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语言人人能说，文字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了好几年，为什么到了中学阶段还要学习？这是因为平常说的语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这弊病，便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必须去掉粗疏的弊病，进到精粹的境界，才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和语言一样，内容有深浅不同，形式有精粗的差别。小学阶段学习的只是些浅的和粗的罢了，如果即此为止，还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必须对于深的和精的也能对付，能驾驭，才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

要从国文科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

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材。国文教材中排列着一篇篇的文章，使学生试去理解它们，理解不了的，由教师给予帮助（教师不教学生先自设法理解，而只是一篇篇讲给学生听，这并非最妥当的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阅读的知识。更使学生试去揣摩它们，思虑要怎样地结构和表达，才正确而精密，揣摩不出的，由教师给予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写作的知识。如果不试去理解，试去揣摩，只是茫然地今天读一篇朱自清的《背影》，明天读一篇《史记》的《信陵君列传》，那是得不到什么阅读和写作的知识的，国文课也就白上了。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单凭一部国文教材，是不够的。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必须在国文教材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该用研读国文教材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

现在有许多学生，除了教材以外，不再接触什么书，这是不对的。为养成阅读的习惯，非多读不可；同时为充实自己的生活，也非多读不可。只要你存心读书，完全可以就自己所好，就各科学习上的需要，就解决某项问题的需要，从各处找到书来读，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写作的历练在乎多作，应该用从阅读得到的写作知识，认真地作。写作，和阅读比较起来，尤其偏于技术方面。凡是技术，没有不需要反复历练的。为养成写作的习惯，非多作不可；同时为适应生产的需要，也非多作不可。作日记，作读书笔记，作记叙生活经验的文章，作抒发内部情思的文章，凡遇有需要写作的机会，决不放过，这也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摘编自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

（1）成语是民间的历史记忆。尽管三言两语，可内容丰富，是浓缩的历史精华片断。“三请诸葛亮”“三顾茅庐”记述的是三国时代刘备邀请诸葛亮出山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通过民众阅读《三国演义》等小说渐次世俗化，经过民众“添油加醋”式的加工清理，点化成了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相符的历史记忆。又比如“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你去查正史《三国志》，没有这种说法。你去查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没有这种说法。它的出典何在？这就是民众凭借历史记忆进行的再创作，它最初一定是流行于民众口耳的口头文学，后来才被小说家写进《孽海花》第二十九回中的。“无巧不成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等大量的成语都出自这样的民间历史记忆。

（2）成语中寄寓着民众的憎爱情感。现在我们常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成语，表达对那些爱做小动作、自作聪明、实则蠢笨的家伙的复视和愤恨情结。这个成语中的“路人”就是指百姓。有些人好要小花招，可是，这些小花招连“路人”都骗不了，瞒不过，你还想怎样？不要看“路人”地位低微，但他们有智慧，能识破自以为聪明的人的“司马昭之心”。

（3）成语是大众的借鉴标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很多成语，就是一面镜子，足以引以为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殷要以夏的覆亡为镜，周要以殷亡为镜。成语让更多的人拿起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古往”，也照一照“今来”；照一照自我，也照照他人和社会。

（4）成语中既然有历史记忆、憎爱情感、借鉴标尺，那么，如果我们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成语编排和串连起来，那岂不就是一部鲜活而富于民众气息的“中国通史”吗？我们读着、写着、想着，产生了一种感悟：民众口口相传的中国成语中，竟然蕴含着一部中国通史。于是，多年前，我们就开始酝酿撰写《成语里的中国通史》。

（5）在《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一书的具体编写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打破王朝体系。王朝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说，它是历史的一种时空框架，把王朝体系打破了，历史的时空概念就模糊了，整部历史就会乱成一锅粥。我们是用王朝体系去框架成语，从而使成语更富有时空感。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注重成语的语源发掘及该成语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的介绍。比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一成语，那是武王克殷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当时的确需要和平。注重成语的历史真实性。每引述一句成语，或考之于典籍，或引之于神话，或征之于考古材料，决不随意虚构，这是历史的严肃性要求我们的。我们还将同一历史阶段的同类成语加以归并，从而告诉读者这个王朝的特色或特质。比如周代有这样一些成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尚往来”“礼贤下士”“礼让为国”“礼不下庶人”等。把这些成语编排在同一章节中，目的是还原周代这样一种历史现场：周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注重会“以礼治国”的时期。我们希望每个历史时期都用成语绘画出有特色的历史拼图来。

