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应用为重

普通人如何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正是在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利于仍在起步阶段的人工智能长远发展。今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就将“市场主导”作为基本原则，人工智能发展要坚持应用导向，用市场需求不断牵引，刺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选自201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有删减）

千年石刻遭盗拓折射文保困境

戴先任

国庆假期期间，位于江苏丹阳已经矗立1500余年的国家文物南朝石刻遭到多名外地大学生非法拓印，这一行为被制止，但消息传开后仍引发公众热议。10月8日，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回应，涉事的某大学带队老师已经来到丹阳，其解释称是课堂结合野外进行“游学”，将南朝石刻拓片用于学习研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违法”，对此感到抱歉。

1500余年的南朝石刻遭非法拓印，令人痛惜。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涉事师生在非法拓印时，击打石刻发出很大的“当当当”响声，这都可能对石刻本体造成损害，致使表皮脱落，而非法拓印可能将墨汁渗入石刻内部，导致石刻图案无法辨识，修复难度大。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石刻并非第一次遭到非法拓印。早在2014年，位于南京栖霞区的国家文物南朝萧景、萧憺陵墓石刻也曾遭非法拓印。而此次大学生非法拓印事件，如果不是凑巧有文物爱好者看到并拍下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群，这一非法拓印行为或许还不会被发现。这也不由让人怀疑，是否还有其他人非法拓印而没有被发现呢？不能让“国宝”石刻被非法拓印所毁。

1500余年的“国宝级”文物，屡屡遭受非法拓印的破坏，折射的是文物保护面临的困境。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地上、地下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极为丰富。很多文物散布于民间，保护难度不小，而一些地方在文物保护方面，又陷于人力、财力捉襟见肘的窘境，这些都让文物保护陷入困境。

很多公众甚至是一些“文物爱好者”，都普遍欠缺文物保护意识与相应素养。就如此次进行非法拓印的，是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居然是大学老师带着学生堂而皇之进行非法拓印，他们连国家级文物的基本保护常识都不懂，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本应“最有素质”的群体却做出了“最不文明”的行为，也折射了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普遍欠缺。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管理者，更应担起保护责任，对历史文化遗产要小心呵护与保护。比如丹阳的南朝石刻屡屡遭受非法拓印，除了这些南朝石刻散布野外、保护难度大的原因外，与文保相关单位保护不力也有较大关系。当地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制订行之有效的保护规划方案，解决好南朝石刻的保护问题。比如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采取对文保单位加装高清摄像头，加强对文保单位的巡查力度等措施，对文保单位尤其是南朝石刻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实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保护。这样就能避免非法拓印等行为对文物造成伤害的事件重演。

保护好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相关部门及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责任。而对于破坏文物的相关责任人，不管是普通公民还是相关部门，都要严厉追责，要增加他们的违法成本，要为文物保护划好不可逾越的红线与雷区，织牢“保护网”。从每位公民到相关部门也都要以敬畏之心来守护历史文化遗产，这样才能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文化之根。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11月）

当下，城市生存焦虑表现在各个方面。究其原因，社会的转型升级带给个人的“成长阵痛”首当其冲。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大转型时代，主要表现出三个基本特质：第一，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高流动性的社会：第三，经济社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大转型。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则突出强调了经济社会原因，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人们焦虑心态产生的原因。中央编译局薛晓源突出强调了当下社会的科技发展对焦虑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焦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晏辉就指出，真正的焦虑起源于人本身，即人们需求的多样性与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解构焦虑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现代化导致对本体论的追问被重新提出；二是变动性导致人们身份的断裂；三是人和人之间伦理共同体的解体，导致人们希望建构命运共同体。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董慧通过“地方性”这一概念强化了晏辉教授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论证。她指出，以资本与理性为主导的城市化，造就了抽象化、物质化、功能化和不均衡的城市生存空间。“地方意识”与城市生活空间的文化性、价值性、差异性和生活性具有深刻的关联，从根源上解决焦虑问题，需要通过现代意义上“地方”的回归，重建当代城市人的精神家园。

