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是象征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为避萌动的邪气，需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这一人类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的。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书写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去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中国早期村落由原始聚落脱胎而来，属于村落的初始形态。无论是与城邑的空间关系还是村落间关系、村落内部的空间格局，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其一，就城邑与其附属村落的空间关系而言，早期村落与城邑既有明确界限与地位差异，又是共生共存的共同体，这一特性来自历史传承。早期村落出现前夜，原始聚落多是聚集群处，若干聚落组成一个聚落群，每个聚落群由一个中心聚落和若干普通聚落组成，彼此之间联系密切，主从关系开始出现。早期村落时代，城邑与村落分布的“聚落群”结构依然延续，所不同者，城邑取代了中心聚落，村落取代了普通聚落，城邑与村落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村落时期，所在地区村落与其城邑的比例处在持续扩大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独特模式。在春秋及其以前的历史时期，每一个血缘宗法集团都有可能建立城池，统领若干村落，拥有一方权力。随着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城市成为层层政权的附属物，以县级政权为核心的县城成为最低一级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城市，此上的郡、都之城各有定式，不得借越。除此之外，其他城邑或被废弃为村，或处在消解过程中，，已不具备原城邑的功能。与之相应，宗族豪强再强势，也不能建城立邑，有的甚至要在村落立国。随经济发展带来的村落数量的迅速上升，城市所对应的村落数必然大幅攀升。

其二，就村落间的空间关系而言，早期村落间空间关系的总特征就是村落间的差异与层级较为模糊，村落发展呈现小型化趋势。这与经济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同时反映着社会结构与文明进程的演化特色。城乡分离以来，中国早期社会的政治与社会权力不断集中，城邑自然也处在持续生长中。这一过程既是对村落中宗法首领与财富的吸纳，又是对村落中新兴势力的抑制。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因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乡村的扩展，只能是不断垦辟土地，形成新的村落，难以在旧有村落基础上不断膨胀与扩展。

其三，就村落内部的空间关系而言，早期村落多为集村式村落。早期村落的空间结构与此前的聚落有明显不同，最突出的就是聚落重心的丧失。以往的聚落重心突出，无论是环壕还是住宅，都围绕一个中心，即中心广场与大房子。早期村落中，环壕逐渐消失，中心广场和大房子也基本消失，内凝向心式的住宅布局被各不相同的住宅布局代替。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聚落功能的变化，早期村落的防护功能与管理功能已归于城邑，其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必然的。这种集村式村落虽然上承原始聚落的结构因素，但维系其存续的根本原因是这一时代的宗法血缘体系。在宗法血缘体系下，早期村落具有较强的宗法共同体色彩，小家庭尚未完全独立，无论是土地垦耕，还是村落建造，都是宗族集体所为。早期村落传递而来的基因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村落共同体特征延展不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色。

(节选自马新《文明起源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村落形态》)

书法是“白”与“黑”的艺术，白纸黑字，黑白分明。宣纸之白，墨汁之黑， 色泽醇和，千年不易。黑白世界，书法之魂。“高低叶万顷，黑白草千行”(文天祥)；“由来黑白无定姿，浓淡间错相参差”(李纲)。千百年来，诗韵书韵经由“黑白”相伴，汩汩流出。

老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知白守黑”是哲学概念，影响了两千多年，还将继续影响下去；完白山人两百年前提出“计白当黑”艺术概念，影响了两百年，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记录了他的老师完白山人邓石如的名言：“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他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但又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理论把书法纳入了“一阴一阳”的世界， 在阴阳互补中成就了书法之“道”。

在古代书论中频频出现的有一个与“计白”意思相似的词，叫“布白”。意谓落笔时使着墨处与空白处疏密相间，布置得宜。又有“分行布白”之说，指安排点画和布置字距、行距的方法。分行布白务使字的上下左右间架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互相照应，以达到整幅作品分布均衡稳称。赵炅《缘识》云：“分间布白要审详，浓淡均匀看可戏。”

