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失去诚信,法也就丧失权威,等同于一张废纸。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百家、圣君贤相都有着惊人的共识。
法家的诚信法律观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信赏必罚。商鞅说,“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无论赏与罚所重者都在于“信”。“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韩非也认为“信赏必罚”将会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他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法家特别强调以信行法,要在去私。管仲说:“私情行而公法毁。”商鞅尖锐地指出,释法行私,国家必乱。他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战国策·秦策一》盛赞商鞅施行赏罚无私无畏:“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
为了惩治各种欺诈行为,唐律于十二律中专设“诈伪律”。在诈伪律中,以伪造御宝,伪写官文书、符节,诈伪制书等为重罪,犯者或斩绞或流放。《唐律疏议·杂律》中还规定了惩治市场交易中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伪造度量衡器等欺诈行为。唐律中所规定的惩治诈伪的法律规范,一直为后世沿承,说明法贵诚信是中华法文化一贯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在敦诚守信民族精神的孕育过程中,儒家思想也起了化俗正风的作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甚至将“信”看得重于生命,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儒家所强调的重义轻利的“义”,不外乎重诚信、远诈伪而已。孟子将诚提到天道的高度:“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就在于“存乎诚”。儒家思想的长时间熏陶,使得敦诚守信成为主宰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准则。这种道德的评判与舆论的谴责,常常重于法律的制裁。人们敬重的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不是不义的市井之徒,在与各种欺诈行为不懈斗争的过程中,锤炼了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法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华民族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在顽强的生产斗争、生存斗争中形成了优秀独立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国家制度、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由于传统的中国法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与相互的关联性,所以,既要揭示民族精神对传统法文化的重要影响,了解传统法文化的某些典型性、特殊性的渊源,又要阐明传统法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延续所起到的促进与维护的作用。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是和法律的积极维护分不开的。
今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使其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时代精神密切融合,从而赋予固有的优秀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6日15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信赏必罚是法家诚信法律观在实践中的主要表现,内涵是“以信行法,要在去私”。 |
B.唐律于十二律中专设“诈伪律”就是为了惩治诈伪,维护诚信,一直为后世沿承。 |
C.敦诚守信精神的孕育,儒家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使其成为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准则。 |
D.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促进了传统法文化的形成并维护其延续,两者是不可分开的。 |
A.文章中的几次引用,目的是论证诚信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法的灵魂。 |
B.文章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和阐述了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与传统法文化的密切关系。 |
C.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引出论题,再提出观点,然后纵向深入,最后揭示现实作用。 |
D.文章既指出民族精神形成的历程,又揭示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具有的重要意义。 |
A.《战国策·秦策一》盛赞商鞅,是因为商鞅赏罚公平无私,不畏强权和亲属近臣。 |
B.因为法贵诚信是中华法文化的传统,所以唐律中惩治诈伪的法律规范为后世沿承。 |
C.孔子将“信”看得重于生命,孟子将诚提到天道的高度,体现了儒家的重诚信思想。 |
D.民族精神在发展历程中渗透到了生活、制度、法制各方面,可见其独立性与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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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集中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性,并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有无“悲剧”的问题。王国维认为,在《红楼梦》之前,中国文学没有悲剧,至少没有“像样的”悲剧。他认为“吾国之文学中”,仅剩《红楼梦》一书,为“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彻头彻尾之悲剧”。王氏论据有二:一是作者“不敢自署其名”;二是代表“吾国人之精神”的戏曲小说皆以大团圆收场。
曹顺庆、涂慧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一文中指出,王氏立论依据存在问题。针对王氏论据一,曹、涂二人提出一条驳论:小说这种文体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在儒家传统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文人视小说为小道末流而不愿意署名,是十分正常之事。并举《金瓶梅》作者至今不明作为旁证。
