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指大家平等存在。传统中国有关公平的文献记录散见于不同的文本中，如《礼记·大同》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孔子家语·论礼》中：“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吕氏春秋·贵公》中：“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大道”是自然界的共相，代表一般与普遍，是如日、月、星、辰等诸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共同基础。在儒学中“大道”不是信条而是客观现实与事实；“大道”不是人为主观“密谋”的封闭信条，而是人人可见的开放事实。“大道”的本性与本体是“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则是“天下为公”所追求的目标与结果，也就是“平”。因此，在儒学思想中“公平”这个名词有内在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属性，而不是单纯的、简单性的独立概念。“公平”是对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大道及其本性最简约、最简单的描述概括与总结。“大道”一致性地对待万物的结果是万物间呈现出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多重性，也就是“选贤与能”、或适者繁荣与适者生存。

公平的本体论重要许诺之一是平等。在自然中的关系分为两大类，一对多的关系和一对一的关系。在描述一对多关系时用公平表述，而当描述一对一关系时，用平等表述，它们的内涵都是一致性。公平主要用于表述在上与下的关系中，上要对所有的下都保持一致性，而平等重点关注的是在平行性的关系中要保持相互间的一致性。例如人人生而平等的语句中所隐含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平行性的平等关系；在我要公平话语中，通常所指向的是要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我，也就是要一致性地对待他人和我。

公平的本体论之另一重要许诺是公正。“天下为公”的公平之目的是实现“选贤与能”。贤与能中所隐含的是差别、是不平等，因此差别和不平等是公的结果，也就是公正。“我要公正”中所要求的是在公平的前提下证明和证实我自己的独特性，证明我与他人之间的不同。公正所指向、所描述的是个体的价值、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也就是差异性或比较优势，或曰个体自由、个人主义。

仁爱是公平的本体论之另一重要许诺。以公平为前提和基础的“选贤与能”中所隐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之一是差等的爱，也就是“选”和“与”中对个体间差异的证实、证明。以“天下为公”为前提、以“选贤与能”为基础的儒学差等的仁爱精神与原则不是歧视、不是偏见，而是公平、公正与平等的现实化与情感化。

公平的本体论许诺的核心精神是一致性，即孔子所言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一致性。公平不仅是儒学道德伦理的基础与大前提，而且也是其首要的与无所不在的初始原则。例如儒学中庸的前提与基础是天命，而天命就是大道、是公平。因此，在儒学中公平不仅应是宏观政策的基础，更应是一生“不可须臾离也”（《礼记·中庸》）的初始原则。

（摘编自杨国利《简论儒家生命伦理学“四原则”》）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别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推荐3】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 ，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②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③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言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④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⑤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冯天瑜《弘扬光大中华文化元素》)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李   斌

①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②《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③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④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

江飞

①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但我认为，在现实的疼痛面前，文学似乎总显得有些羞涩和胆怯。真正直面问题，掲示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精神境遇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好像并不多。有些作家，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一种不及物的、虚伪的、小我的甚至无关痛痒的“优雅写作”，仿佛与时代、与人心存在着隔膜。对他们来说，最缺的已不是技术，而是活生生的经验和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样的文学，是“无声的文学”；这样的作家，是缺少担当的作家。

②作家要有担当，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内心的诉求。作家阎连科曾说，“小说可以疏远现实，可以在桃花源中漫步细语，但不能长久地漫步在现实的伤痛之外，不能长久地面对现实的疼痛而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作家创作的沃土，作家创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在场感、疼痛感，要对人民的“现实的疼痛”有一种真诚持久的尊重、关怀与抒写。

③有担当的作家，只有更深地走进现实内部，走进自己内心，并使这颗心长久地保持对疼痛的敏感，才可能对人们遭遇的苦难感同身受。有担当的作家，他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并在这种秩序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④每位作家，都应位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每位作家，都应有独特的精神苦旅。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家，例如沈从文、王鲁彦等。如今，一些既没有实在经验又缺少人文情怀的写作者，要么盲目跟风，在空调房里敷衍出所谓的“苦难底层”，走一条抽象化、概念化和板端化的道路；要么迎合大众，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只管烹饪岁月静好的心灵鸡汤，而不顾价值判断、思想意蕴的缺失，走一条拒绝深度、精神媚俗的道路。这料的写作，注定是投机的、肤浅的。接言之，一位有担当的作家，必须行进到生活前线去，潜伏到社会现场去，认真地发掘其中蕴藏的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生动地表达复杂深广的中国经验，真实地讲述变革时代的中国故事。

⑤作家不是人民的“代言人”，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察者、阐释者和审美者。一方面，作家应最大限度地亲近他们，面对面地、心贴心地和他们对话，倾听他们心底的呼声和要求，描绘出他们的现实处境、本真心态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作家应有颗“大心”，超越阶级、身份、题材的局限，以一种必要的热情、冷峻和修养，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外，还需要重建现实主义立场，超越公共经验、审美趣味的制约和想象，摒弃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努力探求百姓生活的各种新的叙事可能，努力凸显作家的个体风格、艺术气质和人道主义精神。

⑥概言之，作家应当是整个世界的回声，而不应只是个人心灵的保姆；文学应当是人类真善美的共声，而不应只是个人放纵的低语。在文学的新时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能够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如此，才能创作出有力量、有筋骨、有血内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待达出更深厚、更博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呐喊!