针对当代社会出现的普遍焦虑，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作出了具体安排，突出表现在情感治理模式和社区情感治理模式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上海大学教授贾文娟强调了情感治理对社会焦虑情绪的治理意义，指出：在娱乐性劳动中，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情怀工作将高强度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劳动控制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曾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劳动者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自己的剩余快感，最终使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劳动之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强调，心理上的负担和脆弱导致根本性的焦虑，与焦虑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脆弱。年轻人与中产阶级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梦想之焦虑、现实之焦虑、情境之焦虑。“但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为我们超越焦虑提供了可能，这种中国式的乐观主义实际是我们超越焦虑的内在的动力。蓬勃向上的社会发展，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美好期待，焦虑在此意义上转化为了前进的动力。”

解决焦虑问题，归根结底得回到自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指出，不光现代人有焦虑，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焦虑无处不在。与其说焦虑是一种需要克制和避免的情绪，不如学会在焦虑中成长。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也表示，焦虑是生存性的，是不可能避免的，焦虑在当代社会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存焦虑当中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我们总有一些方法能让焦虑少一点，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摘编自光明网《积极对待现代社会焦虑，化焦虑为前进动力》）

①“讲个故事吧！”——为什么情节的魅力如此强烈，古今不衰？叙事学认为，情节展示了时间秩序之中因果关系的必然演变，洞悉真相是多数人的内心渴求。“后来呢？”与“结果呢？”两种悬疑鞭策读者奔赴情节的终局。然而，如果没有纳入文学情节的躯壳，谈论某种社会制度的设计、某个历史时期外贸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等不可能让人如痴如醉。我试图追问的是，文学情节多出了什么？

②“欲望”至少是一个可以视为候选的选项。一个特定的主题可以拥有无数交集的人物、片断和细节，这些因素的收集、挑选和设定不仅涉及因果关系，同时涉及欲望的投射。

③情节的发展很大程度地隐含了欲望的逻辑。人们普遍期待的情节是曲折离奇、大开大阖，主人公历经艰险，最后功德圆满，平安着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种令人神往的经历即是欲望。情节内部若干常见的修辞策略往往被欲望征用，例如“巧合”。巧合负载的欲望通常在“大团圆”的结局赢得彻底的释放。“大团圆”是情节的另一个修辞策略：终成眷属、家道中兴或者获取功名、事业有成。这些交代与其说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必然，不如说满足了读者的内心期待。相对地说，借助巧合叠加厄运——“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的状况远为稀少。考察情节的时候，因果关系与欲望的想象性满足成为一个特殊的话题。

④多数时候，情节内部的因果关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历史基础。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巨额的财富不可企及，森严的现实等级无法跨越……恰恰由于无法实现，这些渴求可能酝酿，发酵为格外强烈的欲望，进而祈求文学虚构特殊的情节给予虚拟的满足。很大程度上，这即是情节的语言叙述对于欲望受挫形成的空缺给予的补偿。

⑤然而，作家与读者均置身于某种社会历史，他们的叙事与阅读必定与周边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这时，叙事与欲望始终相互调整，二者共同期待赢得社会历史的认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找到的一个简明例子是《简•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设置的问题是，“允许简实现自我，但必须限制在社会传统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因此，《简•爱》包含了自我与屈从、责任与欲望、力量与恭俭、普通人与贵族、小资产阶级与上流社会之间的种种平衡，实现这种平衡的情节叙事“不成比例地混合了现实主义、传记、哥特小说、浪漫传奇、童话、道德寓言”，某些时候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寓言或者神话这些“笨重累赘”的叙述话语。

（摘编自南帆《讲个故事吧：情节的叙事与解读》）

近代以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精神上一度处于不自主、不独立、不自信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挺起精神脊梁，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奋斗，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更加自信、更有底气，在强起来的征程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使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凝聚和鼓舞。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感召和激励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继续奋斗，给中国人民以鲜明的精神指引，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充分证明，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就能在复杂形势、艰巨任务、严峻挑战前保持高昂斗志，汇聚起攻坚克难、奋力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我们党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不忘本、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功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把组织发动群众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重要任务，把人民群众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带领人民群众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尊重并发挥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带领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

（摘编自：李向军罗仲尤《以更为积极主动精神推动民族复兴》）

不久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袁隆平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家都有梦想，但是理想要高雅一点，要向前看，不要专门向钱看。现在有些年轻人的理想是赚大钱。袁隆平院士“最担忧”的是“年轻人不搞农业”。

