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逝后的数百年间，历代诗人对曹操陵墓多有吟咏，但唐以前诗歌虽都写到曹操归葬于西陵，却没有任何疑冢之说的痕迹，更遑论“七十二疑冢”这样的确定数目了。可以说，唐以前并无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有之，自宋代起。

宋王安石诗：“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邱。蝼蚁往还空陇亩，麒麟埋没几春秋。”此诗以“铜雀台”“八九邱和“麒麟等词语暗喻曹操七十二疑冢，虽不知何据，却是中国最早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记载。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揽辔录》里记载说：“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罗大经《鹤林玉露》里还记载过范成大讽咏曹操疑冢的诗作：“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经两宋诗人的反复记载和歌咏，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在元、明、清三朝广为人知，有些学者还以实地的考察见闻，来证明曹操“七十二疑冢”并非虚传。

曹操疑冢之说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查考史籍，则会发现疑冢说只是后人的附会，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相反，曹操墓的位置，不仅无任何疑点可言，反而是可以考察和测定的。

曹操生前曾对自己陵墓的位置和丧葬规格有所安排。《三国志》载曹操遗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树不封……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据此，曹操墓实际上就在曹魏邺城西门豹祠之西的地势较高和开阔的平原上。《晋书•礼志》的记载也证明，魏文帝曹丕完全遵照其父遗愿安葬了曹操。曹操下令薄葬，并且主动公布了陵墓的地点，说明他并不担心墓葬被盗，也没有设置疑冢的主观动机。

后世史籍中也有记载曹操墓大致方位的，如梁任防《述异记》载：“邺中铜脆乡魏武帝陵下，铜脆、石犬各二。”任防是南朝萧梁时人，去曹魏不远，其言宜可信。又北齐阙名《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载：“其天宫也，左临渌水……旧都……瞩风岭，据有曹操之故堰。”也说明曹操墓在邺城附近。所以，如果能够确定曹魏邺城方位，则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并不难寻。

我国学者张之、乔文泉等经长期研究曾分别指出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习文村一带与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一带，基本就是曹操西陵墓葬的位置。此前盗墓贼们的精确定位和2009年岁末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现，均已基本证实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结论所以，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并非史实，确属传说。

当然，曹操“七十二疑冢”传说无论是否符合史实，它都有存在的客观历史基础。它的出现和流传，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在中国古人中，曹操堪称是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从“济世之才”到“乱世之奸雄”，再到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奸贼，曹操奸臣的形象逐步被定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和宋代诗文、元明戏曲小说里对曹操奸臣形象的塑造，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政治伦理和道德情感的体现。                                          (《光明日报》2010年03月02日，有删改)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也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他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才是苏之为苏的关键所在。

