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个成长与老化的过程，但是人的生命不单纯是发育与变老的过程。一个人自出生开始，便开始学习、受到环境影响，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对生命时间的研究大多采取儿童发展与社会化研究的路径。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界开始进一步超越儿童发展与社会化研究的路径，将视野放在整个生命时间中，并开始建立一些社会学式的生命时间基本命题。

第一，生命时间是以“年”作为单位加以累积和计算的。“年”本身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时间，所以当人的生命以“年”作为计算单位时，也就意味着人的生命会伴随着社会时间被放置进社会结构。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个人一生中扮演什么角色，什么事能做，什么不能做，很多情况都是由年龄所规定的。年龄让人在生命时间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各种不同的角色期待与社会位置。

第二，由于一个人的生命时间会被放置进社会结构，因此生命时间的过程不只是个体的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个体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人们除了可以探讨在某一社会当中，一个人在生命时间中经历了什么转折点，或在什么阶段被指定什么样的角色规范之外，也可以从生命过程本身去反推个体当时所处的社会情境具有什么样的年龄制度，或是社会背景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第三，每个人的生命时间都会与其他相关的人的生命时间联结在一起，相互影响。个体在童年所受的影响，不仅在于所处的社会背景有什么样的特征，也在于养育他的父母的生活方式。或者当儿子有了小孩，也会让父亲随之变成祖父，造就了父亲的生命时间无可拒绝的转变点。

第四，虽然生命时间处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情境当中，但是个体可以在各个生命阶段当中面对不同的社会事件，通过自己的选择，在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特殊的生命过程，展现自身的能动性。主体通过反思性的意义行动，对自身生命时间进行规划、决策、实践与简历呈现，即今天一般称之为的“生平”。有意义的生平建构，通常是个体反思地回溯自己的生命时间，为了未来的生命目标，根据他所设想的社会期待，选择性地呈现出他在生命时间当中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与抉择。因此生平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要求与期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个体在面对社会要求与期待时，所进行的关于生命时间的主体选择和表现能力。

在这四个生命时间的社会学基本原则下，埃尔德所进行的对美国的生命时间的研究可说最为经典。他特别强调生命时间当中的“转变”与“轨迹”。转变意指事件对人生造成的转折点。轨迹则是这个转折点对以后的人生带来的持续影响。通过这些研究，他完整地探讨了幼年时期处于美国经济危机时代，其生命时间的构成会有什么不同于其他时代之处。

（摘编自郑作或《生命时间的结构性》，参见20]9年5月9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现代化目标之一，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结合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等很多观念都强调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重要论述，这些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之上，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新的时代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自然界对于人的整个生命不可或缺，就是人的生命本身。

准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和谐共生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和谐共生，根本在于尊重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生产，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

准确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树立绿色发展观，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准确理解人民幸福与良好生态环境的关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生产产品，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准确理解自然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树立自然系统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既肯定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又反对将人消解和漫灭在自然中；既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又反对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当前，我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确保了绿水青山常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不仅为中国解决生态问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而且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摘编自陈雄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们现在的生产体系与社会生活已发生了极大变化。随着大棚种植、无土栽培等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运用，反季节农业生产日益流行，而气象预报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使人们对自然律动的把握日益精确。在此背景下，二十四节气作为农业生产基本时间指针的作用日益减弱。另外，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日历、钟表的推广与流行，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时间节点的作用亦已基本不存。也就是说，今天，二十四节气正在日益失去其所生存、发展的传统土壤，随之附着其上的价值与功用也在日益丧失。那么，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二十四节气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呢？答案显而易见。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时间知识体系并富含多彩活动的习俗传统，二十四节气承载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如尊重自然、顺应天时、崇宗敬祖、孝老敬亲、睦邻友群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与载体，二十四节气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二十四节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自然的律动与节奏，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点，对当下的人们来说，尤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日益推进，我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局限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之中，生活节律越来越遵从于机器运转的节奏，时间正在变得日益均质化，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疏离，于是，我们开始日益漠视甚至忽视自然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今天国家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背景下，重新认识并深刻挖掘二十四节气背后所体现的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性。正如刘魁立所说：“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漠视自然已经太久了，而要了解自然，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时间尺度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二十四节气不单单是一种时间体系，更是一种充满丰富内涵的生活传统，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有滋有味地“过日子”。今天，虽然二十四节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规范民众时间生活节奏的作用正在日益降低或消失，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过日子”的逻辑却永不会变化。事实上，在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流变过程中，其内涵一直在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与发展。因此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再创造”，即淡化其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强调其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让其充分介入现代民众的社会生活，充分发挥二十四节气在民众日常交往、休闲娱乐、饮食养生等方面的功用与价值，让“日子”继续有滋有味地进行下去。

