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家可能都接触过“神话”，比如很多人看过《西游记》，其中有孙悟空上天入地的故事，大家在生活中把它当成“神话”；一些朋友可能会看过《搜神记》《封神演义》之类，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封了好多神，诸如财神、福神等，这也被当作“神话”。以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神话概念。

而学术界的神话概念是不大一样的，学术界所研究的神话，是要有神圣性的。人们是真的相信、崇拜那些神灵，并且希望那些神灵能保佑自己，这类的神的故事，学术界才称之为神话。学术界定义的这个神话，是古人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也就是说，古代那些讲神话的人，是把所讲的神话里面提到的那些神灵当作真实存在的自己真实信仰的对象。他们把这个故事当作远古时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而我们今天是不会把它当历史的，我们认为神话是古人的想象。在我们眼里，盘古开天地，那是绝对的神话；而三皇五帝属于上古史传说，还不算真正可信的历史。但是，古人认为这些神话是真的，把它们都当作历史来看。我们从俗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可以看出，古人是把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都看作连续的历史。

总之，神话是古代社会的基本规范。社会文化的那些规范，都是通过神话得到证明、得到肯定的。因此，神话在古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学术界对神话进行严格定义的根本原因。虚构的故事是无法完成上述社会功能的。

（摘编自陈连山《古代神话传递了哪些关键信息》）

材料二

神话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如何继承与利用好这些遗产？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这篇文章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神话观仍然有启发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如何“拿来”，关键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科学批判，继承发展。

以众所周知的女娲造人神话为例，我们怎样看待它？就要辩证分析，学会“拿来”与“扬弃”。有关“女娲之肠，化为神”的记载较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后来文献与民间叙事中又出现了关于女娲造人的不同版本，这些内容看起来并不真实，甚至有些荒诞，但为什么会被后世接受并在传承中经久不衰？古人没有割舍它，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即使在当今，这些神话体现的文化价值也是多层次的，如少年儿童接触女娲造人神话，可能会激发想象力与好奇心；中学生阅读女娲造人神话，可能会领会文学创作方法；大学生阅读女娲造人神话，可能有助于认知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文化现象；研究者通过全面审视女娲造人神话，可能会发现描述细节与表达目的之间的微妙关系，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女娲造人细节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次造人时女娲很用功，造的人也很精致，而第二次则是因为女娲劳累而用绳子或藤条甩出泥点变成人的方法，造的人做工比较粗糙低劣。不同的造人方法就为人的等级观念的产生做好了铺垫。同时，这则叙事中隐含的“人命天定”的宿命思想，也通过女娲造人这么一个神话流传下来。

把握神话的本质，目的是更好地继承、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要用好那些优秀神话中蕴含的积极的价值观、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神话作为古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记忆，自产生之日起，其传承、发展、再解读、再创新就没有间断过。如许多民族广泛流传的伏羲女娲繁衍人类的神话，本来伏羲和女娲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神话体系，女娲可以看成是母系氏族时代的女祖先神，主要事迹是补天造人；而伏羲则是进入父系民族时代后产生的文化祖先，更侧重于文化发明。但随着后世婚姻家庭的出现，神话讲述者与受众通过与时俱进的默契，将这男女二神联系到一起，通过重新设定二人的血缘关系以及繁衍人类，重新建构了伏羲女娲作为中华文明人文始祖的地位。通过对这种神话的再创造和再解读，我们能领悟到神话作为古老文化传统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目前信息数据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给中华民族神话的传承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在神话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更应该辩证分析其文化本质，正确把握，科学利用，为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为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王宪昭《现代人眼中的古代神话》）

材料三

众所周知，神话是一个民族在精神发育初期的文化叙事，中国神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世界万物的最初想象，也是对于人类自身在世界中位置的最初设计、安排。以《山海经》为例，除了人们所熟悉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神话外，还有大量的山川、河流、草木以及鸟、兽、龙、蛇等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图腾出现，它是中华文化中对于人的来源、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价值观层面诸多问题解答的起源。可以说神话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最早的、最浪漫的表达。

比如，对于人类以及世界万物起源的问题，中国古人认为“气生万物”，即在“气”的层面上，人类可以与万物共同对话。这就将人放在与世界万物平等共处的位置上。人与万物的和谐、平等、共处的价值观深深影响了中国哲学、伦理和道德发展衍变，以至于今天中国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中，提倡和谐包容，倡导文明互鉴等政治理念，都有中国传统世界观的身影。这些具有思辨性的价值观在面对中华文化圈之外的民众传播时，往往不如一个故事、一个传说具有生动形象的效果。动漫电影《哪吒》由一个母体诞生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主人翁而展开故事。人的生命起于“气”，善良的“气”塑造一个善良的敖丙，邪恶的“气”造就一个有魔力但品行不佳的哪吒，这就十分形象地传达了中国古人世界观中对于世界起源的思想判断。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哪吒》才引起了海外观众的关注。

