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新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84岁时，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回顾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在诗的结尾处告诫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后来人们一般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写作技法等能力称为“诗内功夫”，而把阅历、学养、识悟、操守、精神境界等的修炼称为“诗外功夫”。陆游用一生的作诗经验告诉人们，“诗内功夫”是进行文艺创作的基础，但若想创作出精品力作，非修炼“诗外功夫”不可。“诗外功夫”的获得不仅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而且需要学识、情操、德行等多方面的提升。

我们经常用“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来强调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但“操千曲”“观千剑”还只是限于某一生活领域，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还远远不够。老舍曾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不是孤岛行为，必须先全面了解与小岛相连的整片大海，即要修炼学识。学识首先来源于火热的人民生活。“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道听途说或闭门造车，作品必然是隔靴搔痒。只有走进生活深处、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才能把真实的生活变成感人的故事、丰满的人物、优美的旋律，作品也才能打动人心。学识的获得还需要艺术工作者多读书识理，多向其他知识领域扩展、突围。陆游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但凡艺术莫不如此。艺术工作要“专”，“专”可以让我们在某一领域站稳脚跟，但要使作品产生质的飞跃，艺术家见识要广、学问要博。如鲁迅所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会非常有限”。

文章不是无情物，作家如果缺乏生命体验，做不到同情理解，就难免不出现“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欢者虽笑不乐”这样尴尬的作品。巴金谈到，创作《家》时“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可见，燃烧的情感、深沉的理解是文艺创作重要的内驱力。“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若非有着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很难写出如歌如泣的《琵琶行》。想要深刻表现事物、传递情感，就必须有对人、事、生活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写自己最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蹭热点、抢流量，谍战流行就写谍战、古装剧流行就写古装剧，最终陷在跟风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它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走进生活、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对生活、对要表现的对象投入真心、真情。只有拆除“心”的围墙，带着真心、带着真情、带着对人民对生活最真挚的爱和理解，才能真正深入读者内心世界，创作出触及灵魂、引发共鸣的优秀作品。

为社会立心、为民族铸魂，是文艺重要的担当和使命。创作主体的德行是否高尚，决定作品格调的高低。如果一个作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我们很难相信他的作品会充满高尚的情感和向上的精神。自古文人都很注重自身德行的修养，从孟子的“养气”说，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再到韩愈的“气盛言宜”等，都非常强调创作者道德修为对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创作者的修为境界还直接影响其作品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王羲之、颜真卿书法之所以被奉为经典，除了作品本身艺术水平高之外，还与他们的德行学识堪称一代楷模密切相关。所以德行与创作，是相得益彰的关系，高尚德行催生高尚艺术，高尚德行推动作品传播。在新时代的今天，艺术承担着培根铸魂、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在作品中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使作品给人以光亮、温暖与希望，文艺工作者必先培其德、育其志，提升其境界。育人必先育己，觉人必先自觉，是道理所在。

“诗外功夫”绝非一时半刻之功，需要长期磨炼和沉潜。文艺工作者若能潜下心来，身体力行，必将创作更多经得起时代和历史考验的艺术精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7月2日)

青年热衷怀旧现象透视

管建

青年怀旧包括个体怀旧和共同怀旧。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是自传体记忆的一部分，是形成和塑造一个自我的整体。共同怀旧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带有共同的体验和感受。如大白兔奶糖能唤起我们童年时的甜蜜回忆。铁臂阿童木、花仙子、机器猫、狮子王、黑猫警长、灌篮高手成为代际的标志和年代的表征，内化到不同时代个体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情绪中。通过共同怀旧，可以使我们与同龄人建立关联，顺畅沟通，密切社会交往。尤其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事件，共同欣赏过的音乐，共同拥有的记忆，在互相谈论的时候常常能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和亲密感，维持和增强社会关系。比如，校友会、同学会都积聚了许多共同的怀旧情结。