（摘自王加华《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功用与当代价值》）

【推荐1】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修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系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接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创造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发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全新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祭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材料一：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组建文化和旅游部（简称文旅部），业内据此分析，文旅融合趋势将进一步增强，文旅产业投资增长将持续走热，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境外资本将各显神通，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在资本、创意和科技的驱动下，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迭代更新必然加快。

在研判文旅产业发展趋势时，原国家旅游局规划专家王兴斌认为，成立文旅部更契合旅游的文化属性，也能更好地发挥旅游的文化功能。文化旅游业将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名副其实的战略性支核产业。在他看来，自然资源部、农业和农村部的成立，加上文旅部，会推动旅游与更多种资源融合，在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三大资源基础上，形成更多的旅游产品。尤其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产业融合将进一步加强，大文化、大旅游的概念将更快得以推进。

文旅融合趋势下，政府需要进一步审视与市场的关系，早在文旅部成立前，诸多省市早已成立了文旅集团或旅游集团、以顺应文旅融合发展需要。旅游投资回报期长，真正的社会资本没有完全进来，地方政府等不起，也不愿等，于是地方政府成立平台公司先来投资，再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进行合作，共谋发展。

周鸣岐认为，政府投资是必要的，要走在社会资本的前面，特别是在一些欠开发的区域，如果政府不先投资，其他资本可能也不会投资。他表示，政府投资的整体效率比较低。政府资本可更多地做好筑巢引凤工作，比如旅游项目道路管网等配套建设，但项目的整体打造应该以社会资本为主，可能效率更高，更容易成功。

邹毅分析称，地方政府组建的文旅集团，更多是旅游平台公司，主要是统筹政府掌控的旅游资源，但创新能力、内容生产能力和系统性的综合开发能力不够。他认为，这些文旅集团未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选择退出，或者进行混合制改革，这是一个趋势。

（摘编自《文旅融合趋势进一步增强，加速推动“新旅游”时代到来》）

材料二：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近段时间，各地支持文旅消费振兴的举措密集出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力促销，通过发放文化换游消费券，增加优惠力度，促进旅游消费潜力释放；二是优化旅游产品，提开旅游体验。通过鼓励线上消费，增加旅游消费场景，提升旅游服务供给能力，挖掘潜在消费需求。

更多的政策利好还在持续释放。商务部日前表示，将指导各地抓住岁末年初消费热点和重要时段，结合冬季冰雪、春节团圆、度假休闲等元素，开展商旅文体融合、线上线下结合的促铺活动，进一步激活市场人气。

赵萍指出，三季度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由负转正，为文旅市场快速回暖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文旅消费回暖态势将持续。此外，由于今年上半年文旅消货需求受到抑制，基数较低，明年文旅消费将会取得较高增速。

值得一提的是，文旅业也在通过加快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为文旅消费振兴蓄积更多新动能。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出台促进服务消费的新举措，其中包括数字智慧文旅等服务消费新模式，引导传统服务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数字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成为激发消费潜力的新引擎。提出要创新文化消费场素。培育壮大云旅游、云娱乐等新型消费形态，从而满足新兴消费需求。

对于未来文旅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赵萍认为，一方面要创新发展，特别是要有效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文化旅游产品的线上供给能力，扩大文化旅游产品的销售半径，打造更多的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开放，增加有效供给，吸引国内外资金加入文旅行业，做大文化旅游行业规模，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摘编自《力挺文旅消费振兴，一大波政策利好在途》）

