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青绿色的皮肤，圆滚紧绷如一面鼓的肚子，都显示出丽贝卡体弱多病、忍饥挨饿的历史甚至要比自身的年龄更久远，然而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却任凭盘子搁在腿上尝也不尝。丽贝卡过了很久才融入家庭生活。她总是缩在家中最偏僻的角落，坐在摇椅上吮吸手指。数天过去，她什么都不肯吃。谁都无法理解她居然没有饿死。后来印第安人发现她只喜欢吃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指甲刮下的石灰墙皮。乌尔苏拉发现后，在院子里洒牛胆汁，往墙壁上涂辣椒油，相信用这些办法可以遏制她的恶习。然而丽贝卡在寻找泥土时显得异常狡黠机智。乌尔苏拉又将兑了大黄的橘汁让丽贝卡喝下，却遭到了她拼命反抗和污秽咒骂。无奈，乌尔苏拉在药物治疗外，加上了皮带抽打。永远无从确知，究竟是大黄或毒打，还是二者一起最终发挥了效用，总之几个星期后丽贝卡显出康复的迹象。

丽贝卡改掉食土的恶习后，被安排到其他孩子的房间睡觉。一天夜里，和他们睡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突然醒来，听见一种奇怪的响声在角落里时断时续，她以为有动物溜进房间，警觉起来，却发现丽贝卡坐在摇椅上吮着手指，双眼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比西塔西翁心中充满恐惧和难逃宿命的凄苦，她在那双眼睛里认出了威胁他们的疫病，正是这种疫病逼得她和兄弟背井离乡，永远抛下了他们古老的王国，抛下了公主与王子的尊贵身份，这就是失眠症。

天亮的时候，印第安人卡塔乌雷失去了踪影，他姐姐比西塔西翁留了下来，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就算逃到天边，这致命的疫病也会穷追不舍尾随而至，没有人理会她的惊恐。“要是不用睡觉，那再好不过。”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那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用，”但印第安女人向他们解释，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笑得喘不过气来，认为这不过是又一种印第安人杜撰的疾病，乌尔苏拉为防万一，还是将丽贝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

几个星期后，比西塔西翁的恐惧似乎平息了下去。有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乌尔苏拉也醒着，问他怎么了，他回答：“我又想起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们一刻也没睡着，但到了第二天感觉疲劳尽去，便把不眠之夜抛在了脑后。午饭时候，奥雷里亚诺惊异地讲起他如何一整夜都在实验室忙着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尔苏拉的生日送给她，但此刻却仍然感觉良好，到了第三天，大家在该入睡的时刻还是毫无睡意，这才意识到已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终于警觉起来。

“孩子们也都醒着。”印第安女人的话里带着宿命意味，“这病一旦进了家门，谁也逃不了。

他们果然染上了失眠症，乌尔苏拉从母亲那里学过各种草药的效用，熬制了乌头汤让所有人服下去，可他们仍然睡不着，整天醒着做梦。在这种清醒的梦幻中，他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看到别人梦见的景象，一时间家里仿佛满是访客。丽贝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梦见一个和自己相貌极其相似的男人，他身着白色亚麻衣裳，衬衫领口别着一粒金扣，给她带来一束玫瑰。陪伴他的还有一位女士，用纤细的手指拣出一枝玫瑰簪在她发间。乌尔苏拉知道那男人和女人是丽贝卡的父母，但一番努力辨认之后，还是确信从未与他们谋面。与此同时，由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家中出品的糖果小动物仍源源不断地在镇上出售，大人小孩都津津有味地吮咂着可口的绿色失眠小公鸡、美味的粉红失眠小鱼和柔软的黄色失眠小马，于是到了星期一凌晨整个镇子都醒着。一开始没人在意，恰恰相反，人们都因不用睡觉而兴高采烈，因为那时候马孔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时间总不够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把活儿都干完了，凌晨三点便无所事事，听着音乐钟数华尔兹的音符，那些想睡觉的人，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念，试遍了各种消磨精力的方法，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聊天，一连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笑话，整夜整夜重复这一恶性循环。

