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蓝天

韩少功

它是一只名叫“晶晶”的鸽子，它饿了。平常，那个人早就回来了，老远打响一个长长的呼哨，“晶晶”飞过去，落在他的肩上，那个人会抚摸它，从口袋摸出一把稻谷或绿豆喂它。每当它飞向北山山谷从那里带回纸条，主人就会笑容满面，看完纸条后他会在地上翻一个斤斗，摸出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进口里左右拉动，奇妙的声音就在这时发出来了。可现在，它正面临着孤独与饥寒。

它的主人是一个外号叫“麻雀”的人。

招工这件要命的事闹腾得他周身疲惫，结果对方还是摇头。“麻雀”必须投入最后的一搏，他长嘘了一口气，声音透出了沉重：“兄弟，这事只能你来帮我一把了。实在对不起，我舍不得你走，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居然看上你了……”主人看着它，不再说话，眼里有了亮晶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主人把“晶晶”塞进一个暗而闷的硬纸盒，鸽子扑扑地挣扎，主人找来剪刀，给它挖了两个方方正正的透气窗，然后提着纸盒出门了，它不再听到主人的说话声。

它在剧烈晃荡的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眼前突然变得明亮，“晶晶”本能地往后一坐，再猛地一弹，就箭一般射了出去。一个中年人的粗嗓门留在了它身后，一个小孩的哭泣声也留在了它身后。

“晶晶”一头扑进了无边无际的开阔与自由。这地方空气太冷太干了，它记得家乡的群山中有个美丽的湖，还有主人圆乎乎的黑脸。它越飞越高。

一早醒来，少了鸽子的叫声，他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这次鸽子外交同样失败，虽然好容易讨得了招工师傅的欢心，但在“公社推荐”这一关仍踩了地雷。

此时，老队长正喊着他的名字，说：“还没吃早饭啦？要吹哨子了。上午给丝瓜冲散粪。”

“我……手痛。”

他右手腕一弯，好像再不能伸直了，“哎哟哟，哎哟哟，怕是骨折了。”

“那，那你就去看牛吧。”

他实在不愿在这个山中与泥粪打交道了。记得六年前刚下乡时，他有多么火热的幻想呵。他是瞒着母亲转 户口的，是揣着诗集偷偷溜进下乡行列的。他渴望在瀑布下洗澡，在山顶上放歌，他还想靠自学当一个气象专家或林业专家。是什么使他学会了手腕表演术呢？他想不太清楚。他只知道，第一次招工给人们的震动太大了。现在一个个都走了，连山那边那位热情为自己掌管衣服钱粮的姑娘也一走就没了音讯。

“晶晶”感谢那只灰鸽，要不是它，自己早被老鹰撕成碎片了。灰鸽飞走了，不一会儿，带来一大群鸽子，这是个多么热闹的群体呵。咕咕咕——“晶晶”听出了它们的欢迎和安慰。

它吃饱了，喝足了，但还在东张四望。这里的一切没法使它忘记“那个地方”、“那个人”，它怎么能停留在这里？不，我要寻找！

他开始了新战略，他打定主意要让他们（当地领导）六神不宁放他走。那天，他在公社秘书面前耍赖，不几天，秘书的话就风传下来了：“那个叫‘麻雀’的，简直是城里的街痞子。”

今天看牛当然也不能太老实。一上山，他就一个大字躺在地上睡觉，结果收工时发现少了一头黑牛。社员们对他投射埋怨的目光。

它飞向南方。记得那天的暴风雨，真是惊心动魄，被风一次次掀倒，但它继续挣扎着向前，向前。现在终于有希望了，所见的多么眼熟呀！对于“晶晶”来说，寻找成了生命的寄托和生活的目的。

晨光从大树的枝缝里筛落，蜜蜂和蝴蝶又开始了工作……这里没有工作，这里有的是笑骂，扑克牌，空酒瓶以及来自父母的汇款单。“麻雀”现在已经学会了打扑克输了以后钻桌子和夹耳朵，学会了骂人……

这天，外号叫“瓦西里”的黑大个说：“你太懒了！今天罚你去打鸟或抓鱼。”

