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提及。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6项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