但笔者认为,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曹、涂二人所指出的文体偏见,而是小说内容的政治敏感性。《红楼梦》中虽将“真事隐去”,仅留“假语村言”,且一再声称“大旨谈情”,但其中仍保留不少自传色彩,“伤时骂世之旨”亦随处可见。清朝文字狱极盛,曹雪芹有所顾虑,只得将作者之位拱手“让”于“石兄”“空空道人”,应在情理之中。
针对王氏论据二,曹、涂二人的批驳更切中要害:王国维仅仅将戏曲、小说作为国人精神代表是有失偏颇的,这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事实。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诗歌的国度,西方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戏剧、小说等叙事性文类上,而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则主要体现在诗歌这一抒情性文类上,并逐渐延伸至“词”及产生较晚的戏曲、小说之中。
曹、涂二人充分认识到,导致中西方悲剧表现形式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文学的主导文类不同。西方文学以戏剧体诗引领风骚,中国古典文学则以抒情诗见长,代表“吾国人之精神”的文类,非“诗”莫属。就叙事文学而言,史传、古小说等叙事散文起源甚早,其中亦不乏富有悲剧色彩的佳作,只是古人往往以“子史”看待,未归入狭义“文学”范畴的“集部”。实际上,以戏曲和白话小说作为“吾国人之精神”的“代表”,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否定千年中华文学丰富的悲剧性,这必然背离文学史实。
另外,中国传统文学中戏曲、白话小说的“乐天”结局,也与其文类定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市民阶层消遣需求而兴起于勾栏瓦肆的戏曲与白话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性质的通俗文学,而非寄情托志的严肃文学,因而势必要迎合市民阶层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晚明戏曲家李渔名剧《风筝误》中有一首收场诗,诗中“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一句直接点明戏曲创作是为观众的喜好所决定的,戏曲创作家不得不努力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此诗也道出了戏曲文类定位及其团圆结局的成因。可见戏剧在西方文学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应在中国历来是由诗,而绝非戏曲小说来承担的,不能简单地两相比附。显然,王氏“中国无悲剧”说站不住脚。
再看《红楼梦》的文体渊源。笔者认为,从外形上看,《红楼梦》确是一部白话章回体小说;但从美学内核看,《红楼梦》深受诗体影响,实为一部“抒情诗化”的文人小说。换言之,《红楼梦》创作的根本目的,与当时文艺市场上一般说部迥异,并非供人消遣,而是抒情言志。书中虽然极尽精细地再现了一个逼真的经验世界,但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表现自我,传达内心理念。因此,《红楼梦》从根本上是抒情性的,而传统“小说”文类一般都是叙述性的。这是《红楼梦》不落俗套,独以悲剧收场的一大原因。后人不解曹雪芹深意,仍习惯性地按“小说”文类规套予以期待,自然会对悲剧结局感到不满。于是纷纷续貂,为之补足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一现象,充其量也只能说明“小说文类的精神”,并不足以扩展至所有文类乃至“吾国人之精神”。
(摘编自林婧《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在《红楼梦》之前,我国没有“像样的”悲剧。 |
B.之所以《红楼梦》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本文作者认为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
C.中西方的悲剧意识是借不同的体裁体现出来的,西方偏重小说、戏剧,而我国偏重诗歌。 |
D.本文作者认为《红楼梦》能够体现“小说文类的精神”,但不能够体现“吾国人之精神”。 |
A.文章采用驳论的方式进行论证,先摆出王国维的观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对其加以批驳。 |
B.文章既阐述了曹顺庆、涂慧的观点,又发表了作者自己的看法,论述严谨而深入。 |
C.文章第五段运用类比论证、举例论证等方法,论证了中西方悲剧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
D.文章引用李渔《风筝误》中的诗句点明戏曲创作与观众的关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
A.本文作者虽与曹顺庆、涂慧都不赞同王国维的观点,但本文作者与曹顺庆、涂慧的观点也是全然不同的。 |
B.曹顺庆、涂慧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将小说视为小道末流,因此不愿意自署其名。 |
C.中国的戏曲、白话小说有追求“乐天”结局的文学传统,这种以大团圆收场的文学没有悲剧文学的成就高。 |
D.本文作者认为《红楼梦》方面迎合了市民阶层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是其作者在传达内心理念。 |
①“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大疫当前,人们更能体会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②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国的理念和行动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从毫无保留地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到承诺待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从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到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并肩作战、共克时艰,始终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③当人类的共同敌人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蔓延时,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的重大理念,既来自“天下一家”的中华文化传统,也彰显着一个百年大党的世界胸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不仅对14亿中国人民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今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30多个政党联合就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发出共同呼吁,表达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的政治意愿。
