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杜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具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中引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中，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落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虚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拈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材料二：

意象可分为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自然意象以自然景物为象，包括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风雨阴晴等。社会意象以社会现象为象，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人物和人类生活景象，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曲折反映的神仙鬼怪的景象等。诗歌中的意象是使用语言来表现的。这种语言不同于一般性的语言，可称之为意象性的语言。意象性语言是一种具有形象性、概括性、典型性、象征性、拟喻性的语言。诗歌中，明月、江水、青松、翠竹、晚照、晴空、来鸿、去燕、宿鸟、鸣虫、三尺剑、六钧弓、清暑殿、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菱烟雨溪边晚钓之翁等，都是意象性的语言，也可说是意象。在这里，语言是意象的物质外壳，意象是语言的内涵。

诗人写诗，常运用意象性的语言，构建某种意境，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感情。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照驿墙”“凫雁满回塘”等都是意象，尤其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把六种形象性的词语（鸡声、茅店、月、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并列在一起，这些词语描述的形象，已不再只是事物的客观物象，而是融入了作者凄凉悲怆体验的意象了。诗人正是利用这些意象的组合，构成一种“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的意境。

（摘编自张得良《诗得意象自生光——古典诗词中的意象浅谈》）

材料一：

美食是文化中最容易理解和沟通的东西，知味赏味也是一种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往往有人以为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不够“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有效与切实的传播手段，会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借鉴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的传播、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往往要从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着手，从人们容易理解的角度出发。“跨文化"传播要重视其中现实存在的“文化折扣”现象。由于语境有别、生活方式有异、期待视野不同，传播的内容往往面临着打折问题。有很多内容优质的文化产品，由于这种折扣的损耗，往往形成理解上的障碍和认知方面的困难，需要经过很复杂的前因后果阐释和解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

因此，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创造都要充分关注到不同语境、不同人群的差异，有些可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传播；有些可能要跨越不同人群，寻求更为广泛的传播，力求让文化传播有效果、能落地。比如日本一些全球流行的卡通人物，如“口袋妖怪“，就由于易被接受而在传播中广受欢迎，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产品，近期还产生了像《大侦探皮卡丘》这样相当有影响力的影片。这可以说是个相当典型的跨文化传播例子。像皮卡丘这种人物，创作者并不特别强调其日本特征，而是从很多共通的兴趣出发，通过人们易于接受的有趣形象，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化产品，反而获得了相当大的全球影响。这种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对我们应有所启发。

（摘编自《跨文化传播不要忽视“文化折扣”问题》，有改动）

材料二：

网络红人李子柒的美食视频在YouTube 上走红，三月桃花开，她采来酿成桃花酒；五月枇杷熟，她摘来制成枇杷酥；还有养蚕、缫丝、刺绣等，无不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风味。加之低沉悠扬的传统曲风，一种诗意的山居生活情境呼之欲出。这让她拥有了几百万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粉丝，收获两千多万的点击率。

有人认为这样的传播过于肤浅简单、深度不够，也有人认为这样的传播过于偏向展现中国的乡土生活，缺乏对中国现实更为丰富的表现。这两种说法对文化传播的理解都过于狭隘。首先，李子柒的视频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这种大众文化传播对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破除刻板印象有积极意义。其次，李子柒的视频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及其中独特的物产为中心，通过生动丰富、具有现场感的介绍，让外界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有了具体可感、生动鲜活的认知，自然而然地跨越文化障碍，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一种在新媒体平台上“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播所具有的正面效果。

另外，文化传播还要了解受众需求。传播往往不能只考虑“我有什么”，还要考虑“他对什么感兴趣”。文化传播既要以我为主，也要对受众有深入理解。如果只是把“我的内容”做单向传播，往往不会产生良好效果。

(摘编自《文化传播需要更多李子柒》，有改动)

材料三：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透过这些生动丰富的文明形态，抓住交流互鉴这一本质要求，顺应文明发展规律，才能破除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困惑，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交流互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人类在不同地区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不同文明形态。人们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还要在个体生命活动基础上构建起种族、氏族、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技术条件、交通工具等限制，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这种交流客观存在。

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 一方面，它通过内聚力来维系自身的特质，使自身得以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它通过外引力将外部资源转化成自身养分，使自身得以开放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其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只有保持开放，通过交流对话，积极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更好获得外部参照，在互鉴中清楚认知彼此优长、探寻互补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寻求合作共赢的必然途径。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不同文明既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有共同的追求。比如，在当今世界，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心愿。我们应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加深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认知，以团结、智慧、勇气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走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平等的，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是单一的、单向的。强调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多年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文明共生共存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其他国家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摘编自《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有改动)

