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前曾打算前往晋国，行至河，因赵简子杀其大夫窦鸣犊、舜华而止步，并慨叹说：“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可是，作为孔子学说传人的子夏，其学术为何能够在三晋大地上生根发芽，传至后世呢？

从西周初年受封开始，晋国作为藩屏王国的姬姓大国，就一直与周王室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因为晋文侯的支持，周平王才得以在与携王的王位争夺中获胜并东迁洛邑；进入春秋时代以后，晋国更是承担着为日渐式微的周王室排忧解难的“伯主”职责。晋国与周王室的密切联系，也使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在晋国深深扎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晋国在接受周王室礼乐文化的同时，又因其复杂的地理形势与民族关系，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性格。在立国之初，周王室就为其制定了一个因地制宜、求同存异的治国方针：“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一方针，对晋国文化的发展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晋国文化表现出了与鲁、卫等严格执行周礼的姬姓诸侯国不同的背离色彩。“一方面，它的这种背离色彩，导致了晋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使晋国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摇篮。另一方面，它的宽容性格，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使晋国社会成为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炉。”宗法制观念的淡薄以及多民族交往触合中形成的包容与开放，在晋国形成了一种尚法求变、尚实切用的传统。

《论语》所记子夏言语，除去与孔子答问之外，出身卜氏、家境贫寒的子夏对维护世袭制的贵族等级制度显然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关注个人进取的努力以及“学”的实效性。因此，与孔子相比，子夏的礼乐刑政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功利性倾向，这也是他在出任莒县宰之前孔子以“无欲速，无见小利”告诫之的根本原因。尽管子夏遵从孔子的教诲，在孔子卒后未再入仕，但根据他“迎送必敬”、“好与贤己者处”的行为方式，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的授徒方式，以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等主张来看，尚实、切用是贯穿子夏一生的思想倾向。因此，当这种尚实、切用的思想方式与三晋文化中固有的开放进取、尚法求变传统发生关联时，子夏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就找到了最适合的文化土壤。

子夏能够超越其师把儒学的种子播撒到三晋之地，这与魏文侯的个人爱好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书·艺文志》说“魏文侯最为好古”。当一个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与尚实切用的文化性格的诸侯国遇上一位“好学”“好古”的君主时，以传承先王礼乐文化为己任的儒学也就获得了一个在战国时代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魏文侯因尊子夏而成为战国初年享誉诸侯的贤明之君，子夏则由此获得了把儒学传入三晋之地的方便之途。因此，在当年魏国、韩国、赵国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子夏游教讲经的足迹。

（摘编自马银琴《子夏的思想特征及家学渊源》）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其他制作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成就和培养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飙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中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于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购播与营销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2016 年10月《光明日报》)

建筑审美

建筑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凝聚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巨大劳动，是人类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结果。建筑虽然起源于防寒、祛暑、隐蔽、安全等实用的生活要求，但在建筑史上，人类为解决生活实用而付出的合作劳动却远远不如对非实用的方面付出的多。宫殿、庙宇、祭坛、陵墓、教堂、纪念碑、园林等，这些全部或基本上服务于精神生活的建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住宅、作坊、堡寨等服务于物质生活的建筑。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一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敏感的见证。在西方，人们形象地称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历史”。

人们对建筑的美感，客观上来源于建筑的形式，舒畅、别扭、恐怖、惊讶、幽静、轻松、肃穆……这是视觉反应的直觉情绪；质朴、刚健、柔和、雍容、华贵、纤秀、端庄……这就进入了初步的审美判断。所有这些主观的感受，无不是建筑的序列组合、空间安排、比例尺度、造型式样、色彩质地、装饰花纹等等外在形式的反映。但是这些感受又不是抽象的，其中往往包含着某些特定的内容，因而使得建筑的美感有可能突破单纯的形式美的法则而深化发挥。像秩序井然的北京城，宏阔显赫的故宫，圣洁高傲的天坛，诗情画意的苏州园林，清幽别致的峨眉山寺，安宁幽静的四合院住宅，端庄高雅的希拉神庙，威慑压抑的哥特式教堂，豪华炫目的凡尔赛宫，冷峻刻板的摩天大楼……所有这些具体感觉形式，无不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因素以及整个时代的、民族的审美倾向，无不包含着悬念、感触、素养、格调等等主观因素。建筑的美感是朦胧的，但又可以是明确的；抽象的，但又可以是具体的；是无声的空间凝聚，但又可以是有声有色的时间的延伸。

目前对建筑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给建筑美学下一个定义也是困难的。但是，把建筑作为一项艺术门类，从它的艺术特征、它的艺术风格和它的形式美法则入手加以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探索更为深入广阔的课题。例如，建筑美的组成因素，特别是它的心理构成因素，建筑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自然美与环境美的美学内容，形式美的形成与发展等等。