何塞·阿尔卡带奥·布恩迪亚意识到失眠症已经侵入镇子，便召集起各家家长，把自己所知的失眠症情形讲给他们听，众人决定采取措施防止灾难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村镇。他们把用金刚鹦鹉跟阿拉伯人接来的小铃铛从山羊脖子上摘下，放在镇子入口，供那些不顾岗哨的劝告和恳求坚持进镇的来客使用，那时节走在马孔多街道上的所有外乡人都要摇动小铃铛，好让病人知道自己是健康人。他们在镇上逗留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因为疫病无疑只经入口之物传播，而所有食品饮料都已沾染失眠症，这项举措成功地将疫病控制在村镇之内，隔离卓有成效，后来人们就将紧急情况视为常态，生活恢复秩序，工作照常进行，没人再为睡眠这一无用的习惯担忧。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文本二：

我是在加勒比出生长大的，我熟悉那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岛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自叹力不从心的感觉，总感到在自己所构思的和能够写出来的东西中，从未有一件事是比现实更令人惊奇的，我力所能及的只是用诗的手法移植现实。在我写作的任何一本书里，没有一处描述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再谈文学与现实》）

流光似水

加西亚·马尔克斯^①

圣诞节，男孩子们又要求买一艘划艇。

他们的爸爸说：“没问题，我们回到卡塔古娜再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远比父母想象中来得坚决。他们齐声说：“不，我们现在就要。”

他们的母亲说：“但是，这儿只有淋浴间的水可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纳两艘大游艇的棚舍。但是，他们在马德里这边是挤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的公寓五楼。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午餐的时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车库。问题是，没有办法由电梯或者楼梯把它搬上来，车库也腾不出多余的空间了。”

可是下一个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来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了。”

星期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电灯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他们开着电灯，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荒诞的奇航是我参加一期家居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星期三晚上都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地上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得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他们的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地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了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

下一个星期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孩子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达十二尺的金光，房间里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可以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得杰出奖。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父母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再下一个星期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老建筑里流泄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泻而下，金色洪流急奔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面对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里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时起时落，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居用品诗意盎然，好像长了翅膀，在厨房的上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从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色光海里唯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打开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

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最终淹死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节选自《异乡客》，宋碧云译，有删改）

一个长翅膀的老头

加西亚·马尔克斯

雨下到第三天，佩拉约两口子在屋里打死了成堆的螃蟹。佩拉约只好穿过被雨水淹没的院子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因为他刚刚出世的孩子发了一夜烧，他寻思都是这些螃蟹招来的晦气。中午，光线十分微弱，佩拉约扔完螃蟹回到家里，模模糊糊地看见院子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和呻吟。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头儿趴在泥水里，他身上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很碍事，无论怎么挣扎都站不起来。

佩拉约被眼前可怕的情景吓坏了，赶紧跑去找他的女人埃利森达。他女人当时正把凉毛巾敷在生病孩子的头上，被佩拉约一把拉到院子中间。两个人惊愕地望着倒在地上的人。那人衣衫褴褛，口中的牙齿稀稀拉拉，他那像落汤鸡似的老态龙钟的样子显得格外可怜。身上那对大兀鹫翅膀又脏，羽毛又稀疏，一动不动地摊在泥水里。他们叫来了一位能掐会算的邻居来看看他。

“他是一个天使，”她告诉他们说，“我可以肯定，他是为你们的孩子来的。只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太老了，结果被雨打落在地上。”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佩拉约家里捉到一个活脱脱的天使。整整一下午，佩拉约拿着他那根警棍站在厨房里守着，临睡前还把他从泥水里拽出来，同母鸡一起关进铁丝编的鸡笼里。半夜，孩子醒了，烧退了，想吃东西了。于是两口子大发慈悲，决计把天使放走。但是，当他们趁着晨曦走到院子里的时候，看到左邻右舍全都聚集在鸡笼前逗天使玩儿。这帮人对天使毫无敬畏之心，竟还从铁丝网往里给他扔吃的东西，仿佛他不是什么神灵，倒是马戏团里的一只动物。

