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宇宙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中。小说描绘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数字世界——“元界”。现实世界中的人在“元界”中都有一个虚拟分身，人们通过控制这个虚拟分身来相互竞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事实上，当前科技界对元宇宙并无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认为，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通过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编辑。

胡闻认为，元宇宙概念在今年大热不是偶然，经过多年酝酿，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5G通讯、可穿戴设备等底层技术的应用日渐成熟，这些技术的结合运用使打造元宇宙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左鹏飞认为，元宇宙热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移动互联网红利已经到顶并开始消退，元宇宙作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的载体，蕴含着社交、内容、游戏、办公等场景变革的巨大机遇，传统数字科技企业和新兴初创企业都想抓住未来赛道机遇。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0-2021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认为，2020年是人类社会虚拟化的临界点，为2021年成为元宇宙元年做了铺垫。一方面疫情加速了社会虚拟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下，全社会上网时长大幅增长，“宅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线上生活由原先短时期的例外状态成为常态，由现实世界的补充变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人类现实生活开始大规模向虚拟世界迁移，人类成为现实与数字的“两栖物种”。

虽然前景诱人，但多数受访人士认为，当前元宇宙产业整体上还处于早期阶段，从算力条件、网络技术、扩展现实等现状来看，产业还需要10至20年的发展时间。

（摘编自新华社《元宇宙到底是个啥，离我们还有多远？》）

材料二：

元宇宙的出现，将会整合并推动技术创新，最终实现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深度融合。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VR、AR（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始终处于“各自为政”状态，难以发挥集成作用。元宇宙不仅要给用户提供更真实的体验，还要整合虚拟现实技术成果，构建一个平行的全息数字世界，实现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深度联通。要想成功构筑这样一个复杂的虚拟世界，需要包括交互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和电子游戏技术在内的六大支撑技术。

因此，元宇宙概念的火爆，建立在人们对技术迭代的高度自信之上。尽管目前很多技术并不成熟，甚至距离元宇宙的构想还有一段距离，但仅从2021年元宇宙引发的市场关注及资本追逐来看，新技术的整合应用将很快得到推进，应用场景和用户体验也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

元宇宙的出现，将会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并引发生活方式的深度改变。如果说元宇宙点燃科技圈的热情是因为技术创新驱动的力量，那么，元宇宙成功“出圈”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就是源自元宇宙所描绘的场景一旦实现，将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过去，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互联网新媒体，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都是平面的，然而，元宇宙会让人真的“身临其境”，通过立体多维的方式重新认识和看待世界。网络世界的海量信息以更直观的方式进入主观世界，人的意识得以极大拓展；与此同时，虚拟人也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并将自身在虚拟空间获得的思维和情感体验反馈到现实世界。现实与虚拟的实时交互，必将引起传统社会科学体系的突破与重构，也将推动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如信息科学、量子科学、数学和生命科学的交互融合。

元宇宙的出现，将会引发对虚拟世界运行规则的深度探讨。在元宇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生命概念、时空概念、能量概念、族群概念、经济概念都可能被改变，甚至被颠覆。

首先，元宇宙规则由社区群众自主决定的现状，可能带来文化侵袭和价值错位。当更多人进入元宇宙之后，价值取向、制度选择和秩序层级等文明规则该如何设计？虚拟世界中如何实现不同文化的交融？谁来维护这些秩序和规则？

其次，虚拟世界也存在贫富分化风险。元宇宙中不存在传统的产业结构，“观念经济”将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处于雏形的元宇宙经济体系，可以移植和试验所有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如合作经济、共享经济和普惠金融。但从长期来看，元宇宙独立的经济系统，也应纳入宏观经济调控范畴，避免平行世界出现另类的两极分化。

此外，现实世界存在的垄断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冲突是否会渗入元宇宙等都是问题。这也提醒人们，依靠数百万甚至数亿人通过游戏娱乐、内容创造、人际互动等方式共同创造的元宇宙，必须建立和谐共存的运行规则。