怀旧可以唤醒美好情绪，激活正向体验，帮我们重温快乐、幸福、爱与温暖。怀旧常常与美好的事物相链接，即使身处无奈和悲伤之中，怀旧依然可以让我们暂时躲进旧时的温暖小屋。人在沮丧和不如意的时候，常常容易怀旧，怀念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在某个特殊的庆典或仪式中，也常常怀念逝去时光中的点点滴滴，用怀旧收藏青春。人在怀旧中具有“玫瑰色滤镜”，即选择性记忆，人们会有意识地回忆起那些甜蜜的片段，而忽略不愉快的部分。谁的青春不遗憾，但是怀旧中的青春永远是美好的。

怀旧具有防御性功能。个人在动态的环境中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这往往成为怀旧的起点和触发机制。怀旧成为了一个有效的自我保护盔甲，它可以帮我们重拾旧日的美好，避免当下的负面情绪，起到情感修复的功能。当我们的脸上爬满岁月的痕迹，翻看以往的照片，可以从青葱岁月、无邪笑脸中找到旧日的美好；当我们沉浸在繁忙的工作压力和学业压力中，即使童年无聊的游戏也依然能激活我们最天真的愉悦。怀旧可以慰藉惆怅的心灵，在面对压力时缓冲烦恼，从暂时的心理平衡中获得些许慰藉和模糊的温情。回忆过往可以让我们避免孤独。以往生活的痕迹，那些曾经带给我们甜蜜的生活仪式可以让人产生社会支持的力量，避免孤独。它激活了年轻人那些被爱、被呵护、被关爱的过往，进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由此缓和现实中的不满足和不如意。

怀旧可以提升生命意义感。一旦个体遇到价值威胁，就会试图去追寻生命的意义，怀旧成为个体寻求生命意义的重要桥梁。通过怀旧，青年可以寻找到生命意义的根源，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都是生命意义的蓄水池，人一旦遇到暂时的控败或者颓唐，往往喜欢从过往的生活事件中回忆出些许的微小加以沉漫、加以抚慰。由此心理学发现，生活仪式感是怀旧重要的来源，逐年累月积攒的微乎其微的生活仪式感都在不经意的日后回忆中成为怀旧的资料，帮我们抵挡今日的风雨，达成内心的平和。由此看来，怀旧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让人忆苦思甜、不忘初心。

（摘自《人民论坛》2019年第26期）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的产量颇为壮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葫芦兄弟》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动画相结合，形成了木偶、皮影、戏曲等诸多形态的动画形象，鲜明地展示着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气质。

但是，近年来，国产动画作品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其传统印象逐渐偏离观众的审美视野，虽然有不少动漫作品走向国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传统君化内涵却稍嫌不足。其中，许多作品放弃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风格的动画制作理念，放弃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品位和风格。同时，中国当代动画片在主体受众定位上存在着娱乐化、低龄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导未来的中国人在动画片的接受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有所疏离。

因此，中国动画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借鉴、吸收的诸多实践，实际在当代有所断裂。在动画作品中如何更好地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动画作品的艺术水准，已成为今后国产动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动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实现国产动画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更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有效举措。

欧美与日本一直是世界动画产业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经典作品不仅展示本国的生活面貌、思想精神，还出品了许多与世界各地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动画片。如美国出品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魅力。外国制作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动画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动画片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认知。但是，这种成功的典范，在引起我们的反思之时，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国产动画创作思路的一剂强心针，毕竟曾经的中国动画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创作的精神食粮。如何像前辈动画人一样有效地汲取和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思考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载体，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墨西哥文化。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因素。

但应注意，国产动画创作在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时，也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素材，并不是要一窝蜂、赶潮流地都去进行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也不能在作品中随意地、不经考证地、蜻蜓点水般挪用一点传统素材，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生撤硬套进去，以为沾上一点传统文化的要素，就显得艺术品位高。我们应该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敬畏，在尊重传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材和再创作，从而使文化形式和作品内容达到水乳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片丰富的素材来源。在前辈动画人的努力下，通过汲取这些文化元素，创造了诸多跨时代的经典动画片。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潮流、当下的市场需求与动画艺术特色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作品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向世界展示、宣扬，这是今天中国动漫应该选择的重要道路。