A．李子柒的美食视频鲜活生动，降低了文化折扣，可为更多样式的文化传播打开空间。

B．美食文化交流和传播虽然低端，但容易理解和沟通，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

C．文化传播既需要有高雅的内容和有深度的价值理念，也需要有具体可感的传播方式。

D．李子柒的视频让更多人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有了具体可感的、生动鲜活的认知。

这里是新诗的故乡

这是一座诗的校园，诗歌的花在这盛开。先前，在红楼的花坛和人行道旁，也在汉花园宁静的院落中；当校园迁徙到遥远的春城，诗歌的花依然盛开在翠湖边。随着时光的推移，在勺园，在朗润园，也在燕园的垂柳依依的湖滨，依然延续着诗歌的花事，每时每地，开得灿烂、也开得浪漫！

这里从来是诗的国土。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在这里星月交辉，从来都不乏知音和吟者，这些来自故国和异邦的诗的精灵，在这里繁衍了鲜艳的诗之花。现在要说的是有别于前二者的新诗，一种适应着时代呼唤的新型的诗。胡适先生是“尝试”新诗的第一人。一个夜晚，月光透过窗帘，洒了满地。先生立于窗前，他感恩似的低语：“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的哀怨，过来的情思。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情愿！”沈尹默先生好像是受到了感染，他吟的也是月夜情怀：“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白话写诗，对于那些习惯了文言写诗的人，不免显得有点生，有点涩，有点“乏味”，但用的是全新的语言，却是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气象。有人开了风气之先，就有人接着做推动风气的事。北大的人，就这样破天荒地开启了新诗的闸门。教授们和学生们好像是飙着劲儿，开展着新诗的赛事：先生们办了《新青年》，首先发难登了新诗；学生们不甘落后，也办起了《新潮》，也大量地刊登新诗。《新青年》也好，《新潮》也好，都是新思想、新文学，也都是新诗的园地。

北大是属于诗的，从这里走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新诗人，他们走来了，又走远了，留下了诗的神采和芬芳。这些北大诗人，他们的名字组成了一长串明亮的星辰。他们几乎涵盖了一部中国新诗史。很难设想，要是抽去了北大以及与北大有关的那些诗人，一部中国新诗的历史是否还能成立？正是因此，林庚先生才把北大比喻为新诗的摇篮——摇篮旁的母亲的心。

北大从来也不曾辜负诗歌的抚慰和托付，不管是风霜雨雪，还是月夕花朝，这里的诗之花依然灿烂地绽放着时代的芳香和美丽。从周作人到康白情，从徐志摩到冯至，从废名到汉园三诗人。这个诗歌原野散发的芬芳感染了所有的人，连一贯尖锐凝重的鲁迅也写诗，从旧体诗到新诗，再到《野草》，从而使他的作品融进了诗的柔情，连专擅小说的沈从文也把诗带进了他的湘西风情，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情调。

在中国诗歌复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师生也始终站在引领新诗潮崛起的前列，一直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路诗歌行进的鲜明足迹，一直激励着世代的北大人，他们与中国诗歌共命运。正是因此，作为这一光辉事业的后续者，他们不论是曾为诗人，还是曾为研究者，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庄严的使命。

现在奉献给诸位的诗歌小册子《诗歌北大》，原是为印证这一切而印刷的。它不仅是一个总结，一种纪念，我们希望它还是诗歌原野的向导和馈赠，一种答谢和感恩。有幸得到它的人们，要是因而拥有了关于诗歌与北大历史渊源的一点认识，对于我们这些编者而言，那就是莫大的欣慰。

（选自《文汇报》2012年3月13日11版）

材料一：

我国音乐文化已有80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现代音乐创作依然延续着某些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

我国历史上，传统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周朝的礼乐；西周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宫廷雅乐体系及一系列礼乐制度。尽管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稳定，却也历史性地将之托举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滥觞。在西周礼乐制度下，周代宫廷音乐中的雅乐主要适用于重大仪典、祭祀等场合，其音乐风格庄严肃穆，乐句缓慢悠长，富有端庄高远之美。雅乐被历代文人士大夫奉为音乐正宗。先秦雅乐的遗风余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观念和审美倾向，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开篇。

