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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上，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宗族，是以血缘的亲疏关系聚集起来的地缘与血缘共同体，构成了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中国社会凝聚与稳固的坚实基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生产方式、人口规模、组织形式四要素构成反应链，成为农耕文明的重要基底。土地的状况决定了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基本的耕作方式。生产方式是粗放还是精细、是否兴修水利等，对亩产量有着决定性影响，进而决定人口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以何种方式组织生产，不仅影响着具体的生产方式，还奠定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在耕种大面积土地以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时，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协调生产，对人群的组织形式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血缘纽带将人群组织在一起，无疑是最为自然的方式。于是宗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农耕时代基层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生产与管理的基本社会职责。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掌握了土地管理权，实际上也就具备了对生产与生活的支配权。因此，宗族在实质上就成为农耕文化的关键性因素。

宗族的人伦秩序与道德规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就宗族内部成员而言，宗族建立了具有相同血缘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使其不至离散，具有一定的内聚力。宗族的内聚功能，在族约、家训、祠规等家族文献中，以尊祖、孝亲、敬长、睦族等观念体现出来。祭祖仪式加强了共同的祖先认同与血缘认同，强化了内部团结和内部整合。编修族谱为家族成员提供了由文字铭刻的共同祖先记忆。作为宗族集体财产的族田主要分为祭田、义田和义学田三种类型，祭田收入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置义田“以赡宗族之孤寡贫困者”，义学田则为义学提供经费。就宗族与外部人群而言，宗族为乡里社会提供地方防卫、兴修水利等公共设施，并积极处理乡里冲突，建立宗族与乡里之间的秩序。

宗族的生计模式建立起人与土地之间的亲密关联。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从土里长出的文化。农民视土地如生命。土地是居住之地和安家之基，人与土地之间具有一种亲密而深厚的家园情感。不论是平原还是山地，宗族因地制宜与土地之间建立适宜的生计方式，宗族的内聚确保了密集农业劳作得以顺利开展，土地、人口、生计模式之间建立起动态的平衡关系。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其关键就是宗族解体，分解为以亲子关系为主体的核心家庭，费孝通所揭示的“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扩展之途被斩断。当我们希望重振传统伦理时，却发现核心家庭之上缺乏足够的人伦层次，无法承载传统伦理之厚重。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失去了承载者，也就无法真正回到现代社会。即以孝道而言，在失去了宗族互助之后，一对夫妻既要朝九晚五地投身于繁忙的工作，还要抚养子女、赡养四位老人，实在力不从心。因此，可探索“拟宗族”的方式，以社区代宗族。目前城市中的商品房社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正可对应于明清宗族的同居共财。社区中的全体业主、村里的全体村民，事实上可以此为基础结成利益共同体，我们可称之为“拟宗族”。将这一利益共同体建成基层互助组织，同时汲取传统宗族丰富的伦理层次，建立人与人之间友好互动的关系，编织人与社区之间有机互联的网络，建设新时代的基层社会共同体。

（摘编自周丹丹《农耕文化与共同体建设》）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整体上已进入后期发展阶段。目前，全球城镇化的推进动力主要来自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处于饱和城镇化阶段。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系和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独特问题与严峻挑战。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由于路径锁定效应，城市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发展模式仍未得到有效改观，城市发展呈现高消耗、高排放、高风险的“三高”特征。这加大了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暴露程度，导致城市的高脆弱性。在极端气候与气象条件下，城市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骤增。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

中国工业化和域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的“三高”特征与《巴黎协定》的愿景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11）不相符合。《巴黎协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实现控制全球温升的长期目标，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各国应评估并强化自身的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这表明从规划和治理层面推动城市韧性建设和低碳转型已刻不容缓。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气候适应，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暴露程度，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城市韧性；另一方面，城市也要实现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进程，其中目标II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这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城市经济体系的韧性与低碳重构指明了方向。

中国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通过NDC方式明确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工作。在城镇化推进方面，中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积极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的模式、路径与方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还关乎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现实迫性。在理论层面，需要清晰界定新城市经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将初性和低碳特质作为其核心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城市经济的测度指标体系，分析不同指标间的作用机理与协同方式，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构架与基本范式；在应用层面，需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响应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政策需求，深入分析中国域市韧性与低碳发展的现状、条件与未来趋势，并探索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重构中国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推进和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摘编自潘家华《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城市体系重构及政策含义》）

