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建立是法家学说在实践上的成功。比较而言，秦国的改革在当时各国中进行得相对较晚，但却最彻底。东方的齐国改革较早，在春秋中期齐桓公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国家较早强盛起来。晋国、郑国在春秋时期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在所有诸侯国家的改革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像秦国的改革那样系统和彻底，那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较早改革的国家没有较晚改革的国家成功，先驱者反而被后来者战胜？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之谜。我们认为谜底可能有三：一是改革越早历史包袱越重，受到的阻力越大，越不容易彻底；二是改革越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越多；三是有了系统化改革理论的指导。在社会变革时代，在外部环境你死我活的条件下，法家学说是走向成功的理论利器。

秦帝国建立以后，继续推行了先前的法家政策，几乎把法家学说发挥到极致。秦帝国的君臣们没有理由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然证明法家学说的成功。也正因如此，秦帝国时期焚书坑儒，确定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基本国策。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帝国做出了统一文字、修驰道、筑长城、建宫殿、抗击匈奴等前无古人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在帝国建立后十几年时间内完成，政治、经济的建设成果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秦始皇信心满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嬴姓帝国将传承千秋万代。

然而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匹夫群起响应，庞大的帝国大厦轰然坍塌，秦帝国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光景便灰飞烟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人们往往困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困惑汉初思想家的难题。人们最初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求真务实、富国强兵有错？但事实无情，答案摆在那里，不容置疑。错在哪里？痛定思痛，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反思，终于得出了答案。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政治反思的理论结晶。顾名思义，《过秦论》的宗旨就是论述秦帝国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贾谊告诫人们，打天下和守天下策略不同，打天下需要法家学说和孙子兵法，守天下法家的学说不行，它激化社会矛盾，是亡家亡国之学！

为什么法家之学是亡家亡国之学？贾谊的回答并不彻底，他还没有看到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长治久安。为了揭开秦帝国成败的真相，在《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一文中，我们采用政治模型分析的方法，归纳总结了秦帝国的政治环境条件、秦帝国政治模型的要素、秦帝国政治模型的效应，得出了两个层面的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出秦帝国的一统强化了法家政治意识，这导致了极端的权力专断，极端的权力专断引致双重效果：行政的高效率与政局的不稳定。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完成是行政高效率的体现，国家的迅速崩溃是政局不稳定的恶果，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国家的统一，间接根源是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得出了第二个层面的抽象结论：政治意识的唯物化与国家的富强成正比，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成反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经验事实。

（摘编自张荣明《中华国学》）

①习近平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等特点。新乡贤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乡土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②以“贤”作为乡贤文化的核心，科学阐释和积极培育当代新乡贤观念。我们所说的“新乡贤”，不局限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个人在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突出业绩，愿意为农村、社区建设尽力的人，都可认定为新乡贤。在过去，由于地域信息的封闭性，一个人要在乡里维持地方风习、推动地方公益事业，往往要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宗族势力才行。而在今天，便捷的交通、发达的通信，凭借人格魅力、学识修养、名人效应、创意点子，都可以吸引大量资源造福乡里，赢得乡里社区声望。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村干部”，活力四射的回乡创业青年，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还有退休回乡的干部、教师、工人等，只要能服务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起到引导示范作用，不论其身份官职、教育背景、年资阅历，只要有德行有威望，且有热爱乡梓、护佑乡亲的赤子情怀，始终以德为先、敢于担当，就都能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这种新观念，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度及与其所伴生的权力依附、人身依附与宗族依附，在平等、民主、法治的环境下，转变形成一股新的乡贤文化力量。

③重视新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发挥其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功能。乡贤文化植根乡土、贴近乡情，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内在力量。新乡贤大部分来自农村，在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之后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将自身的知识阅历、城市资源带回乡村，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共同发展的“桥梁”。新乡贤的出现，弥补新农村建设的部分资源不足，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传承优秀的乡贤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新乡贤为模本示范引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耕文明与时俱进、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④正确认识新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发挥新乡贤文化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践行功能。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乡村治理人才流失、主体弱化、环境复杂化等问题凸显，新乡贤及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乡贤文化对于今天的乡村治理仍具有独特的人文道德价值以及经济社会效益，它是倡导文明乡风的精神力量、传承地域文化的方向坐标，在乡村社会矛盾化解中起着“安全阀”的作用。鼓励推动乡贤治村，不是也不能寄希望于把新乡贤打造成为乡村治理唯一的甚至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按照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构建一个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 ，有删改）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x证据的暧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摘编自俞熙娜、沈爱国学术论文《“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A．

