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何以洞察人性 熊易寒

①既然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那么对于人性的判断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

②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一般通过丰富细腻的个案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而文学艺术通过虚构和艺术加工将人类置于两难境地,借助灵与欲、善与恶的冲突来展现人性的伟大与卑微。

③不同于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以简洁为美,崇尚简化的逻辑,为了逻辑的周严和推理的方便,社会科学通常会将人性简化为经济理性,假定人类行为的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出于价值中立的原则,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极力避免对研究对象进行道德评判,经济理性作为“超善恶”的桌赋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定虽然具有较强解释力,但现实世界也存在无数反例。譬如,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搭便车者,很多时候也会为了公共利益或集体目标奋不顾身。人类的利他行为似乎与自利行为并行不悖。为此,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为这一假说增加了若干约束条件。

④我认为心理因素对人类决策和行为的驱动作用不亚于理性。情感和认知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选择。利益因素往往通过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情感来影响人的行为。在族群冲突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和心理过程的重要性。

⑤法学与政治学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对灭绝的恐惧”是族群冲突背后的群体心理,族群冲突有充满激情的、象征性的和忧虑的一面。“不满”、“恐惧”和“仇恨”等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增强的作用。因为这些动机都暗含了“求变”的心态。“不满”与“仇恨”反映了行动者因自身利益或荣誉的得失而寻求改变现状,“恐惧”则反映了行动者由于害怕潜在的损失(安全、地位)而试图改变现状。

⑥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难以呈现复杂人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的精致化和科学化。现代的学术训练要求严谨的方法、小心的求证、充分的证据,这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水准。但同时,也让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向琐碎的主题,在我看来,思想与方法、创见与证据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有思想、有创见,同时逻辑周严、证据充分的研究,自是上上之选。既无思想、又无证的陈词滥调,则与学术垃圾无异。此外,还有两类学术作品介乎二者之间。

⑦一种有证据无思想,我称之为“精致的平庸”这一类研究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可圈可点,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但是选题往往较为琐碎,用一套精致的方法论证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或者重复了他人的学术发现缺乏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另一种有思想无证据,我称之为“自负的深刻”。美国社会运动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一书就是典型。作者属于在工人运动中自学成才的“工人思想家”,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长期的斗争经验和极其敏感的个性,让他对人性的本质洞若观大。在这本书当中充满智的顿悟和洞见俯拾皆是。虽然这种蒙田式的警句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撑,但却可以轻易打动像我这样的专业读者。

③相比之下,我个人更为欣赏自负的深刻,因为它富有启发性,可以发展为理论假说,经由数据检验之后形成实证性的理论。而精致的平庸很少带给我们新东西,他们总是在重复我们已知的事情,或者说出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

⑨社会科学家要真正地理解人性、揭示人性,一方面,需要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的学术训练这是我们区别于一般观察者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倚重感性认识,重视自己的直觉和体悟,而不是过度地依赖数据和技术,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洞见。(有删改)

在当今时代，文学写作面临诸多不利或有利条件。

就不利条件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不管我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文学的日趋边缘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极为复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和资讯的日益发达，原先属于文学的天然权利正在逐步丧失。从文学的教育功能来看，社会教化的责任主要由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来承担；从文学描述、反应社会生活的功能来看，现代媒体早已取代文学，成为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信息终端；而从娱乐功能方面来说，文学也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娱乐和文化工业体系。举例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小说还是日常生活中首屈一指的文化娱乐和消遣方式，而在今天，我们的业余时间大多为电视、旅游、电子游戏、上互联网等娱乐方式所占据。

虽然文学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我们却无需为此感到担忧和悲观。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从来都是一项既非重要、亦非不重要的事业。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会对文学在往昔的辉煌念念不忘，完全是因为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这里所说的“黄金时代”，指的是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差不多两百年的文学发展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由于现代小说的兴起，文学的声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顶峰。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在整个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也许会有人问，这个黄金时代怎么会突然出现，又很快消失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按照伊格尔顿在《英国文学的起源》中的说法，文学之所以会忽然变得重要，首先是源于西方宗教的衰落，其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人的异化和情感分裂。人们把文学视为治愈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良药。而在近代的中国，为了启蒙大众，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文学的作用和功能也被大大强化了。众所周知，梁启超在《论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文学的作用归结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并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小说不发达.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亦着眼于对社会的启蒙和疗救。

