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

袁良才

⑴①老北风怪兽般吼叫着，漫天飞雪赛似春运返乡的客流，迫不及待地扑向大地的怀抱。城市仿佛一夜之间空了，这条平日喧嚣无比的特色美食街在这雪夜里尤显冷寂。

⑵一间店铺里亮起了并不耀眼的灯光。风雪交加中，一个如同觅食困兽般逡巡的汉子，瑟缩着身体，向那个灯光所在的铺面走去，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积雪声。汉子呼吸粗重，抬手敲响了眼前狭窄铺面儿紧闭的卷闸门，但他没有出声。出乎意料的是，这扇门“哗啦”一声敞开了。出现在门后的，是一个年轻人。看见瘦小憔悴且略显蓬头垢面的中年汉子，年轻人便说，“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先进屋，暖和暖和吧。”

⑶中年汉子被年轻人连拉带扯地拽了进来。年轻人返身回到简陋的吧台前，弯腰把斜靠在吧台内的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筋平放到地上，然后开启了空调机。中年汉子有些恍惚地杵在店门那里，看上去有点手足无措。年轻人努了努嘴说，“大哥，随便坐嘛。”汉子尴尬地干笑着，随便找一个靠门的位子，坐下来，顺势按了按腰间。年轻人犀利的目光扫过来，说，“大哥，一定饿坏了吧？别急着掏钱呀。我先给你整一碗烩面，垫垫肚子。然后再弄几个菜，我们哥俩喝点！”年轻人自顾在厨下忙活开了。中年汉子有些傻眼了，他坐直了身子，又按了按腰间。

⑷不一会，年轻人就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烩面，“大哥，请吃吧。”汉子已顾不得斯文，脑袋几乎拱进面碗里，狼吞虎咽般吃起来。年轻人一直坐在边上看着汉子的吃相，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意，还说，“慢慢吃，别噎着！”

⑸中年汉子吃完，精气神似乎足了些。“这位小哥老板，你就不怕我吃了，付不起钱？”年轻人笑着站起身，收拾碗筷，“大哥，你也太小瞧我啦！不就一碗面条吗？付不起又咋样？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只当交个朋友嘛。”汉子不自觉地又按了按腰间，声音有点发硬，“我不是没有钱，钱在该死的老板手里，他就是不给哩！”年轻人安慰道，“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解决不了的难事。我先去整两个菜，待会边喝边聊。”

⑹外面老北风还在咆哮着。两个男人喝着，聊着……

⑺“……我跳过楼，惊动了警察，给弄下来，蹲了七天号子。眼瞅着春节到了，拿不到工钱咋回家过年？爹娘、老婆、孩子咋过日子？我就瞅空带走了黑心老板的儿子。可……我这人没出息，一见孩子哭，心就软了，最后一分钱没讨着，还倒贴了一百多块钱哩。”

⑻“大哥，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必须走依法维权的道路，不能胡来呀！”汉子一口喝尽一杯酒，把酒杯猛地拍在桌上，红了眼圈，“这不，后天就是除夕了，可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年轻人叹了口气，也猛地喝干了一杯酒，红着眼睛说，“大哥，你凭良心说，那个老板欠你多少工钱？”汉子哆哆嗦嗦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欠条，“三万五千六百元整。”

⑼年轻人起身离去，不一会儿就坐回原处，说，“我先垫给你，大哥，你先回家团圆。春节后，你直接到这个单位找我，我帮你打赢这场官司！”汉子惊惶地瞅了瞅年轻人递过来的一张名片，“啊！你是公安局的？”年轻人按了按中年汉子的肩膀，“小吃店老板是我一位农民工朋友，回老家过年去了，我来帮他看店。他就是因为不懂法，绑架老板追讨工资，结果被判了刑。出狱后，我帮他租下了这个铺面！”汉子变了脸色，匆忙道过谢，就要夺门而走。年轻人已经堵在了门前，不容拒绝地递给他一厚沓人民币，“自己数数！三万六千六百元。多出来的算是我送给你的路费。”汉子半推半就地收了钱，“扑通”一声跪下了。年轻人连忙把他拉起来，“快去车站赶车，回家过年吧。年后，我等你！”