B．

C．

D．

马克思说过，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列宁也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语文广大无边、丰富无比、庞杂无比，它能不能经过“科学抽象”，有一个“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语文全部的“具体的东西”，成为语文的“一切所共有”的“真理”？

语文一切所共有的真理，其实就是哲学的原理。王国维说：“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形而上学称为“科学的女王”，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把形而上学称为“科学皇后”。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是超越经验之上的追问，属于本体论。本体论作为世界终极存在的追问，不属于经验世界，而属于超验世界。《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那么，语文形而上的本体之道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言意关系。它就是对各种语文现象（言语及文本）进行科学抽象后而为语文的“一切所共有”的“真理”。

语文之道作为“道一”，生出“言—意”——“言—象—意”——各种言语作品，其中文学就是通过“言”塑造“象”来表“意”的。所以，言意关系就是语文之母、之本，各种言语作品是语文之子、之末。

不要认为形而上学、本体、道是孤立、静止、陈旧的教条。对于一种知识而言，如果缺乏形而上学思维，缺乏本体论建构，就无法超越经验事实和实践理性，就没有一个统摄整个知识体系的东西，因而就难以做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论述问题。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易或问》云：“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宋代思想家朱熹《四书集注》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康德说，形而上学便是知性世界的知识形式。“言意关系”语文之道，就是语文的最高知识形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道，很可能是，那种使所有那些我们由此才能思考的东西活跃起来的途径。……在“途径”亦即道的这个词中，也许隐着思想进行着说的所有秘密的秘密。

言意关系之道意味着对人生之道的探索和追求。人总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解读和表达，以达到对现实生活的理想超越，不断地为人类寻找精神的最高支撑点，使人类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希望。任何意义的表达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都不是终极的在场，都永远在叩问的路上不断延伸。表达之道——语文的本体，永远处于艰苦卓绝的寻求和发现之中，永远处于无与伦比的认识和发展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言意关系作为语文的形而上之道，与古代“文道之争”中的“道”是不同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道”指的是孔孟儒家之道，属于道德哲学，是阐述怎样成为“君子”的学问，不是阐述语文内在生成及规律的学问。而语文言意关系之道，是一种科学哲学，阐述的是语文生成发展内在规律的学问，言意关系就是语文的“自然”（道法自然）之道、科学之道。“文道之争”千多年来绵延不已、难成定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种“道”一直没有分辨清楚。

(摘自朱学坤《玩味语文的言意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人正面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然而古籍汗牛充栋，应该从何入手呢？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

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描绘生动的历史画卷。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时代动荡引起词坛风气的巨大变化，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些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其间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尊崇。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详细严格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摘编自郑汉根《中国政治传统是礼法并治》）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人生差异在读书

①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官是民，是忙是闲，或多或少都有点业余时间。倘若长时间以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支配业余时间，其结果也大不相同。鲁迅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相反，有的人虽有才气，但因不懂得珍惜时间，得过且过，终其一生，别无建树。

②不过，依我看，人生的最大差异在于读书。因为，读书至少有三大“好处”。

③读书可以“明目”。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一个人如果热爱读书，坚持读书，就能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就会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

④读书可以“清心”。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大潮澎湃，街头巷尾灯红酒绿，堪称诱惑多多、考验多多。唯有能够静下心来坚持读书学习的人，才能做到清心静气，淡泊名利，不为名所累，不被利所惑。

⑤读书可以“强体”。21世纪是竞争的世纪。不仅国与国之间充满竞争，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竞争。因而人们都希望自己素质强一些，形象好一点，以适应竞争，赢得竞争。而一个人外塑形象也好，内强素质也罢，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老老实实读书，才能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才能丰富知识，增加营养，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⑥首先，要乐于读书。生命有限，知识无穷。人生在世，要做的事情很多。尽管如此，也要养成勤于读书、乐于读书的良好习惯。

⑦其次，要善于读书。古人云：开卷有益。然而，今天看来也不尽然。因此，要善于择书而购，捧书而读。这样，才不至于读了坏书，中了邪气。

⑧再次，要巧于读书。要通过消化吸收，去粗存精，把前人、他人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智慧，并用以知道实践，推动工作。

历史上，关注儿童教育和描写儿童生活的，莫过于宋代文人。他们写了大量的儿童诗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时的儿童观、教育观。其中不少观念还具有先进性，值得我们研究与汲取。宋代文人推崇理学礼教，注重家风家教。王安石每次吃完饭，剩菜都不会浪费；朱熹眼前的一方池塘也能引出读书的观感。更多的宋代文人对于儿童却是养其天性、放飞童心。杨万里的《稚子弄冰》写道：“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这是一个家庭游戏，是一次音乐创作尝试。儿童在这种生活场景里的愉悦跃然纸上，由此获得的满足也溢于言表。

