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奥地利】茨威格

19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渔夫把船向日内瓦湖畔的岸边划来。他在湖面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一只用几根木棍松垮地捆在一起的简单木筏上。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用一块木板当桨在笨拙地划着。渔夫惊骇地把这个精疲力竭的人拖到自己的船上，随后他试着同这个畏怯的男人攀谈，却一句也听不懂。这个男人宽大的嘴边满是胡髭，脸上泛起孩子似的笑容，他举起一只手向对面指着，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个词：“露西亚。”^【注】

小舟离岸越来越近，这个词说得越来越热烈。终于靠了岸，无论人们问什么问题，他都重复地、疑问似地说：“露西亚？露西亚？”这条被捕捞上来的“人鱼”被安置在就近的旅馆里。

在单调的日子里，这个令人开心的插曲给人们带来了乐趣，女人和男人都来这里参观这个野人。一个女人带给他糖果，可是他像个猴子似的多疑，动也不动。一个男人给他照相。所有的人都谈论他，高兴地在他周围七嘴八舌说个不停。终于。有一个能说多种语言的饭店老板来到他身边，轮换用德语、意大利语、英语、俄语问话。

一听到俄语，这个惶恐不安的人就抽搐了一下，善良的面孔上堆起宽厚的笑容。他直率地谈起了他的全部经历——他叫鲍里斯，是一个农奴，与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离大湖有五十俄里的地方。

有一天，他同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塞进军车，走了好远好远。随后又被装上船，船走了更长时间，最后在一个地方登陆。他又被塞进军车，然后向一个山丘冲了上去，随后他腿上中了一弹，随后就被送到医院。伤还没有好，他就问护士俄国在什么地方，护士把方向指给他。他通过太阳和星星的位置大体确定了方向，就偷偷地溜了出来，夜间走路，白天躲在干草堆里逃避巡逻兵。走了十天，他来到了湖边，又从一家农舍里偷了两根木梁，用一条木板做桨，划到湖中间。也就在那里，那个渔夫发现了他……

故事说完，他胆怯地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明天他就可以到家。还没等翻译完，这个愚昧无知的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蜷缩在旅馆的桌旁。村里的孩子们不时地从窗外窥视，大声笑着，朝他喊叫。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可他一个字也不懂。他的双手哆嗦起来，几乎无法用勺子舀汤。蓦地，两行泪水顺颊滚下，沉重地落在桌上。他怯怯地环望一下四周。其他人看到他流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他感到羞愧，把沉重、蓬乱的脑袋越来越低地垂向黑色的桌面。

直到傍晚，他一直这样坐着。人们来来往往，他对此毫无感觉，而那些人也不再理会他了。他坐在火炉的阴影里，本身就像-截阴影，双手沉重地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朦胧中突然立起身来，像只野兽似的闷闷地顺着路向那座饭店走去。走到门前，他手中托着帽子，站在那里，一个钟点，两个钟点，动也不动，对谁都不看一眼。在饭店的入口处，光线暗淡，他犹如半截枯木，僵直、黑黝黝地竖在那里，像生了根似的，终于这个奇怪的景象引起了饭店的一个小伙计的注意，他把老板叫了来。当老板用俄语向他打招呼时，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又泛起少许的光泽。

“请您原谅，”这个逃亡者讷讷地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当然可以，鲍里斯，你可以回家。”被问者微笑着回答说。

“明天行吗？”笑容从老板的脸上消逝了。“不行，鲍里斯，现在还不行。得战争结束才可以。”“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天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

“我不能早点走？我身强力壮，我不会累的。”

“你没法走的，鲍里斯。这中间还有国境。”

“国境？”他呆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太陌生了。随后他固执地说：“我会游过去的。”老板几乎要笑起来，但又感到有些难过。他和蔼地解释说：“不行，鲍里斯。国境，就是另一个国家。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那我该怎么办，先生﹖我总不能待在这里呵！这里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

“你可以学会的，鲍里斯。”