当代古典音乐演唱家哈辉提出“新雅乐”概念，并着手创立“新雅乐”体系。为了取得多元化视听效果，也为给观众尽可能还原古代社会生活真实场景，新雅乐演唱者在舞台造型上力求符合古代中国女性贤淑、优雅的特点，在服装和饰品上也试图对汉服进行复原，举手投足间尽显周代的礼仪风范。此外，新雅乐还注重运用现代配器、编曲技法甚至流行音乐元素，使其表现出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点。

“新雅乐”取材不仅限于古代雅乐。还有的取材于古典诗词，把经典古诗词用今天的旋律重新谱写，代表作品有《游子吟》《关雎》等；有的则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提取德、礼等思想范畴进行全新创作，代表作品有《礼》《孔子曰》等。“新雅乐”创作始终坚持“以礼修身、以乐化性”的艺术宗旨，不仅在曲调形式上保留了古风意境之美，而且将古代雅乐所承载的“仁德”精神用现代手法进行表现，这既是对传承千年礼乐文化的“复活”，又发扬了儒家以礼乐为本的教化精神。

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并不单是以声音表达情感的“艺术”，更非只是休闲生活的娱乐和点缀，而是要通过以和为德的“乐”来陶冶人的心性情操，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礼记·乐记》就指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于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和调节，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成就理想人格。

当前，有一部分人沉迷于刺激、热闹、宣泄的“快餐音乐”。有些现代流行音乐作品为盲目取悦听众，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与感官的娱乐，而缺少文化内涵、精神品质的追求，其文化理念、审美定位都与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大相径庭。

总之，现代音乐创作有必要放弃一味追求“新奇特”“短平快”的趋势，而着力向民族传统、向古代雅乐回归，创作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中国气派的时代华章，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目标，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摘编自孙甜甜《激活古典雅乐的端庄之美》）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起步并不断高速发展之时，我国港台地区、日本、欧美、韩国的流行音乐先后大举进入内地市场，冲击着人们审美思潮，影响、改变着时代中青少年的音乐认知。青少年在这种音乐文化环境中，塑造着个性化的文化观念。“追星族”“粉丝群”纷纷涌现，他们高昂的激情，不断刺激着流行音乐市场的勃发。

人们欣赏流行音乐的工具也在发展。从收音机、录音机到手机视频、Ipad等高科技成果，这些产品越来越“近距离”地满足了人们的欣赏需求。今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在街头戴着耳机，在地铁低头凝视手机视频欣赏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流行音乐深入地介入到青少年人的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思考方式与社会行为方式。

流行音乐不像传统音乐、古典音乐那样深具严肃性，也不需要欣赏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以便深刻理解作品的意义与内涵，不论是否学习过音乐知识，都能够很好地欣赏、模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去理解音乐内容。

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来看，20岁上下正处于自我意识的发展时期。他们的情感与意志都已基本塑造完整，只需要合适的机会和环境来表达个人情怀。众多青少年在种类丰富的流行音乐中，可以找到与之心态相适应的欣赏对象，尽情聆听，陶醉其中，使情感得以疏导，心境变得平和，精神得以升华，最终获得美的享受。此外，流行音乐在青少年中不仅仅用来自娱自乐，同时还是娱乐消遣、交际交往的有效方式。卡拉OK使他们从音乐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不仅使年轻人在消费的同时获得了身心愉悦，培养了乐观的性格和心态，还使人与人交流了感情，获得了改善、增进人际关系的益处。

（摘编自李春沐《建设良好的流行音乐文化氛围》）

材料三：

从民间俗乐到国家仪式正乐，丝路上音乐交流涵盖演奏技巧、乐器等的互通；既有对家国的颂美咏唱，也有对人类和平相处、睦邻友好的呼唤赞美。“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音乐弥漫丝路沿线地区人民的“生活世界”，浸润人民的身心情感，成为各个时代丝路上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先行者、奠基者和典范形态。

我们要以传统音乐为素材进行现代音乐的加工展演，根据传统乐器的特殊性及表现潜力，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和取向，改编优秀的传统乐曲；从内容或形式上对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进行再创造再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强化音乐艺术与技术发展的融合。比如“一带一路”世界合奏的音乐视频，就是利用中国元素的特色和数字技术手段，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京剧与说唱、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受到广泛传播和好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而音乐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正是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相亲相交的最佳媒介。我们要在认清自我文化特征、树立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潮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务实创新的精神，不断推进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流融通，以音乐为纽带联结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的情感与感性经验，架起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友谊之桥。

