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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攸关技术的刺激下，一个问题赫然逼显出来：人是什么？所谓“攸关技术”是指那些关乎人的存在与本质、从而导致人伦忧患的技术。那么，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面对攸关技术，他会怎样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孔子对作为类存在的人是非常关切的。《论语》载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熹解释：“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这是说，比起动物来，孔子当然更关心人。在孔子看来，个人的肉体生命具有崇高的价值，因此，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之所以重视肉体生命，是因为肉体乃是父母给予的。但是，如果肉体生命可以不由父母给予呢？这正是攸关技术所提出的严峻问题。攸关技术不仅能够部分地制造出人的肉体，而且甚至能够整体地制造出人的肉体。这就是攸关技术在肉体“硬件”方面造人。这就表明，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保证人之为人的独特存在，即不能界定人的本质，因为动物也有肉体的存在；不仅如此，基因技术使得人造的肉体生命存在成为可能，如克隆人。

过去的观点认为，技术纵然能造出人的肉体，却不能造出人的心灵。与本文的话题密切相关，儒学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论题，即“人禽之辨”。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孔子是从三个方面来综合地阐明人之“德”，进而揭示“人禽之辨”的。其一，人虽然并不能“生而知之”，但是先天地具有能知的智能。但是，认知能力并不足以保证人之为人的特有本质。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储存、记忆知识，甚至还能够“温故而知新”。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不仅远超动物，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远超人类。其二，对情感的强调，是孔子及儒家的一大特色。著名哲学家蒙培元先生甚至将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定为“情感哲学”，指出“人是情感的存在”，以揭示人的本质。然而人工智能不仅具有了认知能力，而且可以具有情感能力。目前，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情感机器”乃至于“情感机器人”，意在通过“感性工学”“情感计算”等技术来创造“人工情感”。其三，有一种哲学观点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意志。孔子无疑具有自由意志的观念，因为孔子认为：人可以选择“欲”，也可以选择“不欲”。选择“欲”，例如“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选择“不欲”，例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然而，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可以具有意志能力。因此，学者指出：“自由意志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棘手难题之中的硬核，人类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考验最终都会还原或归结为对其自由意志的挑战。”

综上所述，当出现人造人的时候，“意向性的智能存在者”并不足以成为“人”的定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孔子对“人”的上述种种本质规定就站不住脚呢？其实不然，上述一切均非孔子的最终回答，因为在孔子那里，人之为人的上述种种规定背后还有其更为根本的根据，那就是“天”。为此，必须纠正长久以来对孔子的一种误解。自从西方的人本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孔子的思想就被视为一种人本主义。其实，孔子所继承和发展的中国前轴心期的古老传统，并非人本主义，而是天本主义。所谓“天本主义”是说，一切皆出于天而归于天，此即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孔子的最终回答乃是：人是天然的存在者，而不是什么人造的东西。所谓“天然’是说“天使之然”，即天令其如此这般。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这里的“天生”显然就是“天然”观念。对于天而言，人只是被创造者、被给予者，即是“天生”的、“天然的”。这也就是《诗经》所说的“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孔颖达解释道，“民生自有此性”。“自有此性”即人性“自然”，“天生”即人性“天然”。孔子讲“天生德于予”，《中庸》讲“天命之谓性”，都是这个意思：人性或人的本质乃是天之所予。后来孟子讲人心的来源，也说“此天之所与我者”。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人是什么？以上讨论已经表明，人是天的创造物，即天然的存在者。如果要给“人”下一个足以应对攸关技术挑战的定义，可以这样说：人是天然的意向性的智能存在者。因此，必须敬畏天命，即敬畏人的天然性与自然性。

（摘编自黄玉顺《人是什么？——孔子面对“攸关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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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自然意识或者说自然性的内在特征和表现，并非草木虫鱼等寻常存在的生长规律及其在某些阶段的本体状态，或者朝露曦光、暮色山河等简单的自然时刻。天下万物，皆是一个整体。正如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说，“每个人都与他们的生身之人乃至周边生命有着难以割断的肉体与空间联系”。

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文学的自然意识或者自然文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如果仅仅是人，或者把人和万物分别单独看待和书写，文学的自然性和基调就不存在。“个体”与万物同在，它们和我们，与其他所有的生物都气息相通、相互作用。

如斯的景象，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循环往复，永无休止，持续至今，也演变至今。万千事物都有共同的规律。有些物种自然消亡或“洗心革面”的原因，也在于它们遵循了事物和事物、同类和同类、“我”与“他者”之间永在进行的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这种残酷性其实与群体生命此消彼长的本质、特性和现实性是相通的。文学书写的自然性，就是要发现万物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诸多可能，当然包括万物在不同的环境、气候，以及周边的事物发生变化以后，所体现出的生命存在特征及其细微、独特、深切的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变化规律，以及对人和其他生物存在的诸多影响。