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惑，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也不只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这种对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苏轼却是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无论是他的文章，如著名的《赤壁赋》，还是他的许多诗词，尤其是苏词，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这种情绪。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同时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种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写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就是王船山，也是如此。王船山的至交好友瞿式耜，他的命运，最能说明南明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坚贞，对此，王船山感同身受，并写诗表达这种感受：“门前鹞子掠檐过，乳雀还争越燕窠”。朱王两人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李泽厚《是什么成就了苏轼？》，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对美的认识有相对与绝对之分，把这两者推向极端，就成为美学中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在中国美学史上，儒学对美的主张，基本上属于绝对论，如孔子对“韶乐”的评价就是“尽善尽美”。而道家则是相对论者，如老子认为美与丑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是可以转换的，没有丑，即无所谓美，所以只知美之谓美，也就无所谓美了；如果一味地追求美，超过了美的界限，美就可能转化为丑。因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合乎辩证法的。这些思想对于建立朴素的、辩证的美学观很有意义。根据这些思想，进一步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思想。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大力攻击文章礼乐有失性命之情，并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发展为相对主义。如在《知北游》中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乎天地之谓也”。他把美与无为密切结合起来，以此得出天地之美与万物之理，发展了道家归真返璞的思想。在庄子看来，人只有达到听其自然，超乎一切利害得失，才能排除一切痛苦，实现超脱，以达到无我之境，才能“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这些思想，对后世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他从另一方面，把老子的相对论发展为相对主义，如在《齐物论》中提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在《至乐》篇中也讲到同样的事实，指出：“《成池》《九韶》之美，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在这里阐发了他的美的相对性的观点，而且把相对性引向相对主义。美具有相对性是对的，但引向极端而成为相对主义则是错误的。毛嫱、丽姬之美，是客观存在，《成池》《九韶》之美，也是客观的事实，是人们之共识。庄子以相对主义否认美的绝对性，把一个正确的原则引向错误的道路；而且把人和动物相提并论，从根本上否认了审美是人所独有的，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当然，同属一个景物，反映在不同境遇不同心态人的身上，可能有不同的体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记述“淫雨霏霏”与“春和景明”引起人们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而这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又都与个人的主观遭遇有关。假如不是“迁客骚人”的话，即是遇上前一种景象，也不一定会产生“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情感；相反，如果自身是“迁客骚人”，即使遇到后一种景象，也很难产生“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情感。由此可见，景物是客观的存在，而感受则是主观的体验，美感是具有相对性的。范仲淹最后的结论是“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受主客观的影响，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确处理景物与情感的关系，提高主观认识，辩证地处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所以客观事物的美与丑，反映在情感上的苦与乐，都存在有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复杂关系。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作家，应当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捕捉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给以艺术加工，使其典型化，理想化，用以教育群众，鼓舞人们前进，推动社会发展。

（摘选自黄济《教育哲学通论》）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郝立斯

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或表现方式。文化大体上存在着精神形态（如观念等），实物形态（如器物等），以及实践形态（如生活方式、精神生产、文化产业等）。剥开文化的外壳，我们会发现，深藏其内并持久发生重要作用的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并渗透在文化的各种形态中。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强烈地影响社会和人的行为。虽然不能把所有文化都归结为价值观念，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特殊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以至于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或文化软实力时，主要是指特定的价值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之学之所以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中国先哲的思想表达了深邃的人伦价值、生活意义、社会理想，这些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散发着恒久的魅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把国家政治价值理念视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价值观体现民族和时代的特点，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一定社会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往往反映不同民族的诉求，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制度和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出现过重视人际和谐、尊重自然等价值观念，至今为人们所重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消除了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既催生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培育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都带有民族和时代的印记。

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运而生。当代中国价值观表达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促进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倡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当代中国，需要继续整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优秀思想资源，弘扬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相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化趋势继续扩展、各国之间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日益传播的情势下，我们更应大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使之普及于国民，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使之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塑造好国家的文化形象。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有删节）

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积淀了丰富的法律思想，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资源。汲取传统法律思想的智慧，一个前提是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态、性质、内涵等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对我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认识存在一些误读。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法是一种“律令体制”，“律”即刑律，“令”是对“律”的延伸、补充和细化。对“律令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但不能将我国古代法仅仅归纳为“律令体制”“律令法系”，“律令”并不能准确完整表达传统中华法系的丰富内涵和特质。我国古代法除形成“律令体制”外，还包括礼典、大量的礼俗习惯法等。这些规范习俗被不少学者称为“礼法”，并认为由此形成了“礼法之治”。

礼典是指由朝廷编纂、颁布的礼仪大典。有早期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礼典也应纳入法律范畴。汉代就有《傍章》作为礼典，唐代《大唐开元礼》集礼典之大成，是后世礼典之典范。作为典章制度，礼典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并蕴含着一定道德规范。律典是由历代朝廷编纂、颁布的正式法典，以其刚性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官僚系统运行，保障社会秩序，其代表作是《唐律疏议》。此外，还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主要是指以礼义为旨归、以礼俗为基础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村规寨规、行规会规等，这些礼法规范着民间经济、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偏重刑律，而民事法律不发达。实际上，只要存在民间活动，相应的规范就会存在，只是在不同法律文化中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国古代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其特征是将礼义内容作为一种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识，一代代口耳相传。我国古代的民事关系基本.上依赖这样的礼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尽管朝代不断更替，但民间物和债的关系、婚丧嫁娶和祖宗血脉、财产的承继关系都可以维系而不乱。