伴随着文学黄金时代出现的是一系列文学制度、写作机制、文学观念的重新确立。比如说，现代版权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规定了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使得文学的商品属性凸显了出来，原本无利可图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流通，文学作者终于可以获得合法和稳定的报酬。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写作和文学的出版。再比如说，由于大学设立了文学专业，也使得原先处于“业余状态”且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文学，成为了一门科学。20世纪的文学理论空前繁荣，精彩纷呈，但文学的科学化始终是其重要内核。

不管怎么说，到了今天，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在某种意义说上文学并未衰落，它实际上不过是重新回到了常态化的状态之中，如今的社会上，充斥着“文学已死”一类的悲叹，对于这种看法，我们无需理会。其实，“文学已死”这类声音，早在15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文学在今天依然活得好好的。

（摘编自格非等主编的《文学写作》）

在每个文学发展阶段，“新人”都是典型形象的重要类型之一，以突出的美学价值留存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中。当代文学只有创造出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新人形象，才能真正发时代之先声，承担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使命。

文学意义上的“新人”是时代精神的人格化。“新人”之“新”不仅有自然时序的内涵，而且具备以社会发展史为依托的价值判断。“新人”是历史变革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的担当者和引领者，代表着改变现状的实践力量，最深刻也最生动地反映出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精神面貌。正因如此，当我们品读文学，总能在新人形象中感受历史的脚步、时代的脉搏。时代和新人是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常用新人形象标记一段岁月或一个群体：合作化运动中的“梁生宝”、改革年代中的“乔厂长”、知识分子“陆文婷”、奋斗青年“孙少平”，都是如此。

创造新人形象的过程，是文学介入时代、反映生活的过程，也是文学对社会进步发挥“实质性功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文学以一个个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形象，让人们在希冀中感动，在苦难中不屈，迎着光亮勉力前行。从鲁迅、巴金、老舍到刘心武、路遥、铁凝，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完美地回答了时代问卷，和他们创造出的典型形象一起为历史所铭记。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文学其实具有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转的功能。”形象是文学的语言。文学创造新人的过程，本质上是时代精神寻找形象载体的过程。这就要求作家既从本质上、总体上把握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向，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中描摹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又要洞悉社会肌理，深入了解分众化、行业化、碎片化的生活。不管是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海外维和官兵，还是网络工程师、天使投资人、网购配送员、职业电竞员，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创造新人形象的过程，是作家艺术灵感与生活积淀的互相激发，也是创作理念与文学技巧的互相融合。只有关注和刻画具体而生动的“这一个”，新人形象才拥有时代气息和生活质感，才能与读者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

当下文学对时代新人的塑造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从作家自身的方面看，有的心态浮躁，失去了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耐心观察，又缺乏深入扎根生活的勇气和实践，对新生事物感到陌生隔阂，流连在浅薄地反映生活的皮相，醉心于一时的喧哗热闹；有的为了抢占题材，急于求成，故意制造话题，却致使人物扁平，缺乏真实感。这些年，网络文学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佳作频出，涌现出一系列崭新的典型人物。《海边春秋》里的刘书需、《经山海》里的吴小嵩，是改革大潮下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的新人；《寡行者》里的“仓管员”群体的城市白领，揭开了文学此前不曾深度介入的社会新领域；在一些网络小说中，也不时能看到海归精英、电竞少年等的身影。然而，与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及其文化风貌、精神气质相比，新人形象创造的空间还很大。

（摘编自胡一峰《文学如何创造新人形象》）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关于起始端点的表述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骋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版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举措。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话题，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音乐是人类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民族艺术智慧，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文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能，具有特殊的美育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有助于审美修养的提升。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注重心与乐的相通相融，追求音响的虚淡空灵，讲究韵味的深邃悠长。通过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增强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是学校美育的重要途径。如箫、筝、笛等民族独奏乐器因其清丽婉转的音色特点，适于表现悠闲淡泊的审美情致。京剧、昆曲、越剧等戏曲剧种，其唱腔唱词、伴奏乐器、服饰舞美等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活动也都渗透着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如蒙古族音乐的悠扬高亢、维吾尔族音乐的热情奔放、侗族大歌的委婉质朴。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判断力形成的过程，也是审美修养提升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音乐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养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好的音乐不仅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涵养性情，对社会精神风尚也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在孔子的教育哲学中，道德与音乐是相辅相成的，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社会统一、宜人的法定秩序，最终实现社会的“大治”。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与文人雅士的精神志向息息相通，因而修习古琴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留下了如《高山流水》《广陵散》《阳关三叠》等大量优秀作品。传统音乐的学习，能让学生与优秀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人文之美产生共鸣，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激励精神，温润心灵，进而培养起对人类、自然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关爱之情，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最终达到理想人格的养成。