（摘编自李春沐《中国动画片创作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

大学治理从“经验办学”走向“科学办学”是未来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依曼博士就明确指出：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其实，大学所有活动都可以成为研究素材，大学的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存在着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过程。今天我国的大学管理者都有很高的学科和专业素养，但学科和专业素养绝不是高等教育理论素养，也不一定是科学的理论素养，更不能取代高等教育素养。大学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翻烧饼”现象，就是大学治理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

科学化办学是指基于教育规律，按照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内在逻辑办学。以目前普遍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为例，就是要基于学生的学习体验构建学习过程，配置教育教学资源，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用教育技术“倒逼”教学改革等。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开展大量的学情调查和社会调查。目前，国外很多高校都已经通过大量采集学生的数据改善教学与管理，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通过分析每年新生的借书数据，相应地准备图书资料及培训，精准满足一年级大学生的需求，这些都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科学依据。在我国的现阶段，一方面，要对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高等教育实践进行继承和提炼，认真厘清以往经验所存在的不足与局限，进而注重对现当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思想、行为、实践加以概括、归纳、创新和升华，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运作规范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对大学教学、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利用，现在我们数据收集很多，但是缺乏分析，更缺乏应用，而不用的数据就是“死”的无用数据，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要用高等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分析结果总结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科学”，再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

大学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发挥高等教育研究的作用十分重要。不难发现，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大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发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而且是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起步期，美国在上世纪初，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些国家因“弯道超车”的需要而重视高教研究，这与早发内生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大学治理已经过了依靠“舶来品”来管理的时代，已经过了依靠个体经验，经济甚至其他领域的经验来管理的时代。因为大学面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使命发生了变化，面对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面对的教育技术发生了变化，大学必须研究自己。

近期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意义重大。实现大学的科学化治理，离不开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为科学化管理提供支撑。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就是解决经验办学的问题，即让大学的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

（摘自邬大光《“大学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光明日报》2019.12.3）

消费=享受？

周国平

①我讨厌形形色色的苦行主义。人活一世，生老病死，苦难够多的了，在能享受时凭什么不享受？享受实在是人生的天经地义。蒙田甚至把善于享受人生称作“至高至圣的美德”，据他说，恺撒、亚历山大都是视享受生活乐趣为自己的正常活动，而把他们叱咤风云的战争生涯看作非正常活动的。

②然而，怎样才算真正享受人生呢？对此就不免见仁见智了。依我看，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作享受，而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想介入高消费能否促进繁荣的争论，因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事，和人生哲学无关。我也无意反对汽车、别墅、高档家具、四星级饭店、KTV包房等等，只想指出这一切仅属于消费范畴，而奢华的消费并非享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③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走马看花式的游览景点只是旅游消费，陶然于山水之间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只是文化消费，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才是文化的真享受。要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产的不同。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就像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④以为消费的数量会和享受的质量成正比，实在是一种糊涂看法。苏格拉底看遍雅典街头的货摊，惊叹道：“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呵！”每个稍有悟性的读者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禁要会心一笑。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⑤那么，难道不存在纯粹肉体的、物质的享受了吗？不错，人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也是很喜欢享受，为了享受也是很需要物质手段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⑥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肉体只会有快感，不会有幸福感。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至多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也谈不上幸福感。当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幸运儿仍然为生活的空虚苦恼时，他听到的正是他的灵魂的叹息。

自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画开始经受西风东渐的强劲时代风潮。如果说此前中国画的生长基本上是在古典内部的“自能”状态，那么，现在它则开启了“他用”生长。“自能”与“他用”，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思想文化交织中的中国画的两种生长方式。齐白石的笔墨融入民间情趣及金石派笔意；黄宾虹重温宋元并从金石学中寻求笔法；潘天寿将传统的勾勒填色写意化，挥写出强悍性格的笔墨新形态……代表了“自能”的生长方式。而徐悲鸿拿来写实的素描造型，与传统笔墨嫁接形成写实水墨；林风眠援入印象派的光色、立体派的结构以及水粉颜料……则代表了“他用”的生长方式。

