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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折枝花卉在中国作为一种著名的花卉画法，固然系画家刻意为之，目的是追求特定的美学效果，简言之便是赏心悦目。但那是赏中华之心、悦中国之目的花卉形式。其鲜明特点就是通过隐逸、去除来刺激想象，以达到张扬的目的，所谓“欲扬先抑”（刘熙载《艺概》）。这是中华美学的一个基本叙事策略，普遍见于诗歌、绘画、园林建筑设计等其他艺术门类中，就连园林设计中的“开窗借景”（李渔《闲情偶寄》）策略，也是与之同出一辙：故意不将整体画出，只画部分，刺激观者自主建构（想象）整体。中华折枝花卉中不见全株，只见一枝或小枝，目的显然是激发观者自主建构（想象）全株。想象建构得以奏效的关键依循无疑是部分与整体间的自然关联，即花卉之部分与整体间的关联。

欧洲在仿中华瓷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改变，全然离开了原本中华折枝花卉的美学主线：依循自然的完型想象。无论是人为布局安置的痕迹，还是贴近自然之造型和用色的失落，无不表明那不再是自然给定的对象，而是人为建构出的拟物存在。据此，观赏中引发的就不再是指向物的完型想象，对象不再是自身，而是成了人为创造出的物象。

就中华折枝花卉来看，欧式仿制品就不再具有向自然完型、向自然生成的品性，而只是成了单纯的装饰性存在。作为单纯的装饰，折枝、单枝等就不会引发完型想象，而只是作为饰物存在。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装饰艺术，当时由于模仿自然的时尚，饰物基本由自然物象主导。希腊时期虽也已出现用折枝花卉来装饰的情形，但与中华折枝花卉截然不同。希腊时期的折枝花卉虽然再现性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但是与自然整体的勾连全然消失。折枝花卉造型无论细部如何真实，都失落了与整体的自然关联，成为单纯饰物。到了17-18世纪，饰物造型开始慢慢偏离再现，规整追求中渐渐出现几何化迹象，饰物构架、位置等更加凸显人为设置的痕迹。正是在这样的艺术传统中，18世纪出现的欧式仿制就将中华艺术的折枝花卉变成单纯的装饰花卉：折枝与整体勾连消失，成为单纯的饰物，视觉传达不再出现向自然的完型，而是转向人为力量的投射，“先抑后扬”的审美效果彻底消失。

显见，中华艺术的折枝花卉在欧式仿制中变成单纯的花卉装饰。表面看，两者都是折枝，但由于形质不一，效果迥然不同。在欧式花卉装饰那里，花卉细部写实程度高，彼此之间具有形式上的呼应关系。折枝部分基于此形式上的呼应关系在进行独立表达，比如起着装点作用；在中华折枝花卉那里，细部写实程度不高，要素之间不具有单纯形式的呼应关系，但造型明显指向画外不可见的整体。所以，中华折枝花卉本身并非表达所在，表达只是寓居于所见折枝与未见全株之间的关联中，具有中华美学特有的那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效果。进而，欧式花卉装饰形式感强度高，观赏驻足于感官对外显形式的把握；而中华折枝花卉形式感强度弱，观赏从画面感官把握中游离而出，落在对不可见之全株的回忆或想象中。再者，欧式花卉装饰具有寓意的确定性，人为将具体折枝形式与特定意义勾连在一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是外在的，是人为创制的产物；而在中华折枝花卉那里，意义的发生取决于由折枝向全株的完型生成过程，而这又会因特定时空发生些许摇摆、变动。

（摘编自王才勇《从折枝花卉到花卉装饰——中西艺术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可互喻的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