中国传统音乐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心理和行为上的认可、接受和融入，它可以使人们在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都是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文化认同内容。我国的传统音乐如同浩瀚的海洋，单就民间音乐而言，56个民族保存了丰富的歌种、乐种、曲种、剧种等，而每个种类又有多种多样的乐器以及乐队组合、唱法和奏法等表现形式。现已收集到的民间歌曲约为30万首，器乐曲约200种，这些丰富多样的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大量文人音乐、宫廷音乐与宗庙祭祀乐等音乐资源。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传承，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传统音乐教育如何传承“乐感”文化》）

以现代的自由平等的眼光来看，儒家伦理最缺乏吸引力的就是所谓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学体制所进行的打破旧习的行动造成一种印象，即三纲的基本精神是控制，是权威试图对臣民、青年和妇女施加控制。基于这种印象，三纲被说成是三大绳索，儒家伦理则被诅咒为专制的、独裁的、家长控制的、老人统治的以及男性主宰的。

从历史上看，三纲的观念见于儒家文献是比较晚的，大约是在孟子首次提出“五伦”之德的四百年以后。在朝廷的赞助之下，汉代儒士为了把儒家伦理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化的努力，他们促使三纲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纲的观念最早是见于《韩非子》这部法家典籍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显然，汉代的思想家像法家一样，所关心的主要是三纲的功能和作用，是把三纲当作象征性的统治机制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然而，认为这些基本关系的规范化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的看法，与儒家的观念并不相容。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基本的对应关系，既是私人的，亦是公共的，是信用社群的基础，而三纲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僵化的社会等级对于人类的繁荣昌盛是有损害的。确实，三纲完全改变了孟子的意向，丢弃了互惠共生的精神。

儒家伦理的政治化从根本上重构五伦关系，使其成为象征性控制的“法家”机制，而不是实现孟子相互信赖的共同体之理念的人际基础。我用“法家”一词来描述三纲，用意是提示它们来自法家，也强调它们所具有的强制特性。然而，三纲作为政治化儒家的工具，远比它们的法家来源及特性还要求得更多。当《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他只是从行为的角度对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进行了描述性的陈述，但是政治化儒家的三纲理念所要求的却不仅是正确的行为，还有端正的态度，也就是教条式的信念。三纲的内在意蕴似乎明显地具有儒家的特性了。当然，“儒家”一词在这里已经具有新的涵义，不再是指孔子及其弟子的遗训和学说，孔子和他的弟子毫无政治权力，只是在精神上承袭并传播圣王之道。

（节选自《儒教》杜维明著）

“追鹿的猎人看不到山”

李斌

①“宛若童话世界，美到无法形容”，去过九寨沟的人，一定都有类似感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片人间仙境竟差点被电锯吞没。上世纪60年代，当地先后在九寨沟内开设两个林场，按照当时的砍伐速度，很多原始森林几年内就会化为乌有。幸运的是，砍伐被及时叫停，随着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九寨沟的美貌惊艳了全国。

②“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30多年，我始终不变的愿望是，把大自然原有的颜色和模样还给它们。”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一位政协委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好生态是无价的，以前许多地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结果却发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没实现经济水平持续跃升，百姓也责怪得不偿失。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社会发展的本钱，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谁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谁不算长远账、不算整体账、不算综合账，谁肯定会吃大亏。

③一位作家讲述过他在太行山看到的触目惊心的一幕：绝壁上几乎没有树，岩缝当中到处有人活动，不是攀岩也并非探险，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叫做崖柏的树木。崖柏数量少且生长极慢，因为材质适合做手串、摆件，所以近年来被疯狂采挖。剩余的崖柏越少，高价越会刺激人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把山里最后残存的崖柏挖出来。俗话说，“追鹿的猎人看不到山，打鱼的渔夫看不见海”。只知道索取不知道感恩和回报，一旦资源枯竭，再怎么弥补也悔之晚矣。

