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艺术史，我们看到的多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艺术家，而创作丰富作品的民间美术家，则往往连姓名都很难留下，只能以“百工”“工匠”这些集体身份，栖身在历史的角落里。然而，当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民间美术家的参与，乡村振兴、乡村美育等离不开民间美术的赋能。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不仅要重新发现民间美术的价值，更要思考如何激发民间美术的活力。

民间美术是在漫长的民间生产生活中孕育生成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表达。在几千年的农耕岁月中，它是老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审美和教化功能。历史上，民间美术的创作者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生活简单，创作过程呈偶发性，作品往往是他们对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直接表达。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民间美术一直以一种原生状态恣意生长，其图案造型，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地方戏曲等，传递着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民间美术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是研究民间文化心理、传统民俗习惯的重要“窗口”。

现代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前，民间美术从业者凭手艺是能够养家糊口的。当机器解放人类双手，这些人却陷入了生存困境。以皮影为例，手工制作一个50厘米高的皮影人，要经过选皮、制皮等八道工序，完成所有工序要一周左右；而使用机器，只需输入程序，启动开关，完成全部工序仅需4个小时。机器制作的皮影人线条流畅，没有刀误，生产成本仅是手工制作的几十分之一。因此，不管手艺多么精湛，皮影艺人都很难靠制作、售卖皮影作品在现代社会解决生存问题。

当从事民间美术工作难以生存时，老艺人便会转行，年轻人更不愿加入进来。随着大量老艺人离世，民间美术就会陷入“人亡艺绝”的困境。当然，目前仍然有一些民间美术爱好者在进行相关创作，但不同于前辈老艺人把民间美术当作自己的事业，他们仅把民间美术当作兴趣爱好。所以，民间美术爱好者的作品多是在重复前人，未能创造出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的艺术作品。所有这些，导致民间美术陷入发展困境。

抢救乃至发展民间美术，最重要的是找到民间美术与现代人生产生活的结合点。通过现代设计手段，深挖民间美术的艺术潜力和商业价值，拓宽民间美术的应用领域，是激活民间美术活力的最好方式。现代社会，民间美术不仅可以为我们搭建与先民“对话”的桥梁，还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素材和灵感。越来越多的设计师、艺术家将民间美术与现代设计成功嫁接。加设计师将传统扎染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设计出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居用品，不仅摘得国内外大奖，还将产品卖到了国外，千年扎染因此旧貌换新颜。

虽然民间美术作品的实用价值在现代社会有所减弱，但它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现代社会，人们学习制作风筝并非为了卖风筝挣钱，学习裁剪衣服也不一定要当裁缝，但通过接触学习民间美术，可以了解传统文化，陶冶个人情操，提升审美水平。建议学校将民间美术列入美育课程，可以选聘民间艺人兼任美育老师。此外，文化馆、博物馆，可以开设民间美术课程，通过民间美术的教育，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提升美育水平。

（摘编自杨晓玲《守护民间美术，传承文化根脉》）

史学与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科学认识两者的关系，对于今天史学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关系的一种表现。对史学、时代、史学传统作整体上的辩证认识，有助于揭示我国史学生成和发展的特点，有助于当今史学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史学是对客观存在历史的记录。史书是史学家撰写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孕育的。西周至春秋时期，《诗》不仅与政事有关，而且是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传递思想的工具。正因为《诗》有如此重要的分量，在“《诗》亡”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作《春秋》。《春秋》与时代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时代的变动及其特点，影响着史学家，促使他们撰写出各具特色的历史著作。司马迁撰成《史记》一书，虽有多方面原因，而“汉兴，海内一统”当是最重要条件。同样的道理，从班固的《两都赋》中，可以看到西汉王朝的盛大气象以及东汉兴起后建武、永平间的“中兴之治”是如何激发起他写《汉书》时的那种虔诚和热情的。

时代所孕育的史学必定是时代所需要的，史学对时代有滋养作用。三千多年前，周公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借鉴思想。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这是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写道：修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恶可为戒者”入史。

中国史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阅读他们的人生，读者可以从中悟出做人的道理。司马迁是最早为众多历史人物立传的史学家，文武大臣、市井小民等在他笔下都栩栩如生。诚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史学对于时代的重要价值所在。

我国史学历来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发展，孔子讲三代之礼，司马迁的《史记》写出了约三千年的历史进程。自《史记》至清修《明史》，凡“二十四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主要历史文献。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史学逐渐形成自身的优良传统，如人本主义传统、史家修养传统等。当下，要从时代与史学的互动中推动我国史学发展，尤其要注意弘扬以下传统：追求信史的传统。孔子告诫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榖梁传》明确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表明孔子的《春秋》讲求信史原则。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讲求信史的传统，故其《史记》被后世学者誉为“实录”。

忧患意识的传统。龚自珍有名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自珍有这种认识，显然同他处在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形势有关，他是一个社会危机的先觉者。许多史学家将自身的忧患意识浸润在历史撰述中，给时人与后人以深刻的启迪。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把这种忧患意识从史学领域作了精辟概括，揭示了我国史学这一优良传统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瞿林东《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