动物游戏之谜

周立明

近二十年来，动物的游戏行为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成为行为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领域。争议的焦点，是动物为什么要进行游戏。

生物世界有一条普遍规律，就是尽可能节省能量。在动物身上，无论从形态结构、生理过程，还是行为方面去分析，尽可能节省能量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么，动物为什么要消耗大量能量来进行这种没有明确目的的游戏呢?对此，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妮·古多尔发现，幼小的黑猩猩常常玩这样的游戏：用手掌舀一点儿水，用牙齿嚼烂树叶，来汲取手掌中的水。而成年黑猩猩在干旱的季节，就是用嚼烂的树叶汲取树洞中的水解渴的。根据这样的发现，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例如追逐、躲藏、搏斗等等，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例如河马喜欢玩从水下吹起浮在水面上的树叶的游戏，渡鸦喜欢玩从雪坡上滑下的游戏等。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特贝曾经在卡那里群岛上研究黑猩猩的学习行为。他发现，如果给黑猩猩一根棍子，它们就会用棍子做出各种游戏行为：会用棍子互相赶来赶去，像人们赶鸭子似的;也会用棍子去取挂着的食物。经历过这种游戏的黑猩猩，在今后生活中容易学会使用棍子。同样，“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也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隐蔽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等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步入网络时代，“字库”的外延逐渐扩大，从专指为印刷排版等制备存贮的成套实体字符，扩展到代表一组特定字符的集合。字库建设也随之从线下延伸至线上，各式各样的网络字体成为便于社会大众取用的艺术符号。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更让网络字体有了愈发广泛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社会对网络字体多样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打开互联网搜索“字库”，各种新鲜的印刷体、美术字、硬笔和软笔手书字体跃入眼帘。随意点进一个字库网站，可供下载的免费或付费字体便达上千种，还有相关“手写字体入门课”等等。如此多的字体，特别是手书字体纷纷“入库”，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不可否认，手书字体中不乏具有一定书法审美价值的字体，然而也有一些字体设计者为使字体具备“入库”的特殊风格，故意将汉字笔画和结构进行粗俗、草率的夸张变形，既不符合书法用笔规范，也不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如果任由这种“带病”的手书字体格式化、体系化、批量化，为大众所下载、运用和传播，不仅会拉低大众审美水平，更易造成社会用字混乱和信息识读困难。

汉字书体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标准与价值。篆书，是先民想象力和现实的生动结合；隶书，是笔画化现代汉字的起点；草书，是汉字书写向纯艺术迈进的产物；楷书，是汉字规范化发展的标志；行书，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历史上风格独特的书法，如东晋王羲之的行草，潇洒飘逸，是“魏晋风度、品藻万物”的美学体现；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楷书，是唐朝正大气象的法度显现；宋代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书法家，其书法追求抒发胸中意气；元代赵孟頫以及明代祝允明、王铎等人的书法注重形质妍美。因此，人们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书体和书风的演变是时代审美特征的反映，不可能凭空产生。

早期电脑字库中，大家公认的优秀字体除了宋体、楷体、魏碑等印刷体、美术体之外，还有以瘦金体、启功体、舒同体为代表的手书字体。瘦金体由宋徽宗创作，劲健灵动、独具意趣；启功体由启功先生创作，典雅秀丽、书卷气浓；舒同体由舒同先生创作，以颜真卿、何绍基的楷书为主，字成团形，厚重活泼。这些为大众所喜爱的手书字体，无不具备舒展大方、简洁流畅、轻松自然、雅俗共赏等特质。最重要的是，这些字体都不是随手写就、凭空臆造的，而是在遵循书法艺术演进规律、继承前人书法传统基础上，适时创新而来。以其为基础，亦可源源不断衍生出许多令人惊喜的字体。这是汉字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写照，也是网络手书字体设计应牢牢把握的发展方向。

为何“带病”的手书字体仍然被大量使用？一方面，某些缺乏责任感的字库网站为求名利，默许丑陋的字体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一些字体设计者自身缺乏书法修养，以为拿起毛笔便可成为书法家，以为只要“龙飞凤舞”就能在网络字库里“开山立派”。这些都助长了手书字体创作随意、以丑为美的不正之风。

未来，欲杜绝“带病”字体扰乱字库的现象，还字库一片净土，应由权威机构进一步制定字体入库标准，以提升社会规范化用字水平；倡导“百花齐放”，鼓励推出一批既符合规范又兼具审美价值的新字体，以满足社会需求；弘扬“正大气象”，以体现字体设计的时代特色，培育大众的汉字审美素养。