与古代中国画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完全内生长不同，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的时代背景下，纯粹“自能”的生长方式是不存在的。比如，齐白石在“自能”生长的同时，也会“他用”西洋红颜料，黄宾虹也会“他用”塞尚式笔触，潘天寿也会“他用”现代构成，等等。另一方面，中国画毕竟拥有绵延千年的生长历史，毫无传统根基的一味“他用”也不可能。如林风眠在“他用”的同时，也通过借鉴汉唐壁画及民间瓷画而完成“自能”生长。而饶有兴味的是，还出现了一种反馈式的生长模式。如前所述，瓷画原本是纸上中国画在瓷面上的生长形态，而林风眠则又让瓷画重回到宣纸上生长。可以说，从此中国画生长已经进入一种自如状态，它是多元交杂、扩张弥散式的。

近代以来中国画的本体生长经历了三次与外部环境的应对与交合。第一次是“五四”时期，中国画本体所应和的是来自西方的科学写实观及色彩、透视等技法以及写生方式，其结果是使中国画的笔法从书法性向绘画性发展，以更广义的笔法来应物象形，从而扩展笔迹形态，也促成笔、色、墨三者的融汇形态。第二次是新中国时期，中国画本体所应和的是“反映现实，表现新生活”的文艺政策感召，其解决方案是对景写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前一次应对方式的延续，但增加了更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及景观内容。第三次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时期，中国画本体所应和的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其解决方案有四：一是重温古典笔墨，如新文人画；二是在写实水墨中强化笔墨意识，如新现实主义水墨；三是移植抽象表现，消解笔法，强化墨法，形成实验水墨；四是复兴工笔画，以对造型、色彩、材质及制作的认同与推崇，开启“笔彩”新生长。

经过这样三个生长阶段，中国画抖落掉上世纪初的一片唱衰，进而顽强、昂扬地生长。生长永远在路上，所有的经过都凝结为一个个宝贵而伟大的传统，我们因此会看到董其昌的传统、黄宾虹的传统、林风眠的传统，等等。 同样，在民族伟大复兴、经济全球化、网络时代、图像时代、生态危机等时代环境下生长的当代中国画，也将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中国画家献给未来的传统。

（摘编自牛克诚《中国画：生长的传统》）

中华法制文明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规范制度、精密的立法技术、成熟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治理智慧和精神追求，是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的重要历史资源。中国法律史学是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主要以中国古代法制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律史学自成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得到长足发展，研究成果百花齐放，学科影响力也大为增强。

但应当看到，当前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方向上，有的学者缺乏现实关怀，无意或者无法对现实法治问题做出回应。有的学者片面强调考察历史原貌，未能在史料考据的基础上探索揭示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品性、规律和价值。有的学者只注重厘清历史问题，与其他部门法学对接不充分，拉远了法史学科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的距离。

法律史研究固然要坚持史料的基础性地位，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整理和编纂，通过考证找寻历史真相，这是法律，史学研究必须下的基本功。但是，法律史学研究又不能止步于史料，否则就会偏离法学学科属性，难以为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法律史学研究需要运用法学分析方法，坚持论从史出、思古悟今，以史料中揭示出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法的制度选择与价值思考，揭示出中国传统法律的特有品质、思维方式、逻辑体系、行为模式及价值内涵，力求从法律演变的历史中寻找文明秩序的一般原则和规律，为回答当前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当代价值和时代使命。

近年来，一些法律史学者采用新史料、新方法进行研究，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例如，利用契约、方志、司法档案等进行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使得法律史学研究内容从国家、中央扩展至地方和基层，从律例典章扩展至民间法律实践，拓宽了研究视野。这样的研究方法值得鼓励，不过研究中也应慎重对待新材料和新方法，确保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一些学者用现代或西方的法学概念、制度和框架来认识、评价和解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这种研究方式尤其需要注重严谨性和科学性。如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关于“礼”属于自然法还是实在法的讨论，本身就体现出对西方法学概念的机械理解。这些西方法学概念是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时空中产生的，以这样的概念解读另一种文明、另一个历史时空中的法律实践，容易得出偏离实际的看法。准确认识一种法律文明的历史，应当从其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出发。只有采用中国特有的词汇、话语体系去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现象，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和观念去追寻中华法制文明的价值，同时与西方法学话语体系展开对话，与当代法学进行沟通，才能确保中国法律史学的正确研究方向。