（摘编自孙晓杨《音乐交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纽带》）

材料一：

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正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演变。要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我们必须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揭示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和预测，它甚至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乃至胜出。“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经济总量的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

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拥有超悠久的历史、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使得中国能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今天的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等伟大先哲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文明型国家”的文明基因太强大了，如果这样的国家要被全盘西化的话，它必定走向混乱、分裂乃至解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的，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所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身的许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摘编自张维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型国家》）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传媒市场竞争，取得重要成果。这也让中国这一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较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赢得国际友人的认同和点赞。但我国在世界上有时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解决好“挨骂”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关键所在。必须深刻领会、努力实践，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一个进入新时代、展示新作为的中国。

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求增强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文者，贯道之器也”。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主动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展示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让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材料三：

图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理念/主张的认知程度

图2：海外受访者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

图片摘自《【新闻眼】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最新报告》）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革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障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宗教价值观通常着眼于人性中的阴暗面，立足于外在性，即从人性之外、从神那里寻求人超越自我的外在根据。儒学价值观则不然。儒学着眼于人性中的光明面，立足于内在性，从人性中寻求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儒学这种超凡入圣的价值取向，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来说，不失为一种宝贵资源。

儒学的这一思想方向发端于孔子，他把人性中的光明面称为“仁”。他强调，“仁”乃是人的内在品格，乃是人生价值的源头。按照这种思路，价值实现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在修己成仁时，表现出一种主动性，而无须受什么外在神秘力量的规束。

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孟子预设了一种价值理想，强调人应该善。至于实然人性，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如果现实的人肯接受儒学价值理念，便可以使阴暗面得以抑制，使光明面得以发扬，通过修身的途径实现自我完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向善的能力，叫作“良能”；生来就具有求善的意识，叫作“良知”。良知良能乃万善之源，由此而形成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由四端而形成四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即仁、义、礼、智。孟子的结论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固有之”的意思，是说接受道德观念的前提，内在于应然人性之中。人性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之所在。

儒学大力倡导与人人为善精神，为实施道德教化、造就礼仪之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儒学的淑世主义导向中，包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与人为善、利群利他、忧国忧民、严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意向，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儒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可以说倘若没有儒学，中华民族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儒学把淑世主义导向应用于国际关系方面，便形成和平主义导向。在这一点上，儒学为中华民族培养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提供了良性培养基础。儒学讲究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主张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学从修身讲起，推己及人，进而讲到齐家和治国，最后指向“平天下”。儒学发端于中原地区，其创始人为汉族人，但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认同儒学。儒学是中国各个兄弟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儒学只以自身的理论魅力吸引受众，决不借用外力、暴力向受众灌输。在儒学传向东亚的历史上，从未发生“一手拿经书，一手拿利剑”的情形。儒学“协和万邦”“万国威宁”的理念是东亚各国和睦共处的精神基础。儒学这种和平主义的取向，在历史上曾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在当今时代则可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罗素赞许中华民族是“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对儒学的维护和平意向表示充分的肯定。

（摘编自宋志明《儒学价值观的和平导向》，有删改）

在高手如云的湖北文学界，裴高才以潜心钩沉乡贤“史记”、妙笔多产而闻名。虽然全国各地都有热衷书写本土文化的志士仁人，相关成果也相当可观，但像高才兄如此多产、且影响远及海内外者，似不多见。他的一部一部作品，气象恢宏，既重现出黄陂先贤的光辉业绩，也不断彰显了湖北黄陂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研究荆楚特色文化——黄陂文化现象，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人文精神，做出了蔚为大观的贡献。他的满腔热情、丰硕著述，是湖北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也为书写，光大本乡土的文化事业，竖起了一根引人瞩目的标杆。

“无陂不成镇”这一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名满天下。高才集十数年之功，终于完成《无陂不成镇》这部文化专著，是作者对“无陂不成镇”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进行的系统解读，颇有识见。概括起来，该书的显著特点大抵有三：首先，作者将“无陂不成镇”放在世界的坐标——古代文明带的中轴线北纬30。视域里，结合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发展过程，进行解读，揭示其文化特征。其次，作者广采博览，旁征博引，在史料开掘上多有用力。通过研读《诗经》《楚辞》《史记》等中华文化经典，探寻“无陂不成镇”的文化源头。同时，搜索考古成果、方志、笔乘以及诗词名篇，从中发现相关历史碎片，并以多重证据将其串联起来，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再次，穿插人文掌故与民间传说，叙介“无陂不成镇”现象，文史交融。一言以蔽之，通过探寻文化现象，意在启发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弘扬敢为人先、南人北相的正能量，从而走向文化自强。