“不，先生，我学不会，”俄国人垂下了头，“先生，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老婆孩子跟前去呀！我现在再不是个大兵了！”

“他们还会要你当兵的，鲍里斯。”

“是沙皇？”他由于敬畏而浑身颤抖。

“没有沙皇了，鲍里斯。人们把他推翻了。”他俩站在那里，面面相觑。鲍里斯转动手上的帽子。

“那他们为什么把我从家里弄出来？他们说，我得保卫俄国，保卫沙皇。可是你刚才说，他们把沙皇……您刚才怎么说的？”

“推翻了。”

“推翻了，”他似懂非懂地重复了这个词。俄国人把头垂得越来越低，突然间他闷声闷气地说：“谢谢您，先生。”随后转身走开了。

他慢步顺路而下。老板长时间地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饭店去。

事也凑巧，翌日清晨，还是那个渔夫，找到了一具溺死者的赤裸裸的尸体。死者生前一丝不苟地把送给他的裤子、帽子和外套摆在岸边。然后走进水里。由于不清楚这个陌生人的全名，人们只在他的坟墓上竖了一个简陋的无字碑。这是那许许多多小型无字碑中的一个，它象征着无名者的命运。现在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插满了这样的无字碑。

【注】露西亚：俄语的音译，意为俄罗斯。

（高中甫译，有删改）

爱情与逻辑

马克斯·夏尔曼

我在法律学院读书。我深知，一位贤惠的妻子对于我今后的律师生涯至关重要。我对波莉垂青已久。但她在聪明这点上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急需提高她跟我的匹配度。

第二天晚上，我便约波莉出来。我们坐在学校的一棵橡树下。我给她开了一门逻辑课。“逻辑，”我清了清喉咙说，“我们先来讲‘轻率归纳’。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由此得出结论：明尼苏达大学里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吗？”波莉兴奋地说，“没人会？”

我憋住一肚子怨气：“波莉，这是谬误。结论下得过早，证据又不足。”

“接下来一个谬误叫做‘转移论题’。有个男人想来申请工作。老板问他的资历怎样，他回答说家里除了老婆还有6个孩子。老婆是个跛子。孩子们没吃没穿。屋子里床都没有。”

波莉那桃红色的脸颊上滚下一串泪珠：“啊，太可怜啦。”

“唉，是太可怜啦，”我应声附和道，“可这不足以为论点呀。那男人对老板关于他资历如何的问题避而不谈，却又想求得老板的同情。他是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手帕带来了吗？”她已泣不成声。

我将手帕递给了她。“下面，”我压低嗓音说，“我们来讨论‘类比不当’。学生考试时该允许看教科书。毕竟嘛，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可以参考X光片；律师为被告辩护期间可以查看辩护书；木匠盖房子的时候则可以对照设计图。那么，学生考试时为什么就不准看呢?”

“好主意！”她热情洋溢地说。

“波莉，这论证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在测验他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学生却是在考试。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你可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啊。”

“现在讲‘假设非事实’。假如居里夫人没有把一张照相板留在装有沥青铀的抽屉里，那么当今世界还不知镭为何物呢。”

“对，对”，波莉颔首称是。

我冷冰冰地说，“这个论证是谬误。也许居里夫人会在晚些时候的某一天发现镭，也许别的什么人会发现它的。你不能以一个不真实的前提作为开端，从而引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

“下一个谬误是‘违反充足理由律’。有两个人在辩论。甲说：‘我的对手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的话一句也不可信。’波莉，想想看，错在哪儿？”

“这是不公平的，”她气愤地说，“人家还没有开口，就被骂成骗子。那人家还有啥机会辩论呢？”

“正确！”我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波莉，我为你感到自豪。”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没白费。我们的关系由逻辑改为浪漫的时候到了。

“波莉，”我们再次坐在那棵橡树下的时候，我笑容可掬地说，“亲爱的，我们已经在一块儿呆了五个晚上了。相处得很融洽，显然是情投意合。”

