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5月27日，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数据称，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六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此前有工作的18至29岁年轻人中，大约每6人中就有1人失业。此外，能继续工作的年轻人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23％，43％继续工作的年轻人收入减少。

截至去年年底，全球已经约有2.67亿年轻人未就业或仍在受教育或培训，占到所有年轻人的13.6％，这已经高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数字。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表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赖德警告称，“对年轻人的冲击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盲目乐观的年轻人更容易在这场危机中败下阵来。”

（摘编自环球网《国际劳工组织：疫情让全球六分之一年轻人失业》）

材料二：

近年来在大学生就业时出现了两个新词——“慢就业”和“待定族”，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并不马上就业也并不打算继续深造，而是暂时选择游学、支教、创业考察，慢慢考虑人生道路。其实，大学生毕业后出去旅游、支教、当志愿者或在家陪伴父母，只要是自主选择，皆无可厚非。但很多沾沾自喜成为“待定族”的大学生，根本是因为他们从未有过对职业的规划，甚至逃避工作。不难看出，许多所谓的“慢就业”扣“待定族”实际上是被动无奈地处于无业状态，而非有底气、有雅意地主动选择。不管是叫“下岗”“待岗”还是“创业人员”，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不会因为称呼变了，家庭就凭空多出一份收入。没有多少家庭能够承受孩子不工作的现实，也没有哪个问题会因为造出了新奇的概念就得到解决。

（摘编自新华社《“慢就业”“待定族”本质是掩耳盗铃》）

材料三：

每一年，顶级公司都会列出一份已经建立联系的高校名单，打算在这些地方发布招聘广告、接收申请、面试学生。名单上的学校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核心（core）学校，包括3-5所顶尖院校，公司的绝大部分新员工都出自这里；第二梯队的目标（target）学校包括5-15所院校，公司也会接收这些学校学生的申请，但规模要小得多。虽然理论上无论学生所在的学校是否被列入公司的核心校或目标校名单，都可以申请公开招聘的职位，不过，他们投递简历的渠道不同。名单校的学生把简历提交给公司内指定的评审委员会，而非名单校的学生则需要通过公司的网站递交申请。这些申请会被“单独放在一起”，即使有人看这些简历，也不会像看名单校学生的简历那样仔细。在许多公司，尤其是业内最有名的那些公司，非名单校学生的简历会被直接丢弃，看都不看一眼，除非申请者得到私人推荐。

把竞争局限在名单校的学生之间被视为缩小申请者范围的有效手段。顶级公司的评审们把这种排他性的做法与提高效率联系起来，描述了只考虑名校生是如何节省时间和成本，而在低标准的候选人中找来找去只为发现一块“璞玉”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这个国家最好的孩子可能在鲍灵格林（俄亥俄州的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投资银行家劳拉也承认，“但跑到鲍灵格林去面试20个孩子就为找到那么一个，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因为你可以直接去哈佛……那儿可能有30个，个个都满足要求又非常优秀。”

（选自劳伦·A·里维拉《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材料四：

最新一代的自媒体们，非常喜欢玩一种“套路”，就是渲染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怎么过得不如意、怎么过得惨兮兮。从导致咪蒙“炸号”的《一个寒门状元之死》，到之前刷屏的《我以为考上了985，就不愁找不到工作》，其核心思路，就是把传统认知中的精英阶层从云端拽下来，以此来给读者一种“脚踩精英”的全新快感。之前我们渲染焦虑的方法是告诉你这个社会将会抛弃你，你得努力，你得拼命；现在收割流量的方式是告诉你哪些所谓的精英其实也是惨得不行，你不用太努力了，你快乐就好。披着所谓揭露现实的外衣，实际散播着读书无用论和宿命论的精神污染。

确实很多能力比读书重要，但能读好书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正视别人的能力，认清差距，自己用更多的时间精力汗水去追，这是成为强者的第一步。要有强者该有的心态，高中三年输了，社会战场上打回来就好，沉迷于当年学霸怎么惨的都是弱者心态。不要相信精英学霸们过得不好这种鬼话，他们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截然不同。更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论，哪怕这些精英们因为一些错误选择过得不好，但是他们至少有过选择的机会。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拼尽全力倒在路上的那种豪迈，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摘编自半佛仙人《清北爽文的本质，是反智》）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摘编自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及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称，儒家思想是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其倡导的包容、平等，正是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的基础和中介。

他认为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于西方文明中“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准则。前者以对等精神作为交流的前提条件，抱着开放和接受的态度去听取别的声音。而后者坚持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定对别人也好。自信加上自我正确的心理，常易成为人类沟通的抑制性因素。“如果被注入劝导、说服甚至转化别人的热情，就会产生相反效果，使对话变成一场灾难。”