材料三：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2020》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出境旅游市场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18年、2019年的1～6月份出境旅游人数的同比增长率皆为正数，而2020年的1～6月份出境旅游人数的同比增长率皆为负数。而未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气的恢复，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已经越过拐点，但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在上升期，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正值‘十四五’规划的启动之年，对文旅产业发展来说，是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晓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内文旅消费迎来新商机。“从短期来看，国内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很小；但当前的国外疫情依然严重，前景尚不明朗，这对国内的文旅行业来规也讲是利好。也就是说，国内文旅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海外的文旅消费，这是疫情带来的商机。”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刘正山告诉记者。

中国旅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入出境旅游市场受国际疫情、签证限制、航空开放等因素影响，当前，国外疫情依然非常严重，入出境旅游市场人气的恢复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疫情期间，人们的旅游需求只是被暂时抑制了，未来人们对美好旅行生活和文化休闲的向往程度只会越来越高，同时，旅游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基于自身安全角度考虑，团体游正在被散客游替代，标准化的旅游产品正在被个性化的定制旅游、自驾游替代，经过疫情和市场双重洗礼的文旅行业，必然迎来产业格局的重构，传统的产业走向现代，大的产业走向强的产业。文旅行业将在液情之后稳步恢复，可持续旅游发展共同体正在形成。

（摘编自《国内文旅产业迎来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期》）

当代文学创作的“轻”与“重”

谭皓珺

（摘编自《文艺报》）

材料一：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您，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 13 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 2030 年可能达到16 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 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 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这很重要哩！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 1979 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二：

创新是科学家的灵魂和本质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况且，他还得顶着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等权威学者的指责和压力。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根据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甚至国际上有著名学者断言这“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时为20世纪50年代。此外美国、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也相继开始了这项研究。尽管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专家”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4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棵雄花花蕊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发表，它宣示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和实现途径，开创了世界水稻研究的新纪元。

（节选自人教必修一 《喜看稻菽千重浪》）

材料三：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

沙漠能长水稻？日前，袁隆平带领技术团队，运用“四维改良”技术，在迪拜热带沙漠种植中国杂交水稻初获成功，让天方夜谭变成现实，作出改善沙漠生态环境、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又一项中国贡献。

挑战“不可能”，体现的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近年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科技工作者“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从“天眼”探空到复兴号疾驰，从页岩气勘探到“海翼”号深海滑翔，一大批重要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依靠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国正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广大道。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正如袁隆平所说，常常是“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继续跳，早晚要落在别人后面”。敢于挑战“不可能”，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人民日报》社评，2018年06月19日）

材料一：

桂林产业扶贫抓出了新特色，全市贫困地区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深度挖掘潜力，坚持市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日趋优化，打造出了多种特色产业扶贫模式。

桂林为适应市场需求，因地制宜调整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出了“富硒农业+扶贫”、“超级稻+扶贫”、“生态循环农业+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100%的贫困村、70%的贫困户有了特色支柱产业，贫困地区发展动力更加强劲。

桂林市通过完善政府与金融机构对接、信息征集互联共享、服务保障、风险补偿等机制，确保有贷款意愿的贫困农户都能“应贷尽贷”“应贴尽贴”，累计为3.4万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余额13.3亿元。

据官方统计，2017年，桂林市共实现7498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96个贫困村摘帽出列。全市贫困人口减少到15.5万人，贫困村减少到290个，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1%。

（摘编自杨志雄《桂林走出产业扶贫新路 贫困村特色支柱产业全覆盖》）

材料二：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创造了世界奇迹。农村贫困人口大福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这些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

一是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

二是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经验。

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

(摘编自《一图读懂新中国70年减贫成绩单》

材料三:

