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的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它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汪教授写了一部关于海洋的科普著作，以下是某图书馆网站上关于该书的部分信息，包括图书目录（部分）、试读内容和读者评论三个板块。

图书目录（部分）

第六章   祸从海底来

第一节   地震与海啸

第二节   海底火山爆发

第三节   海底漏油和漏气

第四节   海底滑坡

第七章   深海藏宝

第一节   多金属矿

第二节   烃类资源

第三节   生物资源

第八章   无风也起浪

第一节   深海权益之争

第二节   海底的保护

第三节   权益之争与深海科技

第四节   人类与深海

试读内容

早期的人类社会，与海洋只有零星的关系。16世纪人类在平面上进入海洋，通过航海导致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当前的21世纪，人类正在垂向上进入海洋，向海洋深处进军。那么这次人类和海洋关系的变化，是不是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未来的事，只能由历史自己来回答，当前我们能做到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目光，处理好人和海洋的关系，处理好进军海洋进程中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

回顾人类历史，其实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史。在新石器时代里，人类在陆地上从狩猎转向农牧，摆脱了动物世界的“丛林规则”。现在人类进入海洋内部，准备开发海洋的深处。估计不用上百年的工夫，就有可能将深海、海底纳入人类社会生活的范畴。但是，人类对深海的了解实在太少，远没有学会如何和海洋相处。地球表面只有陆地与海洋两个部分，人类需要学好海和陆两种学问，才能和它们处好，把它们用好。人类对陆地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大学文凭，开始读研：而对海洋的认识至多有个小学毕业的水平，还没有考入初中。

认识海洋比认识陆地难，认识深海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开发深海”决不能学当年的“淘金潮”一拥而上，浮夸、急躁不但无济于事，而且隐患无穷。“殷鉴不远”，墨西哥湾漏油就是前车之鉴，根源在于人类对深海的了解实在太少。最为可怕的是以“万物之灵”的身份，摆出“征服自然”的架势，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还没有弄明白深海有些什么，更不知道和深海如何相处，就忙着要发“深海财”。

进军深海的另一条原则，是要处理好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这里重要的是汲取历史的教训。15—16世纪，欧洲人越洋远航，通过海面航道的开拓将世界各大洲联系起来，发展了殖民经济，为自身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的海上探险家、发现家，至今世界地图上许许多多海湾和海峡的名称，都在铭记着这些欧洲开拓者的贡献。

宏观地说，16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并没有改变人类依靠陆地的原则，只是借海面的舟楫之便，跨海到另一个大陆去掠夺，海洋开发的本身，依旧是“渔盐之利，舟楫之便”。即便如此，这已经产生了扭转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人类那一次进入海洋，带有浓重的血腥气。虽然几百年前的历史，经过人脑记忆的“长距离筛选”，留下来的是被人称颂的英雄事迹，可是历史本身并不会消失。近年来有人旧事重提，说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惨剧。从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从葡萄牙开始，欧洲人在四个半世纪里将上千万个奴隶贩运到拉丁美洲开矿种地。他们像牲口般被锁在船舱底部，在途中大量死亡。

这里并不是想说几百年前的悲剧还会重演，只是21世纪人类进入海洋内部，向海洋深处发展，必然也会给人类社会本身带来新的挑战。新一轮进军海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显然这是百年，或者几百年后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指出方向：海洋的保护和海洋的合作。如果人类依然把大洋当作地球的“垃圾桶”，如果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投放得不到控制，海洋就有可能变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负面因素。如果世界各国在深海的开发利用上不能协调合作，如果将16世纪的掠夺伎俩搬进深海，海洋就有可能沦为地球上的“火药桶”。

进军深海，为华夏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从历史上看，具有大陆性质的华夏文明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海洋文明，走了两种不同的道路。直到15世纪初，中国海军的实力仍远远超越欧洲。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航行早90年，郑和的船队超越哥伦布一两个量级，郑和的航程是哥伦布的5倍，但是改变世界历史航程的却是哥伦布的航行，中国的“海禁”和欧洲的海上崛起都是在此之后。随后的几百年里，这两种文明各行其道，直到19世纪的碰撞，中国的大陆文明败给西方的海洋文明，中国沦为次殖民地。现在，古老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已定，但是华夏文明的大陆性质留存至今。华夏振兴的道路需要翻山越岭，考验之一就是要过“海洋关”。了解深海、进军深海，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比其他国家更加深刻的意义。