（摘编自王明姬《冷静面对“元宇宙”热潮》）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细读”是被普遍使用的批评方法。往久远了追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大都可以算作“文本细读”。从批评模式上看，这些批评实践虽然有着不同的文本聚焦点，但都可以统称为“文本批评”。王先需、胡亚敏主编的《文学批评导引》中写道：“‘文本批评’指一种立足文本、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各要素的批评方法，文本成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受这一批评范式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在总体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主要奉行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品蕴藏的现实意义。后来，批评家越来越关注文本内部研究。作品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世界。对文本全部内容的阅读、阐释、评判，才是批评的首要职责。这一转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本批评”模式及其所采用的细读法经常遭受的质疑是：割裂文本与外部的联系是不合理的。美国文论家韦勒克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后期代表人物，对此亦有反思。他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写道：“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这就是说，韦勒克把文学研究与批评分成“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两种形态，而二者又是潜在地、深刻地联系着的，内部研究要顾及外部关系，外部研究要隐含内在的文本。文学文本是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心理下创造出来的，必然带上写作者的主体性特点，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尽管“文如其人”未必是绝对真理，也常常有“文”与“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但“以文证人”或“以人证文”，依然是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径。在细读式批评中，联系作家本人、社会背景，对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本，是有益而无害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意识到“文本批评”模式存在的问题之后，就纷纷跑到接受美学、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的怀抱中去。他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太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更加关注其中暗含的“倾向性”。这时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作品自身逻辑的细读，在批评实践中受到忽略了。这是我们在当下呼吁重建文学性、加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在批评实践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需要双向运动，形成一种互动、互生的立体运行。只有这样，批评家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文本细读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又融入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似乎更吻合读者的口味。它以“内部批评”为中心，又承袭了既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细读式批评。这正如陈晓明所说：“试图从小说艺术、思想特质以及历史语境三个维度来展开对文本的解读，由此来突显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变革所创造的新型的文学经验。”细读法首先对文本内部研究有用，但也适用于外部研究。之所以我们关注外部的某个因素，是因为文本内部有一定的“触发点”，正是这一点引导评论家去进行相关的外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读法可以很好地连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因此，好的文学批评，对于解读对象，既要“入乎其内”——精读作品，又要“出乎其外”——跳出作品，即从个别、特殊走向普遍、共性。坚持以作品为本体、为核心、为“属地”，批评可以引，入社会、人生，引入作家、读者等维度，但须在文本相关的范畴内，不能话题无边、“喧宾夺主”。理想的做法是，在解读文本的进程中，渗透或者暗示出外在的部分和必要的背景来，而不损害对文本的关注和解读。优秀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世界与人的隐喻、象征，要通过细读找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因此，文本解读要跳出作品中的有形时空，努力进入文本中蕴含的无形境界——形而上王国。

这其实需要批评家有更丰富的知识、学养和出色的感觉、才华。一个批评家要懂得多种文体的艺术规律。当下很多评论家介入文学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样的评论家在细读、批评作品时，才容易深入肌理、细部、空白处，进而达到对整个作品的宏观把握。由于打通了创作与批评；他们的思维也不局限于作品，他们往往更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这其实也有助于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在批评实践中，还需要评论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细读式批评，着力的是对文本的剖析、阐释，批评家的判断、评价，就包含在述评中。你不能把一般作品说成是优秀作品，把优秀作品拔高到伟大作品，坚持艺术标准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人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斐·拉萨尔历史剧本《济金根》的评价。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剧本，认为故事情节让人“惊叹不已”“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另一方面坚持“最坦率”的批评，指出了剧中人物身上的“席勒式”的概念化倾向。由此，他们还升华出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很好地研习与借鉴。

（摘编自段崇轩《用细读法贯通文学的内外部研究》）

看得见的价值

作为人类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正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也就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主要体现在实体法之中，贯彻于司法裁判的结论上，构成一种对法官的实体性道德限制。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实体正义具有一系列明确的价值标准。刑法学者所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对相似案件给予相同处理等法律原则，大体上可以视为实体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实体正义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由于几乎所有案件在事实和情节上都不完全相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互有差异，而案件在裁判结论形成之前，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想给所有案件的裁判活动确定一个统一适用的公正标准，确实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尽管如此，人类法律价值中还有一些内容与裁判的结果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属于“看得见的正义”。如果说一个案件最终裁判是否公正，往往只有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的话，那么，一个案件的裁判过程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有无明显的不公之处，则不仅能为当事者所感知，而且还能为一般社会公众所判断。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公众进行的价值评价主要是通过观察法律实施的过程来进行的。很明显，这种“看得见的正义”也就是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源于一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法律程序的建立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提供的一种重要保障。这就使程序与道德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另一位大法官杰克逊（Jackson）曾就此作出过进一步的解释：“只有那些未经教化的粗俗之辈或者骗人的律师才会说程序是无关紧要的。程序的公正与合法是自由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实体法只要能得到公平和无偏见的适用，那么即使它再苛酷，也是可以忍受的。不要忘记，正当法律程序并不会使被告人成为惟一的受益者，它还是使政府摆脱一些错误的最好保证，而这些错误会不断地玷污一个司法制度，并注定以单方面的形式发生。”