他没有争辩，提起气枪出发。“麻雀”转了两个山冲，并未见到鸟。忽然，有鸟叫的声音传来，就在不远处。他赶快上子弹，弓着腰潜身树下，悄悄向前方运动。嘣——糟糕，慢点，它还没走，再来一下。嘣——它闪了一下，就栽了下去。打中啦！他一跃而起，跑过一个草坡，看到了包谷地里的尸体。

这原来是一只鸽子。不过它太瘦了，也太脏了，全身都是泥灰。它是谁家的鸽子？射手想起了什么，上前捡起鸽子，摸摸鸟嘴边黑色的血污，身上的泥垢，大腿上化脓的伤口，还有胸前稀疏欲脱的羽毛。突然，他眨眨眼，惊得脸色突变：它腿上有一条破烂褪色的红绸带，还系着一个眼熟的鸽哨。

“晶晶！”他大叫了一声。

他捧着逐渐冷却的鸽子，带血的手指在哆嗦。

入夜了，他的思绪总离不开“晶晶”。不可想象，蓝天这么大，路途这么远，遥遥千里云和月，它居然成功地飞回来了。当他酒酣昏睡时，它却在风雨中搏击前进，喷吐着满嘴的血腥气味向他一步步接近。像突然悟到了一种什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上衣往肩头一搭，走向门口。

“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麻雀’，你不要太娘娘心肠吧？不就是一只鸟么？”

他默默地走了，沿着山路走向自己的家，那里有他的柴刀、锄头、扁担，还有口琴和鸽巢，以及散发出桐油香味的斗笠。

（有删改）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然后

韩少功

朋友莫应丰患癌症住在医院时，我曾赴长沙看他。当时他身体肿胀，已脱原形，脑门上还有医院用来标记放疗位置的几处紫红色线痕，森然割裂了他的笑容——更显得陌生。他已不能说话。往事历历与感慨种种，竟只能在哑默的目光对视中流逝，在我们相互握紧的双手中抚碾成虚无。

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身患癌症，实际上已病入膏肓，大限迫近。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脑子已有障碍，被人搀扶着走路，总是不自觉并执拗地连连向左转去，似乎在寻找遗落在左方的什么东西。而另一异兆是，他时常昏昏然注目上空，喃喃自语，好几次冒出一句疑问：“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什么？

逝者如川，然而有后，万物皆有盈虚，唯时间永无穷尽，莫应丰是在惊恐于此吗？岁月茫茫，众多“然后”哪堪清理？他在搜寻什么？在疑问什么？一生中最后的目光停落在记忆中的哪一年、哪一日？

当年得大奖、步高位、好评如潮、从者如簇的莫应丰，声洪气旺，挺胸昂首，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困锁病床，变在瞬息，恐怕也是他及朋友们都未曾料及的。他患病的消息传出时，朋友们无不闻讯失色，久久掩面而泣。

莫应丰与我初识时，一辆破旧脚踏车，常常在比他年轻得多的朋友中混。他好聊天，有时聊得太晚了，年轻人都感到精力不支，他却毫无倦容，常常会忍无可忍地揪耳朵，把瞌睡者一一揪醒，责令大家陪着他继续聊。作为犒劳，他会翻找出一些残菜剩酒，亲自把炊，为朋友们服务，并领受关于他饮食趣味低俗不堪的指责。

好些年轻作者爱与他接近，重要的原因是他热心助人，从不忌才。谁有了创作构想，他会真诚地为你参谋，完善布局，推荐发表，兄长式的忙碌中还包括他对疏懒者不断的警训和号召。至于他的创作，年轻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和嘲讽。

然后呢？然后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他越来越嗜酒。旅行包里总有装备齐全的酒具，入夜总是四处寻捕酒友。据说有一次实在没找到，便站在家门口向路上的某陌生汉子使劲招手，请陌生汉子入家来喝酒，弄得对方十分疑惑。

他有太多的苦恼需要用酒来浇洗吗？他难道不知道，对于一颗总想特立独行的心灵来说，欲望就是拘束，就是苦恼，而且从来如此，于今为甚吗？发财、归隐、行善等，这些活计干长久了，要干得滋味无穷都颇不容易。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

莫应丰终究是男子汉，终于再次向命运挑战。一九八八年春，我迁居海南后，他也来海南筹办农场。他戒了烟，也基本上戒了酒，到朋友家吃饭，满满一桌菜他什么也不尝，只想喝点稀饭。他说他开始天天写日记了，要重新做人了。