家庭是孩子游戏的舞台，田野是一个乐园，也是儿童学习的现场。孩子们在田野里学着劳作，但这更像是大人们给孩子的一种“特权”。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儿童不是在不懂装懂、碍手碍脚，而是天性使然、童趣使然。大人们也不需要手把手地教导，更不需要刻意示范。生活的常识，人生的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浸润。

宋代文人在放飞童心的同时，也进行家庭教育。他们有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也注重儿童成长学。渴望建功立业的苏东坡，对孩子的成长期望客观求实。他的《洗儿戏作》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确实是天赋奇才，他在教育子女上，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他对孩子的人生定位，先着眼于“无灾无难”。诗人张耒在《诚儿诗》里，要求儿子，只要品行好，即使像邻居一样卖大饼，当爹的也满足。而后来的人，面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就开始写一堆家书家训家诫，没有诗意，甚至没有情意，关键是还没有太多的教育价值。还不如一个劳作场景，不如一个生活画面，不如一两句生活俗语。欧阳修家贫，母亲用荻草写字，就是后世传诵的“画荻教子”。岳飞的母亲更是言简意赅，“精忠报国”四个字，遂使其成万世楷模。

宋代文人能够充分解放儿童，有着优秀的儿童教育观和家庭教育理念。仅仅从诗词角度，也许看不到当时教育的整体状况及其影响。但宋代，特别是南宋，虽偏安江南，却是人才辈出，出了一批铁汉。辛弃疾“可怜白发生”时仍要准备报效国家；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字字铁血；陆游即使行将衰去，依然心存浩气；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那么心胸开阔，视死如归。宋代一批仁人志士可以被贬，可以身死，可以家破，可以国亡，但有泪不轻弹，有志要承担。这是宋代的气象，也是宋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其形成跟宋代文人的儿童教育观密不可分。

宋代诗词一方面写出了家庭温馨，另一方面表达了家国情怀。由此看出，诗词呈现出的宋代文人的儿童教育价值观和英雄主义道德观，为儿童成长发展作了铺垫。

（摘编自陆早才赵宪宇《宋代诗词中的儿童观》，《中国教育报》2020年11月1日）

汉字美学

骆冬青

汉字美学要关注汉字独特的美学创造的智慧，即汉字构造的原则。汉字的造字原理，以许慎《说文解字》所论影响最为深远。甲骨文的发现，固然令汉字造字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复杂，来自远古的蛮荒之气、野性的思维，渗透到原初的汉字形态中，值得我们从美学思维的层面进一步探索；许慎揭示的“六书”说，在思维层面对汉字的造字原理，做出了堪称经典的阐说，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补正，但其无疑已为探讨汉字美学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致思方向。汉字构造以象形为根基，图象先于声音的原理，就是造字层面上的美学阐论。汉字美学真正的起点，正在汉字创造的美学原点之中。

这种关于造字的美学探索，也就与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的不同书体的变易有关，更与汉字最终的“方块字”形态相关。其中奥妙，虽与书写的物质变迁、技术要求等相关，却更应当在一种美学的思维下予以理解。但最根本的，却在于汉字造字的美学原则的探索。这些原则的发现，当与汉字创生的原初情境息息相关。

由此原理、原则的探索，自然引入关于汉字美学、汉字文化精神的探讨。汉字之中的文化积淀，是与汉字的构成相关的。例如，一个“中”字，一个“道”字，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核，需要多少部论著才能阐释清楚？西方文字也有类似情形，汉字之不同则在于字形、字音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史的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史内容的积淀，成为汉字美学又一深刻的方面。若深究“文”①之含义，则“文化”本身即为“审美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汉字中积淀的文化史，包含着许多美学的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还是一种哲学。而这些内容，与其他文字不同，是深刻地蕴涵于汉字的训释之中的。训诂学或传统的小学②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识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识字”，正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审美的感悟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汉字“偏旁”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谱系。这当然与汉字创造时的物质条件相关，但是，汉字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应对物质世界的变迁，灵动自如地承担复杂的表达任务，自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关。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谱系与汉字观照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许慎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里的“俯仰”、“观象”、“观法”，“近取诸身”等，昭示了文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在文字本身中如同活化石般被凝定。

汉字美学的蕴涵，不妨说是无尽的。中国文化的蕴涵，在汉字美学中具有相当充分的体现。从汉字到汉语，当是一个更广远、更深邃的美学境域。可是，“汉字美学”的独特性，却可以自成一体，与“汉语美学”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瞩目于“汉语美学”，但更注重“汉字美学”的奠基性。