读者评论

小慧：华夏文明具有大陆性质，作者也说认识海洋比认识陆地难，认识深海更是难上加难。我认为保持对深海的神秘感，不要过多地打扰深海，其实就是对它的最好保护，我们不必在深海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材料一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知道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特别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节选自沈从文《边城》）

材料二

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之核心是人性美，他的作品是为了“造希腊小庙”，而“这座庙供奉的是人性”。因此，对人性自然美好、对生命本性之美的追求贯穿于沈从文的创作中。

在茶峒山城中，有善良单纯的翠翠、安守本分的祖父、重义轻利的顺顺、勤劳肯干的大佬二佬、照顾翠翠不求回报的杨马兵，他们自然健康且善良淳朴，不以世俗的物化标准去对待人生，表现了生命最自然的状态、最原始的生命力。可见在沈从文心中，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物质与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小说人物群体内心纯善毫无杂质和俗世芥蒂的灵魂世界亦正是作家心灵之中同样纯善美好的诗性人格境界的鲜活展现与文学折射。

同时，湘西人民的生活单纯简单，人与人的生活和谐自然。《边城》中多处描写人们的生活画面，如端午节赛龙舟、中秋节放鞭炮、新年舞龙灯，表现了湘西人民的民俗风情，折射出沈从文对人性自然美好、对诗意栖居的生命境界的由衷追求。

（节选自林紫莹《论沈从文的诗性生命体验——以作品<边城>为例》）

材料三

“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圆满、圆融”的精神内蕴。圆形结构的传统中式美学不仅应用于小说创作，更应用于传统建筑、家居设计等领域。中国古代小说历来讲究大团圆结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这一被诟病的文学局面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被诸多评论家抨击，鲁迅即其中一个代表，他们力倡改变这一局面。相比之下，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至现代的席勒、黑格尔等批评家，西方的悲剧美学观理论早已完善。因此，在现代文学中，“悲”作为诸多小说的创作主旋律，也成为对抗或接受西方悲剧美学观的表现之一。《边城》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既有“圆”的叙事结构，又有“悲”的美学色彩，是沈从文将传统精髓与现代精神结合的杰作。

茶峒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是经过美化的万千中国传统乡村中的一个。但这个美如画的世界中，处处弥漫着悲剧的色调。豪爽的天保与和气的傩送是感情厚实的亲兄弟。兄友弟恭的人物关系决定了二人在爱上同一个人时，其中一人的爱情结果必然是悲剧。而翠翠对爱情的沉默不语是天保悲剧的奠基。傩送对父亲船总顺顺直言“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是老船夫悲剧的隐形导火索。大结局中，翠翠等的那个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以说是一个“圆满的悲剧”——无尽的等待或许有渺茫的希望，或许即为绝望。《边城》的故事发生在边远山村，人物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几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算得“悲壮”，但是沈从文将优美的语言与凄美的结局相结合，使得全文弥漫着悲情的基调。

（节选自方观生、庞美凤《<边城>叙事的两栖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传统农耕文明及其文化系统，是中国古典美术的基础。中国人对自然的亲和态度，对山水林木的深情凝望，对植物鸟虫细腻的审美，对四季规律的准确把握，对田园生活的诗意美化，对安土乐居、落叶归根的期盼，无不体现出温带大陆性气候中农耕民族的自然审美偏向。士人和僧道构筑的精神天地与世俗社会现实世界拉开了些许距离，但关注的焦灼目光从未移开，甚至是以退为进、以隐促出，以超脱之姿态求深度精神介入，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古典美学把中和之美奉为至高标准，在世界美学之林独树一帜。大俗大雅、雅俗共赏、雅俗转化，使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内在沟通，村夫石匠可能在造园立石中有天机野味，世外高人担水砍柴间也解悟土风妙道，艺术家则在曲水流觞、渔樵唱晚的生活嬉戏中感悟艺术真谛。