可以说，在阐释中国核心文化价值、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善用流传几千年的中国神话，有意识地放大和挖掘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元素，往往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哪吒》开了一个好头。

（摘编自何明星《向世界讲述中国神话》）

鲁迅先生说过，他的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说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所谓“改造”“生发”就是演义。一般小说的“缘由”在现实生活中；而历史演义小说所采取的“一端”会直接来源于历史载籍，受到的制约不免要多一点。历史演义小说总要兼顾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两方面，不断寻找最佳平衡点。《三国演义》就是这种努力的典型。凡演义总是虚实相生，以虚带实。关于《三国演义》书中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权威分析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的“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其实这一估计与原书实际严重不合，乃是历史学家的一偏之见——史家对“实”部分的价值很敏感很重视，认为这些作品史学意义不够，而对“虚”的成分较为忽略。

《三国演义》以情节丰富生动取胜，其中好看的故事几乎都是书中虚构的部分。例如从开头到第七回大抵按史料叙述了汉末黄巾起义之后的纷争，这些纷争头绪纷繁，故事碎乱，作为后续内容的背景铺垫，就小说而言并不怎么好看；当然这也没有办法，此后故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不得不先作番介绍。直到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才有了比较具体的情节和好玩的故事。《三国志·董卓传》和《后汉书·董卓列传》比较详细地写到这一事件，但都没说起王允安排美女间谍实施“连环计”，所谓貂蝉其人，史书中更没提到。

《三国演义》的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和生发，有着很强的主体性。以关羽而言，有史料说当他随刘备与曹操联攻吕布时，听说投降过来的秦宜禄之妻甚美，打算娶过来。他将这一非分之想向曹操报告，得到批准，但后来曹操却自己拿过去了。这个小插曲一般来说是写小说的上好材料，但《三国演义》完全未提。罗贯中要把关羽塑造成高大完美的英雄。一度不得已归降曹操又复归于刘备，是关羽一生中的华彩段落，于是作者就此生发开去，大写其事，大力虚构加工来表现关羽德艺双馨的品质。关羽后来成了一位伟大尊神，同这样的艺术创造关系很大。

打仗固然要靠大将，而尤其须有正确的谋略来安排指挥。两军对阵之类的情节，很适合影视艺术表现，文字描述颇难以出彩，而写各种谋略就容易引人入胜了。《三国演义》中的计谋层出不穷，例如“连环计”“反间计”……这些阴谋妙计大抵出于机敏的谋士和文武双全的将领。这些谋略，有些史书提到过，更多的则仅有相关事实经过，并未提及具体谋略。只有虚构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来。《三国演义》中凡是过细描写、脍炙人口的部分都出于虚构；而所占比例较小的粗线条叙述部分，则多为写实，但也不是照搬史书。大笔粗叙的部分虽缺少文学性，但仍然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这主要是靠其中大大小小的，足以益人神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

许多读者以为历史上的三国就如《三国演义》描写那样，这固然让历史学家跌足长叹，而同时也表明了小说的成功和伟大。

（摘自顾农《<三国演义>的虚虚实实》，有删改）

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许宁生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全面了解大脑机制和功能更需要长时间的探索，这种创新往往需要高度专业性和长时间的储备与积累。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当前，推动脑科学、类脑智能、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大力建设人才队伍，为相关科研提供人才支撑。

⑤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摘编自201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辇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摘编自《安阳晚报》2016年2月24日）

西洋社会有些像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适，因为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用这譬喻是想使我们具体一些地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那家庭一定包含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几个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活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家庭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俗语“一表三千里”，就是这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这是生活上的互助。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节选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一

在引发观剧热潮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导演在片头巧妙地利用日晷指示时间，既突出了剧中主题，又渲染了紧张气氛。大家对这日晷所指示的“十二时辰”有多少了解呢？

十二时辰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人们开始将历法上的12个月的名称应用到天文方位上。北方为子位，南方为午住，东方为卯位，西方为酉位，一昼夜太阳运行12个方位回到原处，这样便产生了太阳变换一次辰位为一个时辰的概念，一昼夜为12 个时辰，人们便可以用太阳在天空中所处的方位来确定时间。

这套计时方法为人们所接受并沿用下来，《汉书·翼奉传》中载有“日加申”，意为太阳位于申的时刻。后又进一步简化为“午时”等，用十二地支单独命名。此外，人们还用“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映、晡时、日入、黄昏、人定”这样更加形象的别称，分别对应子时、丑时、寅时等十二个时辰。