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这一时期是礼法体系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秦制，又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礼典和民间礼俗习惯法都有所发展。不同规范形式有其各自作用领域，并不是只有“律令”在起作用，仅靠“律令”也无法包容所有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礼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这样就形成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我国古代“礼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系。从法律形式上说，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典法和非法典法、中央法和地方法；从法的层级上说，有结构严密、条文繁复的礼典，有体例完整、疏而不漏的“正律”，有大量的以礼俗为中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道德的教化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我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和治国理论有自己的范畴、逻辑体系和发展规律。研究中，要避免简单以现代的概念和范畴来裁剪、比附，努力使研究更为全面准确，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摘自《中国古代的“礼法之治”》，有删改)

《论语》开篇《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句“弟”通“悌”，指出了孝与悌是为人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生生不息的人道，其根源在于孝悌。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从人伦关系和人伦次序来说，“孝”一般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孝敬，指的是上下两代人的纵向人伦关系，“悌”指的则是兄弟姐妹间的横向人伦关系，“一纵一横”所形成的“十字形”的人伦构造，无疑是中国人伦关系的重要构造，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具体体现为三个“有利于”：

其一，有利于个人的修养成才：悌作为对兄长的敬爱，与孝具有天然的联系性。将对兄长的敬顺扩大至父母便成了孝。同时，维持兄弟姐妹关系的和睦本身也是孝的一个方面，“兄弟睦，孝在中”。义与悌更是紧密联系。“义之实，从兄是也。”义为行事得宜，分寸得当之意。幼弟对长兄的得当行为正反映了义的内容和要求。孝悌作为个人修养的核心，做好它，仁义礼智便能顺其自然，唾手可得，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者也”。

其二，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悌对于“先生为兄，后生为弟”的强调，在家庭内部确立了普遍认同的同辈兄长核心和井然秩序。弟弟要时刻为兄长考虑，日常中尊敬顺从兄长。兄姐要用“友”回报“悌”，关心爱护弟妹。在孝悌思想的指导下，古人崇尚同居共财，甚者有十世同居，几千人吃一口大锅饭，而不闻争吵之声。即便兄弟成年后分家，悌友的思想也为财产划分添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分家之后各支仍旧相互扶持，荣辱与共，兄姐弟姐之间的悌德成为家庭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其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悌德明确长幼秩序，强调长幼两者各守其道，各安其分。与强调父子关系的孝相结合，培养出每个人的伦序意识与伦理关切，“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用悌道来侍奉尊长，在法治不健全和政权不下乡的社会中，孝、悌思想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

今天，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悌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现代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以一颗友好善意的心来面对所有熟人和陌生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如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人情冷淡的现象，正是因为对陌生人缺乏兄弟般的热情，而习惯用冰冷的利益衡量人际间的关系所致。将悌道贯彻于社会中，不仅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能推动社会更好的进步与创新。

当然，我们需要正确辨别与对待悌道，在重视与弘扬悌道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极端。兄弟姐妹之间的悌道，只是人伦关系之一，不能是占据人的存在的全部或主导层面的人伦关系。

