《国风美少年》。有专家判断:国风音乐已迎来真正的爆发，将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热点。

在专业音乐人看来，国风音乐并非一个“音乐类别”，而更像是一种“音乐现象”。它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传统音乐元素和文化元素的一种现代转化。这一概念有很强的包容性，表现形式也十分多元。在内容上，既包括民族器乐，也包括流行歌曲;在音乐风格上，除了传统的五声音阶之外，亦可包含说唱、摇滚、民谣、电音等元素，能满足广大听众群体的不同口味。

目前，国风音乐的受众主要是以“90后”“00后”等年轻人为代表的观众群。对于他们来说，国风不只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态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几乎与国风音乐同时兴起的汉服热。如今，走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身着汉服的姑娘，美丽自信。而且她们不是为了某个特殊场合去装扮，就是作为日常服饰。还有以《大圣归来》《哪吒》为代表的国风动漫、占据视频网站横幅广告的古装影视剧、热度正在升高的国风舞……甚.至连时尚界都开始主打国风元素。可以观察到，这些小众圈层之间已出现“共融”趋势，如国风音乐歌手几乎成为各个动漫展览上的“标配”，从视觉和听党上共同营造出一种充满中国审美气质的整体氛围。

国风音乐的流行表明，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如今更加被重视、被需求。正如中央歌刷舞剧院首席作曲张渠所说，“每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风音乐的流行是一个必然趋势。”

(摘编自周飞亚《“国风音乐”悄然流行》)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上，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①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②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③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颍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④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⑤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材料一：

健康的概念在我国已几度更新，今天已不同于昨天。当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时，人们只期望身体能够胜任体力劳动和维持日常生活，健康的概念就是“不得病”。随着社会的发展，为追求高寿命，人们将健康理解为“长寿”。其后人们又发现，延长了的生命如果伴随着疾病和伤痛，一样不能幸福地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曾对健康做出过如下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完好状态”，即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三个方面。同时对健康提出三个“新”指标：新的概念、新的原则和新的目标。新的概念，即从满足物质需求向满足精神需求方面发展。新的原则，即从经验养生向科学养生发展。新的目标，即从生活质量目标向追求生存质量目标转化。

（摘自王秋慧、王枫《我国国民健康状况初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8）

材料二：

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老龄化及城镇化加速，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刚性需求爆发式增长，健康服务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健康医疗大数据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有望成为我国拉动内需和重大科技源头创新的新引擎，更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材料三：

建设健康中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思路，统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问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人之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之健康是立国之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就是把健康优先体现在社会生活全过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健康目标，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中向健康倾斜，财政投入上保障健康需求，切实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指导思想；强调以基层为重点，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突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用中国办法破解医改世界性难题；特别倡导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推动政府、全社会、人民群众共同行动，激发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健康。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从健康影响因素的广泛性出发，转变卫生与健康发展方式，加快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进程，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维护人民健康的范畴从传统的疾病防治拓展到生态环境保护、体育健身、职业安全、意外伤害、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实现对生命全程的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毫不动摇地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基本与非基本的关系，绝不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政府承担好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等组织管理职责，切实履行好领导、保障、管理和监督的办医责任，同时注重发挥竞争机制作用。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增加服务供给、优化结构。

（摘自十九大学习文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日报》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