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经典理解的影响，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西学东渐”这一思想背景，使我们可以在更广的文化参照视野之下反观经典自身，从经典中读出以往的思想家们未能读出的新的意义。仅仅封闭、限定于单一传统，无助于理解经典的深沉内涵。

基于上述前提，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似乎需要再思考，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

①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②这样说来，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地说来，人治好像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

③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④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⑤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⑥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⑦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⑧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有删改）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提出了文学与时俱进的特点。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为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上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咏而归》等作品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摘编自陈培浩《“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

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中秋圆月，宛若一个心灵容器，盛满了华夏儿女从古至今触景生怀的遐思，也寄托着中国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感、美好憧憬、幸福追求。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也是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秋，浓缩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国泰民安、万家团圆等美好期盼。在朴素的“家好月圆”希冀中，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审视这样一个节日，中秋文化已经不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叙事，更有新的内涵、新的寓意、新的表达，契合新时代的发展。

传承家风是中秋文化的新内涵。中秋既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是传递历代先贤谆谆教导、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重要时刻。在节日的感怀中，把家风祖训讲给下一代听，给奔波忙碌的心灵一时的释放，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家风是寄托传统、盛放亲情的陈年家私，亦是文化源流的朴素沉淀、社会价值的坚定担当。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家训是人生重要的第二课堂。虽然时代在不断变迁，但社会的道德要求与价值坚守未变，传统家庭美德正是在这万家团圆之际，潜移默化滋润更多心灵。

家国情怀是中秋文化的新底色。古时游子离家，因为书信不便，唯有寓情于月，无论圆缺都成为相思的理由。斗转星移，时代巨变，家，仍然是月下的人们最深的牵挂。今年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赏一轮圆月，亲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国家的变革、家庭的变迁，在团图中回望奋斗的艰辛，品味收获的喜悦。小家连着国家，于万家团圆中传递浓浓的亲情，从家国相依中感受祖国的繁荣富强，皓月当空下，积淀的是国人的家国情怀，积蓄的是跨越发展的源源不竭的力量，注入的是建设国家的澎湃动力。

幸福生活是中秋文化的新寓意。美味佳肴，花式月饼，中秋圆月见证了生活物资的丰富，也铺陈着我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最朴素的愿景，但只能在奋斗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无论是脱贫的农户，还是都市里白领，在中秋圆团日里，都能感受到奋斗的意义，也能明白幸福生活要靠努力。把中秋的祝福化为创造幸福生活的动力，人人都是奋斗之八，家家都是奋斗之家，美好的幸福就能在眼前。

在月光如水的中秋，天上月圆，人间梦圆，过中秋不忘节俗初心，感悟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我们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这既是一种民俗传统和文明传承，更应是一种文化自信和精神坚守。愿中国和每一个中国家庭，在团圆中守望、在传承中更始，肩负传统迈向新程。

（摘编自“光明网”2019年9月14日时评《守好中秋文化这轮”皓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经济活动受到疫情的限制而被迫收缩，经济增速面临着突然下滑的风险。面对疫情短期冲击，金融市场迅速作出了反应，股市开市后出现下跌，但很快，对经济的担忧情绪得到了消化，股票市场又企稳回弹。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疫情不可避免会拉低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疫情是源于经济系统外部的冲击，随着经济系统的逐步调整和恢复，短期的外部冲击不会对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产生大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虽然我国潜在经济增速还处在下行通道，但是一些支撑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因素依然牢固，经济依然有较大韧劲，不会因为疫情冲击而突然失速。一是人力资本储备比较丰富；二是资本供给依然充足；三是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四是政策空间较大；五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社会环境正在改善。这些支撑因素都不会因为疫情而发生根本变化。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总体上是结构性的，也是短期性的。目前看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类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新冠”也很可能会长于“非典”。尽管如此，这次疫情冲击的行业还是主要集中在部分消费类行业，对于家电、汽车、手机等产品的消费来说，消费者的开支可能会推迟但不会消失，预计在疫情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些被压制了的消费需求将会集中释放。同时，除湖北外，随着各地逐渐复工，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工业区将逐渐恢复产能，疫情对社会供给的影响也将持续减弱，商品短缺的局面不会出现。

另外，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金流上。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一个短期的流动性问题。企业收入减少，而各种固定成本仍需支出，现金流紧张，甚至出现亏损。企业为减少成本很可能会选择裁员，导致一些“月光族”面临着消费贷款和住房按揭贷款等现金流出的巨大压力。一旦现金流链条绷得太紧，将会出现断链的风险，最终将导致金融系统坏账增加。但目前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总体稳健，疫情过后社会消费也将重归正常轨道。