（摘编自刘寿堂《还字库一片净土》）

①《芥子园画谱》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中国画教材，它运用浅显易懂的方法，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知识，使得社会上为数众多的职业画工，甚至是文人画家，都可以迅速地掌握中国画的基本技法、知识。比如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也都是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就上手学习《芥子园画谱》，从而掌握了一定的规矩准绳。所以，作为艺术普及类的教材，《芥子园画谱》在艺术开蒙方面，堪称卓越。

②《芥子园画谱》可以自学、速成，易入门。但是，中国绘画讲求“师古人”“师造化”，也就是以古人为师，以自然为师，经过长期的揣摩消化，得其精髓，才能成一家风骨。所有受《芥子园画谱》启蒙的绘画大师，如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也正是依此才成为一代宗师。

③在黄宾虹这位中国画大家看来，画谱虽有开蒙之功，但也成为帮助懒汉偷懒的工具，它造成了只学画谱之法而不重视“师承”的严重弊端。何为“师承”？宾虹老人曾解释过，古人既然已经创立了法度，那后人就必须在掌握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再进行创造变化。而古人的法度，即“笔墨之法”，只有通过临摹这种“师承”途径，才能全面掌握。然而，诸如《芥子园画谱》之类的画传画谱却提供了一条看似美好的“捷径”，那么，由临摹名家大师真迹，进而获得先贤笔墨精神这一“师承”途径，就必然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那些能够入乎规矩之中、超乎规矩之外的“神品”“逸品”就无从谈起了。

④以《芥子园画谱》为代表的古代画传画谱，虽然在艺术开蒙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中国画的精髓则全未窥见，而不学之人尤爱视画传画谱为“法器”，于是废临摹而为抄袭，靡然成风，传统的中国画教学逐渐沦落。由此所带来的结果，近代以来的中国画坛中，一些革命派要革《芥子园画谱》的命；有些传统派也要拆《芥子园画谱》的庙。黄宾虹等画家的看法，对还原画谱等传统艺术启蒙类书籍的原始定位，无疑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①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②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③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④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⑤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⑥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荀子在《乐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的美学见解。

荀子曾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并进而认为人的生理感官有感受美的能力，审美享受部分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既然审美与生而自然的人类本性欲望有关，那么作为供人享受的“声”——音乐，当然也是其来有自的。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来源于人的性情抒发，又给人以审美快感。“声音动静”是“乐”产生的基础，人和“乐”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息，彼此间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也就决定了“人不能无乐”。这样，荀子就表明了他对音乐的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看法，即“乐”关系着人的存在，是人基于自身本性的一种需要。

人需要“乐”，“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乐”自身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从音乐的基本性质来看，由于它源于人的性情抒发，所以也能感动人的性情，它对于人不具有强力制约，而只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来感染之、教育之。因此“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从音乐表现的内容来看，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和”字。“乐之中和也”(《劝学》)，荀子甚至把它突出强调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关于音乐的形式，荀子认为，音乐强调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乐而不流”。他又从具体表现手段上，把音乐区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关于声乐，他说：“失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关于器乐，他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演奏要先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用来确定乐调的谐和，然后再把各种乐器配合在一起，调整好节奏，一齐合奏来完成一支美妙的乐曲，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对音乐演奏极为熟悉，而且他也似乎有意识地把音乐演奏这种形式上的“合奏”，同音乐表现“中和”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这里显示出荀子对音乐深刻而又独到的美学见解。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中重点阐述的问题。他认为，好的音乐应该“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因此这种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论》)。荀子在这里自觉而明确地把音乐当作审美教育的有效工具，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驱逐危害人的“邪污之气”，并进而促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使整个社会的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保持在和谐稳定的既定秩序之中，最终“移风易俗”，达到“天下皆宁”的理想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荀子无疑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毋庸讳言，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优点和缺陷都十分突出。一方面，他把音乐与人的自然欲望、感性、快乐相联系，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中感性因素的审美意义，而且确定了音乐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割断的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从而使音乐(包括其他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加强，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荀子在音乐的审美评判上几乎超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另一方面，荀子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音乐治国、美育治国的教化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作了相当片面的突出和发挥，人为赋予音乐以音乐之外的许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他的音乐美学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

(选自王长华《诗论与子论》之《荀子美学思想述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