在荆楚文化版图上，黄陂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它孕育了殷商盘龙古城，又是木兰文化与程朱理学的发源地，还是“诗歌之乡”“楚剧之乡”“泥塑之乡”“大鼓之乡”等；既默默创造了“九佬十八匠”走遍天下的奇迹，使“无陂不成镇”的俗语家喻户晓，也是许多文化名人的故乡。今天的大武汉，根基可以上溯到盘龙城；而武汉方言也与“陂调”密不可分（所谓“汉腔陂调”）；武汉美食好些也来自黄陂……如此说来，研究武汉，不可不从研究黄陂开始。而黄陂所以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显然也与那里不寻常的民风，以及那民风中闪烁的精神有关。黄陂古属楚地，民风必然延续了楚风的热烈、强悍。所谓“敢为人先”的精神，本原于此。所以，才有“九佬十八匠”闯荡世界的美谈，才有黎元洪就任“首义大都督”的传奇，才有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通过读书、考试，或者通过经商改变命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壮伟奇观，才有“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和“孝义兄弟”刘培、刘洋那样感天动地的孝行义举。同时，黄陂人创造的文化奇迹、商业奇迹、政治奇迹，再次证明了楚人的有才、多才。正所谓：“无陂不成镇，惟楚有高才。”

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巨大转型中，“无陂不成镇”的现实意义何在？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那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其中关于“小城镇怎样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思考，至今仍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既然黄陂人早就创造过“无陂不成镇”的奇迹，那么，“九佬十八匠”的成功经验不就依然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吗？

（选自樊星《元陂不成镇，惟楚有高才》，有删改）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也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时代已变，儒家教化论内秉的优秀文化部分也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材料一：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必须实现的重大改革成果。

生态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一种与生态密切相关的、社会共享的公共产品。根据其公共性程度和受益范围的差异，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纯生态公共品和准生态公共品，前者指具有完全意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对全国范围乃至全球生态系统都有共同影响的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通常由政府提供，如公益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荒漠化防治、自然保护区设置等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项目；后者介于纯生态公共产品与生态私人产品之间，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把握好以下原则取向：有利于推进生态产品生产，要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让生态产品的生产者切实感受到生态产品生产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推进全面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要通过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使以生产良好生态产品为重点的地区获得应有受益或补偿；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调动生态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基于以上原则取向，我国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程中，开展了诸多有益工作，例如，在生态产品的产权上，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产权制度，培育形成多元化的生态产品市场生产、供给主体；在生态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上，创设生态产品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建设有效的价格发现与形成机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生态产品市场体系。

但与此同时，一些因素也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以此为抓手，在实践中克服不利因素。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建立价值估算体系。目前，科学评价生态产品的技术和核算体系还来形成，使得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机制的建立缺乏科学依据。在实践中，一些学者曾分别对我国陆地水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藏北高水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过测算，但这些测算还很初步，还没有形成体系，进而纳入政策制定和应用中。

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现行立法缺乏综合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基本原则以及可操作性的程序法，特别是生态产品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自然资源户权制度、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等尚未制定实施，难以以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健全市场体系。一方面，当前尚未建立产权归属清晰，开发保护权责明确、监督管理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边界模糊等问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还不完善，导致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大量生态产品被免费、无约束地过度使用。

（摘编自陈青《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材料二：

生态产品是有别于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第三类满足人民需求的特殊产品，需要梳理其消费属性特征，即属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不同属性的生态产品，公共政策选择和消费理性显然不同。以自然属性产品生物多样性为例，各类生物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也是全世界的，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提供保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表明自然是重要的价值源泉。“两山”理论是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拓展，不仅是对自然创造价值的学理认可，也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意味着自然也应该参与分配，人类不能占有自然的全部产出，还应留一部分给自然。而人类社会财富，也应该有一部分回馈自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测度，生态产品与物质、文化产品既有关联的一面，即提升或贬损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或成色；也有独立的一面，即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兼容。一些生态产品的生产具有市场刚性，没有替代品，可谓“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对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民生普惠的天蓝地净水清，显然应该由纳税人共同承担。对于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可以由消费者承担部分费用。对于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山耕、山居、野生动物狩猎配额等，源自自然或因自然而升值，应由市场调节供求关系。

（摘编自潘家华《科学梳理生态产品的消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