(选自《文史知识》《汉字蕴涵的美学》)

功过格，是记录并度量“功”“过”的格册簿子，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功与过、善与恶，本为主观抽象的概念，很难进行度量，功过格则通过一定形式将其量化，使之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修持者的道德实践需求。这既是中国人的创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价值理性”的一种体现。

功过格在实践层面，以具体的行动指南直接指导、规范人的行为，属于操作性、针对性很强的善书。从具体操作来看，它不仅构建了“以过除功”“以功折过”的运行机制，而且对年终进行功过核算（“比”）作了精巧的设计，从目标群体来看，为方便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乃至不同性别的人接受、奉行，功过格发展出种种内容极具针对性的条目，如“过律”中的“不仁门”“不义门”“不善门”“不轨门”等，那些充溢其中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彰显了功过格的道德实践特色。也因此，任何功过格都离不开功过善恶的计算与度量。有学者指出:“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并有这种指导书的国家，除中国外大概再也没有其他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善书的功过格一方面宣扬传统道德规范，推动儒家伦理世俗化、民间化，一方面呈现极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体现了伦理价值与道德实践的完美结合。这是功过格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特质，也是它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保持蓬勃生机的原因所在，而判别功过厘定善恶的价值标准就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值得一提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过格条目能够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世情风貌。

儒家的思想理念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民间价值观念的影响深远至今。功过格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价值传播与道德实践工具，恰恰可以为儒家道德教化所用。例如，一旦某人的善行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扬，就要在功过格里给他“记上一功”。需要指出的是，功过格之所以称“功过格”而不称“善恶格”，应与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含蓄、内敛的特色有关。倘若将人的行为直接以“善”“恶”断之，在儒家道德主义颇为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无疑会显得过于直接与尖锐；如以“功”“过”代之，则其表达便趋于委婉含蓄。

作为一种善书，功过格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善恶报应观念和功德积累（功过相抵）传统。事实上，人的行为善恶自有报应的观念，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易经》里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鼓励和告诫。汉代衍生出天地神灵监督人们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的理论，这种思想在后世的道教经典中多有体现。佛教大行于中国后，其“因果报应”观念在民间社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功过格之所以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乐于奉行，是因为有善恶报应观念为其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和实践动力。

功过格虽然源于道教，但得以盛行并产生广泛影响则得益于儒释道三家注重教化的价值导向及合力推动，它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

（取材于林志鹏《功过格的伦理价值》）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等11个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要把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实践教育环节薄弱甚至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瓶颈。当今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导致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旅行超越了教材、课堂和学校的局限，向自然和社会领域延伸，能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积极进入情境中，自觉地参与实践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主动精神和实践能力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研学旅行将纳入教学计划》，《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0日）

材料二：

从2013年开始，国家就提出了“研学旅行”的概念。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研学旅行不是一般的旅游，要有课程的开发，特别是到了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传统基地和文化基地，要把革命的精神、文化的内涵讲出来，让学生受到教育。”相较游学，研学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更加注重“学，重视课程内容，更加强化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研学旅行是“旅游+”概念下的新模式，它延续和发展了古代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育的新方式。随着体验式教育理念和旅游业的跨界融合，研学旅行成为市场热点，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化+旅游”的时代浪潮推动下，未来的研学旅行甚至会出现许多倍的爆发峰值。

（摘编自《还你一个真实的研学旅行》，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溯源研学旅行历史，日本最早开展。从1965年起，日本用近50年的时间做到高中渗透98％，初中渗透率95％，几乎全部中小学生都参加研学旅行。而中国的研学旅行，目前渗透率仅5％左右。不少学校以安全风险为理由，不让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更有不少学生家长以“分数至上”为原则，认为研学旅行是无用的，与孩子取得好成绩、考取名牌大学相比无关紧要，从而使得研学旅行成为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农村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更会面临因城乡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而带来的经费匮乏、意识淡薄、研学资源缺乏、教师素质欠佳等困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家长，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孩子回答一切。要想让孩子“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学会游泳，就要在水中练习”。

（摘编自《莫让研学旅行成为奢侈品》，《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0日）

材料四：

从推向市场以来，研学旅行就受到各界关注，同时也因其存在的准入门槛较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研学旅行产品同质化严重、“华而不实”等问题而受到质疑。受到疫情影响，许多研学旅行机构推出线上研学产品，也使得以“体验”为核心的研学旅游质量大打折扣。未来，研学旅行如何复苏并提升质量，成为现阶段各研学旅行机构能够走出困境并寻求更大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摘编自《研学旅行：上好“第二课堂”》，《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7月8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