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传开，惊动了贡萨加神父，他七点前赶到时，首先重温了一遍教义。当贡萨加神父走进鸡笼用拉丁语向他问候时，这位全然不懂人间言行的老者几乎连他那老态龙钟的眼睛也不抬一下。这证实了那东西并不懂得上帝使用的语言，也不知道问候上帝的使者。神父开始怀疑他在作假——他那副可怜的模样与高贵的天使毫无共同之处。于是神父离开了鸡笼，简短地告诫好奇的人们，叫他们不要被天真蒙住了眼睛。

捉住天使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个小时后，院子里便像熙熙攘攘的市场一般。于是埃利森达想了个好主意：把院子筑起围墙，收五分钱门票看天使。

好奇的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赶到这里。佩拉约和埃利森达甭提多高兴了，因为不到一个星期，家里所有的房间都堆满了钱，而等着朝圣的香客已经排得一眼望不到边了。

这时，有人在村里搞了一个巡回展出，展出的是一个由于违背父母之命而变成蜘蛛的少女。看蜘蛛的门票不仅比看天使的门票便宜，而且允许观众就她的痛苦遭遇提出任何问题，还允许颠来倒去地观察她，好让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桩可怕的事实的真实性。这是一只可怕的意大利狼蛛，身体有一只绵羊大小，长着一个忧伤的少女的脑袋。最叫人揪心的还不是她那离奇的外表，而是她原原本本地讲述她不幸经历时那种痛心疾首的表情。当她几乎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有一次她偷偷地溜出家门去参加一场舞会，当她跳了一宿舞从森林里回来的时候，突然一声炸雷劈裂长空，从裂缝中迸出一道可怕的闪电将她变成了蜘蛛。当那个变成蜘蛛的少女名声大噪的时候，而佩拉约家的院子就又变得像连下三天暴雨时那么冷清，空无一人，只有螃蟹在屋里到处爬。房东两口子对此毫不惋惜。他们用收的门票钱造了一幢两层的住宅，有阳台花园，门槛修得高高的。偶尔佩拉约两口子会用克辽林消毒水清洗鸡笼或熏点卫生香，但这并不是为了恭维天使，而是为了驱除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全家蔓延的恶臭。

天使不仅熬过了那个严酷的冬天，而且随着春天的到来开始恢复了，在十二月份，他那布满阴郁的瞳仁又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翅膀上开始长出又大又硬的羽毛。

一天早上，埃利森达正在切洋葱片准备午饭，似乎觉得一阵海风吹开了阳台门的插销，刮进屋里。于是她从窗口探出头去，惊讶地看到天使正展翅欲飞。他十分笨拙，结果把菜地弄得一塌糊涂，那翅膀在阳光下一阵乱扑腾，差点儿没把棚子打翻。最后总算飞了起来。在看见他颤巍巍地扇动着老兀鹫翅膀飞过最后几家的房顶后，埃利森达为自己也为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一面切着葱头，一面盯着他，直到再也无法看见，因为这天使再也不会扰乱她的生活，而只是地平线上模模糊糊的一个小点了。

（有删改）

阿芳（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论其混乱，仓皇，健忘，颠倒，世上罕有其匹。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

“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罢。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鸟，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洋刀洗好在洋炉里烤易干，是他天才的发明），簸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乒——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有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二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分。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我安然就寝，决定家中的纪纲已经恢复了。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地回答。

“他自己不会带来吗？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辞地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不再整饬纪纲了。现在厨房里如何天翻地覆，我是无权过问的了。

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谁持彩练当空舞

熊召政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蛩声更为轻盈的鸟呜。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诗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当地人说，这首歌唱得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破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