⑽汉子泪流满面地点了点头，走了出去，风雪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停了。汉子走出不远，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扔到了雪地里。

⑾中年汉子哪里知道，年轻人自己其实就是小吃店的老板。不过他讲的故事倒是真的，只是名片是帮他创业的一位警察给的。为了多攒点钱，他已有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送走客人，年轻人“呼啦”一声关上卷闸门，额头上顿时冒出大颗大颗的虚汗，泪水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开始后怕，他好想家。他准备天明就给那位好心的警察打电话，求他帮忙，年后一定帮汉子把血汗钱要回来。哦，也是自己的血汗钱！

⑿次日一早，警察接到年轻人的电话后，急切地问，“你问了他的姓名、住址，看了他的身份证，让他打了欠条没有？”年轻人有点后悔自己做事太毛躁，但看到②雪后初霁，到处银装素裹，一如童话世界，竟在电话中很有把握地说，“嘿，忘了。但我相信，南迁的候鸟，待到春暖花开时，一定会飞回北国！”

⒀警察在电话那头呵呵笑起来，“你小子，原来还是半个诗人哪。用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那生活一定是诗！”

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民间画家、宫廷画家等创作群体外，还出现了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现象。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创作了很多为后人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画家基于中国传统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画家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将表现的对象在心中“迁想”成诗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学养背景下成就的结果。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所创作的文人画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创作中，以顾恺之提出的“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如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布袋和尚图》和《泼墨仙人图》，以两种粗细不同的艺术手段，表现诙谐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形象。另外，中国文人画家又以诗人的拟人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人格化。如明代画家徐渭在《墨葡萄图》中所表现的“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基于大文化学养背景的文人画家创作的文人画，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中，比单纯追求形象与色彩变化的西方绘画艺术显得更有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追求表现对象的“实”处，还以太极中“阴阳”的理念追求其相对“虚”的空间；进而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画论，将表现的形象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审美空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境界。如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齐白石的《雏鸡》等作品。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大文化学养背景铸就了“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冲淡平和的心态，所以在作品中容易叙述心灵的情怀。如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表现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卷》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境界。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的学养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文人画，那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绘画形式，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画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而且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版块。

(摘编自了庐《文人画是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去绘画，源于“迁想妙得”》)

材料一：

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车、路、人、云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并最终可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智能化与网联化两个层面。智能化方面，国际上通常采用L1—L5五个等级的分级方法。L1级是指系统执行转向和加减速中的某一项操作，其他驾驶操作都由人完成；L2级是指系统同时执行转向和加减速操作，其他驾驶操作都由人完成；L3级是指在部分工况下，系统完成所有驾驶操作，但根据系统请求，驾驶员需要提供适当的干预；L4级是指系统完成所有驾驶操作，特定环境下系统会向驾驶员提出响应请求，驾驶员可以对系统请求不进行响应：L5级就是完全的无人驾驶状态。

智能网联汽车将大幅度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提高交通效率，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解放驾驶员，改善社会环境，提高经济效率。智能网联汽车对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28日）

材料二：

2018年10月18到21日，“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京举行，诸多互联网巨头高管马化腾首先谈到腾讯近日宣布的拥抱产业互联网的战略转型，其中汽车产业是一大重点。在上月获得北京自动驾驶车辆路测牌照后，腾讯希望未来为实现人与各种车载服务的智能连接提供更多开放合作平台。

李彦宏表示，百度对智能网联汽车的战略布局已久，2013年已成立自动驾驶研发团队改革汽车产业。2018年7月，阿波龙迷你巴士，即无人驾驶巴士车落地后，“安全第一”仍是重点强调的铁律。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结合汽车发展历史谈到了汽车的出现改变了城市形态。相比之下，王坚认为当前人们更需要注重道路基础设施的变革，并利用汽车智能解决汽车带来的城市资源消耗问题。他希望智能网联汽车出现后，结合杭州城市大脑案例和经验，能够高效挖掘城市道路等资源，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出行效率。

