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战士从某一地点突然消失，而瞬间出现在遥远的另一地点。这样的科幻小说的场景实际上是存在的，这就是量子隐形传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物体的状态可以在某地突然消失，而以极快的速度在遥远的某地重现出来。1993年，来自4个国家的6位科学家将这一神奇的现象在理论上揭示出来。在这个科学方案中，量子纠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薛定谔的猫”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有关猫生死叠加的著名思想实验，是把微观领域的量子行为扩展到宏观世界的推演。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只猫，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质。之后，有50%的概率放射性物质将会衰变并释放出毒气杀死这只猫，同时有50%的概率放射性物质不会衰变而猫将活下来。这时的猫处在既死又活的叠加态。量子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揭开盖子，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猫是死是活，它将永远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然而当你打开盒子的时候，叠加态突然结束，呈现单一的状态（猫要么死了，要么活着，再不是既死又活的叠加态）。量子的状态跟这只猫的状态差不多，在被你看到真相之前，它是多种状态的叠加，一旦介入观测，就会坍缩成一种固定状态。

（《科学时报》、百度百科）

2016年，我国成功将源于量子纠缠理论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这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最终将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约翰·普瑞斯基尔基于量子叠加态的理论，在对自己“量子霸权”的解释中，为量子计算机设定了一个初步标准：目前顶级的超级计算机能够完成5到2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所做的事情，但未来超过49个量子比特后，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就会让超级计算机望尘莫及。传统计算使用的运算规则是二进制的，用0和1记录信息状态，每一步能做到的只有2的一次方——2次运算。量子计算机由量子状态来描述信息，它们拥有更快速的运算方式。比如，2个量子态（也可以称作“2个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每一步可做到2的2次方——也就是4次运算。3个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每一步可以对信息做到2的3次方——8次计算。

（摘自新华网、新浪科技）

中科院院士、量子计算专家姚期智在“2017腾讯WE大会”会上说：“如果能够把量子计算和AI放在一起，我们可能做出连大自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9月29日，中科院的一个由密码学专家和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成功实现了持续半小时左右、在中科院与欧洲的奥地利科学院之间进行的量子加密视频通话。美媒评价：中国正用量子技术接管世界。厄科特指出：“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未来将是属于北京的。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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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

小时候看过一场完整的《天鹅湖》，这是我所接受的最优美的古典教育。柔和的身体，动人的旋律，我无法确认具体的舞蹈动作与剧情之间的关联，但那被概括出来却依然抽象的美，慑服了我最初的情感。

天鹅以单纯的曲线勾勒出身形，它造型精湛，是高贵的典范形象。与孔雀风格不同，天鹅呈现的是简洁之美，此外，还包含了更多的庄严感。天鹅是赢得最多尊重的鸟。关于天鹅，人们说得已经太多了。布封著名的篇章赞颂着天鹅：“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鹫，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它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有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它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布封誉之为“太平共和国的领袖”。列那尔还有一个生动比喻：“它在池塘里滑行，像一只白色的雪橇。”的确，天鹅匀速而平静的游动，几乎不破坏水面的原有纹理，优雅至极。我听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对天鹅的评价来自我的朋友，她讽刺说，天鹅不过就是一只会装模作样的鹅。我这位朋友极端反对媚俗，只有那些被人遗忘之处，才能引起她的关心；大凡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她一定会冷眼旁观——不知道这是“独”具慧眼，还是慧具“毒”眼。但她的态度恰从反面提供了证词，天鹅确乎获得了人们普及化了的热爱。

传说，大神宙斯曾化为一只天鹅与海仙之女丽达亲近。和女朋友约会要打扮成天鹉，可见天鹅是神钟意的模样。天鹅并不因此而傲慢，《丑小鸭》的故事展示了它在成长过程中的谦逊，直到成年，它依然保持着这一良好的习惯，温和地低下头颈。我一贯持有偏见，认为过于自知的美让人生厌，而对自己的美貌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有种别样的可爱。