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他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摘自熊召政散文集《历史的驴友》)

落实

许世杰

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一阵轻微的鼾声，总算打破了会议室里令人窒息的沉寂。在县教育局汪副局长不满的目光下，有个胳膊肘悄悄捅了捅垂头打盹的人。于是，室内空气又凝滞了，连临窗张挂的“全县二十年以上教龄教师座谈会”红布横幅，都纹丝不动。

一个低柔的声音：“翁老师谈一谈？”梳着两把短刷子的女秘书终于忍不住了，她脸涨得通红，胆怯地窥察着汪副局长的表情。

刷——！从全场二十余双老师的眼睛里，立刻射出或热或冷的束束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在翁思茂身上。

翁思茂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依然凝视着什么，呆呆地出神。迎面墙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的标语，正牵缠着他的绵绵思绪。

二十五年了！如今，大学同学有的已经成了大学教授、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企业老总，光鲜亮丽，买房买车，而他——大学的高才生，在被分配远离省城的县立中学，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后，陪伴他的，至今仍然是那简陋的校舍，坑洼不平的黑板，夏漏雨、冬灌风的住房。当然，变化也是有的，他已经鬓发斑白、瘦骨嶙峋；他那“银河”对岸的爱妻，也总算熬到了身边，虽然已经瘫痪在床，又吃了劳保，人事关系还在外地……

一个清脆的声音：“请翁老师谈谈吧！”当女秘书隔着屡屡青烟，看到汪副局长温文尔雅地点着头，肌肉松坠的脸上现出不大明显的笑容时，便鼓起了勇气。

“啊？”翁思茂从冥思中惊醒，“我——”

能谈些什么呢？如果是在一个月前，他一定会动情地向大家讲述，汪副局长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多次到家里问寒问暖、同他交朋友的经过。一次，得知他爱人看病竟是自费，原单位不予报销时，汪副局长气愤地站了起来：“岂有此理嘛！这样吧，把医药费单据给我，由组织上帮你交涉好了。”翁思茂眼里闪着泪花，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好领导，他的心就暖了，劲就足了，即使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再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汪副局长悄悄流露出为了让女儿考上大学，希望请个老师辅导辅导的意思之后，翁思茂便一口应允了。

“汪副局长同翁老师交朋友的事，省教育厅通报表扬了。请翁老师谈谈体会吧！”女秘书又催了，翁思茂礼貌地欠了欠上身，尴尬一笑，青筋暴露的右手置于胸前，拇指、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拢在一起，就像平日在讲台上捏着一支粉笔那样：“体会嘛……”

体会？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因为，有两件事使他非常伤心。在高考报名的时候，汪副局长的女儿委屈地说：“翁老师，我想报师范，可爸爸说什么也不让。”

“噢？不会吧？”

“不骗您，我爸爸冲我瞪眼说：‘当一辈子老师有什么出息！’”

没过几天，这个女孩拿着几张医药费单据：“翁老师，这是阿姨的吗？”

翁思茂接过一看，惊愕了，原来正是去年交给汪副局长的那几张。

“我在字纸篓里发现的，保准是您给我补课时掉在我们家的。”

翁思茂双手颤抖，几张单据被撕得粉碎……

女秘书不耐烦了，蹙眉代替了笑脸：“体会、希望、意见什么的，都可以谈谈。”

“好吧！”翁思茂严肃、冷静，“我对上级领导落实尊师重教的工作，提点希望和意见。不多，只十二个字：端正认识、不弄虚假、落到实处！”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室的空气总算活跃了……

（选自《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有改动）

枪挑紫金冠

谁要看这般的戏？新编《霸王别姬》。霸王变作了红脸，虞姬的侍女跳的是现代舞，一匹真正的红马扮乌骓。我先是手足无措，而后生出了深深的羞耻——所谓新编，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将我们送往戏里，而是在推我们出去。它像镜子，只照出两样东西：胆大妄为与匮乏。