（摘编自郭志坤、陈雪良《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日第09版）

A．文章讨论“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何处出典，意在阐释成语是民间的历史记忆。

B．文章先阐释成语特殊价值，目的是凸显成语中有带民众气息的历史信息。

C．文章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名言，足以证明成语是大众的借鉴标尺。

D．文章用背景分析方法，建立成语与历史的关系，从而突出书评对象的成书价值。

对于文学经典，一般读者光凭直觉也能欣赏玩味，但是直觉并不一定可靠。修养不足会造成误读，不仅一般读者，就是专家也在所难免。近日，对于杜牧的《山行》，就有专家解曰：中国诗人对时令的转换很是敏感，秋气萧森，遂引发诗人“悲秋”之感。其实，“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明是说秋天的枫叶比春天的花还要鲜艳，哪里有什么悲凉之感?这不是悲秋，而是颂秋。为什么专家对明摆在眼前的颂秋视而不见?因为人的心理不是一张白纸，并不像美国行为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对外界一切信息刺激皆有反应。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指出，只有与主体心理图式相应者才能同化而有所反应。我国悲秋诗歌母题源远流长，学养不足者，容易以为这就是一切。其实，古典诗歌中颂秋亦有经典之作，如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可惜，这种误读还比较普遍，如有老师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一开头，便在“秋”下加一“心”，是为“愁”，说是“逢秋即愁”，实际上这只是汉字构成初期的历史痕迹。

并不全面甚或粗浅的积累，会形成某种强制同化模式，导致自我蒙蔽。还可举一例，即对《木兰诗》的解读。有专家出于英雄的现成观念，乃论断木兰英勇善战。有专家还考证，北方兄弟民族，耕战合一，英勇强悍，置生死于度外。然而细读文本，几无诗句正面描写木兰征战，与战事有关者，只有“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然而严格说来，这是行军宿营。正面写到战事的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乃是写他人战死，木兰凯旋。所以“英勇善战”并不出于文本，而是出于读者(包括专家)内心固有的男性英雄文化观念。其实，木兰形象之价值，在其以女儿之身取代男性履行保家卫国之天职。故写沉吟代父从军时叹息八句，买马四句，宿营思念双亲八句，归来受到父母姐弟欢迎六句，恢复女儿妆六句。其策勋十二，功绩辉煌，只取侧写，仅一句。与男性建功立业、衣锦还乡不同，木兰只为回家享受亲情之和平生活。其最突出价值，在于以女性之“英雌”对于男性“英雄”成见之挑战。

阅读的第一障碍是经验的狭隘预期。阅读并非一望而知，而有可能自以为是，其实没有读懂。这是因为心理同化机制虽狭隘，但有预期性，预期之外容易视而不见，感而不觉。西方“读者中心论”之偏颇，乃是预设读者于文本，一目了然。殊不知，阅读本欲读出经典之新意，而心理预期却常常涉及读者内心之旧意，结果往往以主体现成观念强加于文本。这种倾向具有规律性，自古多有例证。我国诗话中，早就诟病“附会”之论。如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论者这样解读：“草生涧边，喻君子不遇时。鹂鸣深树，讥小人谗佞而在位。春水本急，遇雨而涨，又当晚潮之时，其急更甚，喻时之将乱也。野渡有舟而无人运济，喻君子隐居山林，无人举而用之也。”明代唐汝询就批评其“穿凿太甚”。故阅读的第一障碍，乃是经验的狭隘预期。预期的狭隘性与经典文本的无限性是永恒矛盾的。

(摘编自孙绍振《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世界》)

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共生的，呈现多种文化成分相融合的状态。中华文化更是如此，它其实是个大包容的概念。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华文化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华文化并非只有黄河文化一源，长江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如果说黄河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那么，长江文化已多少带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或者至少可以认为，用内陆文化去描述长江文化是不全面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呈现不同风格。《诗经》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产生在黄河流域；而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楚辞》，则产生在长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诞生在黄河下游；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则诞生在长江中游和下游。黄河和长江这两河两源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各自发展，哺育着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除了起源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儒、释、道三家并存，就是学术思想多元的体现。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此后一直是社会思想的主流，成为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但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华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后退一步，以“弱”态制衡“强”态，出发点和归宿都本诸自然，这与孔子、孟子思想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则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为一体，以自然而然为旨归。除了儒、道两家的思想，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不能轻视。有一种说法叫“三教合一”，唐以后就有了，说的是儒、释、道三家不是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吸收、合作互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的又一个特点是不排外，这也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儒学对佛学的态度，说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是不排外的，对来自远方的思想能够雍容接纳。在民间，即使是偏远地区、比较闭塞的地区，那里的民众也不排外。他们对异风异俗能够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华文化不具有侵略性。中国历史上的汉朝，国力强盛，把王昭君送到北方塞外的边族，以结永好。唐朝是多元繁荣的盛世，又把一位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在最强大的时候，用和亲的方式与邻居建立敦睦友好关系，彰显中华文化与邻相处遵循的是以“和”为大道的思路。