文学期刊，勿忘策展

颜 妍

刚刚过去的十月，知名文学刊物《十月》以一系列文学主题活动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创刊于1978年的《十月》，是新时期首家问世的兼备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评论各类文体的大型文学刊物，在文学期刊出版界一直与《收获》《当代》《花城》并享“四大名旦”的美誉。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名篇如张承志《北方的河》、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张贤亮《绿化树》、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都首发于《十月》，无怪乎有人将其四十载称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部缩影”。

这并不是《十月》独享的殊荣。

不久前，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等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40部最有影响力小说”发布，《尘埃落定》《古船》《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榜上有名，而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篇佳作背后矗立着的是一众文学期刊的身影。活动方找出相关作品的原发刊物，磨损的封面、发黄的纸页、素朴的装帧，正是这一本本带着年代印记的文学期刊，以及一次次翻看阅读，托举出中国当代文学深入人心的新经典。

诚如研究者所言，当代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忽略文学期刊对文学的影响和塑造，而关注文学期刊，又不能忽略它在这40年里经历的起伏与蜕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代》的发行量曾一度高达60万份，那是文化生活匮乏、文学被众星捧月般高高举起时代的产物，也是文学期刊的高光时刻。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日益繁荣，文化选择空前多样，文学不再处于焦点地位，文学期刊的危机感也与日俱增。于是才有上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学期刊改版潮：或者打破传统的“四菜一汤”、在栏目设置上出新出异，或者扩大文学外延、走“大文学”路线，再或是靠鲜明的文学主张、创作口号来引领潮流风骚……此番市场淬炼带来文学期刊界的更新换代。

新世纪以来，依托互联网发展的强势新媒体给文学期刊带来比上一轮市场化更大的冲击。文学现场吞吐量惊人，网络文学异峰凸起，文学边界被不断挑战，越来越多的作品越过期刊，直接在网上传播，或者以单行本形式做更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给“发掘”文学带来难度；新人层出不穷，各立品牌，在传播力、曝光度和阅读率上，文学期刊并无优势，给“凝聚”作家带来难度；经由上世纪80年代培育起来的传统文学读者群日益老龄化而渐渐流失，年轻一代读者受教育层次、审美追求和阅读习惯大为不同，尚未与期刊建立有效链接，给期刊“抵达”读者带来难度。

与此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文学APP、文学电子杂志、文学主题微信公众号层出不穷，业余写作群体与日俱增——人们显然依旧需要文学，文学也并没有离场。在这个背景下，《十月》把一场名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的国际文学期刊论坛作为40周年纪念尾声活动，就显得意味深长。所谓设计文学，体现的是文学要重拾引导文学方向、开创文学潮流的抱负，只不过是在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学版图里。当文学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漫溢无边时，目光即边界，怎么看待文学将决定怎么作用于文学，怎样定位自身将决定会有怎样作为。

生动的文学现场在提醒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去保卫文学期刊，而是去激活文学期刊，“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如不少编辑所言，要有从文学期刊到文学新传媒的意识转变，在文学已经变了样的时代，树立更主动自觉的传媒意识。文学期刊是文学发展的缩影，这种缩影并不意味着简单刻板的作品选，它应该是动态的、自觉的、主动介入的，能接通创作现场的跃动脉搏，能呈现对文学思潮的前瞻观察，能表达鲜明的文学观点和文学判断。一期又一期文学期刊，如同一次又一次新鲜的“文学策展”，在一次又一次地开拓发掘文学的各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未尝不昭示着文学期刊的立身之本：在发生巨变的文学现场，以新的定位重建与作家、与读者、与文学的动态联系，主动“设计”文学，自觉“创造”读者，如此才能真正成为今天文学的根据地和未来文学的策源地。

（2018年11月09日《人民日报 》）

材料一：

《红楼梦》后四十回缺失，就像断臂的维纳斯，有着神秘莫测的残缺美。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完整的维纳斯，也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只是《红楼梦》的续写有的过于乌托邦，有的令人肝肠寸断；有的过于随性，有的比较专业。然而，于各人而言，总归是美的。

在后四十回中，读者最关心的必定是钗黛二人的结局。“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是判词所预设的结局，由此看来，这两个人的下场必定是悲剧的，至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悲”法，却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像宝玉遗弃宝钗，像钗黛沦落教坊。这些都应和了原著的悲剧走向，不像后来有些续本的大团圆结局，虽然给人不少喜感，但是读来无味，如果这样，《红楼梦》就丧失了应有的艺术价值，就不能算是一本奇书。如今人们接触最多的程高本结局是黛玉早死，宝玉出家，宝钗守寡。高鹗所续的结局虽然凄凉，但还未到苍凉的程度。所谓苍凉就是一种放下书后，仿佛置身空旷的天地之间，低头一声惆怅，仰天泪流满面，静静地思考历史的长度与人生的厚度的感觉。