天鹅并不是体形最大的鸟，不是毛色最绚丽的，不是歌喉最悦耳的……但世间并无全面价值的美，我们所谓的无暇，仅是在一个狭小局部达到的自我满足，其实它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谐调关系，实现了优点时缺点的最大比值，表现出美对丑的顽强克服愿望——说到底，只是把缺点放置到观察者的盲区上。绝对意义的美是非真的，正如高大辉煌的王鸟凤凰，是幻想中的杰作。如果天鹅拥有引人注目的体形，那么它也许会像鸵鸟一样失去飞行能力；如果它拥有过于绚艳的羽毛，也许它们会成为花瓶里的独特级饰。世间的美好不是并行不悖的，有时一个优点竟会成为另一个优点发展的阻碍。原来，删减技巧的运用有时要大于增叠，正是众多的舍弃成就了天鹅。它在飞行高度上独占鳌头，可以在八九千米的高空连续飞行十余个小时，而普通的鸟只能达到四五十米的高度。有时候，谦虚并不取决于品德，而是眼界的问题。如果你所看到的范围足够宽广，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骄傲。高远的视线使它明白，骄傲仅是鼓励自信的方式，而非对比别人的自得——我由是理解天鹅的谦和。

（摘自周晓枫《鸟群——五重奏》，题目为命题人所加）

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并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之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家境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毫不自夸地说过：“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学校招生放榜的时候，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同学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十分淡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梅贻琦。同为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通宵达旦。

1908年梅贻琦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所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后来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关的这几年……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留学美国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在他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关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1931-1948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为人重实干。梅贻琦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即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遵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赶教授更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吴教授问梅校长是不是要走，梅校长说：“我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认为这是“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经中间的进修并被破格聘为教授，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的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达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原来是清华的基金帐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选自《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

①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中，是当之无愧的“永远的校长”。

（选自《先生》）

②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所谓“乐诗之教”，指的是儒家以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表演等文艺方式来推行公共教化，以实现其社会伦理与政治意图的一种教育形式。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教化功能。在“乐”与“诗”有机融合的和谐氛围里，通过耳目器官的闻见感知，来进行心灵反思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达到感化他人与教化社会的效果。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所谓“仁言”，就是一种将某种道理告之于人的理性说教；所谓“仁声”，则相当于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某种道理演绎出来，让人在感官感知的基础上去体认这种道理。如果说“仁言”是对有着深厚理性教养的人来说的，那么对一般大众而言，“仁声”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在艺术的熏陶下接受教化。“乐”与“诗”有机融合的乐诗之教形式，不像“刑”与“礼”那样刻板刚性，而是具有优美柔顺的基本特质。故其宣畅和平，涵泳德性，最为民众喜闻乐见，使人精神愉悦：“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吕氏春秋•大乐篇》）足见“乐诗”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气质上的变化。为什么“乐诗”能达到教化的效果？儒家认为，“乐诗”能够“治心”，也就是“乐诗”能激发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这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君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其次，乐诗之教与王道的推行关联在一起。儒家认为，霸道是凭借武力或暴力等强制力量来推行其政治目的，而王道则是通过征服人们的内在心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故在推行王道的过程中，类似于“乐诗”之类平和人心的怀柔之术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乐诗之教要与礼、刑、政等手段相互配合，以便在奉行王道的过程中达到刚柔并济的社会功效。“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故“乐诗”以柔性来教化政治，自然可以与礼、政、刑等治理手段一起来实现王道。

最后，“乐诗”还是政治评价的一种载体。儒家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诗经》里的诗歌，不仅“雅诗”与“颂诗”里有很多诗篇直接与政治相联系，就连“风诗”里也有很多诗篇与各类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或者可以从政治视角予以解读。如人们解说《魏风·硕鼠》诗旨时，往往会从批判社会阶层差异与分化、向往理想的乐土这样一种政治角度予以阐释。春秋后期吴公子季札赴鲁观乐时，从鲁国人为其演唱与表演的《诗经》不同歌诗内容和乐舞形式之中，发现了政治与德性的差异，由此对政治事务进行社会评述。

总之，“乐诗之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儒家致力于将政治与道德观念渗透到“乐诗”中去，在艺术生活层面落实其政治理想。

（摘编自朱承《乐诗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