④中国共产党虽然始终坚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放眼世界,很少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写入自己的章程。今天,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接近30%,当中国让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现实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⑤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崇尚“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有着“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胸怀,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基因,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密码。
⑥毋庸讳言,尽管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但相伴而来的并不只有鲜花和掌声,各种抹黑唱衰的论调也时有出现。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就拿共建“一带一路”来说,根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共计3164个,总金额达4万亿美元。因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回欧洲大港地位……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高悬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标语,生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各国人民共同期待,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
(摘编自《天下一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
B.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蔓延时,人们更加体会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
C.“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胸怀。 |
D.只有中国共产党,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了自己的章程。 |
A.文章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提出了论述的话题,进而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
B.文章在具体论证时,重点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原因。 |
C.文章第三段列举“共同呼吁”出台的例子,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
D.文章大量运用例证法、引证法来论证观点,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
A.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密码是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基因。 |
B.“一带一路”的建设、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行动都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
C.文章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具体成绩,给抹黑唱衰中国的各种论调进行了有力回击。 |
D.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写照。 |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1.下列关于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翻译如同月下老人,它帮助读者和作者进行对话,在两者之间搭建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
B.面对前代的文学作品,如果缺少了翻译的牵线搭桥,后代读者必然会感到难以理解。 |
C.对译者而言,原文一方面制约并限定翻译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检验翻译优劣的标准。 |
D.只有对文言有精深的理解且能熟练地运用白话文,才有可能较好地传达原文的精神。 |
A.文章第一段将古文翻译与外文翻译相联系,进行对比论证,突出其不同的特点,强调古文翻译可以穿越时间,拉近古人今人距离。 |
B.文章第二段用举例论证的方法,以司马迁改写殷周档案和20世纪前期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等例,说明古文今译的现象早已有之。 |
C.文章第三段使用比喻论证,将翻译者的译文喻为镜子,说明翻译没法达到和原文严丝合缝的效果,拙劣的翻译甚至可能发生变形。 |
D.文章第三段引用刘禹锡“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两句,是为翻译者工作辩护,翻译家也是可以“文雅”的。 |
A.翻译者掌握运用古文与今文的水平有差异,个人能力有局限,这会影响到翻译的水平。 |
B.古今文化具有时代差异性,翻译者可以间接地体验历史,却没法完全重构历史的真实。 |
C.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使我们不易去追踪和复述古人创造的文学范本的用意与内容。 |
D.文言文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这在白话文中只能通过模仿的手段加以复现。 |
材料一:
2018年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闭幕的“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让观众大饱眼福。“传统手工技艺+非遗文化元素+现代设计”的新理念,将传统手工技艺的精湛呈现在观众面前。伴随“舌尖上的中国3”的播出,山东章丘铁锅一下子成了“网红”,订单排到了两年后。“历经12道工序,18遍火侯,经受三万六千次锻打,方得一口好的章丘铁锅。”章丘铁锅的走红,更体现出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认可。
然而,并非每一项传统手工艺,都能像章丘铁锅一样凭借“网红”身份而重新焕发活力。大量传统手工艺,因保护乏力、后继无人等问题,只能以文字和影像的形式躺在非遗名录里。如何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艺走出“深闺”,走向大众和生活,不仅决定着传统手工艺的存续,也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摘编自张立富《传统民间手工艺如何走出“深闺”》)
材料二:
其实,合理使用新技术可以为传统手工艺带来诸多便利。比如,近年来现代科技给陶瓷工艺领域带来显著变化。电窑代替柴窑,温度可以达到1400度以上,大大提高了陶瓷质量的稳定性;利用新的科研成果解决了多元配方的问题,降低瓷土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使烧成后的陶瓷更加白润;而那些具有光、电热或磁性的功能性陶瓷,以及纤维强化的复合陶瓷、抗辐射陶瓷已经广泛应用在现代家居、工业制造、军事和航天等领域,极大地延续和拓展了陶瓷工艺的生命力。