至于《红楼梦》中的二线人物，在前八十回中大多指明了结局。大纲已出，但是细节之处着实值得遐想创作一番。原著暗指的结局符合现实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审美，这种“美”的源头——《红楼梦》十二曲就像是整本书的骨架，贯穿全书，如若续写不当，就会使全书的美畸形。

（摘编自李相《红楼未完，残缺之美》）

材料二：

残缺是相对于圆满、完整而言的，它是部分的空白和不在场，是整体的未完成或已失去的状态。残缺美是以残缺为审视对象，从美感的角度对残缺进行的审美体验。从某种意义说，残缺因素是审美情感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了它，主体的审美体验才会变得深刻而持久。为什么残缺会使人产生审美体验呢？

从审美心理角度讲，残缺美是残缺物在人们心中趋于完美化的心理作用的结果。“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心理上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完形倾向”，总是想将残缺的物体完整化、完善化，人们通过感官知觉所得到的是一个个“完形”。当人们看到一个不规则、不完满的形状时，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紧张力，迫使大脑皮层紧张地活动，以填补“缺陷”使之成为“完形”，从而达到内心的平衡。这是一种“完形化”的心理趋势，这是一种对物体或事物进行理想化再造的过程，人们能在这种“再造”之中获得一种愉悦感。

从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来说，一方面，文学作品是审美主体感知欣赏的审美对象，它对读者的认知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想象是艺术创作和鉴赏的重要品质，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创造，没有想象也就没有文学作品的欣赏。完整的文学作品会给读者以完美的赏识，残缺的作品也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文学作品的残缺会给读者留下一个思索的空间，引发读者无穷无尽的想象。而无穷无尽的想象，可以使欣赏者能动地把审美对象加以改造或创造，从而产生新的形象。

另一方面，从审美主体来说，文学作品欣赏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受众通过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形象，以达到赏心、悦目、怡情的目的。这个新形象本质上不背离审美对称的形象内涵，但又不等同于审美对象，它具有更新的内容与更深的意蕴。所谓“有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指的就是这个艺术规律。歌德曾经说过：“优秀作品无论你怎么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曹雪芹凭借“半部《红楼梦》”蜚声文坛，他的作品也是残缺的，但带给读者的却是回味无穷的美。可见，残缺能给予读者更多的再创作空间，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大价值的美感。

（摘编自李建群、周合军《论文学作品中的残缺美》）

材料三：

每次与人谈到《红楼梦》八十回后的修补复原问题，很多人总是说《红楼梦》八十回后应该有多种结果，而不需要有一个唯一的结果与答案，还拿罗丹“断臂的维纳斯雕像”来作比喻。我认为把《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残缺比作罗丹“断臂的维纳斯雕像”那是一点也不妥的。

《石头记》脂砚斋批注里多次提到“百回大文仅此一见”，明确地告诉你《红楼梦》是百回大文。曹雪芹死后，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红楼梦》印刷流传，开始广为世人接受。后来的续书也不知有多少，多不被读者接受，读者唯独接受程高本后四十回，这样更可证明程高本后四十回是含了曹雪芹二十回的一些原笔与原意的。周汝昌先生考证过程高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是皇家殿印，意即是皇帝要看的书。为了面世，程高聪明地进行了粉碎与增添。

由此可以告知大家，《红楼梦》不是“断臂的维纳斯”，“断臂的维纳斯”也不是《红楼梦》，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作品，两种艺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不可能复制的两种表达方式。罗丹的“断臂的维纳斯雕像”那是一个以罗丹的思维完成的伟大完整之作，他需要那种断臂的形式来完美他的独特的艺术构思。而《红楼梦》在它完整的状态下，遭遇到当时皇权的粉碎，破坏毁灭了曹雪芹艺术作品的完整性。

《红楼梦》被皇权恶意粉碎成了一百二十回，幸亏有学人搜罗整理校对出了带脂砚斋批注的八十回《石头记》，我们才得以知晓《红楼梦》真面目，才最终使我在十四岁那年发现程高本《红楼梦》后四十回中隐藏了曹雪芹原笔，并开始十年如一日地为实现修补复原出它们这个梦想而博读杂书，以立志成为作家的方式抵达曹雪芹的精气神韵，最终修补复原出了《红楼梦》八十回后的二十回，完成发表了《红楼梦八十回后真相复原》这一我个人认为横空出世之作。

（摘编自唐国明《不是“断臂的维纳斯”》）

材料一：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不仅推动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而且在谋划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来推进经济增长。