——摘自丁成际《悌之道》（《光明日报》2020年3月21日）

【推荐1】近日，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此前还有机构调查发现，94.1%的人都曾遇到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其中26.8%的人经常会提笔忘字，尤其在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提笔忘字，是互联网时代最为常见的“失忆症”。最开始只是手和笔感觉陌生，笔和纸开始疏离，最后发展到岂止提笔忘字，关于表达匮乏的“荒漠困境”如同滚滚黄沙扑面而来。心中千言万语，提笔只余“呵呵”。想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呵呵”会成为如今这个信息密集时代最为常用、意蕴最为丰富的表达。人们高兴时、郁闷时、谦逊时……都可以“呵呵”。至于这“呵呵”具体传达了什么样的情绪，得依靠你自己依时依事详加揣摩。揣摩得恰到好处当然值得鼓掌，倘若揣摩得误会丛生……

大多数人已步入如此语言交流贫瘠的荒漠里。只怪时代发展飞速迅猛，来不及化解人们过多的细腻情绪。信息密集爆炸，相比以往，这个时代诞生的陌生词汇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匆匆袭来的潮流以更加匆匆的姿态飞速流逝，人们在随时会被潮流抛离的焦灼中发现：这早已不是一个适宜于大段抒情的年代。人们没有足够的耐心理解或者同情他人的情绪，正如下意识地麻木或者忽视自己的感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推崇深阅读、彰显传统文化之美的节目近年来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关注。这证明了人们对文字之美、文学之美以及其间饱含的深层意蕴，有着发自天然的亲切，以及随之而来蓬勃旺盛的精神需求。作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载体，汉字所承载的浩瀚图卷，延绵浩荡地记录着大至社会变迁、小至个体的喜怒哀乐，无愧为中华文明星光璀璨的有机组成。毫不夸张地说，“汉字文化活着，历史才活着，民族才活着”。

而历史和社会进程永远是发展的、变化的、充满勃勃生机，包括网络用语等汉字容量库的增大，以及“麻婆豆腐”“功夫”等词汇强势入驻欧美语言体系，本身就反映着汉字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趋势。从某一层面来说，我们不应恐惧汉字在手机交流时代快速展示、由严肃到戏谑等多种语态丰富并行的发展态势；而如何传承汉字文化，我们应有的放矢，积极挖掘汉字独特的舒缓悠扬、意蕴丰富之美。近年来，成书于清代的声韵格律读物《声律启蒙》再度走红，接连登上了电视晚会，获得了不同年龄层受众的喜爱，这就是找准切入口、积极展示汉字魅力的有效典范。

同时，我们应注意“快浏览”和“深阅读”的相辅相成，在“快”和“慢”之间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节奏。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中，作为“人”这一个体的时代困惑需要意蕴深厚的“慢文化”来涤荡浮躁，抚慰焦灼。慢下来，再慢一点，让灵魂跟得上快速前进的脚步，让潦草的意识更加明晰，让单一的生活更为有趣。在过去和未来的顾盼之间，如何突破汉字的表达困境和延续困境，我们这一代人应有文化接续的意识和使命。

（摘自《南方日报》：提笔忘字背后的“失语”困境）

网络创作需要自律，也要有他律。这种他律，以文艺传统、政策法规、消费市场这三种因素影响最大。其中，文艺传统的他律是对网络创作的内在规约，政策法规是对行为主体的外在规制，而消费市场则构成新媒体文艺创作的商业驱动。

传统的规约力量是潜在的，柔性的，也是巨大的，深远的。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艺术传统无时不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浸透在网络创作、传播、欣赏、交易的各环节中，对文艺的评判、价值和传播力构成影响。中外文艺传统积淀数千年，已经形成公认的评判尺度和经验。譬如，大凡是文学艺术，不管是网络的还是传统的，都应该是一种人文性的审美行为，其所表现的都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网络创作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一种蕴含特定价值的意义赋予，并且，只要还属于精神产品，都会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应该引导人们向善、求真、审美，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性情。新媒体改变的只是文艺载体、表现方式、传播方式和欣赏习惯，不是要改变文艺的这些本质和功能。《择天记》《斗破苍穹》《完美世界》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建构出浩大磅礴的神魔或修炼谱系，均可在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大江东去》《浩荡》《网络英雄传》《大国重工》《明月度关山》等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受到众多网友追捧，在它们身上也不难发现自古代“国风”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切入时代、关注现实的人文精神的影子，是传统的“他律”作用于网络作家“自律”结出的艺术果实。