必须正视,现代技术之于传统手工艺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带来便利,用不好会产生不容小觑的问题,号称“三大锦”之一的传统手工宋锦、纹样华丽、生动,质地坚韧、挺括,常用来装裱书画和制作高级展饰,深爱民众喜爱,然而,由于机械的滥用,使得手工宋锦已不复存在,现存都是机织产品,精密度和纹样已经走样,没了昔日的光彩。
(摘编自吕庚青《给传统手艺打开另一扇看世界的窗子》)
材料三:
七月五日,南京财经大学艾薇瑞巴蒂小队抵达老门东,对老门东的手艺人进行采访,开展了关于“探访老门东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暑期实践活动。
在问到对于传统手工艺采用现代化技术进行帮助的态度时,张师傅是持支持态度的,她认为正是由于现代化技术在传统艺术(内画、刻章)上的应用,使得更多雕刻类作品得以展现在众人眼中,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一种艺术,也通过现代化技术弥补了传统工艺的缺陷,使得内画、刻章乃至更多的传统工艺得以保存与发扬。
在此之前,小队在网络发布线上调查问卷。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66.97%的人表示对传统手工艺不太了解,43.12%的人认为传统手工艺品市场只有加以改进才能生存下去,仍有1.83%的人认为传统手工艺必将被时代淘汰。而关于改进方式,55.96%的人更倾向于自己DIY制作,46.79%的人认为要定期举行特色文化活动。大部分人对传统手工艺不了解,市场开拓不到位,导致止步不前。传统手工艺不能固守传统的模式,应在维持传统的基础上,加快与现代化产业融合的步伐。
(摘编自王瑞宇《探访传统手工艺在现代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材料四:
“生产性保护”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一种保护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目的在于使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在生活中持久传承。具体而言,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摘编自朱以青《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
1.根据材料,下列对传统手工艺现状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很多传统手工艺只能以文字和影像的形式躺在非遗名录里。 |
B.有的传统手工艺合理地利用现代新技术,极大地延续和拓展了生命力。 |
C.大部分人不太了解传统手工艺,许多传统手工艺保护乏力、后继无人。 |
D.许多传统手工艺已经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了较好的传承。 |
A.借助“舌尖上的中国3”,章丘铁锅成为“网红”,重新焕发活力,这体现出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认可。 |
B.由于过多地依赖机械,传统手工宋锦精密度和纹样不如以前,这说明大部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技术手段难以融合。 |
C.从艾薇瑞巴蒂小队在网络上对传统手工艺的调查情况来看,有极少部分人认为传统手工艺必将被时代陶汰。 |
D.在内画、刻章领域,现代化技术手段弥补了传统手工艺的缺陷,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作品了解到这种艺术。 |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福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或者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周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现有史料来看,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的“秦人”,可视作迄今为止能够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异邦的中国人。 |
B.《史记》中两处记载的“秦人”,实际上很可能是西汉军人,他们战败后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了大宛,从事穿井,铸造钱、器等工作。 |
C.华北汉地社会中被掳掠或逃亡到匈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漂流异邦的最早的人群。 |
D.两汉时期,有些中国人在国内政治斗争失败后逃往匈奴,从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了这些政治斗争失败者的流亡地。 |
A.隋唐时期,朝廷持续不断地对突厥和中亚国家用兵,边境的战事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时期大批士卒流亡到西域。 |
B.与两汉时期因战争和政治因素而移居国外不同的是,隋唐时期僧人、商人加入到移民行列,移居地域也更加广泛。 |
C.从唐代开始,有些中国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移居到东南亚,到元代时,居住在南洋群岛的中国移民已经相当多了。 |
D.1560年代,明政府开放海禁,使得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大量向海外移民,从这时起,逐渐掀起一个向海外移民的高潮。 |
A.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海禁政策在明清两代数度兴废,但客观上都对移民潮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B.清朝政府对移居海外的华人持敌视立场,将海外华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他们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
C.中国人向北美移民始于19世纪下半叶,大批中国人作为苦力在美国西海岸开矿修路,为美国的崛起作出了贡献。 |
D.清初的海禁政策直到光绪十九年才被废止。同时清政府也改变了敌视华侨的立场,逐渐意识到要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 |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过传统节日
翁敏华
过节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语作holiday,含有神(holi-ness)的意味;日语作“祭ヮ”,但是这些都不如“节日”来得形象生动。2005年11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让我们警醒,它让我们认识到:所谓国家意识,绝不仅仅指空间上的领土。
派定哪些日子作为节日?西方每每同历史上的人事相关,无论是圣诞节、万圣节还是情人节;中国却不是这样。你看:一月一“元旦”,一年中第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五月五端午,毒虫百脚需要好好对付……原来,中国的节日尽是太阳的、月亮的、星星的、山的、水的节日,其本质就是一个和谐天人的节日。我国的节日还非常强调“节物”,比如,梅花是新年的节物,桂花属于中秋,菊花属于重阳。新年的饺子年糕、元宵的汤圆、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九月九的重阳糕,包括腊月初八的腊八粥,也同样是“节物”。