（摘编自《“十二时辰”简史》，人民网2019年7月26日）

材料二

5月 20日，被喻为“根本性飞跃”的新国际单位制正式生效，实现了7个国示基本单位全部建立在基本物理常数定义之上，意味着“国际单位制进入了量子化时代”。在7个国际基本单位中，时间测量的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强、应用面最广。高精准度时间的应用，能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智能、更高效，社会管理更便捷、更可靠，同时能极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在互联网、移动通信、卫星导航等领域，均离不开对高精准度时间的应用。如果时间测量准确度不能突破微秒量级的限制，就不可能有当今万亿元规模的全球导航定位产业。卫星定位需通过测定电磁波信号传播的时间，来测定卫星与地面物之间的距离。1微秒的时间测量误差，导致的地面定位误差约为300米，所以说，空间位置的准确度取决于时间度量的准确度。

（摘编自沈则瑾《国家时间频率计量中心上海实验室落地》《经济日报》2019年6月12日）

材料三

标准原子钟借助的是数千个振荡的铯原子，并且主要通过各自独立测量完成计时。而最新的原于钟让原子更加紧密。在新原子钟中，锶原子被挤压成一个微小的三维立方体，密度是之前原子钟的一千倍。最新原子钟使用的是量子气体，在这样气体中的原子数量更多，这意味着原子的振荡将更加纯粹而且稳定时间更长。这是实现更准确时间测定的关键。

为何我们努力想要更准确地测量？事实上许多科学研究的想法都取决于我们对于时间的准确测量。时间膨胀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的一种影响，本质是说引力会影响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在地球上我们之所以无法感觉到是因为这种影响很小，但是它仍然存在。佛罗伦萨大学高精度计量团队的Nicola Poli称：“现在的原子钟非常精准,你可以使用它们测量我们在地球上经历的微小引力影响。这就为我们研究地球本身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史上最精准原子钟,计时准确度提升20倍！》）

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节选)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战略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人对世界的认知及和世界的互动总是需要借助各种工具，工具有物理性和心理性之分。心理性工具中最基本的就是概念。概念是事物的“抽象”，这种“抽象”从积极角度说，是对对象本质的概括；从消极角度说，则是对对象的标签化。

“抽象思维”随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而加速扩张，但其对主体内在丰富性的消解却导致日益严重的问题。就主体自身状况来说，它将导致精神的日益狭隘和浅薄；就对象反应来说，它容易招致来自不同方向的抵触和敌意。美育的目的就是要克服思维的“抽象”性，恢复有关对象存在的具体丰富性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美育主要通过艺术教育进行。艺术意味着虚拟化的表现世界。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各种标签把握对象，以此作为是非取舍判断的依据。在艺术的虚拟情境中，这样的把握模式则被搁置。在实践领域，当我们考虑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时，这些身份标签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但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些标签就变得无关紧要。比如阅读时，不会因为是关于法官的故事就格外严谨敬畏，是关于小偷的故事就特别轻忽蔑视。在对这个人物取得了切实充分的把握之后，我们会意识到，任何身份标签，相对于其独特的生命世界，都过于简单化。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根据标签理解一个人，而是反过来，通过理解一个人而革新对相应标签的认知。受教育者内在个性的丰富和提升，就是在探寻感受对象世界的具体性、独特性的过程中实现的。

美育就其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言之，主要通过艺术教育进行；而就其最后需要落实到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这个目标上言之，则有赖于总体社会环境的提升。美育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启迪意义，并不只对学校教育工作有效，与社会文化发展所有领域的工作都有关系。“抽象思维”是与“辩证法”相对的。“辩证法”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实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从认识根源上，都是由于偏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则、不同程度地陷入“抽象思维”。美育所代表的个性化观看和理解方式，对于消解这种“抽象思维”具有特别强的针对性。以城市建设为例，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旅游，开发了名目不同的“仿古”性街区，就最终成效看，几乎没有能够达到类似鼓浪屿、丽江古城那种层级的。从美育的视角分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者街区的发展一直依托于原住民结构渐进式展开，原有街区的文化生态系统，包括房屋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得到了保护性延续。尽管人口构成仍会发生变化，但新的外来者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更容易被原有系统消化，从而接受并认同原住民文化传统。房屋的修莲、翻新，也只是在原有框架体系支配下进行细节性功能完善，对街区风貌不构成冲击。而在时下众多仿古性建筑中，基于抽象化理解，拆和建都系于市场意志和商业逻辑，那些在岁月长河中逐渐积聚起来的错落有致的街区风貌，被简单地做了格式化处理。因此，无论就欣赏价值还是人性陶冶功能来说，这些人造街区都无法与鼓浪屿、丽江古城那样文化积淀深厚的原生性街区相提并论。城市建设不单纯是硬件设施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造就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环境问题。立足这样的视野，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美育，对于我们一般性社会发展理念的提升是有特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