对于短期经济冲击，经济宏观调控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一些预调、微调的政策举措迅速出台，货币政策充当了主角，央行已开始大量投放基础货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负担。此外，为公司债券发行开辟绿色通道、合理延后还款期限、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率等一系列政策已经推出。可以判断，宏观政策的及时出台，必然对经济发挥托底作用，能有效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

（摘编自骆振心《疫情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难有重大影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不断探究中华文化精神。

研究中华文化，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版块、各民族群体都为中华文化发展增添了不同的文化要素。以史诗为例，中原文化由于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史诗和神话传说得不到完整记载，散落成为“碎金”状态，以致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史诗”。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计算进来，中国就是史诗的富国和强国。《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史诗，有六十万行以上；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有十几万、二十万行。南方和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民族起源史诗、民族迁徙史诗，数量达几百种之多。因此，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要从整体上考察中华文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也要善于从整体上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

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既呈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品格，也有自大封闭导致落后的遗憾。汉唐时代，中国具有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唐朝大规模汲取外来音乐，“南海舶”“西域舶”和日本“遣唐使”的船队络绎不绝。这种开放带来的繁华，使得中国人以汉为名，叫作“汉人”；以唐为字，叫作“唐人街”。然而，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进贡自鸣钟、世界地图时，《明史·神宗本纪》中只记一句话：“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万历皇帝只把自鸣钟看作洋玩意儿，把世界地图绣成壁画来欣赏。当时的统治者只知享受西方文明却不思吸收借鉴西方文明，导致潜在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无声无息地滑走了。到了18世纪，尽管清朝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展示了中国数千年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史，但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无法开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历史一再证明：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正是在近代付出惨重代价后，中国人的精神在压抑中爆发、在挫折中提升，终于迎来中华文化的新发展，也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法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

（摘编自杨义《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文学经典由于年代久远，而与审美主体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只有消除这些隔阂，才能把握文学经典的价值。这就需要沟通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交流渠道，对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对作家的生平、思想、性格乃至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进行考察研究。

考证法是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方法。一方面要求这种方法必须依据真实、充足的证据，同时也要注重推理的周延；二是应当承认科学思维也具有主观性，同样的材料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三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整体规划来说，考证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进一步阐释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的起点。所谓“曹学”应理解为研究作者曹雪芹的学问，关于作者研究，不仅需要，而且对于理解作品至关重要。袁世硕先生指出：“研究作家对阐释其作品是有意义的，了解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有助于察知其创作思想及其作品的创作特点。因此研究作家应当有助于诠释作品……但丢开此目的，无限度研讨与其文学创作无关系的远祖、里籍、形貌、琐事，就无意义了。”袁先生在正面肯定研究作家的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误，以期把包括作者研究在内的文学经典研究的目的锁定在对作品价值和意义的探究之上。

《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至关重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对作品的意义的不同理解，甚至某个字词的细微差别，我们都应该认真辨析考证。应力发表的《蘅芜苑对联探究：“才犹艳”还是“诗犹艳”》一文，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在“蘅芜苑对联”的校订上，采纳了己卯本等版本的内容，即“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戚序本等版本的内容更符合文理和语法，且更能够表现宝玉的才情。一字之差，高下立见。当然也有某些所谓“版本考证”背离了研究的最终目的，甚或罔顾事实，意气用事。

《红楼梦》审美价值的发现还要求我们研究作者的创作心理。己卯本《石头记》第十九回有一段夹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不仅宝玉如此，黛玉、宝钗、凤姐、湘云，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象化的因素，是作者心灵的反映。如果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和准则去品评这些人物的言行，就丢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所以，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至关重要，而进行这一研究，就必须掌握和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同样，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探讨，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的关系，使人物形象获得巨大的内在张力，使小说题旨得到远古意象的回应。心理学与文学的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涵，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也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法。

另外，还应该从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探寻作者的创作个性。例如，《红楼梦》与满族文化以及八旗文化的关系。还可以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叙事结构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象《红楼梦》虽然是最富有民族特性的文学经典，但我们使用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借鉴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红楼梦》的多重价值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彰显。只要研究者目的明确，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方面有所发现，也可以认为是在《红楼梦》研究的大厦上添加了一沙一石。

（摘编自王平《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目的与方法——对“红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一种新价值观。当前，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倡导对话协商、共享共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需要，当今国际社会发展所需的共同价值得到凸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是对不同国家、民族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升华，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价值共识。应当看到，共同的生活条件和共同的价值尺度，是联结共同体的纽带，而共同的价值观念则是共同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和思想基础。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这种共同价值观打破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旧观念，明确了一种以和平发展、责任共担、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价值观，成为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观念基础。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一种新时代观。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审视时代问题，对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作为我们时代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时代发展变化的真知灼见，反映了对时代境况和发展取向的准确把握，从而彰显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当今时代，体现世界文明意识的纽带将各国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此必须增强互信、促进平等和共享，基于满足共同利益的需要，实现更加公平合理、包容互惠的全球治理。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了一种新文明观。人类历史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融汇而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卷，不同文化主体在交流与对话中增进共识，人类未来的命运处于相互构成的境遇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明壁垒，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汇聚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文化合力，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主张。只有让不同文明在和而不同的交往中生生不息，在交流互鉴中同放异彩、和谐共生、相得益彰，才能共同书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华章。