羞愧地离席。出了剧院，二月的北京浸在浓霾里。没来由想起了甘肃，陇东庆阳，一个叫做小崆峒的地方，黄土上开着一树树的杏花。三月三，千人聚集，都来看秦腔，《罗成带箭》。我到时，恰好是武戏，一老一少，两个武生，耍翎子，咬牙，甩梢子，一枪扑面，一锏往还，端的是密风骤雨，又配合得滴水不漏。突然，老武生一声怒喝，一枪挑落小武生头顶的紫金冠，小武生似乎受到了惊吓，呆立当场。

我以为这是剧情，哪知不是，老武生一卸长髯，手提长枪，对准小的，开始训斥；鼓锣钹之声尴尬地响了一阵，渐至沉默，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他是在指责小武生上台前喝过酒。说到暴怒处，举枪便打。这出戏是唱不下去了，只好再换一出。我站在幕布之侧，看见小武生在受罚：时代已至今天，他竟然还在掌自己的嘴。

梨园一行，哪一个的粉墨登场不是从受罚开始的？这台前幕后，遍布着多少不能触犯的律法：玉带不许反上，鬼魂走路要手心朝前，上场要先出将后入相……如此讲究戒律，却是为何？

千百年来，多少伶人身上承载着这样的命数：三天两头被人喝了倒彩，砸了场子，不得科举，不得坐上席，甚至不得被娶进门去；在最不堪的年代里，伶人出行，要束绿巾、扎绿带，单是为了被人认出和不齿；就算身死，也难寿终正寝。

戏台上那烟尘里的救兵、危难之际的观音，实际都不存在。唯有信自己，信戏，以及那些古怪到不可理喻的戒律。这些戒律因错误得以建立，又以眼泪、屈辱浇成，越是信它，它就越是坚硬和无情，虽然它不能改变那可怕的命数，但它总能赏你一碗饭吃，给你些许做人的尊严。

在江西万载县乡村场院里，我看过一出赣剧《白蛇传》，那大概是我此生看过的用时最长、记忆也最刻骨的一出戏。

这出戏只五回，而每一回竟长达一个多小时。戏台上，小青与法海，一场打斗，但见翎子翻飞旗杆挑枪，但见金盔跌落银靴生根。可能是我想多了，——编排这出戏的人真是看透了人世。漫长的时间之下，戏台上的打斗正如生活中的对抗，几乎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既认真，又厌倦。

戏台上，白素贞和许仙，他们说着西湖，说着芍药，彼此挨近着，端的是：隔墙花影动，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要挨在一起之时，又有意无意地闪躲开……一切都在微小处展开，又牵动着我的神经：他在如火如荼，我却知道好景不长；她那边莲步轻移，我这厢敲的是急急锣鼓；她深情款款，我看了倒是心有余悸。到最后，这许多的端庄、天真和痴恋只化作山水画上的浓墨一滴，剩余处全是空白，演戏的人走向断桥、残垣，看戏的人则奔向空白处的千山万水。

这便是戏啊，老生和花旦，凤冠和禅杖，纷纷聚拢，造出幻境：这一方戏台，虽无波涛却会江水长流，不事耕种也有满眼春色。所谓“强烈的想象产生事实”，它让你沉醉其中，到了这时候，还分什么你看戏我演戏？我还清楚地记得散场之后的夜路。那一隅戏台被空前扩大，连接了整个夜幕：在月光下走路，折断了桃树枝，再去动手触摸草叶上的露水，都像一场戏。

还记得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一艘废弃的运沙船上看徽剧《单刀会》。那只不过是个寻常的戏班子。