（摘编自《人民网》2018年10月22日）

材料三：

2018年12月27日，工信部发布《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部长苗圩指出，与传统汽车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空间巨大。近年来，我国支撑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实力不断增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通信设备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军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10名，华为等通信设备制造商也跻身世界第一阵营。“在节能汽车领域，我国只能采取跟随模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可与国外同行竞争。而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我国可能成为引领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骏说。

如今，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信息篡改、病毒入侵等手段也已成功被黑客应用于汽车攻击中，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问题变得日益严峻。专家表示，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危机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企业经济损失，以及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甚至会上升为国家公共安全问题。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联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白皮书》提到，据统计，56％的消费者表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将成为他们未来购买车辆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28日）

材料四：

当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智能网联汽车正成为各国纷纷抢占的战略制高点。

目前，多国都积极投入和支持无人驾驶技术。美国将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内容，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和法规，引导产业发展。2017年9月美国交通部发布《自动驾驶系统2.0：安全愿景》，同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首部自动驾驶汽车法案（H.R.3388），对各州的碎片化法规做统一管理。

日本政府积极发挥跨部门协同作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项目实施。2016年5月，日本IT综合战略本部制定了自动驾驶普及路线图，将在2020年允许无人驾驶的乘用车在部分地区上路；同月，日本警察厅颁布《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指南》，并启动修订《道路交通法》和《道路运输车辆法》；2017年4月，政府将自动驾驶期间的交通事故列入汽车保险的赔付对象。

（摘编自《全球及中国智能驾驶行业研究报告》）

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以致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高适勉励友人的高唱，又成为后代留别题赠的格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成语。

这类诗歌多数是绝句，富有乐府民歌的新鲜风格。民歌本来大多就是人民的集体创作，表现的是当时个人还没有脱离民族生活及其旨趣的思想情感，因而“能代表一种民族情感”。盛唐绝句取法于民歌的这一创作原理，同时又比民歌更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提炼出共同的民族情感，其语言之纯净，情韵之天然，体现了最高的诗应是最单纯、最概括并最富于示的艺术本质。因而易记易诵，广布人口，历千百年之久仍能触动人心，又如才脱笔砚一般新鲜。

与这类表现人生共同感悟的作品同样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是唐代山水田园诗，其高峰也出现在盛唐。山水田园诗不仅以高雅的艺术品格成为后世绘画、园林等各种艺术的审美典范，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天人关系的理性精神。人与自然环境能否和谐共处，是全人类在任何时代都要面对的问题，这是唐代山水田园诗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因玄学思潮的催化而形成于晋宋之际，因而自诞生之初，就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内蕴。在老庄自然观的影响下，文人们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转有自己的规律，自然之道蕴含在天地山水草木的变化之中而要观察自然之道，必须使心胸澄明，在清虚静默的观照中“坐忘”，遗落一切，心灵与万化冥合。这就使山水田园诗形成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基本旨趣。因此表现人对大自然活跃生命的深沉体悟、向往回归自然的淳朴和纯真，是山水田园诗的基本主题。

从南朝到唐代，与其他题材相比，山水田园诗的表现艺术发展得最为充分，而且解决了中国美学中的虚实、形神、意境、兴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中国诗歌确立了一种极高的审美标准。尤其盛唐山水田园诗，意境优美，气势壮阔，反映了繁荣开明的盛世气象，能唤起人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给人以生活哲理的积极启示，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其成就更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继的巅峰。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忘言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玄学大家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这里的“本”“始”即他所谓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就是认识事物不要停留在迹象上，而要深入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而言，“忘言得意”反映了人们深化对宇宙、社会认识的要求。