中国古典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密切联系。日用品直接成为艺术品系列，工艺美术中体现文人雅趣，虽然缺失话语权的实用艺术和生活审美观没能在文字系统获得传承优势，但以器物形式实实在在支撑起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如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器、漆器、木器、竹器、藤器、瓷器、丝绸、刺绣等等，民俗文化与器物制作水乳交融，处处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意义支撑。

与西方体系性美学自上而下的哲学血统不同，中国古典美学是从艺术品评经验中滋蔓出的经验形态，自下而上，升华而成，与艺术体验息息相关。诗品、词话、画论、书法、曲论、剧评、小说评点等等，无一不细致入微曲尽其妙。读中国美学能找到写诗作画门径，能分出上中下品，能成为艺术家知音，具备精微的内行品味和深厚的艺术涵养，真的是内行看门道。

在宗教意识相对淡薄、崇尚文治科举取士的中国，文人趣味便成了审美领域的引领者，权贵和百姓均乐于附庸风雅，文人趣味曲高和寡但自命不凡。文人因本身就是艺术生产者和专业评判者，尽管常常遭受宗教道德，政治文化的强势冲击，但长久看来仍始终把握圈内话语权，有禁得住艺术史考验的审美标准，能形成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传承系统。

（摘编自杨岚《当代中国美学精神理论建构的文化引领作用》）

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伦在《历史》一书中提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在现代社会，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现象便被称作“塔西伦陷阱”，它是当前我国社会公信度面临困境的侧面反映。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下降，除了自媒体的特性及其传播特点等工具原因之外，“塔西伦陷阱”的形成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信任具有“社会嵌入性”特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社会背景”对社会信任的水平、内容和特点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分析一个国家知地区的政府信任问题，必须在特定的行政生态环境（社会背景）下进行。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日益凸显，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转型期的资源分配不当、利益分配不均使得部分民众心理失衡，产生“仇富”的情绪。屡遭曝光的官员贪腐行为或官商勾结，更是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政府工作人员在作风、纪律、形象、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的负面特征容易引起不信任的发生。媒体上曝光的个别官员学历、履历造假，抽“天价烟”，戴“豪华表”，都引发对政府工作人员执政能力、道德品行的拷问和质疑，此类事件在互联网上蔓延开来，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政府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不作为或态度不当，加之少数意图不轨者借助网络煽动群众，试图将群众与政府的矛盾扩大化，都导致政府滑入“塔西伦陷阱”。

最后，从公众心理角度看，影响政府信任的直接因素有两点：一是公众对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期望；二是公众对政府整体角色与运作的认知。而“政府信任度=对政府的认知/公众期望”。公众期望的提高会致使其对政府满意度下降，从而产生对政府信任的不利影响。自媒体时代，政府通过互联网与民众进行沟通交流，增进了二者之间的了解，提高了公民对政府的认知度，但政府内部的一些不和谐声音也在通过自媒体散播出去，降低了公众的期望值。党的十八大之后掀起一阵网络反腐热潮，“公民记者”对政府机构和行政官员展开“全民监控”，网络舆论聚滴成浪，官员迫于压力快速辟谣，其态度的斩钉截铁反而更惹怀疑。民众步步紧逼，挖掘出事件真相，最终权力部门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与遏制。由此可见，民众对政府期望与认知的相对剥夺感、失落感成为其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社会转型期，“塔西伦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政府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政府工作人员应当转变观念，积极塑造自媒体时代的新形象，增强公众对政府职能的正面认知，维护政府公信力。首先，政府工作人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道德素养，时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只有时刻关注社情民生，刚正廉洁，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才能真正地取信于民。其次，通过新媒体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和话语形象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重视的问题。应掌握说话技巧，多进行脱稿训练，塑造自己的讲话风格，尽量避免使用官话套话，塑造良好的话语形象。自媒体时代，政府面对危机事件和公信力的新挑战时，第一时间把握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便可引导舆论的走向。危机事件来临时及时应对，平日注重形象维护，双管齐下必将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重塑。