“计”，《说文》的解释是“会算也”，有计算、谋划的意思。“计白”即对“白”进行谋划、安排。一张未经落墨的宣纸，是一片空白，是“虚”，也是“无”， 然而，当书法家进行挥毫创作后，不仅仅落笔处有实际意义，连空白处也已经被赋予了实际意义。这意义，是“黑”给的，没有笔画线条的“黑”，宣纸还是那张宣纸，尚未确立艺术品的价值意义，而“黑”的意义，则是“白”给的，没有宣纸， 没有“白”，一片皆“黑”，那么，墨汁还是墨汁，同样无法实现艺术品价值的意义。书法的“白”与“黑”不是均分的、不是恒定的，它们是一个变数，始终处在不可预测之中。书法的魅力恰恰就在于此。宣纸和墨汁，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一种必备的要素，真正的书法“黑白世界”，有待于书法家创造。一幅作品具体黑多少、白多少，就连书法家在落笔之际自己也没有数，只有凭着感觉完成挥毫之后， 黑白定型，一切才有了意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所谓“计”，实际上无法预计， 只能“计随意出”。

“计白当黑”的积极意义在于，长期以来，书法家都偏重于笔墨线条，认为只有笔墨线条才是一件书法作品的关键所在，所以书论中谈得很多的是如何执笔、运笔等比较“实”的问题，而没有明确认识到“白”的重要性。“计白当黑”则明确“白”也可以“当黑”，发挥与“黑”同样的作用。当然，前提是“计白”，也即做好“空白设计”，化虚为实，化无为有。“空白设计”贯穿于书法创作的方方面面。“白”并非虚空，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有内容，有意义，有美感。

（斯舜威《书法矛盾之美》，有删改）

以“工匠精神”锻造文学语言

朱中原

文学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虚构故事，把故事编得好看就够了，似乎越来越少有人提及文学语言；加上网络化、娱乐化用语的大量运用，使得文学语言渐有粗鄙化、简单化和平庸化之嫌。对叙事文学而言，构思故事当然是必要的，但故事是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全部肌体，是文学的活的灵魂。

文学之美首先体现为语言之美。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语言使用的方家。作家贾平凹每天练笔，三五个句子，随时想到随时写。其实文学语言就是这么积淀来的。语言积淀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文学经典。对于有志于文学者来说，读文学经典，关键在品出语言的味道、语言的魅力、语言的美感。

古往今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一开头就能见出作家语言功力的高低和语言风格的取向。譬如鲁迅的《故乡》，开头一段写景，即用了大量具有拟人化特征的词组：深冬、阴晦、冷风、呜鸣作响、篷隙、苍黄、荒村、活气、悲凉。这寂静的荒村，马上就活起来了，具有了某种人格化的特质。鲁迅的语言体系，是对绍兴官话和现代白话的融会与改造，虽已属纯然的现代白话，但这白话，并非一般的俗语和口语，而是经过高度修饰、提炼和改造了的文学语言。鲁迅对现代白话进行了文学的塑造，并形成了自己风格鲜明的语言范式。与之相异，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长于情景跳跃式和时空交错式的语言。《百年孤独》的开篇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荒诞式的情境：“多年以后， 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在一句话中呈现，以这种荒诞叙事为开端，奠定了 《百年孤独》整个的文学基调。此种突兀的文学语言，在《百年孤独》中比比皆是。

文学大师就好像建筑巨匠，一定对语言有一种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反观我们的语言态度，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学语言乃至生活语言，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贫乏、干瘪，汉语本身的简洁之美、音律之美和灵动之美，已然十分难得。比如表示看这个动作的词汇，今天的文学作品中，一般只有三五种，而在古代汉语中，则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睨、瞟、瞄、眨、噔、眺、睬、瞥、盯、睹、瞭、眦、瞋、眗、睇、觑等等，且不同词汇皆有微妙的动作差异，生动形象，姿态万千。

那么，如何让文学语言变得鲜活、灵动、丰富呢？文学语言不应丢弃汉语的深厚传统，要善于从现代书面语、地域方言、古代汉语、日用口语等多种语言形态中汲取鲜活丰富的活性元素，熔铸为自成一体的特色文学语言。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多游走于现代白话、关中话、陕南商州话和古语之间，于《红楼梦》语言借鉴尤多，又汲取了张爱玲的小说语言，近则与沈从文、孙犁相衔接，再加上他的勤奋练笔，于是锻造出了贾氏独特的文学语言。