政策法规的制约力量是直接的、刚性的，并且是强制性的，其效果立竿见影。我国网络文艺发展迅速，但品位不高、抄袭模仿、粗制滥造和片面追求点击率等不良倾向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网络侵权事件也屡见不鲜。《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以及连续多年开展的“剑网”“净网”等行动，一些涉黄、涉黑、涉暴的网络作品被清理，还有一些不合规范的作品由网站平台主动下架。法律法规对网络文艺的“他律”举措，对于约束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版权，打击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促进整个行业健康长远发展，起到了“除尘”和导航的双重作用。

另外，较之于传统文艺创作，消费市场的他律性对网络创作的约束作用显得更为直接。消费市场的约束力会对网络创作形成倒逼作用，迫使网络文艺生产一方面提升作品质量，力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打造精品力作；另一方面，要了解市场需求，尊重消费者的选择，让消费市场的他律性约束成为创作的驱动力。在网媒时代，一个作品的影响力，如收视率、点击量，一个创作者的社交平台影响力，如粉丝量、贴吧热度，以及该创作者与作品的综合影响力，如推荐量、评论量等，均是衡量文艺创作市场号召力的硬指标，它们无时不在推动或制约着创作，形成一种无时不在的他律性驱动机制。

（节选自欧阳友权《网络文艺创作的自律与他律》

经常上网听音乐的人，对“国风音乐”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国风音乐的主体元素，是一种曾被称为“古风歌曲”的小众音乐形式，其特征是混合了琵琶、古筝等传统民乐的配乐以及半文半白、意境典雅的歌词，受到部分年轻人的喜爱。这些年轻人自己写词、谱曲、放到网上传播，形成了一个青年音乐群体。后来，古风歌曲吸收融合了带有古典气质的流行音乐、民谣世界音乐等音乐类型的部分特征，曲风更加多样，外延更加宽泛。于是，凡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渐渐都被统称为国风音乐。

近年来，国风音乐正逐步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结绳纪”国风音乐盛典，2016年在“鸟巢”举办的国风主题演唱会，可以说是国风音乐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国风音乐为主题的音乐会越来越多，据统计每年不下500场。而在互联网上，国风音乐视频播放量节节攀升，仅视频弹募网站哔哩哔哩一个平台，就可实现每年1亿次以上;在抖音上，一个唢呐演奏者有几百万粉丝也不是什么稀罕事。2018年底，还出现了一档以国风音乐为卖点的选秀类综艺节目《国风美少年》。有专家判断:国风音乐已迎来真正的爆发，将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热点。

在专业音乐人看来，国风音乐并非一个“音乐类别”，而更像是一种“音乐现象”。它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传统音乐元素和文化元素的一种现代转化。这一概念有很强的包容性，表现形式也十分多元。在内容上，既包括民族器乐，也包括流行歌曲;在音乐风格上，除了传统的五声音阶之外，亦可包含说唱、摇滚、民谣、电音等元素，能满足广大听众群体的不同口味。

目前，国风音乐的受众主要是以“90后”“00后”等年轻人为代表的观众群。对于他们来说，国风不只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态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几乎与国风音乐同时兴起的汉服热。如今，走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身着汉服的姑娘，美丽自信。而且她们不是为了某个特殊场合去装扮，就是作为日常服饰。还有以《大圣归来》《哪吒》为代表的国风动漫、占据视频网站横幅广告的古装影视剧、热度正在升高的国风舞……甚.至连时尚界都开始主打国风元素。可以观察到，这些小众圈层之间已出现“共融”趋势，如国风音乐歌手几乎成为各个动漫展览上的“标配”，从视觉和听党上共同营造出一种充满中国审美气质的整体氛围。