④如果把自然比作人类的母亲，那么我们真的应该做一个孝子。“留下所发现的东西，带走所带来的东西，将对环境的冲击减到最低”，随着徒步、露营、攀岩、漂流等户外活动的普及，“环境最小冲击法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倡。这一文明公约，充分显示出尊重自然的亲和态度和约束自我的生态精神。有人慨叹，久居于“水泥森林”，患上了“自然缺失症”，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冲动。意识到远离自然的生活是不健康的生活，那么也应该意识到，过度透支自然，同样不是健康之计。发展其实同户外运动一样，应懂得“留白”和“禁足”，这不仅不会束缚人的探索欲、求知心，反而可以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水、土壤污染防治”，“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为的就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现在，许多地方设立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面积很大，有些人喊亏叫屈，显然没有看到好生态中蕴藏的无限价值。一些省市坐拥煤炭矿藏，却立下军令状压减产能、努力实现煤矿全退出，阻力和痛感都很强烈。但必须明白，物尽其用不等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当我们眺望美丽中国，万不可被短期利益蒙住了双眼。

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古人物我交融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多些自然情怀、生态意识，世间的美丽风景不仅永驻，更能助力我们“诗意地栖居”。

（《人民日报》2017年3月13日）

【链接】

环境最小冲击法则，也称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简称LNT）法则。是始于美国的一种户外运动方式，旨在提醒人们在自然中活动时，关注并身体力行地保护与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随着户外活动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以户外徒步、露营、攀岩、漂流等为主要内容的户外活动已经作为一种时尚的健身项目越来越被各个年龄段的人接受，与此同时，户外活动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随之加大。为使我国的户外活动能够朝着良性发展的路上走，2011年，LNT法则被引进中国大陆。“无痕山林”有七大基本准则，包括事前充分的计划与准备、在承受力范围内的地点行走宿营、妥善处理垃圾、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减少用火对环境的冲击、尊重野生动植物、考虑其他使用者。“无痕山林”的核心理念：对环境的“尊重”和“最小冲击”。

（新浪网）

利瓦伊的狩猎部落和著名战士的土地都被迁移来的白人农民抢走了。这些农民又是怎样战胜这些著名的战士的呢？

不同部族在史前的不同时期学会了粮食生产。有些部族，如澳大利亚土著，却从来没 有学会粮食生产。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存在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 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野生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或采集。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优势。牲畜在四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这就是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更稠密人口的直接因素。

另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涉及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固定居所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经常变换营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母亲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4年一个。相比之下，许多农业部族的生育间隔期是两年左右。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用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才。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门人才。专门人才有两类：国王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国王和官员组成的复杂的行政单位比平等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与之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还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是不列颠帝国最终打败新西兰武装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决定性因素。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手艺人。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做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和谢尔曼坦克。当马在后来被套上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开始在近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并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疾病的强大抵抗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于是产生了，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丧命。从驯养的动物那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令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柬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节选自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群众“两不愁”^①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②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必须清醒看到，脱贫攻坚战是一场硬仗，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尤其还要防止工作松劲懈息、精力转移。承诺了就要兑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广大扶贫干部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斗争精神，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注：①两不愁：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②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节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03月08日《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材料二：

材料三：

西方学者提出了“涓滴理论”，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这一理论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思考贫困问题，使贫困人口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遏制返贫。关于这些问题，中国开出了“精准扶贫”的“药方”，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有效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精准扶贫还强调“智”“志”双扶，激发出贫困户脱贫攻坚的内生力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返贫现象。

疫情为精准扶贫又提出了新的课题，成为影响今年脱贫质量的最大国素。对此，各地各部门必须正视困难，提高脱贫攻坚政策精准性，有针对性地推进扶贫工作，尤其要抓住重点，从解决好外出务工、扶贫产业产销对接、防止农户因疫情政贫返贫等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抓起。一应优先做好贫困地区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有关地方要抓住当前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复工复产时机，按照“分批、有序、错峰”的思路，优先安排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返程返岗、外出务工。二应及时解决扶贫产业发展难题，尤其是产销衔接难题。当前，各地陆续迎来春耕备耕，应及时组织驻村帮扶干部帮助贫困群众做好种苗、农资供应、扶贫大棚采摘销售等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和产品销售不受影响。要多渠道把扶贫农特产品及时售出，转化为贫困户手中的“真金白银”。三应做好因疫情致贫或返贫农户的帮扶工作。

各地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认真分析技情对深度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目标的具体影响，督促地方将资金和政策向深度贫田地区倾斜、向受疫情影响大的领域和人口倾斜，防止因疫致贫、因疫返贫。