他办事不再张扬，甚至不多话，坚决不麻烦别人。成天骑一辆旧脚踏车独自在烈日下奔波，回来就在简陋的食堂里默默就餐。而就在这个时候，癌细胞正在他的身体内部悄悄生长，一串串成熟。

一位朋友去找他，敲门无人应。第二天再去，仍是如此。直到服务员来开门打扫卫生，才发现他病卧床上已有三天，唇白，面黑，毯子滑落在地上。他说他听见了敲门声，也明白是谁来了，只是无力答应罢了。

他就这样匆匆开始并匆匆结束了他的农场梦。命运是如此残酷，在他以放弃全部权势和舒适为代价，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刻，竟轻易地将他逐出了人生赛场。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不过是如此普通而廉价的机会！

命运也是如此仁慈，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仍赐给他勇气和纯真的理想，给了他男子汉的证明，使他一生的句点，不是风烛残年，不是脑满肠肥和耳聩目昏，而是起跑线上的雄姿英发，爆出最后的辉煌。

“夜雨对床应有时”。这是莫应丰在癌症病房里托捎给我们几位朋友的话，算是他最后的叮嘱。是的，他应该有机会与我们对床长谈的，也许在他创办的农场里，在某间茅舍中，听芭蕉夜雨，听椰涛呼啸……他爱喝的酒，我们还准备着。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请我这个小青年喝茅台酒，那时这种酒还极贵极稀罕。他最后离开海南之前，我拿出一瓶藏了很久的茅台酒请他喝。我家里很少有酒，那也是我第一次用茅台酒待客。我有一种莫名的惶惧：难道是冥冥之中上天在那时已暗示了他的归期，着意让我以一瓶茅台来还清一切，了结一切吗？

不，不要这样，不能这样。

生者仍在忙碌，仍在走向一个又一个无可逃避的“然后”，而莫应丰已经去了，一去已逾两年。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莫，莫，莫！

（有删改）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瑞雨为安

刘醒龙

凌晨4点多钟起床，赶杭州到瑞安的早班高铁，一路上所遇见的，恰好如此行所要探究的南戏《琵琶记》^①中写的那样：“我早晨里只听疏剌刺寒风吹散了一帘柳絮，晌午间只见淅零零细雨打坏了满树梨花，一霎时啭几对黄鹂，猛可地叫数声杜宇。”虽然季节略有差距，却与“绿成阴，红似雨，春事已无有”的意境相差无几。

一路上，天地间尽是雨。到达柏树村已是午后。踏上高郎桥，桥下清幽的水面，突然起了声波一样的花纹，还伴着锵锵的弹拨音韵。在与桥头相连，与小河为邻的高郎祠里，一只琵琶分明响得正幽。

高郎祠的正式名称为高则诚纪念馆，高则诚是《琵琶记》的作者。实际上，在高则诚动笔之前，民间就有不同版本的《琵琶记》在上演，高则诚只是作为改编者，将这曲民间戏曲推上了中国戏曲史的巅峰。看过了铭刻在门楣和立柱上的那几副后来者撰写的楹联，空荡荡的屋子里就没有什么值得流连的了。别人还会去那尊铜像近处前后左右端详，我是断断不会正眼看一下的。这习惯在家乡黄州就养成了，那时是不愿去看东坡赤壁里面的苏东坡像的。之后到秭归的屈原祠不愿看屈原像，到平江的杜甫墓和成都的杜甫草堂不愿看杜甫像，到芜湖的城陵矶不愿看李白像，到和县的霸王祠不愿看项羽像。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是在青海玉树的勒巴沟口。我曾奋力扒开许多荆棘，才站到传说中的文成公主雕像面前，却还是无法从岁月留在崖壁上的风霜中看出真切来。这样的不真切往往是最好的！天下文人，文章是命，一部《琵琶记》不是哪一间屋子所能装下的，尽可能腾出空间，才能听见当年翻动简牍纸帛的声音。就像高则诚自己说的，“重门半掩黄昏雨，奈寸肠此际千结。守寒窗，一点孤灯，照人明灭”，能照人明灭，就能照天下荣辱。有一间屋子在，给尘世间留下一种寄托就可以了。最高等级的存留是在人心。人心之外，无论怎么说，怎么做，包括那坚实的青铜做成的雕像，也是不真实的虚拟。