传统节日,历来还是国人和谐人事的一个有效的时间节点。在孔夫子时代,“乡人傩,一国皆若狂”,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我们能以什么样的名义凝聚在一起,温习、积累和增加我们的缘分?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传统节日更好的名义了。
多少年过去,现代人也许早已不再记得传统节日各自的崇拜对象和初始起源了,但是,一种共同血脉的感觉还在,一种“我们感”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强烈。我们的传统节日在一年四季中分布匀称,大小交替,大致一两个月必然有一节,也就是说:“竹筒”有段时日了,该“竹节”一下了,聚一聚,聊一聊,深化一下感情。
我们江苏中秋节有一个奇俗叫“摸秋”。这一天晚上,无论男女,都可以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一个瓜什么的。人性中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小偷小摸,一味的“堵”也不成,有的时候,得给它们一点出路。它是民间的一种约定俗成:平时不许偷,中秋夜允许他们稍稍地去过一下“偷”瘾。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与西方的“万圣节”,孩子们戴着各种可怕的面具,到各家各户恶作剧,去闹、去讨糖果吃,有异曲同工之妙。平日里,西方社会是最忌随便打搅别人的。或许,安顿人们不太光彩的欲望,和谐人们疲惫的身心,原本就是节日的一个题中之义。
1.下列对“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过传统节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和谐天人,对自然的亲近。 | B.和谐人事,对人情的呼唤。 |
C.和谐欲望,对神灵的崇拜。 | D.和谐身心,对生命的关怀。 |
A.孔夫子时代举国狂欢的节日成为一个“有效的时间节点”,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增加缘分、深化感情的作用。 |
B.“‘竹筒’有段时日了,该‘竹节’一下了”形象地将过节的“节”解释成竹节的“节”,暗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祝愿。 |
C.我国的岁时节日非常强调“‘节物”,“节物”每每是当令之物,当令的花卉,当令的食品。其实是大自然母亲为她的孩子们奉献的一道道盛宴。 |
D.“摸秋”故事的插入,使得平实的论述一下子生动起来;对地方习俗的议论,升华了节日的意义。 |
(1)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3)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
(4)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4.根据文章内容,归纳西方的“节”与中国传统节日的异同。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负有督促民众履行义务以及教化民众等职责。 |
B.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倡导的契约国家,其唯一职责是维持秩序,没有积极功能。 |
C.因为家庭、社会、国家的继续存在,所以礼所表达的责任伦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D.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礼和礼治必须进行不断的再创造,不断系统化、完善化。 |
A.文章运用了引证手法,引用孔子的话,证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
B.文章运用了例证手法,列举伦理性实体的变化现象,证明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 |
C.文章采用层进式论证结构,围绕“礼治”展开论述,逐层推进,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
D.文章从历史和现实,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等方面,论证了“礼治”的当代意义。 |
A.“礼、义、廉、耻”等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准则。 |
B.吉礼、宾礼、军礼等礼仪,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必要手段,能够推进国际交往。 |
C.人们社交范围正空前扩大,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即将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 |
D.今日之中国,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必须借鉴西方契约国家的做法。 |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
龙其林
日前,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因病不幸逝世,引发社会各界集体缅怀。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关注与重新评价,拥护者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时代、民族、地区、性别的限制,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批判者则认为他的小说缺乏现代感,是农耕文明时代审美趣味的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对于这位早已被写入文学史的当代作家,质疑与批评的声音始终不曾消失。在批评者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乃典型的通俗文学,是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产物。这种现念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推敲。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经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当时的通俗小说,但这并不构成对于一些通俗小说经典性的否定。以是否属于通俗小说来评判金庸武侠小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批评金庸的小说具有农耕文明时代的审美趣味,因而认为其作品的精神价值、故事缺乏现代性则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作家基于自身审美趣味,思想立场创作出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本是应有的创作自由。倘若依据作家审美趣味趋于传统,崇尚农耕文明,以判断作家思想守旧、观念落后、对于现代文明隔膜,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揣测。且不说作家有选择自己独特创作题材与审美偏好的自由,即便是表现传统农耕文明趣味的作品,也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优秀。若简单地以作品是否具有农耕文明趣味作为臧否标准,则沈从文、汪曾祺、陈忠实、刘亮程、张联等作家都将被剔除出优秀作家之列。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同时代人往往评价谨慎。盖棺定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评价在世的、同时代的作家时不免较为保守,甚至极为苛刻。金庸武侠小说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检验,“金学”也日趋兴盛,但这并不妨碍同代学者的批评与苛求。而更值得反思的,或许还在于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味追求。他们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在文学现代性的憧憬中排斥古典文学,于是具有章回体小说结构、传统趣味、驳杂文化的金庸武侠小说长期摒弃在经典作家之外。