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只有以史料为基础，以中国特有的法律话语体系来解释和评价我国历史中的法律现象，才能承担起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回应当代法治建设需要的时代使命，实现学科的独特价值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罗冠男《挖掘法律历史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2020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在联合国危险动荡的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军人履行使命，守护和平。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已累计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多人次。电影《蓝色防线》首次以战地纪实的形式，真实记录了这群为国出征的中国军人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日常战斗生活，从军人视角出发，用镜头捕捉其直面残酷战场、历经战火淬炼的英雄之魂，直击人心，令人震撼。

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深受战乱困扰，电影海报上战机盘旋、战车交锋的场面在现实中时常上演。预告片中，难民遭受屠杀和妇女儿童流离失所的画面，也诉说着不断的种族冲突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而维和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之下，制止冲突、恢复和平，并帮助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平民百姓。在电影《蓝色防线》中，观众可以全方位近景式地了解我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们执行维和任务的具体行动。

（乌铭琪《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9月18日燃情上映》，中国军网）

材料二：

电影《蓝色防线》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亲历记录，横跨中国和非洲大陆，首次以战地纪实的形式，真实记录了这群为国出征的中国军人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日常战斗生活，用镜头捕捉其直面残酷战场、历经战火淬炼的英雄之魂。

“我们的故事主角是抗美援朝的英雄部队一‘杨根思部队’，我们想以影像纪实的方式讲好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知道不仅仅在70年前有先辈军人为我们流血牺牲，在和平年代，中国军人也在海外为我们建立了一道蓝色防线，这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在首映式现场，《蓝色防线》出品人温文川对本报记者说，“70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和平而斗争。现在，中国军人出国保护其他国家的平民，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在我看来，英雄的中国军人一直在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这项崇高的使命而战，而我能做的就是用影像的方式讲好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他们。”

电影中的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兵，主体是从“杨根思部队”抽调的，“杨根思部队”的前身是在抗美援朝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杨根思连”。1950 年10月，该连入朝参战，在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的战斗中，时任连长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之路。在杨根思的指挥下，全排顽强抗击，接连击退美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8次集团冲锋。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和另外两名伤员，子弹也打光了。这时，又有40多个美陆战一师的士兵围攻上来。杨根思命令伤员带着重机枪撒下阵地，自己从容地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扑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杨根思“特级英雄”荣誉称号，并命名连队为“杨根思连”。

（摘编自杨俊峰《用影像讲述维和故事》，2020年11月19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蓝色防线》从军人视角出发，用镜头捕捉其直面残酷战场、历经战火淬炼的英雄之魂，直击人心，无虚构、无特效、客观真实地展现海外维和战地的枪林弹雨，战争的真实残酷令人不寒而栗，而中国军人同生共死的真挚兄弟情，以及为国出征的热血豪迈，更是让众多网友忍不住热泪盈眶。

观影结束后，许多观众纷纷打出10星好评：“战友牺牲时，心中的愤恨和无奈，都让人揪心”，“发生在和平年代的真人真事，有笑有泪，有揪心有感动”，“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和平有多么的珍贵，看哭了好几次，生命的意义、和平的珍贵，值得我们珍惜”。

有记者表示：“战地纪实电影很稀缺，因为这都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它带来的震撼性远远超过普通的战争故事片，这种真实性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军人们的牺牲奉献，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平。”大家看到维和部队方队成员们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战斗迷彩服，在7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英姿飒爽阔步前行的身影，又热血沸腾，赞叹“中国军人好样的！”。

（摘编自《电影（蓝色防线）全国点映获行业内外一致好评》，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