相比之下，一墙之隔的小院里，那女子怀抱琵琶深深浅浅地唱着南戏，外来者听着似懂非懂的，反而让诞生于千年之前的南戏有了一丝一缕四处回旋的生机。歌者自歌，闻者自闻，不歌也不闻的是夹在我们之间纷飞不已的雨，有院子中间被雨打湿的花草冬青。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有人夸说，辞了官、回了家的高则诚用清丽之词，一洗《琵琶记》原著之陋，于是，村坊小伎将其看作不可企及的高度，竞相效仿，像纲领那样，不得有丁点的随便和苟且，才情既富，节奏弥工，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都要透彻唱了才行。一时之间，广为传演，几半天下。

院子里的雨，有时大，有时小。

当年的高则诚，如若不改旧时戏中的生角丑态，除非电闪雷鸣助兴，仅凭旦角一己之悲，很难穿透这绵绵雨幕。高则诚妙就妙在将早前村坊小伎中的狂遣怒骂给修正了。一个来自小地方的毫无背景之人，凭一手好文章得以接近帝王将相，又从官场全身而退——高则诚自然比那些待在鸡鸣草屋中想象黄金宫阙的人懂得的多。南戏也好，南曲也好，南音也好，在这南方的雨中，用家长里短的爱表现出艰难时世，才是人生本意。让百分之百的善掉进百分之九十九的误解，再用那难得的百分之一作为契机，升华彼此性命。恨与恨的冲突不是根本的冲突，恶与恶的矛盾不是根本的矛盾，而爱与爱的水火不容、善与善的针锋相对，最让人生这场大戏撕心裂肺，荡气回肠。

南戏、南曲和南音，各自的缘起与流传，有许多的不一样。在这小院里，也有天上雨水、屋檐雨漏和树叶雨滴的区别，玄想之下，这带着“南”字符号的音乐艺术，是不是与雨密不可分？是不是适合在雨中相听？初粗想，再细思，才发现高则诚的《琵琶记》里，果然到处是“雨”和“水”。有提到雨的戏文，还有提及水的歌句。

用那菽水^②之欢，表意学子虽有青云万里之志，又不舍离别白发之双亲。渴望夫妻长相厮守，不用卿卿我我，而以“田畴绿水浟”来说两口子是要勤劳耕作的。真出了家门，离开老父老母和新娘去往北方的京城，所见到的村是水村，殿是水殿，不是“流水蘸柴门”的普通人家，就是“画桥烟柳”“秋千影里，墙头半出红粉”的谁家水滨。写才子青云路通，则以“三千水击飞冲”来抒发壮志。目标真的实现时，想着生死存亡音书难寄，万水千山相阻隔。以各种各样的水，男人叹人生青春难再。留守女子也愁苦，哪怕“奴家心素”，也只能用“凉浆水饭”来祭拜公婆。两下萧条，一样愁难诉。只怕除了用雨水作主旋律的《琵琶记》，任哪出戏也难以如此动人。

好雨知时节，好雨识人心。

趁着年丰人寿的日子，高则诚以风调雨顺之心，写出风调雨顺的意境。人生苦短，免不了要面对烦恼，那么就尽可能将烦恼留给自己，将美好的东西献予他人。雨是世间最常见的一种吉祥之物。瑞安本地雨水多，瑞安博物馆里却还陈列着当地人用来祈雨的祭祀器具，可见天降甘霖，地生玉露从来就是最得人心的。包括《琵琶记》在内，一切的南戏、南曲、南音，莫不是用雨水来做主心骨，相比冰刀霜剑、电光火石，还是情意绵绵的艺术来得久远。不大不小的雨，时断时续的雨，孤舟夜雨，乱萤疏雨，太阳雨，云缝雨，梧桐雨，杨梅雨，大雨洗心革面，小雨不在有无。

雨在瑞安落多久，落多少，与谁有没有关系，其实没必要探究。只愿世间少一些乱弹琵琶的悲欢离合，大家瑞安，天下瑞安。正如高则诚在诗里吟咏的：“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无情雨露高。”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