万物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而个性才是其真正的存在价值。各种动植物的新鲜与美好、轰鸣与豁然，都是自然文学写作应当捕捉与精当呈现的主要方面。当然，作为文学作品，自然写作并非对事物简单的描摹、观察与呈现，而应当找出万物对于自身的诸多影响，尤其是某个单独物种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和自身的嬗变，与我们这个星球的深刻牵连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细微调整与重大改变等。

然而，万物的一些变化却是难以被人捕捉和发现的。一旦把事物固定，只在作品中书写事物的某一个侧面，而没有从一个侧面达到触类旁通，那么所谓的自然文学书写就会大打折扣。福楼拜说：“非凡的激情才能产生卓越的作品。”这种“激情”，应当是对万物存有巨大爱意，由此及彼、由物及我的惺惺相惜，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不是“我”以人的角度，甚至自恃智慧、高于其上的姿态，单方面地进行附会、解读，以及罔顾本质与其自身命运特质、变化规律的自说自话。在很多时候，我们只书写了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和性质，以及在某一瞬间的表现与变化等，但在整体性上显得牵强。一个优秀的自然文学写作者，在精密观察与发现的同时，更应当注重对万事、万物全面的体察，即融入万物，使万物与“我”的精神产生共振，而不是把事物看成自我的一种情绪化排遣与故弄玄虚。其中的“体恤”尤为重要，在很多时候文学艺术的基本目的就是令读者从中体验到同声相求与同气相应。对于自然书写而言，可以细微到粒子量子、昆虫的盔甲，也可以将整个天地纳入针尖、指缝、须臾之间。

所谓的自然写作，简单而言，即自然万物对人的影响与塑造，人对万物的观察和态度。自然文学写作，应当把地球上所有物种视为一体，发现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同类之间无所不及的联系。自然文学写作者更应当是优秀的科学家与博物学家，应当具有“我”与万物“同生同在”的共鸣意识与悲悯情怀。自然文学写作者，对世上万事万物始终心怀大爱与柔润的慈悲之情，这既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能力，也是文学书写更贴近甚至与笔下事物“同心同德”的要诀之一

（摘编自杨献平《自然写作要对万物存有巨大爱意》）

科幻热不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思维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具有世界范围的思维模式变化开始显现。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融通已经势在必行，也促使科幻的勃兴。

无论是何种科幻小说，它的指针总是对着作家生活的时代。中国科幻具有立足于现实，促使人们对现实更深入思考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和世界科幻大师们的思考相通的。他们的神思尽管驰骋宇宙，飞向遥远的未来，但是作为地球人的思维之根仍然是脚下这片土地。凡尔纳的科幻虽然让后来的科学家当作科学发明的启示录，但是他后期的作品已经流露出对于工业革命给人类负面影响的忧虑。

科幻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的思维的更新。科幻文学既融合了人类思想领域最前沿的精神成果，也融汇了不同的多种艺术创造形式，它富有幻想又直接地反映了人的矛盾、困惑、希望和理想。纯文学里当然不乏书写人类理想之作，但是如今它更要向科幻等新产品学习，因为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从思维更新的角度是很难表现人类变化的。

科幻文学在科学的背景下反思人类现实生存状态和社会整体机制在未来的深化趋向，它是前卫的文学，也是宏大深远的文学。面对AI（人工智能）深入生活各个层面或者用尽地球人的智慧寻找外星文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幻作品以一种奇幻推理的形式做出富有哲理的思考。中国科幻不是简单重复人类和对立面的矛盾这一俗套。而是凸显了中国社会在开拓进取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只有和谐发展、保护生态、以人为本，人才能成为科技的主人，世界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未来的美好成果才能为全人类共享。

中国科幻的中国元素是对世界科幻的重要贡献，在当代优秀科幻作品中，中国文化的精髓如珠玉镶嵌其中，体现了人类的思想精华和东方智慧。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人类开始从“人”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层反思。中国经典话语里充满人类自身所具有的生命意识、求新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回归意识等根本元素，优秀的科幻作品使之成功地实现现代转换。刘慈欣在《三体》中以奇绝的幻想编织了人性的多彩画面，同时引发了对于未来的思考；王晋康的《古蜀》以恢宏的气势挥就了中华远古文明画卷，构建绚丽的中华民族精神史诗。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世界各国如同一室，尤其科幻作家接受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影响是他们的长处。好的科幻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摘编自孟庆枢《逐梦的中国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