对于“得意”，王弼认为要通过言象获得，而郭象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还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获得。无论哪一种，都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尤其是欣赏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韵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他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苏轼就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同一对象，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心情去欣赏，往往各有所得。即使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对同一欣赏对象也往往有不同的体会。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就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才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诗歌方面，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追求“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郭沫若也表示“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这些观念带来的古今二元对立，让新诗对古典诗歌的音乐性缺乏继承，也忽视了西方主流诗人在现代自由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对音乐性的重视。不过，他们的功劳在于打破桎梏、颠覆传统，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新月派的闻一多等人随后又通过融合西学与回归传统的方式建立了新诗的现代性规范。闻一多认为，应为诗歌制定格律。在他看来，格律是艺术的表征，也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存在，由此提出了格律“三美”论。他从本体立场出发反思新诗文体，及时纠偏，建构了系统的新诗格律理论，在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徐志摩则在创作中丰富了新诗的格律。他在“不节制的情绪放纵”“必须格律齐整”之间找到了平衡，形成了一种音乐化的诗意表达。卞之琳评价他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其音乐性最明显的技巧表征就是姿态各异的“再现”艺术。《再别康桥》就是这种艺术的呈现。

象征派诗人也特别注重诗歌与音乐的联系，渴望如音乐一般精美的纯诗，达到声音与意义互通互释。这方面，戴望舒是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音乐性的就是《雨巷》。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既与《诗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有关，又受到国外象征派诗学的影响。但《雨巷》既不同于《诗经》中常见的整体结构的变奏再现，也不同于象征派的完全再现或变奏再现，而是立足本土，对国外资源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新诗在音乐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不足。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过度强调诗歌的功用性。新诗伊始，侧重的是打破传统而非建设，即使后来的新月派和象征派关注新诗的音乐性，力促新诗美学回归，但新诗仍被赋予过多的载道属性，影响了其音乐性的发展。第二，对音乐领域了解不够深入。各派诗人、评论家为新诗的发展贡献很大，但他们几乎无一精通音乐，这一局限自然会限制他们把音乐元素融入新诗的创作和批评中。闻一多把诗歌“音乐的美”仅理解为音节，执着于绝对的均齐，但无法涵盖韵律、音色等方面的内容。戴望舒写出音乐性极强的《雨巷》，但他本人却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要去了音乐的成分”。诗歌批评界也鲜有学者具备足够的音乐识见，因而未能及时总结成就、指出不足。第三，对我国优秀诗学传统继承不足。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一直相得益彰，但只有新月派和象征派少数诗作中留有《诗经》音乐性的一点余脉，大多数诗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音乐性缺乏体认。最后，借鉴国外成果时缺乏甄别与提炼。郭沫若很推崇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但遗憾的是，此类国外优秀成果没有及时得到译介、研究与借鉴。新诗人对诗歌的节奏感比较重视，对结构感普遍不够敏感，对现代西方音乐的复调曲式结构缺乏了解，所以大都是对西方诗歌音乐结构的片面模仿。

（摘自陈历明《新诗的音乐性：回顾与反思》，有删节）

近代以降，国人反思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有人归咎于儒家文化，以为其缺乏或限制了勇武精神，难于造就阳刚的国民性格、坚定的国家意志。其实，这种认知主要是由于对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缺乏全面了解。在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应该而且必须矫正这些认识的偏失，理解和发扬中国儒学中的勇武精神。

第一，仁者必有勇，“文”“武”相反相成。文武双全、文成武德、“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些习语无不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两大范畴之间相反相成的密切关系，显示了文武并举对于修齐治平、公共治理的重要意义。诚如《礼记》所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后世意蕴丰富的“文”“武”两大概念，其含义的源头便脱胎自孔子所尊崇与追慕的古圣先贤——周文王与周武王。而孔子及儒家作为周代文明的自觉传承者，我们对其认识却明显地偏重于“文”的一端。