优秀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在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语言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自我创造，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凡劳作的“工匠精神”，语言上没有这样的硬功夫，文学精品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它对“内”与“外”的理解，与对“华夏”和“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是动态和辨证的，所以能够把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现象，但是在与中原文化近距离相处和共存一个时期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恐怕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外”，就不能以中原王朝皇帝的血缘来判断是否“外人”掌权，否则就会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把它们看作是“外来政权”。而且纵观各个朝代的皇室血缘，许多都有异族的成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际通婚始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华各民族之间早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坚持血统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以政府实际收税和浪遣官吏的行政管辖边界来加以界定“内”与“外”。中华文明从中原地区向周边的边缘地区、甚至边远的异邦进行文化辐射，现在周边的许多邻国，在历史上都可以被划入“中华文化图”的辐射范围，比如像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地，过去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它们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都是汉字。

在谈到“内”和“外”之间的关系时，可能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需要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当政者和主流学者的心态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宋朝在各方面的心态比较保守，无法代表中华文明主脉中“中国”的一个常态。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后，会带来了基因上新鲜的血魄，也冲击了中原地区相对停滞的社会。如果一个文明群体被其他文明群体所打败，它自身肯定出现某些保守和停滞的特点，失去了活力，外来的冲击可以使其重新焕发青春。所以，我觉得从历史演变的态势上来看，在许多方面，“内”和“外”之间是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且彼此的边界是动态和发展的。

现在我们讲中国历史，“中国”的地理边界应如何把握？那么讲到历史上的外蒙古、越南、琉球这些地方时，应该怎么讲？汉朝时越南曾是中原王朝管辖之下的“交趾郡”，明朝时期越南才分出去。我们现在讲中国历史，为了不与邻国产生矛盾，只能限定在目前国际承认边界内的960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天的中国。但在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行政管辖边界、军队驻扎的边界、财政收税的边界、文化影响力达到的边界与今天的国界并不重合，有时在这960万平方公里之内，有时在之外。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必然面临一个中国历史传统的、今天国际法承认的、现代概念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之间必然有许多张力和矛盾，也很困扰学者们的头脑。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的“内”与“外”》)

拿去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杂文的题目，现在已成为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专用名词，同样重要的是“拿去主义”，虽然未经鲁迅述及，却也值得一提。

在“文化热”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所谓“交流”，就是指“拿”，至于“拿去”，对不起，意识不强，也许是没有考虑。这实际上是单向流程，而不是双向流程。“来而不住，非礼也。”中国人是礼义之邦，总不能光拿人家的啊！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落后、陈旧，对是否有输出价值和竞争能力表示怀疑。其实，这些同志未熟谙西方的心理和行情。须知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为补充，不可代替，从而构成世界文化整体。中国文化，诸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闻名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未被我们重视的所谓“糟粕”，西方人的评价也常常出乎意外。例如老庄哲学和《易经》，我们认为是完全过了时的东西，而目下在西方却大为走运。许多科学家对目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无法进行概括，他们找来找去，终于在老庄的“道”和《易经》的爻象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说得一无是处。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拿出去的永远是一些陈年百代的古董、祖传的遗物，那也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脸上增光。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既想了解中国的昨天，当然也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所以拿出去新的文化成果，才是今天中国人的光荣职责。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关注，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蒙、冯骥才、谌容、张贤亮、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已陆续有了各种译本，被介绍到西方，有的还有专著论述，成为新一代的汉学家的研究课题。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当代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要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赢得声誉，看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推出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顾及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果不能反映八十年代中国的风貌，如果“拿去”的和“拿来”的是一样货色、一副面孔，人家是决不会报以青睐的。所以对热衷于“拿来”的同志来说，切忌以照搬为能事，以模仿为时髦。否则，“拿来”容易，“拿去”就困难了。正如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所说：“中国作家切不可费力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品味，要完全为中国读者而写，写出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写出西方没有的风格。这样，才能引起西方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拿来主义”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拿去主义”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广泛吸收、消化外来的营养，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攀登文化高峰，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人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全人类。

（选自《文学报》1986年8月21日）

材料一：

我国保障了人们的饭碗安全，对维护国内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用占世界9%左右的耕地解决了世界近20%人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国75%以上的粮食产量、90%左右的调出量来自13个主产省份，并持续北移。面对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国家积极推进北粮南运，维护区域粮食安全。我国粮食储备率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至18%安全线。