（摘编自《公信力的缺失导致政府跌入“塔西伦陷阱”》）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固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革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障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材料一：

北京市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时，我国向国际奥委会做出“三亿人上冰雪”的庄严承诺。其意义在于传达：中国申办冬奥会不单是竞技层面的争金夺银，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通过冰雪运动而受益，尤其是让青少年群体得到全面锻炼和发展。

为实现这个承诺，国家成立了推动大众冰雪运动领导小组；布局了大众冰雪的发展规划，以“大众冰雪季”为牵引，推动大众冰雪运动发展。据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各地已建成雪场800多个，带动了1.5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2019年5月10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致中小学生的一封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冰雪运动引入校园，将课堂放在冰场和雪场。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有61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2016年3月初，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年）》及配套规划。据统计，北京已有和即将竣工的室内冰场将达到73块。除了场地的不断增加，冰雪运动带来的科技概念也不断升级，仿真冰、早雪、模拟器等科技创新产品的出现，切切实实地为冰雪进校园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李立《“三亿人上冰雪”！》）

材料二：

材料三：

在冬奥会的冰雪运动上，有100多个相关项目。我国能参与三分之一的比赛项目；还有三分之一的项目没有运动员参加，但有人懂得规则；最后三分之一，有待深入了解。试想，大家不了解冰雪运动，谈何喜欢呢？还要学会一些运动技巧，这样参与度自然会提高。另外，我们需要足够的运动场地。目前我们相当欠缺，导致大众参与的机会很少。

目前，我国很多人有了经济实力从事或者消费冰雪运动。但是我国冰雪运动发展较晚，民众滑雪竞技水平不高，滑雪场的雪道数量少、雪的质量较差，吸引不了太多游客。而国外冰雪运动的产业链相对成熟，除滑雪运动外，还提供餐饮、购物、会展等配套服务，让人们在运动之余，能更充分享受到休闲的乐趣。

冰雪运动源于生产生活，是寒冷地区的人们为了改善生产效率所做出的努力，它就是“平民运动”。普及冰雪运动，我们需要更新理念。同时，也需要有适合大多数人的冰雪设施，以及专业化的设备。

有些冰雪运动花费较高，一些家庭难以承受。此外，有的家长刚开始愿意支持孩子参与冰雪运动，但可持续性不强。这是因为我国的冰雪运动职业联赛体系不健全，导致孩子们继续从事冰雪运动对未来职业没有太大帮助，花大量时间精力从事冰雪运动会影响学业。

（摘编自潘兴彪《三亿人上冰雪难在哪？》）

材料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索契冬奥会时曾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在中国，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如果冰雪项目能在关内推广，预计可以在两三亿人中带动更多人参与，由此点燃中国冰雪运动的火炬。”

改革开放40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冰雪旅游逐渐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2018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合3300亿元。预计到2021~2022 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在“运动+旅游”的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冰雪“冷资源”正在转变为旅游“热资源”。

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国家，其经济基础才能够支撑冰雪运动的发展。其实，中国早在2015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中国专业冰雪运动的历史虽不及一些发达国家，但东北一些地区却有着悠久的“冰嬉”文化基因。如今，越来越多包括花样滑冰、单板滑雷等冰雪项目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冰雪运动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2022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三亿人上冰雪”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开启新的圆梦旅程。

（摘编自王法治《“三亿人上冰雪”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一个知所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段，皇帝的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还有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假如有一天，地球真的在巨大的毁灭性灾难中消失，而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到达火星，那么人类真的可以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吗？目前已经有科学家致力于这项研究工作。

科学家预测，如果全部完成的话，火星的地球化改造将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火星环境地球化的初级阶段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将整个火星改造为类似于地球的居住地可能需要数千年时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沙漠一样干燥的环境变成人类、植物和其他动物可以生存的生机勃勃的环境呢？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两种地球化的方法：一是利用大型轨道镜来反射太阳光，从而使火星表面升温；二是利用含有大量氨的小行星撞击火星来增加温室气体的含量。