第二，“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相比于具体的政治功业，孔子所开辟的儒家学说，更为长久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化。以“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定位而言，儒家强调在道德理性统摄下的“文”优于“武”、先“文”后“武”，这正是中华勇武精神的基调。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为精神核心，始终对人性的后天可塑性抱有乐观的期待，对人世的温情和道德充满信心。因此在“修仁德”与“修甲兵”的抉择中，儒家天然即持反战的立场而首择前者。

第三，“武”之德要求智、仁、勇的统一。智、仁、勇是早期儒家最为着力提倡的君子所应具备的三种德目。“仁”作为儒家的精神核心，也应当统摄暴力活动的始终。以“仁”为根柢的规定性力量，既为行武的前提，又是行武的目的与归宿，唯其如此，“武”的使用才有意义。“智”与“勇”是扩张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在烽火连天的东周之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愈发深入，人们谋求以最少物质投入取得最大效果，“智”与“勇”之德便愈发受到世人的推崇。孔子则超脱出当时实用主义的时代风气，指出“智”与“勇”本身并不具备单独构成美德的条件。

孔子身后的儒家学者中，孟子更加强调“仁”的核心地位，标举“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王道政治理想。孟子将直接性的暴力置换为王霸之辩、天爵人爵之辩、批判与抗议精神、大丈夫人格与浩然之气，面对冲突和矛盾，拒绝苟且或残暴而指出向上一路。学说特质偏重经验与推证的荀子，则更为关注解决现实中具体的暴力问题，将刑罚提高到与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正视武力与战争在国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进而对其进行细致分梳。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加剧。中华武德精神强调以“文”为先而不忘战、智、仁、勇统一的特质，根本上起到了划定边界、协调冲突、规训具有破坏性力量的暴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所用的导向性作用。重新重视与传承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武德精神，以其智慧化解矛盾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不仅必要，而且正逢其时。

（摘编自杨甜、杨传召《儒学中的“武”》）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国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开展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生物技术具有广阔应用前景，有助于解决食品短缺、疾病传播、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是生物技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在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一旦失控，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生物技术滥用、病毒样本泄露、基因武器风险等问题，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需要采取措施加强技术保障。

当前，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生物技术研发上相对落后，在生物技术、产品和标准上有较大差距，生物安全原创技术少，优秀成果少，存在关键技术“卡脖子”现象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生物安全涉及多学科、多领域，需要优化科技创新模式，通过政府引导投资、各类型企业融合，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加大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投入，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开展战略前瞻性研究，培育壮大生物安全科技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生物样本数字化与安全存储、信息实时更新、快速检索、在线监控和安全传输。针对传染病疫情，及时建立病毒传播模型，为精准溯源提供支撑，加强预测技术，通过症状监测系统，有针对性地提高生物安全防御。加快提高技术研发实力，鼓励生物技术原创精神，努力创新、突破国外专利封锁，促进生物技术产业规范化发展，稳步推进生物技术安全有序应用，加强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抵御技术风险和外部威胁的能力。

生物技术是一项前沿科技，尚处于探索阶段，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各种生物技术的出现，亦引发了相关科学伦理和安全性问题，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内在安全性引发人们的忧虑。随着生物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相关技术的扩散和制造成本降低，生物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及早应对生物技术带来的科学伦理道德问题，防范生物技术误用、滥用和非道德应用，控制生物安全风险，已成为国际科学界和世界各国的共识。目前，美国、德国等国家均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对相关科学伦理道德进行审查，以确保生物技术规范化发展。

对此，需从国家层面制定生物伦理审查标准，汇聚生物技术、医疗卫生、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专家，组建生物安全伦理审查委员会，建立完备的生物技术科学伦理道德审查机制，对各项新生物技术、新项目进行生物伦理安全评估，未雨绸缪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生物安全保障需要走依法防控、依法治理之路，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国际社会对生物安全立法工作一直十分重视，美国、欧盟等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生物安全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加强合作，联合国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我国已加入并作出承诺。显然，加快制定生物安全法，为建立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奠定基础，有利于我国履行国际承诺，与世界各国一道防范生物威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多年来，我国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相继出台了若干法律法规和政策，比如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在各个领域起到了监管作用。但整体而言，我国生物安全法规较为分散，内容不完整，导致依法管理难度大。近年来，一些生物安全事件，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凸显出我国构建完备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急迫性与重要性。2019年，生物安全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该法统筹安全和发展两方面的要求，积极应对国家生物安全挑战，将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纳入法律。当下，我们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之中，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生物安全问题与加速推进相关立法的重要性。加快生物安全立法进程，健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为生物安全管理提供更有利的法律支撑，实现依法防控、治理生物安全。