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大理念，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

在任何一种司法裁判过程中，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还是普通公众，所关注的往往是裁判的结果，而不太重视司法裁判的过程、步骤和方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司法官员出于效率、便利实用的考虑，还会故意地通过牺牲程序来保证某种预期的结果。司法制度中的“重实体、轻程序”也罢，行政管理中的“重手续”也罢，实质上不过是“重权力、轻权利”的表现形式。具体到诉讼领域，这种对国家权力的畸形重视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极度轻视，显示出这是一个“重国家，轻两造”的社会。在此情况下，重视手续和轻视程序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裁判者、被管理者、被控制者都不具有人的尊严，其本身也都不成其为目的，而不过是用来实现他人、社会、国家甚至衙门本身目的的手段。

或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将程序正义的内容揭示到“穷尽”的程度。但无论如何，程序的不公正和非正义都是有着确定标准的。那就是使人仅仅成为手段或者工具，而不成其为目的。只要人们受到这样的对待，非正义也就发生了，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的道德正当性也就会引起普遍的质疑。

（选自《看得见的正义》，有删节）

科举考试历来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平等精神，但事实上有着一定的经济门槛。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科举考试表面上的公平性所掩盖。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应承认科举考试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典范价值，但同时也应注意，科举考试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亲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不过就如“高山上的花朵那样遥不可及”。

科举考试的所谓开放，主要是相较于“前科举时代”而言。清代学者魏源客观评价了科举考试制度：“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也就是说，科举考试不同门第和血统，主要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的门第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职，在用人制度上显然更加具有某种开放性。

但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和平等性相当有限。“定例：娼、优、隶、卒之家，不准考试”，这些所谓“贱民”，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的大多是读书人的子弟，而那些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据一半比例地位的女性，从来都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制度体系之外的。

权势、财富等才华之外的因素在科举考试中的干预，稀释了科举竞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从理论上说，这一途径对任何想取得绅士地位和官职的平民，都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大为有利。”清代高官显贵子弟可以凭借家族的背景的权势，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特殊的恩惠和照顾，他们的试卷是单独的，与普通士子分开，标明“官卷”，录取时还为其另立举额。富家子弟还可以依靠家族积累的财富，通过“捐纳”而获得“例监生”或“贡生”等身份，由此，就可以跃过竞争激烈的童试而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不仅如此，在童试和乡试中，针对商人子弟还单独设立了“商籍”，并且另立“商额”，这样他们中举机会就远比平民要多一些。

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往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应试者本人及其家庭没有经济基础，那么就必须通过民间长时间的资助才能“家贫力学”。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一是家庭前几代人通过生产经营，积累一定的财富，供给后代子孙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家庭其他成员专心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所得积蓄主要用来供给家庭中的那些聪颖慧学之人，从而培养科举考试的苗子。

科举考试并不是自由竞争，是一种科举定额制度下的有限竞争。不但举人是各省有各省的定额，就是进士也是南北分界，所以各省出人物的机会，受了科举定额的影响，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

在科举时代，真正直接受益于科举考试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封建王朝统治阶层始终掌握和把持着科举考试是一个无法撼动的事实，而即使存在一些所谓的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这个特权阶层的案例，仍然不会改变科举考试的性质。

（摘编自《科举考试的社会经济限制》）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有删改)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传播、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动等特征的大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讯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逮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凤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无的例证。

（捕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

陈从周

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它是饶有书卷气的园林艺术。如北京香山饭店，是贝聿铭先生的匠心， 因为建筑与园林结合得好，人们称之为有“书卷气的高雅建筑”，足证历代谈中国园林总离不了中国诗文。这就是中国造园的主导思想。