金庸的去世,让中国社会认识到其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也使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意识到以往对于通俗文学简单评价的缺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地区甚至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金庸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他通过武侠小说为读者们奉献了一批富于文化内涵、充满奇异想象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作品,赋予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新的语言魅力和文化自信。
(来源于2018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1.下列选项中,不能佐证作者在本文第二段中的观点的一项是( )A.金庸的小说雅俗共赏,曾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说法。 |
B.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文学史教材中,有专门章节探讨金庸小说。 |
C.《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情节上都有重复累赘的弊病。 |
D.中外文学史中都有不少通俗小说属于经典,为读者与研究者所重视。 |
A.金庸是新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 |
B.是否具有农耕文明趣味,并不能作为判断作家是否守旧、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 |
C.一味追求现代性有局限性,会导致产生激进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排斥古典文学。 |
D.金庸武侠小说经过了历史检验,“金学”日趋兴盛,这证明金庸的小说不能受到批评。 |
A.中国的文化语境,让人们习惯盖棺定论,不重视还在世的作家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 |
B.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金庸小说中的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使用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
C.作为通俗小说的金庸武侠小说成为文学经典,不代表其他武侠小说也一定都是经典。 |
D.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有其相通之处,对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也都可进行理性批判。 |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第二,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不独是华族的共祖,也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山海经》是一部出自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书,兼有神话性质,所言民族之间的自然血缘性关系也许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如若从文化上考虑,它们之间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性的。
第三,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书》云:“国有本,有干,有伦质,有枢体。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他)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悦),枢体也。”这是说,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以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生活过的民族存在某种内在关系,具体来说是指血缘性关系或社会性关系。 |
B.文化关系内化为民族精神后具有类血缘的意义,文化的血缘性决定着各民族关系。 |
C.血缘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家庭伦理用以治家,也是治国的政治原则。 |
D.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所以国家、国土、国民等概念在中华民族意识中是一体的。 |
A.作者认为情理合一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因而家国情怀是一种哲学意识。 |
B.文章从家与国、国与族等三个统一性,系统阐释了中国人家国情怀的特殊性。 |
C.文章最后呼吁当代文艺工作者抓住机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奋斗。 |
D.文章引用了古代典籍中的文字、名人名言,用于佐证说理,论述有理有据。 |
A.炎帝和黄帝是中国诸多民族的祖先,由《山海经》的特点推测其记载的血缘性关系可能是指文化血缘性。 |
B.家国情怀是一种哲学意识,因其在生活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既厚重绵长的家国浓情而成为一种美学情怀。 |
C.由于时代等原因,张载、范仲淹的家国情怀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 |
D.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内核,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彰显了这种美学精神。 |