为此，应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走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自觉培育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要在生生不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汲取实践的智慧，在当代世界文明交往实践中生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创造性，促进跨文化对话并在其中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世界观念。同时，要切实分析当今时代全球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矛盾的实质，开辟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合理路径。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当今世界发展总体格局的认识，把握时代要求和现实问题，确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惠及现代人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臧峰宇史海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资源与时代内涵》

材料一：

“90后”钢琴调音师蔡琼卉，是一位视障人士。平时，依靠一种能将屏幕上的可读文字转化为语音的“读屏软件”，她就能用手机或电脑上网。不过，读屏软件也非万能。地图定位不朗读、“花式”图片验证码不朗读等问题，都给她的“网民”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

今年3月1日起，随着我国“互联网盲道”的第一个国家标准《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的正式实施，蔡琼卉的烦恼或将迎刃而解。《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是互联网信息无障碍领域的第一个国家标准。这个国家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将有效帮助视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像健全人一样享受互联网技术，被誉为“在互联网上铺盲道”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国标”弥补了国际标准在“互联网盲道”测试方法上的缺失，提升了标准的可实施性。中国残疾人信息和无障碍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炜说，国家标准出台后，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推动无障碍建设，为政府网站/App率先开展示范提供了准绳，另一方面，有利于主管单位开展管理工作，为检测、监督与反馈提供了技术规范。

(摘编自《中国互联网“盲道”建设首个“国标”将实行，逾千万视障人士受益》)

材料二：

在“互联网盲道”国标出台之前，虽然有不少互联网公司设计了无障碍产品，但由于国家统一标准的缺失，其无障碍产品的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如今，国标即将实行，无疑能从顶层设计上为网络盲道建设清扫障碍。对照国标，一方面有利于避免互联网公司各行其道，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与视障用户需求脱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规范相关研发流程，为信息无障碍工程师提供路径指引。

“互联网盲道”国标是保障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重要途径，但仅有国标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行政执法。大量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实行“国家法规+方针政策+技水标准”的运作模式是一种有效路径。

随着互联网逐渐进入成熟期，我们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跟进无障碍的产品设计，这既需要企业转变观念，看到无障碍建设中的社会价值，也需要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为企业开发无障碍产品解决后顾之忧。

(摘编自《“互联网盲道”建设任重道远》

材料三：

现在手机和电脑有比较完善的读屏软件，可以让视障人士使用。读屏软件就相当于视障人士的“网上盲道”，但手机端和PC端读屏软件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朗读或未命名的标签，甚至有很多基本功能没法用读屏软件来操作，给其互联网体验造成很大障碍，最典型的就是图片验证码问题，直接导致大量视障用户无法登录以及进行后续的操作。

视障人士上网面临的门槛主要为互联网内容如何被视障人士感知和理解；互联网内容如何在听觉通道有效融合和传榆，如无障碍电影需要在播放电影原声的同时播放旁白且两路声音不能产生混淆；互联网内容如何与视障人士有效交互，如视障人士通过语音对答实现在线购物等。迄今为止，视障人士上网面临的多重门槛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仍需要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不断创新和完善。

(摘编自《“网上铺盲道”：有标尺还需法规护航》)

材料四：

“没有残疾的人，只有‘残疾’的环境。”蔡勇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所有的产品都无障碍化了，世界就不存在所谓的‘残疾’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残障人士。在无障碍建设上作出了许多努力，更好地保障了残障人士的权益，为残障人士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

在各方努力下，互联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盲道”以及其他“无障碍设施”，让残障人士感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和背后人心的温暖。在互联同上建立起的“盲道”不再是特殊的公益项目，而是一个标准配备……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无障碍是互联网产品的默认选项”的氛围。

一些互联网企业设有专门的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跟进无障碍的产品设计。在一些视障人士看来，实现信息无障碍，残障人士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临近“双11”，天猫等电商平台为视障人士升级“盲道”，他们不仅能顺畅购物，还能参加盖楼抢红包。天猫等电商平台开设“盲道”之后，视障人士只要通过手机的盲打功能，打开电商平台，在搜索栏语音输入自己想要的商品，手机上就会弹出各式各样的商品，当手指点到某个产品时，该产品的详情描述就会通过语音展示出来，甚至图片也可被读出来。如此一来，视障人士网购也就没那么难了。今年46岁的陈燕是一名盲人铜琴调音师。陈燕可以非常熟练地使用手机，她的手机里、淘宝、微信、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等互联网工具一应俱全。地说，这几年这些应用越来越“顺畅好用”。“双11”时，她在淘宝上购买了一款修琴工具。