国风音乐的流行表明，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如今更加被重视、被需求。正如中央歌刷舞剧院首席作曲张渠所说，“每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风音乐的流行是一个必然趋势。”

(摘编自周飞亚《“国风音乐”悄然流行》)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进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途中。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一方面又始终呈现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少年气象。回顾当代新诗走过的70年历程，在实践与反思中的成长，它当之无愧是最贴近中国人心灵，也是最能体现时代气质和民族精神追求的文学形式之一。

新中国宣布成立之际，诗人都为站起来的中国和成为国家的主人感到自豪，并且以新中国主人的身份投入创作，把写诗当作参与新的生活与斗争的方式。这些动人的篇章，是一批热情拥抱新生活、建设新生活、赞美新生活的时代颂歌。郭小川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以鼓点一样的诗句呼吁“投入火热的斗争”，邵燕祥诗集《到远方去》体现了一代青年奔向“远方”、实现远大人生价值的梦想。以公刘诗集《边地短歌》、闻捷组诗《天山牧歌》为代表，一大批充满新生活情趣的诗篇，既见证了新生活的光明美好，也见证了新中国诗人的澄怀味象。他们用诗意的创作，象征了年轻共和国的蓬勃朝气。

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既受惠于也见证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以对时代激情与梦想的表现，成为时代心史的忠实记录者。《相信未来》《致橡树》等无数名篇名句伴随着当时的诗歌朗诵会，成为一代人的动人记忆。这些被读者广泛传诵的诗作，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见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见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信物，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识和精神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诗歌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它的形成，本身也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当代诗歌还在成长，它的特点不是说像古典诗歌那样，已经造就许多经典作品和伟大诗人，而在于显示了实践和反思中成长的活力，它正走在通向经典、成就辉煌的途中。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在科技和媒介变革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得到更加广泛的热爱和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写作中调整过来，在介入时代现实和运用新的写作与传播媒介方面，做出许多有益尝试。汶川地震的国难时刻有诗歌发出的万众一心之声，国计民生的社会话题有诗歌投去的关切目光，对地方经验和风情风俗的开掘让诗歌更具中国风采，对伟大复兴时代的瞩目与书写让诗歌更添时代分量。而在写作风格和技艺方面，今天的诗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丰富。

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新不新而是好不好的问题；不是能否用“新语言”（即现代汉语）写诗，而是能否通过诗歌让现代汉语发出钻石般光芒的问题；不是能否涌现优秀诗人，而是群山之上能否有高峰崛起、能否有大诗人大作品出现的问题。当代诗坛不乏优秀诗人和诗篇，但足以体现一个时代精神品质和语言美学的杰出诗人和伟大诗篇依然缺乏。当代诗人需要深入理解我们口中和手中的语言，从它的根本特性出发，让诗歌和语言互动相生，自觉探索现代汉语的美感和现代诗歌的形式秩序，以鲜明的汉语性体现对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新诗”在新时代重新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出现当代诗人以大时代的眼光、胸襟和艺术想象力，以更多贴近时代心灵、发掘汉语之美的优秀诗作，回答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召唤。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12.26，有删改）

材料一：

“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4个部分组成。“嫦娥五号”发射的困难主要在于4个方面：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月面采样、月面起飞和高速返回。成功落月后，它将在月球表面采集约2公斤重的月面土壤等样本，然后封装放进着陆器的上升段。随后，轨道器携带返回器点火飞向地球，在进入大气层前分离，轨道器脱离于太空中，返回器将降落在内蒙古境内。

（《经济日报：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

材料二：

北京时间12月2日4时53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探测器于12月1日23时许成功着陆月面后，开展了太阳翼展开、机构解锁等相关准备工作。目前，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正按计划进行表取采样。嫦娥五号探测器自动采样任务采用表钻结合、多点采样的方式，设计了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挖土”模式。