“向前看”意味着志趣高雅、胸怀远大。“向钱看”意味着一门心思赚钱发财，物质利益至上。一个社会要进步，一个民族要振兴，需要年轻人将个人理想和时代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努力“向前看”。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事业追求上热衷于“向钱看”。研究了半辈子杂交水稻的袁隆平老先生担忧年轻人不搞农业，寄语年轻人：“要向前看，不要专门向钱看。”这又何尝不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切提醒。

如果年轻人都不搞农业，以后粮食安全怎么保证？如果年轻人不肯问津农林渔牧等行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起打底作用的第一产业将何去何从？如果考古挖掘文物修复、非遗传承这些领域出现更严重的人才断层，我们今后靠谁去寻根溯源？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拼命往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涌，中国制造业的未来靠谁支撑？把许许多多类似的“如果”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袁隆平老先生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他实则引出了一个关于如何科学进行人才引流的大问题。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年轻人应该以造福社会为己任，结合自身特点向各行各业分散流动，适应社会方方面面发展的需要。教育引导年轻人立鸿鹄之志，择利民之业，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甘守清贫、坐得住冷板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应从社会分配的角度审视社会上出现的“热门职业”和“冷门职业。一个职业“热”，往往对应着收入高、待遇好、赚钱多。一个岗位“冷”往往对应着工作条件艰苦，收入和付出不匹配。怎么办？整体提高冷门职业、艰苦岗位的薪酬待遇，让岗位的艰苦程度与薪酬分配正相关，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如此，“向钱看”与“向前看”的冲突就能得到一定缓解。事实上，历史上我们也出现过“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冲突，也是用优化社会分配的办法解决的。

“向前看”是我们必须固守的价值追求。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合法合规，“向钱看”也无可厚非，相反，合法赚更多的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又何尝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从社会现实来看，这一代年轻人经济压力比较大，赚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益的钱，这样的“向钱看”亦符合“向前看”的大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分配机制足够科学灵活，让更艰苦的工作匹配更高的收入，“向钱看”与“向前看”就并非决然对立。相反，还可能达到统一。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配的调整有时难免滞后对于一些短期内无法以收入、待遇的提升来缓解“人才荒”的职业和岗位，则不妨给予更大的荣誉政府、社会和媒体应该对一些社会急需的特殊行业、艰苦岗位、冷门职业给予更多关注，提升社会评价，增强其职业荣誉感，缓解“向钱看”与“向前看”的冲突，引导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李思辉《从袁隆平的担忧说起》，有删改）

15秒的音乐视频所形成的娱乐速食性，并不构成人们批评抖音的绝对理由，抖音的15秒选择与当下什么都注重快速的追求是一致的。短短几十年，人类在技术上拥有了比此前成百上千年更多的突破。从秒拍、美拍到抖音，只是科技发展的自然走向，而抖音也是一款并不比其他产品更独特的消遣载体。那么，在讨论抖音的时候，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无疑，抖音的用户极易从软件使用中获得快乐，“停不下来”是许多青少年共同的反应。这种心理并非是简单地满足于消磨时间。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获取时间的短暂有时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体量/时间=效率”的公式推导下，耗费时间越短一定收获越多，那一瞬间对快乐的感受也最浓烈。自然地，“看抖音视频——快乐”形成了奇妙的因果联系，而15秒的超速获取就成了打开大众快乐心情世界的超短密码。这样的交换划算吗？看起来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无数个15秒的叠加恰恰成了杀死时间的利器，高速和短暂为我们织出了21世纪最大的陷阱。这也是2018年4月抖音视频正式上线“反沉迷系统”的根本原因。无论是90分钟的时间提示功能，还是单日2小时的时间锁功能，其共同指向的都是用户在这款产品上消耗了自己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关闭软件之后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这种反应，正好说明快乐感觉的延续需要更大的时间成本，真正的乐趣究竟是瞬时的陶醉还是应当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时长及深度为衡量标准，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网络时代，人们对快乐的理解更趋多元，“发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标准，很少再有人认同哲学上“所有快乐中最伟大的快乐存在于对真理的沉思之中”的说法。同样都是对对象的迷恋，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对抖音的追捧似乎和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到的那种“消遣”无异：“……让我沉浸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遐想。我那么迷恋，近乎精神失常，以至自己想起来都要发笑。然而我兴致并未稍减，因为在这样的境况中，我只会无拘无束地听从我的喜好。”无拘无束地满足自我大概是人类最一致的理想了，但某种喜好为何吸引我？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能够告诉自己这一点的理智。