目前，全球性的生物恐怖活动和生物犯罪活动增多，国际生物科技研发活动的规范准则呈现碎片化、无序化趋势，潜在安全风险和利益冲突矛盾突出。我国在生物安全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已有初步成效，但在政策协调、组织人事等环节仍较为薄弱，生物安全防御体系不健全，抵御新型生物威胁的能力较差。同时，我国生物技术创新力不足，生物安全防范意识较弱，导致在国际生物安全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受限。

因而，我们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出发，倡导世界各国合作治理生物安全，联手打击全球生物安全犯罪活动。同时积极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环境，加强生物安全智库战略研究和人才培养，抢抓国际战略话语权。引导和规范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健康发展，防范潜在的危害和损失。并加快设立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机构，归口、合并各细分机构，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明确各方责任，构建完整严密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摘编自文倩《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有删改）

当今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这个星球的共同利益。如果大家能够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不难集中精力携手应对21世纪日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人类进入21世纪能否学会珍惜和平？大国在格局变革的进程中能否守住和平？这是当今世界关心的问题。

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波伊尔教授，从国际关系500年的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似乎每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总有改变百年走向的大事发生，例如战争、冲突或者和平安排。按照这个规律，今天国际学界热议大国关系的走向就不足为奇了，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往往成为焦点。

谈到中美关系，中美两国都明确表达了保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政治意愿，并且正在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认真努力。双方通过多渠道对话在利益与矛盾中寻求平衡，毋庸讳言，这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信任建立过程。冷战期间美国将投入的重点放在欧洲，“9·11”之后转向中东，现在正重新调整，要把重点放在亚洲。从时间上看，正是在东亚经济蓬勃发展、合作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向这个地区调整了军事部署、加强盟友军事协作，恰好中国周边也开始发生各种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这种投入能否更加顺应亚洲地区发展合作的大势？

美国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写的《人心之争》一书，以详实的史料描绘了美苏在冷战中寻求缓和的四次重大时机，分析了彼此错过的原因。掩卷沉思，有两点体会，一是这两个大国虽然公开把对方的灭亡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实际上最牵扯他们精力的，却是如何防止发生正面冲突。二是，他们的对话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当苏联絮絮叨叨回忆二战教训、热衷军备竞赛时，美国则紧张地防范对方威胁。两国从未真正建立信任，缓和只是手段。今日的言行将构成明日的历史，正所谓，史乃势使然。

在崇尚“有资本就有权力”的西方，不少学者普遍认为世界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由此引发了对未来的新兴大国是否构成威胁、如何承担国际责任，甚至“世界领导权”能否和平转移的议论。现实中，世界权力并没有出现单向转移，更可能的趋势是将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地带，向曾长期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扩散。世界权力的多元化正不可避免地加快形成。但是，和平年代发生的国际格局演变和国际治理方式的转换，将是更加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在过渡时期，旧的框架如果及时改革和调整，还会长期发挥作用。

如此看来，确有必要重温波伊尔教授关于“每个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那个判断。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世纪？还是要回到大国争夺甚至冲突的旧时代？如何回答这个大问题，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负有与自己地位相关联的历史责任。

实际上，当今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这个星球的共同利益，例如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核武器的扩散、食品的保障和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等。应对这些挑战时，大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欧盟等，都在一条船上。如果大家能够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不难集中精力携手应对21世纪日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否则，难题只会更困难和更加复杂。

（摘编自傅莹《守住二十一世纪的和平》，有删改）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