从南北朝以后，士大夫寄情山水，啸傲烟霞，避嚣烦，寄情赏，既见之于行动，又出之以诗文。园林之筑，应时而生。续以隋唐、两宋、元、直至明清，皆一脉相承。白居易之筑堂庐山，名文传诵；李格非之记洛阳名园，华藻吐纳。故园之筑出于文思，园之存，赖文以传。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园林水平高低，反映了园主之文化水平。自来文人画家颇多名园，因立意构思出于诗文。除了园主外，造园必有文人、画家、笛师、曲师、山师等等，他们相互讨论，相机献谋，为主人共商造园。不但如此，在建成以后，文酒之会，畅聚名流，赋诗品园，还有所拆改。明末“乐郊园”就曾经历四次拆改，可见名园之成，非成于一次也。如果游园者文化修养高，还会吟出几句好诗来，画上几幅清逸的园景。

汤显祖《牡丹亭》中“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靡外烟丝醉软”，“朝日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其兴游移情之处真曲尽其妙。是情钟于园，而园必寓情也， 文以情生，园固相同也。

清代钱泳在《覆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可见，从诗文中可悟造园法，而园林又能兴游以成诗文。当然，这其中还是要能表达意境。造园之高明者，能将文学、绘画、音乐等诸境，以山水花木，池馆亭台组合出之。人临其境，有诗有画，各臻其妙。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者，实以诗文造园也。诗文言空灵，造园忌堆砌。中国园林能于有形之景兴无限之情，反过来又生不尽之景。此外，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名为园林，实作读书吟赏挥毫之所。故苏州网师园有看松读画轩，留园有汲古得绠处，绍兴有青藤书屋等。

从明中叶后直到清初，文人园可说是最发达，水平也高，名家辈出。计成《园冶》，总结反映了这时期的造园思想与造园法，而文则以典雅骈骊出之。继起者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亦典雅行文。

中国园林必置顾曲之处，临水池馆则为其地。苏州拙政园卅六鸳鸯馆、网师园濯缨水阁尽人皆知者。造园言“得体”，此二字得假借于文学。文贵有体，园亦如是。文体有其独立 性，故郊园、市园、平地园、小麓园，各有其体。亭台楼阁，安排布局，皆须恰如其份。

总之，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我认为研究中国园林，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深。

（有删改）

材料一：

民间谜语是民间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间口头语言艺术的一种。民间谜语是用寓意、比喻、象形、谐音等多种描绘手法，来影射和暗示事物本来面目的一种独特民间文学体裁。它是一种利用谜面的语言描绘引导猜谜者的联想，从而推测出所指之事、物或文字的语言游戏形式，是汉语语言智慧的结晶。

民间谜语是由民众创造并经过集体加工而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语言艺术，是民众集体记忆的表达。谜语中包含有丰富的生产、生活、历史、地理、民俗等内容，是民众物质生产、饮食、服饰、居住、婚丧等日常习俗文化的写照。透过谜语，可以了解到一方社会的民俗风情、历史地理以及民众的心理趋向、审美情趣等。

首先，民间谜语的猜射对象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如北方民间谜语中的物谜、事谜多以具有北方地域性的事物来进行猜射，所猜射对象的地域性是民间谜语地域性的首要体现。其次，民间谜语的谜面采用方言表述。刘万章在编写《广州谜语》自序中谈道：“广州谜语，是有广州方言特式的，虽然不少有很深的‘文艺’色彩。由这小小的一百三十个谜中，大概可以看得出广州民间文艺的独特。“再次，民间谜语的描述内容和形式多包含地方社会的民俗传统。如藏族谜语“木腿站住，肉腿行走”，谜底为“帐篷”，这一谜语展示出藏民以帐篷为居所、逐水草而居的独特生活习俗。

（摘自高忠严《中国民间谜语的源流特征与文化价值》）

材料二：

湖北省宜都市青林寺村富有传承和制作民间谜语的深厚传统，堪称“中国谜语第一村青林寺的村民十分喜爱谜语，全村上下，不论男女老幼，随时随地都能相互比试自己的得意之作。现已60岁的廖会远老人，年轻时就是靠猜谜来喜结良缘的。她告诉来访者，当年提亲的人踏破了她家门槛，家里的人拿不定主意，便索性将几个小伙子请到家中，由她出了一则难度较大的谜语让他们猜。谜语是：“偶因一语（雨）蒙抬举，反被多情（晴）又别离，送得郎君归去后，独倚门头泪淋淋。”只有李绪安一个当场猜中是“伞”，于是两人结成夫妻。青林寺村办红白喜事，乡亲聚会，猜谜是少不了的娱乐活动。有时在两支迎亲队伍“狭路相逢”之时，所采取的办法也是用猜谜斗智来分输赢，输家让路。猜谜已融入当地的乡风民俗之中。