不仅中华文化，其实“中华”也是个大包容的概念。只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能体会到这种包容性，就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同样是多元并存的世界，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一统全世界的能力。人类应该承认差别，保护与尊重多样性。在这方面，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显得弥足珍贵。人类的发展总归是存异求同的。

(节选自《中华文化是个大包容概念》，有删减)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位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

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有两大立场：一是所谓“夷夏之辨”，倡导“用夏变夷”；另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而夷狄则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以诸夏的文明影响和改造所谓的夷狄，“用夏变夷”，使得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而国家统一的理想形态，也是统一在诸夏为主导的旗帜之下，至少要以诸夏的文化为鹄的。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廷使节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称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就是证明。有些汉族人士也不乏类似的见解：“（匈奴）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这无疑是一种博大宽宏的胸襟，实际上成为了各民族开展交流与融合，实现天下安全的重要基础。就后者而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士”。所以，华夏的天子不仅是汉族的天子，更是全“天下”的天子，所谓“王者博爱远施”，故尔“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

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彼此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因文明程度提高而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因文明的毁弃而退为夷狄。而何休的观点更在民族融合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很显然，这是种具有明显的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观。

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伟大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各方面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阕庭。凤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行仁恩而皇之诚也。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诗》云：‘酌彼行潦，挹必注兹。’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其从善如影响。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天下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黄朴民《新天下主义安全观？——中国古代的天下安全战略述论》）

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以资料的荟萃和梳理为基本特征，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立足事象本位，着眼于民俗事象的历时性钩沉，如民俗学的单本著作和丛书之名一般是以某种民俗事象为前缀、以“民俗（或风俗、习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则往往是“上下千百年，纵横千百里”；另一种是立足区域本位，着眼于某一政区范围内民俗事象的分类铺陈，著作之名则一般是以政区单元为前缀、以“民俗（或民俗志、民俗通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追求面面俱到、不避琐细。细察之，上述成果基本上是秉持民俗即“文化遗留物”的观念而进行的文献研究，对于民俗的描述以粗线条勾勒为主，学术贡献有限，但如果将之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与整体学术生态中来理解，自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始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热潮，意味着中国民俗学者自觉走出书斋，来到田野现场，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观察民众的具体行为与口述表达，由此掀开了注重民众主体之文化活用的新篇章。更可贵的是，伴随着研究方式的转变，在研究目的的设定方面也有了新的追求。特别是在刘铁梁大力推动的“走向村落”的研究范式中，将村落视为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以“显微镜”式的方式观察民众日常生活，就更有利于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理解民众的文化创造。

民俗学既然是一门研究生活文化传承的学问，自然就应该关注民众个体的生活史、生命史以及精神世界，探索个人、群体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态势。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确努力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其中有两个学术方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对“家乡民俗学”的持续深化。“家乡民俗学”似乎最早是由安德明提出的，并迅速得到了多位民俗学者的呼应。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以自家亲属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同处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感同身受，在细描基础上加以学术分析，兼具人文关怀色彩，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刘铁梁称之为“注重身体感受的民俗学”。

二是在“礼俗互动”的框架中理解民俗传统，关注在国家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中的民众作为。张士闪将“礼俗互动”视为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提倡将国家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乡村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运用等，纳入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开启了许多新的话题，如国家礼仪对于民众心理的潜移默化作用，“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联合运作机制，礼俗互动逻辑与乡村公共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并置与连接，等等。

在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中，无论是在“家乡民俗学”研究中对于民俗主体与研究主体的相互贴近的尝试，还是“礼俗互动”研究对于民俗概念的传统边界的拓展，都暗含着对于“民俗”的更加宽泛的理解，以及对于民俗主体——民众的心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努力贴近。为此，上述两种研究模式都注意将国家历史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但其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家乡民俗学”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礼俗互动研究则试图提纲挈领地关注民众生活整体，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毕竟，应将地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生活细节，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而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也需要在地方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来理解。