“新基建”能否真正实现既定目标，核心在于能否顺利出现技术革命。如果“新基建”投资符合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那么“新基建”投资将有助于促进或者加快技术革命的出现，助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加速变革就值得期待，但如果“新基建”投资偏离经济社会发展轨道，那么新技术革命可能就无法如期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实现既定目标的前提是政策制定部门能够有效研判下一轮科技革命，只有认清未来科技革命的方向、演变路径及重点领域，才能有效地推动“新基建”有的放矢，这样的“新基建”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否则可能会出现巨大浪费甚至巨大损失。

然而，技术创新是小概率事件。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技术革命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等微观主体通常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研发创新的投入，世界主要国家大多注重对研究创新的支持，以提高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创新意愿，但政府的介入未必就能实现加速技术创新或者技术革命的目标。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在电池材料等重要领域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仍不明朗。

（摘编自陈建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形成增长新动力》，《学习时报》2020年3月18日）

材料二：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导作用。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顺畅流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基础性条件。基础设施犹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筋骨，节点布局合理、网络密度适宜、通道运行高效、传输能力符合社会需要，筋骨就强健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就稳固有效。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设施”形式日益多样，但“基础”作用并未改变。在农业社会，水对于耕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水利设施的好坏直接决定农耕水平与农民生活质量。我国古代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增强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业社会，机械设备等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交通运输、管道运输、电力网络等成为重要基础设施。英国工业革命后，原有水运体系难以满足运输需要，铁路迅速发展，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进入信息时代，数据和信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互联网成为重要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可见，基础设施只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升级，才能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建设需既适应当下又面向未来，既科学安排又适度超前。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资源要素空间分布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斐然，配置各类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水平大幅提升，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其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和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发展不够均衡、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尚需时日。还应看到，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等需要，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势在必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当前，既要合理扩大基建规模，又要抓紧补齐基建短板；既要加强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又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统筹好存量与增量、传统基建与新基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才能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稳固支撑。

近年来，党中央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谋篇布局，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到“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等，充分体现了统筹推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重要思路。认真贯彻落实这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必将显著提升我国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摘编自殷鹏《统筹推进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人民日报》2020年4月20日）

材料三：

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新基建”进入了加速推进的快车道。中经论坛特别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围绕“新基建”的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新基建”成为疫情期间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与传统基建的区别是什么？

“新基建”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新。“新基建”主要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二是模式新。“新基建”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应用，并催生大量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扩大了新供给，形成新的经济模式，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借助新兴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能，甚至推动产生新的新兴战略产业；三是领域新。“新基建”不同于以铁路、公路、桥梁等为主的传统基建，有全新的应用领域，如全联网应用、天地通讯、智慧城市等。

加快推进“新基建”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应采取哪些有效举措加快“新基建”建设进度，进一步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刘韵洁：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跟踪模仿向创新驱动迈进的关键阶段，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我国在未来网络与通信领域的制造工艺、标准制定、产业生态等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需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

张新红：发展“新基建”，面临技术、资金、体制、模式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目前，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加快推进“新基建”的热情很高，但相关资料显示，真正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也不高。各地应加快研究制定专门的“新基建”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研究建立“新基建”绩效考评体系，包括覆盖面、渗透率、质量、用户体验、普遍服务落实程度等多维度考察，及时了解建设成效及其社会经济效应。

（摘编自《增强“新基建”带动性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网”2020年4月17日）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是近现代文化界几经讨论的重要问题。晚清的新学旧学之争，“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之辩，三四十年代的“本位文化”与“西化”、“工国”与“农国”的大讨论，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文化课题的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5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浪潮，这一时期有不少反传统的文章见诸报端和各种刊物上，其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全盘否定传统。认为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静态的农业文化”，在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运动中，它只能被摧毁或扫荡，而很难起到积极的作用。

果真如此吗?

首先，把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在时代性、阶级性上难免与现代社会生活、现代文化建设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然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并不足以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传统文化除了有其阶级性、时代性以外，还有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内容，决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据此，我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积习(如农业社会的旧习和官僚政治的遗风)要加以彻底的否定；对于传统中的精粹思想(如天人谐调、刚健有为、辩证思维等)则不但不应否定，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加以发扬。

其次，从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事实来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相反，如果善于积极地利用传统文化，那么，它不仅不是现代化的梗阻，倒是推进现代化的文化源泉。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社会的建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建立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相反，不少材料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建设恰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积极内容。如新加坡不仅不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相反，政府把儒学作为国民教育的主导思想；日本也是一样，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特色便是“儒德商才”“《论语》加算盘”，甚至日本有人用《孙子兵法》来管理现代化企业的。韩国、港台地区的情形大体也是这样。总之，东亚地区“儒学资本主义文化圈”的现代化实践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相反，只要善于利用，它还可以推进现代化的发展。

最后，西方现代化也是有深厚的传统背景的。反传统的人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往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二者的矛盾、冲突，而不见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根基。同样是现代社会，英国不同于法国，西欧不同于北欧，欧洲又不同于美洲，其原因均可以在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根子上找到说明。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