人们对喜好的培养无法建立在外界环境的强制之上。通过抹杀、取消娱乐产品的方式控制普通用户的兴趣必然行不通。已经开始走向成年的“00”后们，本就生在一个娱乐的时代，更不用提无数的娱乐软件、平台是如何通过变现在普通用户身上实现了巨富的梦想。而这种单向商业价值只会促使更多的商家投入到相似产品的开发中。我们理性地认识抖音，不代表全盘否定或者断然拒绝，而是要实现抖音或者其他无数个同类产品价值的转化。如今的抖音15秒也在不断尝试和真实的生活增加联系，有时间限度的“展示”功能在一部分人那里成了宣传品牌的重要途径，如取得巨大轰动的“西安城市名片”正是利用抖音进行的一次正向创意。

从实践的角度说，今天的人们在科技与自我之间呈现出了迷失的状态。当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魅力或牵引时，我们起码应当选择更有益的态度，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价值。

(摘编自吴卉《抖音的时间成本与大众的快乐密码》)

材料一：

2019年8月30日晚，一款名为ZAO的AI换脸软件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刷屏，用户只需要一张正脸照片就可以将视频中的人物替换为自己的脸。但是，在一夜爆红之后，ZAO却深陷隐私和版权争议的旋涡之中，9月1日，该软件微信分享链接已经停止访问。

(摘编自微热点)

材料二：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精准且全面的大数据基础之上的，随着 各类人工智能终端的发明与运用，我们在学生教育大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所面临的技术障碍越来越小。但是，全面、真实、系统的大数据收集过程将使得学生的个人信息高度透明化。且不论数据的初始收集是否已经触犯到学生的个人隐私权，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收集与应用过程中出现隐私暴露和非法利用等问题将由谁来负责?

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根据前期反馈数据对学生的来来行为进行精准预测，思政课教师可以根据系统反馈提前对学生的不良思想动态进行干预性引导，有效避免学生错误行为的发生。但是，从教育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权利对任何学生进行“有罪推定”，这将会涉及学生的尊严和名誉问题。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指引，在事情发生以前已经被刻画为“存在不良倾向”的对象，其丰富的情感与内心活动被忽视，干预性教育使他们失去了及时纠正自己以保持尊严、获得尊重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们探索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况且，我们在进行数据收集前能否获得所有学生的授权许可？即使拿到了授权许可，谁又能保证自己手中的数据是绝对安全的？数据使用者在操作过程中每一步是否能够做到公平公正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摘编自李家圆、高殿帅《人工智能技术融人高校思政课堂的实践与伦理困境》)

材料三：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当天，上海市教育部门联合科大讯飞等16家企业，现场签署了《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健康发展倡议书》，呼吁各方共同建立“人工智能+教育”的行为规范。10条简单的倡议内容，既反映出政府和企业对绿色用网的重视和期待，也带出了人工智能热背后的“伦理道德冷思考”。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家长教育需求的提升，带动了一批信息类教育企业的诞生，这些企业紧跟通信技术步伐，适时开发包括人工智能应用在内的系列教育软件或产品，一定程度上对辅助教育教学、缓解教师压力、加强家校互动、助推学生学习等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市场大了，产品多了，情况也变得复杂了，不少产品提供遭明令禁止的分数排名、加塞游戏广告推销商品，更有甚者含有暴力黄色等内容，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助长学习焦虑、传播有害思想，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

企业开门运营自然有盈利需求，但不应忘记肩负的社会责任。在运用新技术赋能教育的同时，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要遵守，教育教学的规律应遵循。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马云、马斯克“双马对话”，部分话题也带出了人工智能伦理的双重“拷问”。近日人们对ZAO换脸软件的争议，则暴露了对人工智能应用下的隐私的担心。具体到教育领域，除了要提防显性危害外，对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信息鸿沟、隐私保护、学习依赖等都需要正视和考虑。

