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记

（法）马歇尔·埃梅

从前，有一个异人，名叫杜蒂耶尔。他住在一个公窝的第四层楼上，有不费吹灰之力穿特过壁的奇能。此人留着一撮黑山羊胡，架着一副夹鼻眼镜，在登记局当个三等小职员。

杜蒂耶尔发现他的穿墙本领时，正值四十三岁。他趁公体无事，去看医生。医生经过诊断便给他开了处方：长效比雷特粉与米粉及半人半马激素合剂，每年服两片。杜蒂耶尔吃了二片便将药往抽屉里一扔，就把这事丢置脑后。如果不是因为受到新主任菜居叶无端的欺负，他也许会安分守己地过完一生。“这封信，写得不像样子，给我重新写一封！真给办公室丢脸！给我重写一封！”

前几天已经被打发到办公室隔壁的杂物堆放室的杜蒂耶尔正想申辩，菜居叶先生却不容他开口，雷吗般地大吼一声，骂他是因循守旧的老蟑螂，把手中的公文揉成一团，照他脸上一掉，转身就走。

杜蒂耶尔决定不再逆来顺受，他穿墙破壁，一半身体在墙里，一半在墙外，把咒骂如数奉还给菜居叶。新主任冲进小黑屋，杜蒂耶尔坐在那里，跟平时一样，手握笔杆，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于是，刚到第二个星期，新主任就吓破了胆，送进疗养院。

没有人拿他当回事。为了改变人们对自己的印象，他想从报纸上找点东西，激发激发灵感。他最后把注意力转到“社会新闻”这个栏里。

杜蒂耶尔首次作案，是盗窃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大银行，临走用红粉笔留下他的化名：嗄鲁一嘎鲁，签名下边还画了一道，笔体显得非常潇洒。每天夜间，他都有惊人之举，不是盗窃银行，就是搬空珠宝店，再不就叫一个阔佬倒霉。从巴黎到外省，凡是多少有点想入非非的女人，无不渴望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他。可是，杜蒂耶尔每天还是按时上班。

早晨，同事们一上班，就开始评论一个叫嗄鲁—嘎鲁的人抢劫夜间银行的奇案。“这个嗄鲁一嘎鲁，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超人，是个天才。”听到这样的赞扬，杜蒂耶尔窘得满脸通红，在眼镜后面闪烁着友好感激的目光。有一天，这种众望所归的气氛，消除了他的一切顾虑，他觉得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他打量一下同事们，接着语气谦虚地宣布：“要知道，嘎鲁一嘎鲁，就是我呀。”全场顿时哗然，杜蒂耶尔的一句交心话，惹得全体大笑不止。从此，大家一见面就逗他，嘲笑起来没完没了。

几天之后，嘎鲁一嗄鲁在和平街的一家珠宝店作案，让夜间巡逻队当场拿获。当时，他作完案，在收款台上留了名，高唱一支饮酒歌，还挥舞一只金杯子，敲碎好多玻璃。对他来说，往墙里一钻，避开巡逻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事情的经过表明，他是自投罗网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恐怕只有一个，就是使他的同事们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的话，搞得他十分难堪。

他被押回监狱。中午时分，他溜到监狱附近的一家饭馆用餐，喝完咖啡，给典狱长打了个电话：“喂！典狱长先生，万分抱歉，刚才出来的时候，忘记把您的钱包带上，结果被扣在饭馆里了。劳您大驾派个人来，把饭钱付清好吗？”

典狱长亲自跑了去，对他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杜蒂耶尔觉得人格受到侮辱，于当晚越狱，从此一去不再返回。这一回，他多了一分小心，把模样完全变了，即使最知己的朋友同他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只有同区的画家让·保尔的眼睛厉害。一天，他迎面碰上杜蒂耶尔，禁不住对他说：

“喂，甭装样了，瞧你油头粉面的，想混过便衣怎么着。”

“哦！你认出我来啦！”杜蒂耶尔小声说道。

他一时心烦意乱，第二天的情况有些不顺，头疼得厉害。他翻抽屉时，无意中发现几片药，于是上午服了一片，下午又服了一片。这次杜蒂耶尔在穿越房屋墙壁时，觉得与往常不同，腰部与双肩有摩擦感。不过，他认为不必介意。可是，当他要通过院墙时，明显地感到有阻力，就仿佛在一种流动的物质中行动，而且，这种物质越变越稠。他越是用力挣扎，周围物质的稠度就越大。最后，他的身体总算钻到墙心，可发觉再也无法移动了。他心中一惊，猛然想起白天吃的两片药，原以为是阿司匹林，哪知道却是医生去年给他开的长效比雷特合剂。

杜蒂耶尔好像铸在墙心里。直到今天，他的躯体与石墙依然化为一体。待巴黎街头的闹声止息，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夜游者来到诺尔万街，便能听到一种仿佛发自坟墓的低沉声音，他们还错当风吹过布特街十字路口发出的嘶鸣。其实不然，那是嘎鲁—嗄鲁——杜蒂耶尔在倾诉他的一腔幽怨，哀叹他显赫的生涯已经断送。在漫漫的冬夜，画家让·保尔带上吉他，壮着胆子走到僻静冷落、呼呼作响的诺尔万街，弹上一曲，以安慰那囚在石壁中的可怜人。从画家冻僵的手指飘出的一声声弦音，宛如一束束月光，泻入石隙壁心中。