选编自《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李海云）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在“泛娱乐化”的文化氛围中，“佛系”作为网络流行语不断被人们传播、加工，以自我调侃自我解嘲的方式成为人们的释压工具，也迅速发酵：佛系追星、佛系购物、佛系员工、佛系恋爱、佛系学生、佛系养姓。其实，这种调侃倒也无妨。特别是“90后”一代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年近而立之年，面对已经被上一代占据的差不多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对别人优越的生活条件，面对自己的“初心”，只好在自信为底色的情绪中调侃戏谑。虽然“佛系”的说法有着些许消极逃避、悲观失望的色彩，但它是强势生活下的弱势群体的心灵自我保护，不是绝对的悲观失望，也不同于灰色调较重的“丧文化”。“丧文化”的符号是“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躺尸到死亡”“颓废到忧伤”。“丧”是不想工作、情绪低落、欲望低下，一切皆空，无所执；而“佛系”是在看似“无执”中“有执”，是“只顾攀登莫问高”“只重过程，莫问结果”，以“无所谓”的态度降低了心理的期待值。也不能把“佛系”青年等同于“垮掉的一代”。虽然和“佛系”一样，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语如“葛优躺、宅文化、二次元、小确幸、屌丝”一度盛传，但是无须过度解读和过度担忧。这不是青年一代的自暴自弃，而是负面情绪的自我消解。

“佛系”心态实际指向的是现实物质和精神满足状况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提出：幸福≡效用/欲望，幸福是效用（现实生活状况）和欲望（个人物质和精神欲求）之间的比值。按照这一说法，幸福感的提升，与现实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和欲望的减少密切相关。“佛系”看似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使“佛系”心态的一种可能的发展指向是无欲无求。“佛系”心态发展的另一种积极发展指向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调适。追求心灵的感悟和超越，积极乐观、豁达宽容、忧喜随缘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可以乐观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挑战，放下心态和身段，以理性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百态。

“佛系”是“90后”独特的“叙事方式”，不能苛求每一代都完美，也没有必要耸人听闻地提升到人性堕落的高度。朋友圈的善意点赞、正向鼓励；打车过程中对司机的体谅，堵车时的安静从容；恋爱中对看电影、旅游、洗碗等“小事不争执原则”；网络交友的与人为善，重缘惜缘；养娃不执着于“穷养”“富养”的教条式的争论，不一定都要求孩子“成名成星”；平平安安上班，安安静静下班，工作有耐性，不无原则刻意恭维上司有什么不好？

“佛系”心态也折射了“90后”青年从年少轻狂到“为赋新词强说愁”再到历经沧桑后的成熟。当前社会生活节奏快、领域多、元素丰富，许多事都是多重的选择，面对一些无关原则和不破底线的小事，不必锱铢必较，多一些大度包容，笑而对之有何不可？

（摘编自张九海《"佛系”心态的三重解读》）

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张柏春

①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②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治玉石者，既环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③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④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了这些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

⑤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客）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⑥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代需求。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谈判要有意义，就必须有诚意。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然而，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却诚意不足、居心叵测，动辄挥舞关税大棒、一再进行极限施压，妄图靠施压迫使中方接受漫天要价。这种如意算盘，最终必定落空。

从去年3月至今，中美经贸谈判虽几经反复，但有一点始终清晰不变：无论美方怎样威胁，中方都始终坚守捍卫国家正当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底线；无论美方如何施压，中方都“风雨不动安如山”。美方应该清楚，中国人从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讹诈，极限施压的套路，在中国这里注定没有用处。

看看现实，中国核心利益岂容交易？习近平主席说过，“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信念高度一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志坚如磐石，近14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可阻挡。对于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希望达成协议，但绝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国经济的体量在这里，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可欺，指望通过对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就把中国吓倒，未免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任何极限施压，都只能让中国人民更加看清霸权主义的本质，更加坚定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

读读历史，新中国何时屈从过威胁？中国人向来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我们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又面临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都从未向任何非正义压力低过头；今天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迅速增强的创新能力，更不可能惧怕谁。这是志气所在，也是底气所在！回望历史，每当外部压力加大之时，就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激昂之日。任何封锁欺压，都只会更加激发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任何困难挑战，最终都只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垫脚石。

展望未来，时代潮流怎么可能阻挡？中美经贸摩擦，本质上是进步与落后、平等与霸权、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较量，中国站在国际道义和时代潮流这一边。美方肆意践踏国际经贸规则、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给世界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采取的立场，不仅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国际规则秩序，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倘若仗着自己财大气粗，一意孤行，美方终将领会到这句中国古语的深意。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从来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对中美经贸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中方也一直认为对话解决才是正道。美方想要继续谈判，就请摆正姿态拿出诚意来；如果痴迷于极限施压，注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5.20《新中国何时屈从过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