从产业扶贫到健康扶贫，从教育扶贫到生态环保扶贫，近日举行的2019年全国扶贫日系列论坛，总结过往，探索未来多祥化、差异化的扶贫形式，可以说是一次脱贫智慧的交流激荡、脱贫思路的集体展示。“要想富、先修路”，这把脱贫致富的“万能钥匙”只适用于贫困人口体量庞大、分布集中的以往情况，当前扶贫进入决胜的冲关阶段，大水漫灌势必造成跑冒滴漏，唯有将“一招鲜吃遍天”变为“一地区一法子”，才能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确保贫困人口一个不落地摆脱贫困。这也是精准扶贫的题中之义。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需要“锁找钥匙”，也要“钥匙找锁”。如果说因地施策、因人施策是针对问题找措施，各方也应各展其才、各显其能、带着特长做帮扶。脱贫攻坚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事，需要社会总动员、全民齐上阵，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四川农业大学发挥学科优势，帮助地方搭建“农业科技110”“农业科技网”等信息服务平台；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宜昌市夷陵区政府、电商平台等多方联动举办的“奔跑吧柑橘”扶贫公益活动，让夷陵柑橘成了“网红”,带动了特色农副产品销售；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发挥链接优势，整合资源、支持各地“儿童之家”建社……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参与，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握指成拳,已形成高效有力的大扶贫格局。

每一个脱贫故事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说产业扶植、就业协助、消费扶贫让老乡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医疗扶贫、教育扶贫、光伏扶贫则立足于补齐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公共服务的短板，既有输血也有造血，既立足当下又着眼未来，既要物质脱贫也要精神脱贫，方可形成有层次、有质量的扶贫帮扶措施体系。一项措施的效果有限,打出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大有小的攻坚组合拳，才是“啃硬骨头”“攻老大难”的活本之策。

(摘编自臧衢(多措并举，凝聚脱贫攻坚最强合力》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首。《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犹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优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精彩、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困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

我国的民营经济经过了近40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夹缝中求生存,转变为后来政府的连步放权,再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可以说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不断地变化。逐渐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

陕西的民营企业经历了1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融资困难是大多教企业面临的发展瓶颈之一。从企业规模看,陕西省“四上”非公企业总体小型企业居多,由于受到自有资金少、经营稳定性差、管理模式落后等因素影响，资本增值有限资金盈余少,内源融资国难。在外源融资中，根据数据姚统计，民营企业间接融资数量少之又少。

陕西民营企业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人才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差。陕西省缺乏国际知名品牌,不能形成品牌效应。生产的产品大都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没有“创造”只有“制造”。在附加值较高的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不会形成产业的规模效应,使国外品牌在中国形成“寡头垄断”市场。

(摘编自白群燕、高鹤《陕西民营企业现状分析》)

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部门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目的是促进所谓的“国进民退”。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不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还应看到，我国民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微企业。根据《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7)》的有关统计，2012年以来国务院及中央相关部门发布的有关小微企业的政策有55个，其中2/3以上是鼓励、扶持、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以及对小微企业给予税费等减免、优惠的；另外不到1/3的政策涉及规范小微企业发展的管理办法、指导意见等，其中绝大多数条文仍是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这些政策举措对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坚持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依据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施以同样的行业标准、产品质量等监管，是为了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引导各类企业走持续健康发展之路。这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广大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本利益的必要举措,有利于各类企业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要求,不能曲解为推动“国进民退”。

(摘编自郭朝先《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摘编自网络)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叠加的结果。当前，一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影响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有关制度，出台切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加以破解。

民营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壮大的，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才能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意见》^【注】从制度层面着眼，更多用改革的方法,破除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完善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制度框架。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和企北家合法财产……《意见》明确了一揽子细化举措，为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保民营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

[注]《意见》，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12月22日公布。

(摘编自《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

材料一：在互联网的出现之初，麻省理工学院的传媒与科技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预言了“theDailyMe”（我的日报）——一个完全个人化的报纸的出现。在theDailyMe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他喜欢的主题和看法。对于社会普通公众中的某些人而言，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也是风险，有时会给商业和民主带来不幸的结果。