可是，这里的关云长，全然不是人人都见过的那个关云长。上百种关公戏中的关云长，先是人，后是神，在不断的言说中变得单一和呆板，戴上了一副面具，成为了人们所缺失之物的化身。他不再是刘玄德一人的二弟，而是万千世人的二弟。他的命运，便是被取消情欲，受人供奉。可是，且看这出戏里的关云长：虽说逃脱了险境，惊恐、忐忑、侥幸却一样都没少，置身在回返的行船上，一遍遍与船家说话，以分散一点惊惧，惶恐得像个孩子。

这一出乡野小戏，几乎照搬了元杂剧，竟然侥幸逃过了修饰和篡改；可以说，这出戏，以及更多的民间小戏，其实就是历史典籍。只不过，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是人心。是人心将那些被铲平的复杂人性、被抹消的文化印记，全都放置于唱念做打里残存了下来。这诸多顽固的存留，就是未销的黑铁，你若有心，自将磨洗认前朝。

还是二月的北京，再次踏入美轮美奂的剧院，去看《战太平》。又是要命的新编，又要继续一夜的如坐针毡：声光电一样都没少。管他蟒袍与褶衣，管他铁盔与冠帽，都错了也不打紧，反正我有声光电；谋士的衣襟上绣的不再是八卦图，名将花云的后背上倒是绣上了梅兰竹菊，都不怕，反正我有声光电。

唯有闭上眼睛。闭上眼后，却又分明看见一个真实的名将花云正在怒发冲冠，正在策马狂奔。他穿越河山，带兵入城，闯进剧院，来到没有畏惧的人中间，立马横枪，劈空断喝，一枪挑落他们头顶的紫金冠。

（取材于李修文的同名散文）

照相师

王往

照相师来了，女孩们激动起来。

寻找焦点的人，首先成了焦点。

瞧他那一身打扮，大波浪的披肩发，直筒裤子，尖头皮鞋，花格衬衫，套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背心，要是村里哪个小伙子装扮成这样，不被人说成“二流子”才怪呢。可是他这样装扮，村里人觉得理所当然，要知道人家是照相师呢，胸前吊着的相机为他的职业做了证明。村里人不会用“艺术气质”这样的词语，但是他们知道持有相机的人，应该不同凡俗，异于常人。人们或远或近地看着他，想象着自己或者某个亲人的面容，仿佛他的到来，是为了提醒记忆里的一些事物。

女孩们是他的主要顾客。她们奔走相告：照相师来了！照相啵？

啊？在哪儿？听到消息的女孩先是惊喜，然后故意掩饰自己的激动：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你先去吧。

传达消息的女孩当然知道对方心理，一个劲催：还不快收拾，照相师说走就走了。

照相师不会那么快就走，他那个在城里的家等着他用按快门的方式换来温饱。

他不会白等。女孩们一个一个站到了他的镜头前。有单个的，有合影的，也有抱着孩子，也有搀扶着老人的，在村里照相，人们要放松得多，他们不用正襟危坐，没有面对陌生人的羞怯。这也是照相师选择下乡的原因，他每次都能有可观的收入。他调着焦距，变换着姿势，寻找最佳角度，捕捉人们最自然最生动的表情。他知道快门按下的瞬间，美与梦想将定格为永恒。他还知道，对一个照相师来说，拍摄人像看似容易，却是最有难度最显功力的艺术：每一个表情里都有内心的语言，都有被拍摄者的性格，光与影的交汇就是对一个人内心的呈现。无论是出于艺术的考虑，还是出于生意的原因，他都不敢马虎一点儿。

当他将冲洗出来的照片交到人们手上时，人们会左右端详，如果再夸赞几句，他就觉得极有成就，人们为什么通过瞬间保留下来的自己，感觉自己的存在？这实在是很好玩很让人思索的问题。是不是人们将某种梦想寄托在了照片上，觉得那个照片上的人是另一个自己？