（《北京日报：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材料三：

北京时间12月6日5时42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于6时12分将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据介绍，从嫦娥五号上升器进入环月飞行轨道开始，通过远程导引和近程自主控制，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逐步靠近上升器，以抱爪的方式捕获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

专家表示，此次交会对接是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轨道实施，受制于月地返回窗口、热控、能源等约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要精确预测两个航天器在月球轨道上飞行的位置和速度，达到交会对接所需的精度，对地面测控系统和导航控制技术都提出了很高要求。进入交会对接过程的近程自主控制阶段，只能由航天器上的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智能自主完成，技术难度很大。

（人民日报：《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嫦娥五号将择机返回地球》）

材料四：

12月6日12时35分，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成功分离，进入环月等待阶段，准备择机返回地球。按计划，嫦娥五号将于12月中下旬返回地球。

在我国历次探月任务中，从月球轨道上回到地球则是第一次。当嫦娥五号轨道器携返回器由月球向地球呼啸而来，在接近地球大约5000公里高度时会将返回器释放出来。随后返回器将独自以每秒约11公里的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比从近地轨道返回地面的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要快得多。

为了解决减速难题，科技人员设计了半弹道跳跃式返回的办法。当返回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经过减速，将再次跳出大气层，随后再进行第二次进入大气层。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返回器速度就将从十几公里每秒降低到七点几公里每秒，从而达到安全降落地面的目的。

（人民日报：《科技自立自强·逐梦深空》）

近年来，网络文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建设的主力军和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并逐渐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文化发展战略。然而，飞速发展的网络文艺在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轨迹上仍存在低俗、庸俗、媚俗、批量生产、原创匮乏等问题，其整体的艺术追求和美学要素仍无法完全做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当前网络文艺的紧迫使命就是要深耕时代沃土，回答时代课题，创作出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共鸣共振的作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描摹时代现实画卷。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赋能都对网络文艺的发展提出现实性和经典化诉求，网络文艺的现实题材也逐渐增多，体现出网络文艺创作的观念调整和美学转向。如，根据阿耐同名网络小说《欢乐颂》改编的电视剧至今已播出两季，引起很大反响。可见，这类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因关注时代现实生活及人物命运起伏而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全民热烈讨论的文艺形式。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现实题材数量的简单增加还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文艺创作格局，网络文艺要真正有一番作为，需要在数量积累的基础上呈现质的提升。我们要警惕当前网络文艺现实题材的泡沫化、同质化倾向，充分发掘创新创造活力和想象力，长期不懈地做好广阔的现实时空和国家民族的宏大命题的对接。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绘写时代精神图谱。盛唐诗歌有磅礴浑厚之气，晚明戏曲小说追求思想解放之风，“五四”新文学吹响启蒙与救国的号角。那么，网络文艺又将如何绘写新时代精神图谱呢？当前的网络文艺呼唤精品，优秀的网络文艺作品在深入描摹社会生活现实、传递时代价值观和精神力量上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一些网络文艺作品的精神价值追求让位于娱乐经济效益追求，存在过度商业化低俗化、平庸化等问题，高度预设的快感传播机制背离了人们对多层次、高品质阅读的期待，显然无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当前的网络文艺要在注重流量和粉丝经济的同时，脚踏实地去感受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和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为人民创作有温度、有筋骨、有情怀、有道德的文艺作品。唯有如此，网络文艺才能展现新时代人民生动丰富的精神风貌，谱写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气象。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引领时代文化风向。网络文艺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以文化自信为文艺培根铸魂，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构建出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匹配并具有持续发展活力和引领力的文艺生态。近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网剧、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等，纷纷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言，与席卷全球的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本动漫等文化产品成功的文化输出相比，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的历程和经验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对外传播的文化影响力也还不够。因此，未来网络文学若要持续引领文化风向，要在世界文学舞台呈现连接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目标，除了不断加强原创品质的提升，还应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反映时代精神，使中国网络文学真正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节选自刘桂茹《网络文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光明日报》2019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