动物和人类的分界线并不只在于会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类人猿的研究证明,类人猿在使用工具方面有多种才能,比如,它们会制造箱状的建筑物,会用树枝掏洞中的小虫子,等等。W·库勒在《类人猿心理》一文中认为:类人猿普遍具有模仿能力,其模仿的心理过程表现为神经——感官——肌肉相互联系的活动过程。在这方面,类人猿和人类差不多,但二者的模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人类的模仿学习并不仅限于神经——感官——肌肉的活动过程,它同时也是使用语言符号的过程。所以,人在使用工具时,包含着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他通过语言符号归纳使用工具的知识和经验,并把它们传授下去,提高下一代人使用工具的水平,从而丰富人类自身的创造力和文化。而类人猿由于没有语言符号,既不能积累又无法进步,不能作为一个“类整体”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类人猿永远不能发展创造力。
可见,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它使人类从野蛮和原始的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中曾指出:人无论怎么愚鲁和笨拙,他总具有把不同的词联系到一起的能力,而动物无论怎样完善,也总是缺乏这种能力。这至今仍是一句至理名言。
文化的传延也必须依赖于语言文字。各种历史文化之所以为我们现代人所认识和了解,主要的是依赖于前人的历史文字记载。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语言,人类便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交流、信息传递,文化也就无法生成、贮存和流传。人们曾经考察过“狼孩”和“猪孩”,他们因为从小脱离人群,没有学习人类的语言,因此无法获得人类的文化,变得与动物无异。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符号,它以声音和文字的形式,使文化能够进入社会,成为群体共同的意识活动或物质活动,为社会所共享。而个人的意识活动如果只被他一个人知晓,不能算是文化。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意义、有独立功能的符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包含“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承载的意义,二者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语言的意义属于文化范畴,是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产品的抽象和概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人类的思维越严密,语言便会随之发展,词汇越来越丰富,语言结构也越来越精密。如果没有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语言自然也不成之为语言。因此,文化是语言的“底座”。
不同民族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它不仅生成语言的语意成分,还对语言的构词模式产生主要影响。语言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常常是并行发展的。不过,语言比文化更具恒久性,不少文化现象消失了,但语言的记载使它永存不朽。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促使不同民族的语言相互渗透,而历史表明,文化先进民族的语言往往同化文化落后民族的语言。
(选自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删改)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科学研究表明,动物和人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在于有没有和会不会使用语言符号。 |
B.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文化的生成、贮存和流传离不开语言文字;另一方面,语言的发展变化也离不开文化这一“底座”。 |
C.语言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往往并行发展,语言文字消失了,文化就会难以传延,但文化现象消失了,语言文字却不一定会随之消亡。 |
D.民族文化交流有助于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渗透,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其结果往往是文化落后民族的语言被文化先进民族的语言同化。 |
A.W·库勒在《类人猿心理》一文中的观点,可以证明在模仿学习方面类人猿与人类是没有差别的。 |
B.作者举“狼孩”和“猪孩”从小没有学习人类语言因而无法获得人类文化一例,是为了证明没有语言,文化便无法传延。 |
C.作者引用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中的观点是为了证明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论多么完善的动物都不可能具备的。 |
D.卡西尔在《人论》中对语言的定义和索绪尔关于语言“能指”与“所指”的阐述,可以证明语言是一种有意义的符号。 |
A.狗能学会简单的算术题,但它们并不能把自己所学的算术教给狗宝宝,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无法把这种知识和经验传授下去。 |
B.每个人都是人类文化的共享者、消费者,也是文化的生产者,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或生活中有自己的所思所悟,那么他就是在创造文化。 |
C.“锦上添花”这个词的“能指”就是它的读音,“所指”就是它的意义,而其字面意思应该与我国的刺绣文化有关。 |
D.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中一些古老生僻的字词渐渐淡出生活,而一批批新词新语则不断涌现,这说明语言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变化。 |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论杜甫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杜甫有一种难得的健全才性,能兼容感性与理性,对事物进行综合全面的把握。 |
B.杜甫的诗歌涵括范围非常广泛,善于以变化的笔触,表现社会生活和人情物态。 |
C.从杜甫论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都有正面评价。 |
D.对于天宝年间的乱离,杜甫在诗中既有主观感情的投入,又有客观视角的关照。 |
A.文章层层递进的论证结构,论证健全才性是杜甫取得集大成成就的重要因素。 |
B.文章从体式风格和内容两方面,来论证杜甫诗歌创作的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 |
C.文章在论证诗人对待悲苦的态度时,将杜甫和陶渊明、屈原等诗人作了对比。 |
D.文章论证了杜甫所以对时代苦难有担荷力量,是因为他有健全的才性。 |
A.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的诗人,一方面具有极强的感性,另一方面又有着周至的理性。 |
B.杜甫勇于尝试各种诗体,在七言律诗上、五言古诗上作出革新。 |
C.对逃避、被击败与正面担荷这三种回应危机方式,作者在情感态度上一视同仁。 |
D.杜甫诗歌震撼人心的力量,部分来自严肃与幽默之间、担荷与欣赏之间的平衡。 |
世界是在动,人生是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是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怎样动?向着哪儿动?