照相师也遇到过不喜欢照相的女孩。

盐码村的女孩小茴就不喜欢照相。小茴家门前有几株月季，村里的女孩都喜欢以她家的月李为背景照相，人家一来，小茴就悄悄地溜了。

那一天，照相师进村不久就下了雨，他慌乱中躲到了小茴家的瓜架下。小茴和她母亲从地里匆匆回来了，赶紧开了门，叫他去屋子里。

他发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女孩其实很好，热情善良，她给他拿来干净的毛巾擦水，给他倒上热腾腾的茶，冒雨去做豆腐的人家打来了豆腐，让他不要过意不去，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吃饭时，照相师发现，小茴的左眼眉梢上角隐藏着一个米粒大的疤痕，不是很深，并不显眼，他想，小茴不爱照相，是不是因为这个细小的疤痕呢？

吃了饭，雨也停了，照相师说，我给你们照张相吧？

母亲笑笑，看着女儿。

小茴低头不语。

照相师走到月季花跟前，摘了一朵，对她说，我给你照一张拿着花的照片，保证好看，小茴的眼角里放出了惊喜的光芒。

她站到月季花跟前，将那朵被雨水润得更显明艳的花举了起来，花朵遮住了她四分之一的脸庞，露出了忧伤而又憧憬的表情。

照相师感到了一种别致的美，神秘，梦幻。他轻轻按下了快门。

接着，他又给小茴的母亲照了一张，还给母女俩照了合影。

几天之后，照相师送来了照片，小茴扫了一眼，就很快收了起来。照相师笑笑，你是我拍到的最好看的女孩。

小茴的脸红了。

照相师又拿出一张照片，说你看看，知道这是谁吗？

小茴盯着照片上的女子问：是谁？

照相师说：我对象，她腿有残疾，但是人很好，性格开朗，头一次见面，她就把我吸引了。

真的很漂亮！小茴笑着点头。

照相师说：我们明年想开个照相馆，等你有了男朋友带去我那里合影啊，我免费！

小茴的脸又红了。

照相师笑笑，说我走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小茴已经不见了。他知道她一定跑到屋里欣赏自己的照片去了。

其实他的妻子并无残疾。他为这个临时想出的谎言默默地抱怨了自己一下，算是对妻子的歉意，然后大声吆喝起来：照相啦，照相——照相啦——

流光似水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男孩子们又要一艘划艇。

他们的爸爸说：“没问题，我们回卡塔吉娜再买。”

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远比父母想像中坚决。

他们齐声说：“不，我们现在就要。”

他们的母亲说：“首先，这儿只有淋浴间的水可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反之，他们在马德里这边是挤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在小学得到全班第一名，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而孩子们办到了，所以父母无法推拒。于是做爸爸的把这些都买来，没跟太太说半句，太太是比他更不愿意还赌债的。那是一艘美丽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午餐的时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车库。问题是，没有办法由电梯或者楼梯把它搬上来，车库也腾不出多余的空间了。”

可是下一个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来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现在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啦。”

星期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电灯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开始由破灯泡流泄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开了电灯，拿出划艇，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荒诞的奇航是我参加一次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

“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星期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上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他们的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

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学。

他们的爸爸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漆从一幢树影掩映的老建筑流泄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掀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每个人的牙刷、妈妈的面霜及备用假牙都浮在浴室里；主卧室流出来的电视机则侧浮着，画面上还在播午夜电影的最后一段情节。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淹死在卡斯特拉街四十七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作品有删改）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西湖的“相宜”

①中国自然人文景观不胜枚举，冠以种种“天下第一”的胜地难以数尽。为何西湖配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或许苏轼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中的“相宜”二字蕴藏着西湖精神之肯綮。

②西湖单独的景致不那么出众，整合起来却美得恰到好处。浓而不艳俗，少有咄咄逼人的压迫态势；淡而不冷傲，没有自负拒人的疏离感。曾任杭州通判、知州的苏轼对西湖的隐喻或许不是仅限于它的美貌，而是体现着苏轼的审美思想、趣味倾向和一种精神品格。西湖的自然本性加上设计者与工匠的默契，使“相宜”的文化内涵很符合“中庸”的境界。何谓“中庸”？朱熹解释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