(摘自2019.10.14《光明网》，有删改)

1929年12月2日，在北京市房山告龙骨山上的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这是上世纪世界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人类的历史被推前至50多万年前（后续的测年表明北京猿人最早者为距今80万年左右），并据此确立了人类演化史上十分重要的直立人阶段。这一发现成为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1961年，周口店遗址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90年间，周口店遗址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记录，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周口店遗址提取并论证了北京猿人用火证据。周口店遗址曾被公认为保存古人类最早的有控制用火的证据，但这样的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曾受到质疑02009年至2016年期间，周口店遗址发掘提取到毋庸置疑的原地用火证据。发掘出三处集中用火的部位或火塘，其中一处火塘残存围石圈筑结构。科技分析显示这些部位集中分布着高含量的植硅体、钾元素等燃烧产物和超出常规的磁化率信号和红度，确定被长时间使用过。发掘出多件内外皆呈黑或灰褐色，科技分析证明是被烧过的动物骨骼。这些烧骨与石制品、火塘等具有清晰的共生关系。发掘显示高温受热的灰岩变成石灰。研究证实，这些石灰岩块和颗粒不等的石灰粉末堆积在一起，属于原生并就地埋藏。此外，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的野外沉积样品采集发掘和磁化率、色度测量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区域确实发生过长时间集中原地用火。

周口店遗址助力东亚古人类研究02003年，在周口店遗址区的一个田园洞内，一具古人类的遗骸被发掘出土。该化石的发现，为周口店遗址的学术历史带来新惊喜，为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和演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田园洞人属于早期现代人，这为东亚现代人至少部分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假说增添了新的支持证据。围绕田园洞人更重要的科学发现是对其遗传密码的破译。考古学家、遗传学家从田园洞人的骨骼上成功提取到线粒体DNA和核DNA。测序比对的结果表明，田园洞人是一个古东亚人个体，携带着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东亚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现代人的演化是连续的，在体质特征上一脉相承。从考古学的角度也支持这样的结论，中国乃至东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承前启后、连续稳定发展的。

周口店遗址展示了世界文化遗产和考古科研的风貌。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代社会，如何选择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周口店早期人类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展示，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人类起源、演进的历程，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

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不断被世界认识、认同，堪称一座考古科研工作的丰碑。今天，当我们提到周口店、北京猿人时，会自然联想到安特生、葛利普、步达生、魏敦瑞、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一批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组织者翁文灏、丁文江。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后山，沿着石阶和木道拾级而上，就可以祭奠这些安睡在“科学家纪念园”中的学者。

周口店遗址记录着东方人类起源、演化艰辛的历程，铭刻着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与古环境学等学科在我国诞生、成长、壮大的足迹。未来，更多破译人类历史的钥匙还埋藏在类似周口店这样的古人类遗址地下，等待我们不断寻找、发掘和解读。

（摘编自高星《北京猿人头盖骨出土90周年不断丰富史前文化遗产》）

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期，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家，使文章的体裁样式增多，艺术水平提高，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算骈文中的“双璧”。中唐时期，一些士大夫迫切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与此相伴的是复兴儒学成为强大思潮。韩愈、柳宗元等人尖锐批判六朝以来的骈俪文，提倡更为实用的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并称之为“古文”，而与骈俪文相对立。韩愈、柳宗元两人都是大散文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在他们实际创作成绩和理论倡导影响下，中唐文风大变，清新流畅的新文体，基本上取代了几百年来骈文统治的地位。文学史家称这场文体革新为唐代古文运动。