面对疫情，各地要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要求，创新工作方式，因地制宜推进脱贫攻坚。疫情严重的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

(节选自《新浪财经》2020 年2月24日《确保脱贫攻坚如期全面完成》)

材料一：

太极拳文化不仅能够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在调适心理、愉悦精神方面亦具有重要价值。如果人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压力长期不能调试和舒缓，就容易诱发心理和精神疾患。有关研究表明，习练太极拳要求身心放松、凝神静气、摒弃杂念、返观内照，专注于意、气、神的运行，追求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即所谓“恬淡虚无，精神内守”（《黄帝内经•素问》）：“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这对人的神经系统是很好的养护，可以健脑益智。有关研究发现，长期习练太极拳者，其脑电波中а波占明显主导地位，主峰突出，a波频率同步化、有序化，大脑机能处于良好的觉醒状态，这对于改善人的心理状况很有益处。有关研究还发现，习练太极拳还能促进脑下垂体分泌“快乐荷尔蒙”——内啡肽，使人感到身心愉悦、思维污跃、记忆力和创造活力增强、愿意与周围人沟通交流，从而有效地排解焦虑、抑郁、狂躁等不良情绪。另外，太极拳拳理所强调的“中正安舒”，既是一种拳理身法，也是一种心态和人生智慧，为人处事“中正”“适欲”，避免“过”与“不及”，可以减少和化解许多矛盾冲突，有助于心理和精神的健康。

“太极”乃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其化生万物的范畴，是对宇宙浑然一体及其“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等特征和辩证运动法则的揭示。太极拳文化承载、传递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是对西方启蒙哲学主客二分思维的超越，是当代哲学之“主体间性”思维的践行。“天人合一”意味着自然界和人都是主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生共荣，不是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征服，而是彼此之间互为主体的休戚与共；“道法旬然”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界规律的遵循，人要顺应由然秩序，才能最终达致与自然的和解、和谐。太极拳效法天地自然之理，动作松静舒缓，人们在习练太极拳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体验此意境，这对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保理念非常有益。

观念形态的太极拳文化源于《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传统经典，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其“中正安舒、舍己从人、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拳理，符合中华民族儒雅自律、外柔内刚、不屈不挠的品格特征，对于濡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气浩然、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是非常有益的。太极拳“中正安舒、舍己从人”的拳理、体现了儒家修身律己、中庸礼让、自强自信、仁者无敌等思想；其“舍己从人、随屈就伸”的技击理念，既是战术策略，也是强大与自信的表现：其“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之技击理念乃道家学者的智慧；其动与静、虚与实、开与合、刚与柔等阴阳转化的拳理，体现了万物阴阳相济、互为其根、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思想，即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极拳讲究后发制人，礼让与威慑并重，它的武术性质有助于培养人们不畏强敌、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摘编自高国忠《太极拳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

材料二：

入选世界非遗名录，即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太极拳申遗成功，意味着太极承受到的关注度会更高，获得支持将更大，国内外的太极拳爱好者会更多。对于太极拳发源地河南焦作，对于太极拳各门派传承人、研习者而言，这是一个欢欣鼓舞的重大利好。对一个国家而言，一项文化遗产走向世界视号，则需承担更多的保护传承责任。其前提是正本清源，让世人看到此项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本真面貌，看到它与世界、与人类产生更密切关联的可能性。

不论是公园里众多打拳健身的身影，还是一些中小学校的太极拳特色课程，不论是一些重大体育赛事上的太极拳元素，还是街头巷尾人们自发的练拳热，都佐证着太极拳在我国的广泛群众根基。太极拳爱好者的大众性是它与很多“濒危”的非遗项目最显著的不同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太极拳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太极拳组织。随着申遗成功，太极拳爱好者会更多。然而，申遗成功不是太极拳越来越“高大上”、越来越“窄化”的标志，而是它以“雅俗共赏”姿态，以更符合大众审美的方式高得更多人喜爱的一个契机。

为太极拳申遗成功喝彩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太极拳文化保持敬畏。太极拳爱好者中，中老年人占据较大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运动属于“中老年运动”。相反，它“内外兼修、舒缓有度”的特性适合不同年龄群体，颇具中国魅力。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人发生着密切交集。任何借太极拳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对非遗的践踏，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坚决反对。

（摘编自李思辉《太极拳申遗成功，不忘对文化遗产保持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