③西湖是一个自然人文景观体系。和太湖、瘦西湖比，太湖浩渺，虽有类似于“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气势，却使水势过度汹涌张扬，且无边无际而缺少山水相依的视界，给人一种若有所失的苍茫感；狭长的瘦西湖，湖身受两岸挤压而稍显局促与胁迫感。而西湖面积适中，山水比例匀称：山高了，对湖是一种压迫；山矮了，湖面失去了依靠，平衡顿失。而今，你站在西湖任何一边朝湖中望去，影影绰绰中，平静的湖水倒映着对岸的绿肥红瘦；舒缓的山脊曲线在涟漪里舞动。人与空间的关系舒服，协调，心里满是踏实的感觉。

④在西湖的大格局内，各种景观的关系呈现一种有呼应、有关照、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和而不同”的景象。你看，北南二塔——保俶与雷峰，一娇弱素朴，一恢宏华贵；西湖十景之“断桥残雪”意象淡雅、素净，而“花港观鱼”则浓艳、炽热。最能体现中庸思想的，莫过于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了。据史料记载，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旋即开展了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作。工程在设计上很智慧地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在今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的位置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项工程也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环保意识，更有趣味的是，苏堤的位置选择暗合“黄金分割线”原理。如果用中国画来做比喻，西湖是一张白纸，苏堤就是一棵树、一支竹或者一块巨石，它的位置一定是在一隅，而会让出一大片空白留给想象的空间。这是中国画虚与实对立统一关系的奥秘所在。因为“实”厚重，敦实，在空间上就要以“谦让”的姿态“退避三舍”；“虚”质轻，空疏，缺少密度，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张扬”，以获取平衡。这不正是“无过不及”之美吗？或许苏轼正是把西湖工程建设当作诗歌创作，其中的艺术直觉，使西湖获得了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⑤饶有谐趣的还数湖中的“三潭印月”，它是由环形堤埂围成的一处“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景观。这是西湖的点睛之笔。广袤的湖面犹如一幅山水画，大片虚空处飘过一朵云彩，飞来两只黄鹂，这是生命的呼吸。从高处看，它又恰似西子的肚脐，湖面因之才荡漾着生命的律动和灵气。你去近旁灵隐寺看看弥勒佛，那大肚皮上露出滚圆的肚脐。如此，弥勒佛的开怀大笑才显得和蔼与坦诚。再遥望那敦煌的飞天，个个都露出娇小的肚脐。不信，把裤腰提上去几寸遮住肚脐试试，一定减损了那婀娜、飘逸的神韵。而西子湖有了这“肚脐”，苏堤也自然成了西子柔软细腰上一条飘逸的彩带，让西湖显得更优雅、妩媚和虔诚。

⑥西湖与杭州城区贴得如此之近，以至于西湖不可能“独善其身”。苏轼当年就意识到西湖和城市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可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世界上许多城市的发展都经历过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阶段。今天，我们既不能退回到原始野性的自然界，又不能让城市发展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彻底抹去自然界的本性，从而最终也毁掉城市自己。而把事物控制到合适程度的“无过不及”的中庸思想，正是使城市发展免踏“异化”歧途的一剂良药。

⑦应该说，相比其他许多景观，西湖和城区的关系是和谐的。一方面，西湖在不断享受着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湖水得益于先进疏浚技术而变得更加清澈；交通方便而不喧哗，小商店点缀其中而鲜有商业的浮躁。另一方面，除少数景点外.整个湖区是免费开放的。这种智慧的举措，使得西湖更呈现一种大气和开放的气度，提升了人气，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取材于张新的同名散文，有删改）

儿女

①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什么旨意，本于什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什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作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②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免虚空起来。

③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

④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⑤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⑥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幕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em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姊姊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⑦于是我在心中默默地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⑧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恭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由于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惕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⑨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1928年夏作于石门湾平屋

（取材于丰子恺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