在推进“人工智能+教育”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放大其正向效果，削弱其负面效应。增强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桑翔《“人工智能+教育”应融人伦理道德课》)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哲学的作用

[美]威尔·杜兰特

哲学使人愉悦，即使是形而上学的幻景也蕴含诱惑，每个学习者都能体会得到，直到粗粝的生存需求将我们从思想的高峰拽下，抛入生活的撕扯琐碎中。我们大多数人都知晓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黄金年代，那时，哲学确实称得上柏拉图口中“那珍贵的喜悦”；那时，审慎追寻难于捉摸的真理远比追求肉欲低俗的生活方式荣耀得多。人类社会早期追求智慧的努力留给后来者某种永不消逝的渴慕。我们想要弄清楚“生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不断地将我们自身及所遭遇的一切转化为光与火”。

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米特亚，“不求百万财富，只求问题之答案”。我们渴求把握眼前事物的价值和前景，以免陷入日常生活的旋涡。我们希望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以避免本末倒置。希望眼中的世界恒定如常，仿佛照耀在“永恒的光束下”。希望能够笑对不可避免之事，甚至是日益逼近的死亡。希望保持完整，通过分辨和协调欲望来调整精力分配，因为协调精力是伦理学、政治学，乃至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石。梭罗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需要具备缜密的思维或建立某一学派的能力，还要热爱智慧，循其意旨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信任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若能找到真的智慧，那我们的生命将不再盲目。真理无法帮助我们富有，却能使我们自由。

此时，某些缺乏教养的读者大概会打断我们，指出：哲学如下棋般无用，如愚昧无知般含混晦涩。西塞罗曾经说过：“没有比哲学家的著述更荒诞无稽的了。”毋庸讳言，一些哲学家具备了所有知识，唯独缺乏基本常识；而许多哲学论战亦缘起于飘渺虚幻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下定决心，此趟哲学旅途只停靠在光明的码头，避开形而上学的泥泞溪流，绕过神学争端的汪洋大海。科学似乎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而哲学的领地似乎日益缩减。但这是因为哲学接手的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任务，要处理尚未如科学研究般有章可循的问题。譬如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等；一旦某一领域的知识探索得以突破并以公式形式准确表述，该领域即被划入科学的行列。科学始于哲学，止于艺术，始于猜测和设想，止于完美的成就。哲学是对未知(譬如形而上学)或不尽知(譬如道德论或政治哲学)的臆想式诠释，站在以围堵策略获取真理的最前沿。科学作为被攻克的领土，后面有稳固的城池，是知识和艺术共建的不甚完美但精彩非凡的世界。哲学似乎一直矗立不动，满脸疑惑；这是因为她将胜利的果实悉数留给了她的女儿们——众科学。

我们是否应阐述得更专业些？科学是分析式描述，哲学是综合式诠释。科学企图将整体分解为局部，将有机组织分解为器官，将不可知转化为知识；它不重视事物的价值或者可能的理想形态，也不关注它们的终极目标，能把事物的现状和作用表达清晰即知足。如同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科学家公正不偏：一只跳蚤的腿和一位天才在创作时忍受的煎熬对他们有着同等的研究价值。然而，哲学家不满足于描述事实，他希望得出意义和价值；他通过诠释性的综合建立事物间的联系，尝试把被科学家们大卸八块的伟大宇宙重新组装起来。科学一面零星地降低着死亡率，一面又用战争大规模地灭杀我们。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救，什么时候该杀。对过程的观察、对方法的构建是科学，对目的的批判和协调则是哲学。如今，我们在生存手段和生存工具的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对自身理想和目标的诠释和综合，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嘈杂和躁动，空洞无聊。没有哲学指导的科学和欠缺眼光及价值的事实无法将我们从大劫难和大绝望中拯救出来。

哲学包含五门学科：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但如此分法难免使其丧失了原有的美感和趣味。我们追求的不应是枯燥乏味的抽象和形式，而应以天才人物丰盈的生活为依托；我们不应只研读哲学，而更应研究哲学家；我们应该接近那些思想的圣人和捍卫者，分享他们智慧的光辉，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达•芬奇所谓的“最崇高的愉悦、理解的喜悦”。

（选自《哲学的故事•导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