韩愈的散文，论说、抒情，记叙，各体擅长。韩愈是司马迁之后又一语言巨匠，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提炼当代口语成为文学语言，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结构也灵活多变。韩愈的散文总体风貌是雄健深厚、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曲折自如。苏洵说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相对于韩文的阔大雄肆，柳宗元的文章析理透辟，清隽卓绝，以精密见长。韩愈说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柳宗元思想深刻，对人民富有同情心。柳宗元的传记文在选取人物和材料方面极具匠心。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清新秀美，富于诗情画意。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晚唐时期至五代十国，古文运动缺乏有力的后继者，以李商隐为代表作家的骈体文仍然居优势。欧阳修在北宋中期再度发起古文运动，很快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包括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在内的文学集团，于是一度中断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比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抒情，更实用。唐文奇特，结构上纵横开阖，波澜起伏，词语上也追求新奇；宋文从容，曲折舒缓，不露锋芒，语言则以明白如话见长。欧阳修是宋代散文文风的创立者，他提倡学习韩文，但不是机械模仿。他取法韩文文从笔顺的一面，对其奇险的一面弃而不取。韩文重气势，欧文重风神，韩文雄放，欧文绵邈，有跌宕唱叹的韵致。欧阳修的议论文有为而发，有感而作，他对骈体文的艺术并不一概否定，如《醉翁亭记》散中带骈，骈散相间，有似骈非骈的情趣。骈体赋，在唐代已有转散的趋势，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虽注意铺陈，但全无堆砌，已可算是一种新文赋，他则进一步推进骈散结合，确立新体文赋。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创作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他的议论文明晰透辟，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善于随机而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南宋的叶适称之为“古今议论之杰”。但他更为精美的是游记、杂记、随笔、文赋等文章，做到了涉笔成趣，姿态横生。

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文章委曲周详，完整严谨；王安石的文章识见高超，挺拔劲峭；苏洵的文章纵横驰骤；苏辙的文章汪洋醇厚。

（摘编自《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数千年的历史不仅产生了经典，而且产生了多种丰富的经典类型，各经典类型之间并不都处于平行并列的层次，互有交叉。作为研究者，重要的是努力还原这种类型形态上的固有丰富性。“六艺”本身虽然主要并不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但在正统的文学观念看来，所有的文学作品却都要在“道文合一”的意义上回溯于它并以它为评价的标准。因此，从文学经典的类型这个角度看，“六艺”具有确定无疑的“大经典”地位，其他与之相比只能是“小经典”。就文学经典来说，以秦汉文和《过秦论》为例，秦汉文是大经典，《过秦论》则是秦汉文中的小经典。

不同的时代审美风尚不同，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有差异，所以每一个朝代人们心目中的经典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调整。先秦人虽然未必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明确的文学经典，但对《诗经》等典籍显然极为熟悉，成为教育和训练外交辞令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等等，如果在外交场合运用得当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汉代人的文学经典是诗、骚、赋，司马相如的赋尤被推崇。六朝人的文学经典除诗赋外，更开始了一个骈体文的繁盛时代。到了宋代，随着承续韩、柳的欧、苏、王、曾等的古文影响日益扩大，一些古文经典的地位也逐渐得到确认和凸显。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围绕着科举考试科目也产生了策论、经义等供举子临摹、学习的经典范文。有的经典能够远远超出断代的范围，经得起更长时间段的检验，如徐、庾的某些骈体文，韩、柳、欧、苏的古文，一直到今天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反之，也有不少经典及身而亡，如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原先八股文的经典很快被人遗忘。时代经典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文体经典。

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重点之一，每一代都产生了各自有代表性的文体经典，秦汉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各类文体自身的序列里，长期的实践也确立了经典文体的地位。

“公开的经典”是指由统治者所确认的正宗经典；“公认的经典”是虽然未被统治者所确认，但却是人们所公认的经典。一直到清代，正统的文学批评承认的经典从文体上看是正宗的诗文，而小说、词、戏曲及相关的通俗文学都难以列入。比较典型的《四库全书》，白话长篇小说与戏曲都不收入，词虽然被收入，但显得非常勉强。但是，许多上流社会文人与一般民间文人仍然是把它们作为经典的。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古代文学经典成为沉淀在个人心灵之中的无意识，甚至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传统的无意识。

（摘自《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类型》，有删改）

力

林同济

①“力”是最堪赏玩的字。结构简单，两画了事，充满古朴气象、原始天机，有线之美有空之美，实而虚，虚而实，苍颉得意之作也。我每次看到“力”字，总联想到古希腊雕刻。《说文》云：“力，筋也，像人筋之形。”原来“力”字是从人体得灵感，由人体的劲健肌筋蜕化出来的，与古希腊雕刻恰恰同一渊源。希腊人体雕刻是美而力，中国的“力”字是力而美。

②但苍颉这个意匠独到的作品，悠悠数千载，居然赏识无人。踏遍神州，不管是达邸还是穷户，门楣墙面都是俗臭的“福、绿、寿、喜”，竟没有一个有心人，能看出简简单单的“力”字之美妙，把它高挂明堂。真是民族憾事！数千年来的不肖子孙，眼光如豆，对这个神机制出的绝妙好字，一味地藐视、诬蔑。我们这个古老古怪的民族已是对“力”字最缺乏理解，也最不愿理解的民族了。在一般人心目中，“力”字竟成为残暴贪婪的总称，有力必暴，凡暴皆力，一个天机纯净的神品，硬贬为人间万恶的别名。