对客户有多尊重，企业在市场上就能走多远，赢得客户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硬道理。电商平台开“盲道”，就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体现。无论出于客户权益保障，还是自身利益考量，能照顾到小众的需求，创造条件让他们享受到同质服务，精神境界堪赞，启迪意义可期，

(改编自《让“盲道”成为互联网标配》)

材料一：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恐怖主义、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问题不断，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安全、生存和发展，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危机，中华文化不仅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塑造了具有独特气度和神韵的中华儿女，而且是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贵和尚中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和睦、融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和”的基础是包容。“和”既是中华文明追求的目标，又是发展必须依靠的社会基础，要达到“和”的状态，必须依靠“尚中”的思想方法。

中华文化秉承贵和尚中理念，形成了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在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理想中，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其他文化互相尊重，平等交流，互惠互鉴，超越地域、阶级、时代、种族的界限，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在国际社会中倡导多元文化立场，反对文化单边主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推动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文化的国家与民族有大有小，各种不同文化的发展有先有后，但是都应当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据平等的地位。中华文化的贵和尚中理念，恰恰是坚持和维护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权利，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途径。

和而不同是“和”与“不同”的逻辑统一，这种思想体现在国家发展中，就是既要遵从发展大势，又因地制宜；既要实现共同目标，又能兼顾不同利益。体现在国际社会中，就是既要合作发展，又坚决不能放弃核心利益；既要尊重他国文明形态，又要坚持自身文化传统。体现在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中，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的基础是平等，没有哪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优越，每一种文化都在其所处的时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载着不可复制的历史。

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反对强调文化绝对优越性的大国沙文主义，不认同人为地把文化划分为三六九等，搞唯我独尊和文化歧视。人类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各有优长，不可定于一尊，正是多种多样的文化各美其美，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都值得尊重、珍惜和传承。

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资源争夺是当代最主要的冲突根源，无论是作为资源争夺表象的文明冲突，还是解决资源紧缺必然走向的生态文明，都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难题。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重新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基础是尊重，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所遭遇和需要解决的生态问题，更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应对生态问题上的努力，任何一方面片面强调大国生态责任，一方面转嫁本国生产污染的生态殖民主义，都是建立在不尊重他国生态努力基础之上的文明优越性的体现。

只有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只有将全世界作为生态的生命共同体，才能构建共同发展的前提。

人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也遭遇了无数的战争、冲突和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天下大同的基础是交流互鉴，只有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和平相处，只有世界和平，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向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中，前所未有地紧紧相连，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化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摘编自田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文明贡献》）

材料二：

推进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需要文化创造不拘一格、富有个性，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人们思想观念、审美需求的变化，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因素，或许是流行的、时尚的、商业的，又或许是草根的、小众的，但只要恪守社会价值底线，不违公序良俗，都是对人们差异性、个体化需求的满足，都是对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完善。

细品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之路，有文化媒介和形式的更迭，也有题材内容和理念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横空出世、一鸣惊人，有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不论哪种方式，无不让人深切感受到，在社会转型、技术发展、媒介变迁的深刻影响下，新的文化因素正悄然孕育、坚韧成长，并丰富着主流文化。构建自信包容、交流互鉴的良好文化生态，让多样化主体创造的文化因子如欢快流淌的小溪，从四面八方向大河汇聚，我们这条文化之河必呈现波涛奔涌的壮阔。百舸同争流，千帆齐竞渡。文化产品将以更接地气、更富青春气息的方式走进生活，让人们享受到文化带来的激情、愉悦和欢欣，实实在在地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摘编自尹媛萍《让多样化创作主体参与文化建设》

材料三：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抢救保护濒危文物，实施馆藏文物修复计划，加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加强历史文化名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做好传统民居、历史建筑、革命文化纪念地、农业遗产、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使之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

（摘编自《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①在论辩说理中，很少有人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这并不表示他论证乏力，而是因为，一般来说，论辩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己一方、而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

②极端的越说越僵，这种情况在说理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辩论者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方”听的，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以第三方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敏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却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方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这么做是为了说服中立的第三方——法官或陪审员。

③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等要素。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都不相同于形式逻辑论证。

④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说理结构为准的，对于说理的具体听众以及他们的疑问不够重视。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张三打篮球，所以他个子一定很高。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但是，实际上张三个子不一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本身并不可靠。

⑤图尔敏论证模式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方听众。而在公共说理中，第三方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方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在第三方眼里都是不值得尊敬与信任的人。

⑥总之，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方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像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丝以“哄客”（起哄，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面目出现，习惯于用暴力的话语来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方听众，双方直接顶牛，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摘编自徐贲《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