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痛苦

弗朗茨·卡夫卡

①一位空中飞人表演者——众所周知，这种在大的杂耍场的高高的穹顶下表演的技艺是人类最难完成的一种特技——是这样安排他的生活的：只要他一直在同一个杂耍场里表演，他就得夜以继日地待在高秋千上，这最初只是出于追求完善，往后却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②他的全部需要，况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需要，是由相互接替的一帮勤杂工加以满足的，他们在下面看护着，把上面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放在特地设计的容器里，拉上去，再拉下来。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给周围的世界带来特别的麻烦；只是在表演其他节目的时候，多少会出现一些干扰，因为他无处藏身，只好待在上面，而且尽管他在这些时候通常保持安静，但观众中不时有人分散注意力，向他投来一瞥。然而，人们原谅了他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当然，大家也认识到，他并非故意要待在高秋千上，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坚持不懈地进行练习，从而使他的技艺保持完美的水平。

③反正，待在上面也有益于健康，每当较暖的季节来临，杂耍场拱顶四周的侧窗就被打开，阳光随着新鲜空气势如破竹地泻入这昏暗的场地，这样一来，这种高空生活甚至是美妙的。不过，他与人的交往因此受到了限制，只是偶尔有个体操运动员攀着绳梯爬上他那儿，然后他俩坐在秋千上，一左一右靠在系秋千的绳索上聊天，或者修理屋顶的建筑工人们通过一扇开着的窗子，同他交谈几句，或者消防人员来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向他呼喊几句充满敬意、但很少听得懂的话。在其他情况下，他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位职员约莫在下午时分误入这空荡荡的剧场，若有所思地抬头凝望那几乎看不见的高空，在那里，这位空中飞人表演者并不知道有人在观察他，正在练功或者休息。

④如果没有那些令他十分讨厌、但又不得不进行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的话，这位空中飞人表演者本可以享受平静的生活。诚然，舞台经理关心他，尽量减去他任何一种不必要的痛苦：在城市里旅行，便用赛车，要是在夜里，或者在黎明时分，车子以最后冲刺的速度疾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但对渴望自由的空中飞人演员来说，这速度还太慢；若是乘火车，经理就把整个车厢包下来，让这位空中飞人演员在搁置行李的网架上度过旅途时间，这虽然使他叫苦不迭，但毕竟是他历来生活方式的某种补偿；在下一个巡回演出地点，早在他到达之前，剧院里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秋千，不仅如此，所有通向剧场的门均已开着，所有的走廊都畅通无阻——然而，在经理的生活中，只有当空中飞人演员登上绳梯、一转眼间终于又高高地吊在了他的秋千架上的时候，这才是最美好的瞬间。

⑤尽管经理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次旅行，但每一次新的旅行总让他难堪，因为这些旅行，除别的事情之外，总令这位空中飞人演员紧张不安。

⑥有一次，他俩又一同旅行，空中飞人演员躺在行李架上，正在做梦，经理在对面的角落里靠着窗读书，这时，空中飞人演员先开头跟经理说话，经理马上洗耳恭听。空中飞人演员咬紧嘴唇，忐忑不安地说，从今以后，为了他的表演，他必须要有两个秋千，而不是迄今的一个，而且这两个秋千应该相互对着。经理立刻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演员似乎想要表明，经理的同意如同他的反对一样毫无意义，便说他今后再也不再仅仅在一个秋千上表演，无论如何也决不肯。一想到他今后仍然会在一个秋千上表演，他似乎战栗不止。

⑦经理犹豫和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声明他完全同意，两个秋千毕竟比一个好，此外，这个新的装置有利可图，它会使表演更加丰富多彩。听到这句话，空中飞人演员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为吃惊，一下子跳了起来，问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得不到回答，经理便爬到长凳上，用手抚摩他，并把他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以致他满脸都是空中飞人演员的泪水。在经理提了不少问题和说了许多谄媚的话之后，空中飞人演员才呜咽着说道：“手里只有这一根吊杠——叫我怎样生活下去呀！”这下，经理安慰他就容易得多了；他答应马上从下一站为了第二个秋千的事给下一个巡回演出地点打个电报；他责备自己，不该让这位空中飞人演员长时间地只在一个秋千上工作，感谢并热情地赞扬他终于使他注意到了这个错误。就这样，他成功地使这位空中飞人演员慢慢地平静下来，又能重新回到他的角落。但是经理本人并没有平静下来，他怀着深深的忧虑，偷偷地越过书本的上端观察着那位空中飞人演员。这样的念头一旦开始折磨他，唉，它们会完全停止吗？它们难道不会逐渐地加剧吗？它们不会威胁他的生存吗？的确，经理相信自己看到，在继一阵哭泣之后的显然安详的睡眠中，空中飞人演员那平滑的孩子气的额头上明显地出现了最初的皱纹。

（选自《卡夫卡全集》叶廷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局外人

加缪

检察官要求玛丽讲一讲我碰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在他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那里去。他要玛丽自己说那一天放的是什么电影。她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她说完，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庄重，伸出手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的确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紧接着是马松说话，人们都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经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

至于萨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说我跟妈妈无话可说，所以我才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他说：“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带了出去。

轮到莱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莱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证据。他要他先等着提问，然后再回答。他们要他明确他和被害人的关系。莱蒙趁此机会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姐姐。但庭长问他被害人是否就没有理由恨我。

莱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所产生的坏作用已经不少了。

这是一个最下流的无耻事件，由于加进了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莱蒙要声辩，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是人家要他们让检察官说完。他说：“我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莱蒙。莱蒙说：“是，他是我的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莱蒙，他也正看着我。我说：“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说道：“还是这个人，他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随随便便地杀人。”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只见他举起胳膊，法衣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了里面浆得雪白的衬衫，大声嚷道：“说来说去，他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法衣，说需要有这位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聪明才智才能不感到在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感人的、本质的关系。他用力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这句话似乎在听众里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动，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妙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说不完了。有一阵，我注意听了听，因为他说：“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使用这种口吻，每次谈到我时他也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我朝一个法警弯下身子，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住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 我呢，我想这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所有的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上我的脑海，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的想法涌上了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想赶紧让他们结束，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

最后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

……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了似的，我扯着喉咙大叫，我骂神甫，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揪住他的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迸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他懂，他懂吗？大家都幸运，世上只有幸运的人。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玛丽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又有什么关系？他懂吗？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从我的未来的深处……我喊出了这一切，喊得喘不过气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