我们要想寻得教育之动向,首先就要认识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之对立。一方面是生活教育向传统教育进攻;另一方面是传统教育向生活教育应战。在这空前的战场上徘徊、缓冲、时在时右的是改良教育。教育的动向就在这战场的前线上去找。
传统教育者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改良教育提出“教育生活化”和“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生活教育者承认“生活即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支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为教育而办教育,在组织方面便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使“学校社会化”。他们把社会里的东西拣选几样,缩小一下搬进学校里去,“学校即社会”就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这样,一只小鸟笼扩大而成为兆丰花园①里的大鸟笼。但它总归是一只鸟笼,不是鸟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
为学校而办学校,它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训。给教训的是先生,受教训的是学生。改良一下,便成为教学——教学生学。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有何用处?于是“教学做合一”之理论乃应运而起。教训藏在书里,先生是教死书,学生是读死书。教死书、读书死便不许发问,这时期是没有问题。改良派嫌它呆板,便有讨论问题之提议。课堂里因为有了高谈阔论,觉得有些生气。但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何益处?问题到了生活教育者的手里是必须解决了才放手。问题是在生活里发现,问题是在生活里研究,问题是在生活里解决。
没有问题是心力都不劳。心力都不劳,是必须接受现成知识方可。先在学校里把现成的知识装满了,才进到社会里去行动,王阳明先生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是这种教育的药照,他说的“即如即行”和“知行合一”是代表的思想,生活教育者根本推翻这个理论,我们所提出的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黄金时代在已往。进一步是复兴的信念,可是要“复”则不能“兴”,要“兴”则不可“复”。比如地球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人只见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不知道它是跟着太阳以很大的速率向织女星飞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绝不是它去年所走的路。我们只能向前开辟创造,没有什么可复。时代的车轮是在我们手里,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是在未来。努力创造啊!
(摘编自陶行知《教育的新生》)
【注】①兆丰花园:近代上海著名的租界公园,现称中山公园。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既对立又统一,要想寻得教育的动向就得找到两者的契合点。 |
B.在传统教育者将“教育与生活分离”现状的背景下,改良主义者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口号。 |
C.作者认为,若把小鸟笼扩大成为兆丰花园里的大鸟笼,便可达到“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目的。 |
D.从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理念可知他倡导先到社会去实践,再回学校学知识。 |
A.文章第一、二段提出了教育之动向的论题,为下文对教育的新生进一步展开论述奠定了基础。 |
B.文章第五至七段从“教学做合一”,行与知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生活教育的根本理念在于注重知行合一。 |
C.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运用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和因果论证的方法,思路清晰,说服力强。 |
D.文章尾段号召读者既不要法古,也不要复兴,而是要努力开辟创造,这显示了作者的思辨态度。 |
A.生活教育者认为教育的好、坏、前进、倒退能从生活的好、坏、前进、倒退体现出。 |
B.“学校即社会”是生活教育者的主张;“社会即学校”是改良教育者的主张。 |
C.“教学做合一”是在综合考虑先生和学生二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的理论。 |
D.在“复”和“兴”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若要“复”则不能“兴”,要“兴”则不可“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