“轻率归纳。”波莉欢快地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

“轻率归纳。”她重复了一遍。“咱们只碰过五次头，怎么就说是情投意合了呢？”

这小淘气学得倒挺不错。“亲爱的，碰五次头够多了。你要知道一块糕是好糕，总不必把它吃光吧！”

“类比不当。”波莉脱口而出，“我不是糕，我是姑娘。”

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波莉，我爱你。你对于我是整个世界。我的宝贝，请说一声你跟我。要不，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会消沉下去，我会饭菜不进，我会变成一个两眼凹陷、步履蹒跚的废物，到处流浪。”

“转移论题。”波莉说。

我咬紧牙关，说什么也得保持镇静。

“嗯，波莉，”我强装笑容地说，“你已经把谬误都学到手了。”

“这话一点不错。”她说着使劲点了点头。

“是谁教你的呢，波莉？”

“你呗。”

“对啦，你得感激我才是，亲爱的，要是没我，你一辈子也别想晓得这么多谬误。”

“假设非事实。”她迫不及待地说。

我抹了抹眉头上的汗水。“波莉，你别这样死心眼儿了。这些不过是课堂上的骗人之术。你可知道，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与生活是不相干的。”

“外延扩大。”她顽皮地向我摇着手指。

我暴跳如雷：“你到底跟不跟我？”

“不跟。”她回答说。

“为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我已答应过佩蒂（波莉的另一个追求者），说我跟他。”

我气得脚跟也站不稳了，“这骗子！”我尖叫着，“别跟他，波莉。他会撒谎，讲话从不算数。他是个骗子。”

“违反充足理由律。”波莉说。

“好吧，”我说，“既然你已成了逻辑学家，那么请问，你跟佩蒂的逻辑原因何在？”

“他有温度。”

（选自《爱情与逻辑》，有改动）

主教工作

[法]雨果

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

“我的主教，那个人已经走了！银器也偷去了。”

主教正弯下腰去，拾起一株被那篮子压折的秋海棠，那是篮子从花坛落到地下把它压折了的。主教听到马格洛大娘的叫声，又站立起。

马格洛大娘一面嚷，眼睛却落在园子的一角上，那儿还看得出越墙的痕迹。墙上的垛子也弄掉了一个。

“您瞧！他是从那儿逃走的。他跳进了车网巷！呀！可耻的东西！他偷了我们的银器！”

主教沉默了一会，随后他张开那双严肃的眼睛，柔声向马格洛大娘说：

“首先，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

马格洛大娘不敢说下去了。又是一阵沉寂。随后，主教继续说：

“马格洛大娘，我占用那些银器已经很久了。那是属于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个穷人了。”

“真想不到！”马格洛大娘一面走来走去，一面自言自语，“招待这样一个人，并且让他睡在自己的旁边！幸而他只偷了一点东西！我的上帝！想想都使人寒毛直竖。”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主教说。

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

一个警察队长，仿佛是率领那群人的，起先立在门边。他进来，行了个军礼，向主教走去。

“我的主教……”他说。

冉阿让先头好像是垂头丧气的，听了这称呼，忽然抬起头来，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

“我的主教，”他低声说，“那么，他不是本教堂的神甫了……”

“不准开口！”一个警察说，“这是主教先生。”

但是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

“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

“我的主教，”警察队长说，“难道这人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碰到了他。他走路的样子好像是个想逃跑的人。我们就把他拦下来看看。他拿着这些银器……”

“他还向你们说过，”主教笑容可掬地岔着说，“这些银器是一个神甫老头儿给他的，他还在他家里宿了一夜。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又把他带回到此地。对吗？你们误会了。”

“既是这样，”队长说，“我们可以把他放走吗？”

“当然。”主教回答说。

警察释放了冉阿让，他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真让我走吗？”他说，仿佛是在梦中，字音也几乎没有吐清楚。

“现在，”主教说，“您可以放心走了。呀！还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来时，不必走园里。您随时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门进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个活闩。”

这时冉阿让像是个要昏倒的人。

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希望能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选自《悲惨世界》，李丹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