（摘自万建中主编《新编民间文学概论》）

材料三：

由于相当部分的民间谜语用的都是方言，而方言具有不利于异地或大众化传播的局限性。一些谜语中的方言语句，不能为现代人们理解。当代民间谜语的现状堪忧，正在走向衰退。

（一）传承环境功能的弱化。由于集体性的削弱，谜语口头传承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小，城市里社区教育伴随着社交活动的减少，其教育传承功能也逐渐弱化。口头传承原有的存在语境毕竟是在生活中、劳作中、仪式中，没有这些活动，单纯的口传未免缺乏了现实的土壤而难以进行下去。

（二）谜语文化精英的断层。从搜集整理民间谜语的资料来看，掌握民间谜语的主体力量几乎都在40岁以上，其实大部分都在60岁以上，数量又不多。这些数据说明，民间谜语面临着传承力量的断裂，土生土长的民间谜语其实用价值和娱乐的吸引力正慢慢消失，因而出现谜语文化精英的断层现象。

（三）书面教育与传统口传的关系困境。现代的学校教育是书面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播。而口传教育是生活化的教育.建立在社群环境上，学生们会产生隔膜感。

（摘自任建明《河南民间字谜创作手法初探》）

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周朝初年，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思想。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继承了这一思想。“和而不同”是一个反映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而基本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先人特别是国家治理者，很早就懂得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治理，运用它来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从而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民为本”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政治思想。在秦朝以前的历史典籍中，对这些思想都有表述和记载。作为儒学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其中的《礼运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说，“天下”由众多不同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所组成，它不是一人一家一社群一民族一国家之天下，而是所有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天下。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又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天下为公者，也就是天下为民。离开了天下的民众，也就谈不上为公了。各种不同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之间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如果遇到分歧、争论和斗争，都相互协调、求同存异、妥善处理。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处理，才能实现和谐稳定、安宁，才能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开辟前进的道路。

“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万国咸宁”这些中国古代用来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其要义就是倡导国与国之间要和平相处，万事和为上。“以和为贵”出自《论语》，“协和万邦”出自西周时期的《尚书》，“万国咸宁”出自战国时期的《易传》。那时的中国，周边和国内的部族方国与诸侯封国林立，人们希望彼此之间不要兵戎相见，能够和平咸宁。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坚持“以和为贵”、实现“万国咸宁”逐渐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和远方国家邦交关系的原则。所以，中国与周边和远方国家总体上长期保持亲仁善邻、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而这样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能够成为东方文明主要缔造者之一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

这些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真理、体现人民性民主性的先进政治思想和美好社会理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通过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和劳动人民的不断追求而一直传承下来。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文明所共同主张与倡导的。从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人类必须互相保持和谐而生活”，到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倡导的“世界主义”精神，到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倡导的“世界一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各个地区建立的这样那样的共同体，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体现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不仅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有益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智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都蕴含着这样或类似这样的历史智慧。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而坚实的共同思想基础。

（摘编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

材料一：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开幕。会议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节选如下：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经济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加强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新平台。

我们认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昭示中，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

(摘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摘选自《“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材料三：

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员龙安志表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正当其时，抗击了西方逆全球化风潮的兴起，迎合亚洲经济体转型契机。“虽然亚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加强共识后，能够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走得更好。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等国可以通过金融、科技、环保领域的合作，践行经济可持续发展。”他说，“在文明交互加深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领域合作将更容易。”

此次大会还吸引了亚洲以外国家的参与。对此，龙安志说，与古代丝绸之路一样，沿线经贸文化往来的受益方就不仅限于亚洲。“随着大会的开展，相信会有更多国家关注，但最重要的是，亚洲各国立足自身的根基，在平等尊重，求同存异的认识下做好自己的事情。”

(摘选自《经济参考报》)

材料四：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除了分论坛之外，还包括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等一系列活动，囊括了各色美食节、电影节等.将促进亚洲文明合作。

阿富汗“TOLONews”电视台报道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促进不同文明之同的和谐共生”。

《印度教徒报》报道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动相互理解和知识共享，有助于解决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近几年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摘选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