（有删改）

两地主

屠格涅夫

我常在两位地主那边行猎，与他们相识，他们都是极可敬、极善良的人，在附近几个县里深受普遍的尊敬。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位、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吧。在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凉台上闲聊。他朝下边瞧了瞧，顿时陷于极度的不安。

“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他大喊起来，“是谁家的鸡在花园里乱窜？……尤什卡！尤什卡！快点跑去看看，是谁家的鸡跑到花园里乱窜？……这是哪一家的鸡呀？我禁止过多少遍啦，说过多少回啦！”

尤什卡跑去了。

“简直乱了套！”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说，“太不像话！”

我现在仍记得，那几只不走运的母鸡，两只花斑鸡和一只白凤头鸡还在苹果树下悠然信步，有时用持续的咯咯声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骤然间，不戴帽子、手持棍子的尤什卡和另外三个成年仆人协同一致地向它们急奔过来。这一下真热闹开了。三只母鸡叫喊着，拍着翅膀，跳蹦着，咕达咕达地吵翻天；仆人们跑着，磕磕碰碰，摔倒在地；主人发狂了似的从凉台上大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一个仆人终于抓住了那只凤头鸡，把它按住在地。正在这时候，一个十一二岁的、蓬头散发的小丫头拿着一根长棍，越过篱笆从外边跳进花园里。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呀！”地主高兴地喊了起来，“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他让他的娜塔尔卡来赶鸡了……怎么不叫帕拉莎来呢。”地主低声地加了一句，一面意味深长地一笑。“喂，尤什卡！别去抓鸡了；把娜塔尔卡给我抓来。”

在气喘吁吁的尤什卡还没有跑近那个吓破胆的小丫头身边之前，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女管家，她抓住小丫头的胳膊，在她背上啪啪地揍了好几下……

“就得这样，就得这样，”地主接着说，“揍揍揍！揍揍揍！……把鸡扣下来，阿夫多季娅，”他又大声地添了一句，并喜形于色地朝着我说，“老弟，这回打猎打得怎么样呀？您瞧，我都出汗了。”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哈哈大笑起来。

仆人给我们上了茶。

“请问，”我开口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到山谷那边大路旁的那几家是您的佃户吗？”

“是我的……怎么？”

“您这是怎么啦，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可不应当呀。拨给那些庄稼人的房子太差，太小了；周围连棵树也见不到；甚至连个小鱼塘也没有；井只有一口，而且还是不顶用的。难道您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吗？”

“地界是这么划的，拿它有什么办法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说，“这样划地界我也觉得有些不合适。我看不出这种划法有什么好处。至于我没有在他们那边挖养鱼塘什么的——关于这些事嘛，自有我的道理。我是个老实人，按老规矩行事。依我看，老爷终究是老爷，庄稼人终究是庄稼人……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明白的不容置疑的理由，自然是没法与他再说了。

“而且，”他接着说，“那些庄稼人不是东西着呢，很令人头痛。尤其是那边的两家；先父——祝他升天堂——在世时就讨厌他们，挺讨厌他们。对您说吧，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老子是贼，儿子必定也是贼；有什么法子呢……唉，遗传呀遗传，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坦白地对您说吧，我把那两户中没有轮到的人都送去当兵了，把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拆散开来；可也根除不了，有什么办法？他们能繁殖着呢，这些可恶的家伙。”

此时周围全然寂静下来了。只是有时吹来一阵阵晚风，每当一阵风停息在房子近处时，从马厩那边频频响起的有节奏的鞭打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斟满茶的碟子端到嘴边，可是停住没喝，侧耳倾听，点了点头，然后才吧了一口，就把碟子放到桌子上，露出最慈祥的微笑，似乎不由自主地应和起那些鞭打声，喊着：“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这是按我的吩咐，在那边惩罚一个调皮鬼……就是那个在餐室里干活的瓦夏，您知道吗？”

“哪个瓦夏？”

“就是头些时候侍候我们用餐的那个，长一脸大胡子的。”

无论怎么惯慨，也抵抗不住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那明亮而柔和的目光。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干吗这样盯着我看，难道我是个坏蛋吗？惩罚是出于爱护嘛，您是懂得的。”

过了一刻钟，我便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辞了。我乘车经过村子时，瞧见了那个餐室听差瓦夏。他在马路上走着，一边咬着核桃。我让车夫勒住马，唤他过来。

“喂，伙计，你今天挨打了？”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反问说。

“是你家老爷对我说的。

“是老爷亲口说的？”

“他为什么让人打你呢？”

“我是该挨打的，先生，该挨打的。我们这儿不会平白无故惩罚人的；我们这儿不会这样做的——确实不会。我们的老爷不是那号人；我们的老爷……全省都找不出他这样的好老爷。”

“走吧！”我对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呀！”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琢磨着。

注：此文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初，当时俄国实行的是腐朽没落的农奴制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