近年来一些国家发生的粮食危机警示我们，粮食依然是弱势产业。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由此。我国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地，就是要坚守耕地红线，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习主席对新时期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藏粮于技，就是走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摘编自张帆《全力以赴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材料二：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下，粮食安全形势迎来历史最好水平。如图示：

材料三：

进入新世纪，我国粮食安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必须居安思危。我国改革任务繁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粮食安全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外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务农，农业生产面临后继乏人的现状。我国人均资源较短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导致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而工业用粮、饲料用粮和食品精细化又使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给粮食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摘编自张正河《粮食安全现状论述》)

材料四：

在平原地带推进规模化粮食生产，在景观优美区域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在山区丘陵地带开发优质特产、有机绿色食品等，走好差异化竞争发展道路。

粮食流通、加工、收储、销售等各环节都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过程，要通过对粮食全产业链多样化、综合性、全方位的开发，提升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控制力。

依托“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双边或多边农业合作，加强粮食贸易衔接，为我国粮食安全与贸易提供保障。同时着眼粮食进口和外资进入对粮食产业的影响，实施外资安全审定制度，加强外资监管。

今后一段时期要加快构建粮食安全预警体系，加大粮食安全大数据建设，尽快将国内外粮食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天气、自然灾害等数据进行全面整合，充分利用航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对全球及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科学监测、预警和判断，强化粮食安全宏观调控能力。健全粮食安全应急体系，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储备布局，评估我国粮食安全的动态变化，保障薄弱地区、困难群体和应急状态下的粮食供应。

(摘编自姜楠《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发展趋势之“战略构想”》)

三大通信运营商谈网信事业：安全、创新、人才缺一不可

光明网北京4月26日电（记者李政葳）25日下午，中央网信办召开了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精神的互联网企业家座谈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代表在座谈会上，结合实际工作和今后规划分享了各自的体会。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要狠抓物联网业务发展网信事业离不开核心技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李跃认为，今后互联网的发展要狠抓物联网业务。目前，物联网已成了很多行业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重 要抓手，今年要推动实现1亿物联网用户，推进窄带的互联。在4G基础上推动 5G技术的发展，另外，在 IT 转型方面，应大力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切实把创新发展融入 日常工作各个方面。

如何“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李跃认为，网络信息安全产业涉及千家万户。当前，中国移动每月拦截的垃圾短信超3亿，每月封堵的国际诈骗电话三千万次以上，每月拦截色情网 站1.3万个。另外，李跃还提到，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的同时，还要看到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需求，“因为好方案也依赖于人。所以，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网信机制建设。”中国联通：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不容忽视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网络，这为运营商提供了艰巨任务，也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陆益民认为，网信事业建设离不开基础网络和基础通讯服务能力的提升。今年以来，中国联通积极落实网络强国、宽带中国战略，以及提速降费的部署，移动网加大4G网的建设，固网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一季度4G网络基本覆盖了全国县以上城市和大部分乡镇，覆盖密度大大加强。”

陆益民还表示，在加强技术层面创新的同时，网络信息安全体系的建设也不容忽视。“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是运营商义不容辞的责任。”陆益民坦言，在做好各项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基础上，须加强体系防范，健全内部安全体系建设；加强技术防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加强数据安全应急处置，保证企业内部平台安全。

中国电信：大规模引进技术人才推动转型

如何将网信事业惠及千家万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杨小伟表示，中国电信未来三年将持续投资两千五百亿左右，主要用于4G网络和有线光纤网络发展，加大4G“光改”力度，将过去ADSL模式全部改成光纤，让最偏远的农村都能享受50兆以上的高带宽接入。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针对习总书记在19日座谈会上的这一论述。杨小伟表示，公司将对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技术进行梳理，落实实名制工作，以确保用户的信息和数据安全。

“过去公司人员在传统基础网络方面较多，于互联网核心技术方面相对较为欠缺，我们需要做一些大规模的人才引进计划，通过几年时间实现电信人才转型。”杨小伟说。

文学是戏剧的灵魂

陈彦

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是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学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要技高一筹。中国传统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等，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因此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显得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无疑是缺少灵魂的，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如叙述出现漏洞，前后矛盾。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如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如果我们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甸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等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让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就越会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的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速显现，因此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每一次唱，都需要被反复推敲打磨，以求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这就是戏剧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几乎所有剧种都可以久演不衰的《窦娥冤》等戏曲经典，就向我们深刻地昭示了这一点。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