③一个民族不了解“力”字的意义，终必堕萎自戕；一种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做仇物，看做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力者乃一切生命的表征，诅力咒力即是诅咒生命，诅咒人生。人类历史上“诅力”的文化，命运若出一辙：不被人家格杀，自己也要僵化若尸。漫跨数干年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关键在是不是能维持活泼泼的生命，热腾腾的自主自动的生活。力者是一种生命的“劲儿”，有之便是生，无之则为死。

④初期的民族对“力”的意义都有直截了当、清清楚楚的了解，他们生活简朴，接近自然，心机不杂，目光净锐，对宇宙间的生机天道，能做忠实的认识，敏捷的领受。如果太古先民对“力”字抱有任何审断见解的话，只有赞叹，欣赏，绝不会歧视或诅咒的。中国“动”字从“力”，是大有意义的。回想先民筚路蓝缕，开发山林的当年，每一个“动”都是一个“战”，一个“斗”——与天时斗，与地利斗，与猛兽斗，与四邻的民族斗，在不断战斗中，最重大最可乐可歌的事情就是胜利，成功，最必须最可贵的本领就是勇敢，而“功”、“胜”^①中、“勇”字都是从力，我们便可以看出先民对“力”的态度如何了。

⑤为什么后来我们对“力”字发生如许歧视？我以为儒教要负大部分责任。孔夫子就忌语怪、力、乱、神，影响最大的是孟轲，他看不惯韩非子“当今争力”的战国作风，对齐宣王高谈王道、霸道的不同，硬把“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衬，极力恭维“以德”的高明。他促成中国民族对“力”的两种偏见：一看不起，说力总不如德有效；二认为恶，说力“不德”“反德”。这里，我们不能不重新估量中国思想系统的德感主义。儒家是德感主义的正统宣传者，不仅主张“应当”以德感人，乃进一步肯定德“必定”感人，有德便万事亨通。到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一个集大成而有系统的宇宙观便告成了，整个宇宙的结构与运行全靠“德”来维持，“力”根本无地位，儒家特殊的历史作用把这个主义的寿命延长到二千多年之久，遂使我们的文化不能突破藩篱，以进到更新的阶段。

⑥德是“应当有”，力是宇宙间所“必定有”“必须有”!

(原载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三期，有删改)

“面向现实”，已成为近年来网络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转向。不少优秀的网络小说跳出虚幻走向现实，努力与时代同频共振，从各个角度书写时代变迁与蓬勃向上的新风尚，呈现出一种可喜的新气象。

虽然近年来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创作质量有了提升，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努力实现真实性与向上性的统一，但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依然是建立在“爽文模式”上的一种通俗文学，深度思考的缺乏与阅读快感的追求，使得这类小说努力表现生活真实的同时习惯于简化生活的矛盾。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常常赋予主人公“金手指”的方式去解决现实问题。

《春雷1979》的主人公韩春雷，原本是90后青年，穿越到1979年，先知先觉的“金手指”让他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网络英雄传》《中国铁路人》虽然没有穿越重生，但主人公也具有隐性“金手指”。《网络英雄传》中的网络创业英雄郭天宇、刘帅虽然也面临重重困难，但每个困难都只是一个小考验，他们最终在商场上战无不胜。《中国铁路人》中的主人公白玉传从一个普通的铁路电气工人逆袭为手握数项国家专利的铁路高级工程师，这一系列的传奇行为难以具有现实普遍性。主人公的拼搏奋斗就是现实版的“打怪升级”，整个阅读过程就是享受“攻关”快感的“爽”的过程。

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排斥阅读快感，阅读快感也有可能转化成精神上的提振，也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追求阅读快感的同时，也要尽量淡化“金手指”，过于依赖“金手指”会减弱书写的力度。近年来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现实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内行的专业知识，而不是深入时代肌理，写出深层次的“真实”。不少网络小说故事的展开依托专业数据与专业术语，网文作家表现的时代冲突主要是一种外部冲突，人物的拼搏与成功也主要体现为物质的获得，是一种外在描述，既没有深入人物灵魂深处，也没有写出时代变革中真正的精神变革。此外，情节推进简单化、重复化，人物形象以扁形为主，不够立体丰满。这些都是目前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与玄幻类小说相比，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已经尽量淡化“金手指”的存在，努力表现时代新风尚，但网络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具有特定的创作模式，不应该过于苛求也不应该过于拔高。网络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在新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具有诸多天然的发展优势，“发掘和培养出一大批有梦想、有情怀、有故事的网络作家”，鼓励他们“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必然走向。近年来的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开端，随着创作的丰富，期待能有更多表现生活复杂性与深广度的优秀作品问世。

（摘编自马宇飞《网络文学的现实书写要有深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