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开篇生动地描述了“个人日报”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剧增，我们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随意选择我们关注的话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报纸和杂志，每个人都拥有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个人日报的可能。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会导致网络茧房的形成。当个人长期禁锢在自己所建构的信息茧房中，久而久之，个人生活呈现一种定式化、程序化。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沉浸在个人日报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

桑斯坦解释说，生活在“信息茧房”里，公众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身的先人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但是，重大的错误就是舒适的代价。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能变成公众一种可怕的梦魇。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在与“信息茧房”相关的常见讨论中，最常被指责的对象，是最近几年在互联网领域大热的推荐算法。推荐算法最大的卖点，就是能够根据用户的习惯与偏好，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信息流。许多以推荐算法为核心的互联网产品，都凭着这一优势在市场上异军突起。然而，事物总有两面，这种“量身定做”常常会令人怀疑：算法的自我迭代，是否让用户看到的内容越来越极端而单一？与用户的既有认知相异的信息，又是否会直接遭到算法的屏蔽？

由于这些质疑，与“信息茧房”的形象正好相符，于是，许多人都认为“算法”是制造“信息茧房”的元凶。然而，结合“信息茧房”的原始定义，我们却不难发现，这口“大锅”并不能轻率甩给算法。

“信息茧房”的概念，是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的。当时连互联网都尚未充分普及，推荐算法根本不存在。他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为的不是警告互联网公司，而是直接提醒公众：不要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因为久而久之，这种看似“舒适”的选择，很可能将个体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在这种情况下，只看到算法的影响，而忽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既是对问题本质的误读，也是对个体责任的逃避。

对于推荐算法，曾经有人总结道：“算法没有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既对也不对。之所以说它对，是因为算法本身只是一串由逻辑组成的代码，它既不会主动思考，也无法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然而，之所以说它不对，是因为算法的背后总是存在着应用算法的人，而这些应用者的价值观，很可能在算法的运作过程中受到算法的放大，进而被推向极端。推荐算法的存在，确实会让一个对信息有明显偏好的人，看到的信息越来越合其心意，但归根结底，主动作出这种选择的并不是算法，而依然是算法背后的人。

（摘编自杨鑫宇《织就“信息茧房”的人，或许就是你自己》）

材料三：从本质上看，“信息茧房”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认知陷阱。既然是陷阱，便必然有诱饵、有伪装，而不可能直接以其险恶的真实面貌示人。在“信息茧房”这种陷阱里，起到“诱饵”作用的，便是唯有身处“信息茧房”之内的人，才能体会到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自己的观点与表达得到他人的认同，不过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做到“一呼百应”的人注定凤毛麟角。“信息茧房”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一个人的信息来源完全被与其观点相近的媒体或个人“包圆”时，他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在这个看似众声喧哗，其实无异于“回音场”的环境里得到精准的呼应。

这种人人都能“一呼百应”的快感，是各种不同立场每天都在激烈对撞的真实舆论场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们虽然在理智上不难理解“信息杂食”的重要性，但要直面那些和自己的立场全然对立的观点与事实，确实需要拿出一点勇气。离开“信息茧房”的好处，当事人的心里未必不清楚，但是，就像自然界里刚刚学会飞翔的雏鹰离巢时的样子一样，又有多少人能对安全、安逸的环境全无眷恋呢？

如果说“信息茧房”给人提供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陷阱的“诱饵”的话，那么这个陷阱自然也要有相应的“伪装”。对一般人而言，“信息茧房”最有力的伪装，就是“独立思考”这一社会迷思。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会在各种各样的人口中听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如果把“独立思考”理解成不随波逐流，对问题有自己的判断，那么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实之中，却有不少人扭曲了“独立思考”的内涵，将其曲解为“完全不受（和自己主观意见不同的）外部信息影响”，以至于许多人不仅盲目拒斥自己不愿相信的信息、屏蔽不同观点，还言之凿凿地自称自己善于“独立思考”，甚至引以为豪。这也是许多人身处“信息茧房”之中而不自知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鑫宇《识破信息陷阱的诱饵与伪装——“信息茧房”系列谈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