美国宇航局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种太阳帆推进系统。该系统通过巨大的反光镜来利用太阳辐射，从而推动太空船在太空中的航行。这些巨大反光镜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将它们放臵在距火星32万公里处，利用这些镜子反射太阳辐射从而提高火星的表面温度。科学家提议制造直径为250千米、覆盖面积超过密歇根湖的聚酯薄膜反光镜。这些巨大反光镜的重量将达20万吨，这意味着它们体型太大而无法从地球发射。不过，人们有可能利用在太空中找到的材料来建造这些反光镜。

如果把这样大小的镜子对准火星，它可以把火星小范围内的表面温度提高几摄氏度。想法是这样的：通过反光镜将阳光集中反射到火星两极的冰盖上，使那里的冰融化，释放出储存在冰内的二氧化碳。多年之后，气温上升将导致氯氟烃（即CFC，这是一种空调或冰箱中存在的温室气体）等温室气体的释放。

太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麦凯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方法来提高火星温度。他认为，用含有氨的巨大冰冻小行星猛烈撞击这颗红色星球，将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外太阳系的小行星上以某种方式安装热核火箭发动机。火箭将推动小行星以大约4千米/秒的速度运行，大约10年之后，火箭将停止运行，100亿吨重的小行星可以在无动力的条件下向着火星滑行。撞击时将产生大约1亿3千万兆瓦的能量。这些能量足够地球使用十年。

如果有可能控制一颗如此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那么一次碰撞产生的能量可以使火星的温度上升3摄氏度。温度的突然升高将造成大约一万亿吨的冰融化为水，这些水足够形成一个深1米、覆盖面积超过康涅狄格州的湖泊。50年内通过几次这样的碰撞，将会创造出温和的气候，还可以制造出足以覆盖星球表面25%的水。然而，每次小行星撞击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7万兆吨当量的氢弹，这将使人类在该星球上安家落户的时间推迟几百年。

虽然我们在本世纪内就可以到达火星，但是火星环境地球化这一想法的完全实现却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地球用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才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将火星环境改造得像地球一样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人类需要付出大量的智慧，并为此长期努力，才能创造一个适合居住的环境，并将生命送往寒冷干燥的火星世界。

（选自《 教师博览》 ，有删改）

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

数字经济正在经历高速增长、快速创新，并广泛应用到其他经济领域中。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G20官网，2016-09-20）

材料二

乌镇的巨变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23日下午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发布了一组数据：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2%。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4.81万亿元，同比增长6.7%。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爆发式发展，农村电商迅速崛起。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截至2020年5月底，中国光纤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光纤用户占比达到93.1%，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4G基站总数为544万，移动互联网接入数据流量消费1220亿GB，居全球第一。截至2020年9月，中国5G基站建设数量已超过48万座。截至2020年7月，中国已申请的IPv6地址资源总量也位居全球第一位。

（摘编自张亚雄、蔺紫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20-11-24）

材料三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面世。

对于网络安全问题，报告认为，疫情期间线上服务的陡增加剧了网络安全威胁态势。报告指出，疫情客观上加速了传统线下业务向线上转变的进程，促使云办公、云医疗、云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不过，如果云端业务相关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及时跟进和完善，远程在线服务管理机制和远程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较为薄弱，就会给网络黑客以可乘之机。

关于网络空间与数据安全，相关部门已提出多项部署，将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以及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约占GDP总量的0.575%，这与经济总量、数字经济规模严重不匹配。对此，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表示，经过6年多的发展，我国网络安全的产业规模增长了近4倍，未来网络安全行业要更加依靠数据驱动的内生安全，通过“一个中心、五张滤网”，从网络、数据、应用、行为、身份五个层面，建立无处不在的网络安全“免疫力”，从而极大降低网络攻击风险，真正保证网络安全。

（摘编自訾谦《筑牢数字技术安全“底板”》，《光明日报》20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