杜维明阐释说，儒家的价值导向是专注于现世，倡导敬畏上天的创造力和无穷的宇宙改造力，同时也倡导人的主观作用，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宇宙改造的参与者和进化过程的共同创造者，儒家文化认为人有义务去实现上天在人间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认为，对他人持开放态度，是人类互动的思想方法基础。没有宽容，便不会有对话。宽容要求有谨严的自我意识，别人的存在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人们需要积极承认他人的存在体现了内在价值，即他或她的独立、自主、完全。尊严是既有现实，不可能被否认、拒绝或因主观愿望而消亡。持这种认识，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出尊重感。

（摘编自邹瑞玥《儒学家杜维明：儒学传统是文明对话的中介》）

材料三：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这就使亨廷顿看不到后冷战时代建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大势。全球化时代，任何一场国际冲突都将是世界的灾难。因此，时代赋予理论家的使命应该是化解冲突，而不是建构更大的冲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行其德而四方得遂长焉”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以认同为基础的国际冲突。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代各国都面临着“找到敌人”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种对抗性的思维方式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所承袭的“中国智慧”是格格不入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与西方一神教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找不到异已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已成大势所趋。对习惯其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而言这肯定是需要适应和习惯的变化。亨廷顿看到世界“正在跨入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但“西方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还是引起他的焦虑，进而担心没有西方“主导”的世界会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恰恰是某些西方国家继续用这种对抗性的世界观来看待新的世界，才让自己和别人在后冷战时代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许，这才是亨廷顿捉出“文明冲突论”的深层原因和真实代价。

（摘编自田德文《“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

材料一：

要让制止餐饮浪费不流于一时一事的形式主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的广泛共识，进而发挥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应该以一种全流程思维来检视那些已经习焉不察的习惯和做法，从而全方位改变浪费的惯性，挖掘各方潜力，堵住餐饮浪费的漏洞。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饭菜在端上桌以前就没有浪费了吗？有统计显示，为了尽可能保证每一天的餐食供应量，许多餐厅在原材料上的浪费率都达到惊人的30%左右。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经营者完全可以借助大数据平台建立起有效的客户数据库，甚至优化订餐流程，从而在备货环节尽可能减少食材的浪费。

商场超市同样是节约粮食的重要一环。为了加速商品流通，很多商家都会采取“买得越多越便宜”的激励手段，并且推出相应的大包装。同样是加速商品流通，比起简单粗暴地推出同一种食品的大包装，将不同食品搭配成促销组合，是不是更有利于杜绝浪费呢？商家甚至还可以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推出一人食、二人世界、三口之家、祖孙三代等不同分量的组合套餐，通过制止餐饮浪费来倒逼很多环节上的精细化管理。

对于个人来说，即便没有感受到粮食短缺之虞，也应该认识到，节约粮食还事关保护地球环境。当我们说节约粮食的时候，节约的不仅是粮食，还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节约的意识内化于心，践行在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当中，并以此为契机，养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让节约粮食与美好生活并行不悖。

（摘编自邵岭《除了餐桌减量，制止餐饮浪费更需要全流程思维》）

材料二：

根据《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粮食外主要农产品稳步增长，居民食品来源日趋多样化。自2013年以来，居民在其他食品方面的人均消费量已经明显超过在粮食或谷物方面的消费量，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而粮食或谷物的人均消费量继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18年，其他食品人均消费量比2013年增长了5.3%，而粮食和谷物人均消费量分别下降了14.5%和16.3%。这表明，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正在加快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升级，粮食安全也将向确保多元化的食品安全转变。

（摘自邵海鹏《“十六连丰”后的粮食问题：口粮绝对安全遭遇食品消费结构升级》）

材料三：

中国的粮食安全，其实主要是长远问题，而不是当前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粮食安全当前是有保障的，但从长远来看，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短板，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中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未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仍将继续，势必将占用一部分农田，如此，就需要我们加强耕地保护、落实好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进一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来提高土地生产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二是，我们的粮食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尚不相适应。如目前我国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和储量不成问题，但细分类目中的优质大米和专用小麦数量存在缺口。由此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粮食安全上，“量”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要往优质化的方向发展。对此，要进一步深化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加大市场对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把优质优价落到实处。

三是，未来中国粮食供应对外依存度仍将上涨，我们要持续促进粮食尤其是饲料粮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进一步化解风险。或可向有粮食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的国家，缓慢释放中国进口增长的信号，使得潜在对象国有空间和时间对中国的需求增长作出反应，从而提高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可靠性，同时也可避免中国大量进口对国际粮食贸易造成干扰。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摘编自叶兴庆《中国粮食安全是长远问题而非当前问题》）

材料四：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由于粮食生产存在波动，粮食消费结构不停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供需平衡，必须借助进出口贸易来辅以调节，这促进了粮食贸易地位的显著上升。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增加，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贸易总额、进口额呈现出较大的体量，出口额相对较小。2018年，我国粮食进口量11555万吨，其中，进口大豆8803万吨，占进口量的76%，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少，增产能力面临技术瓶颈，单产能力低于玉米等其他粮食作物，导致了国内大豆的供给能力止步不前，自给率仅为7.87%，消费主要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为保障粮食安全留下了隐患。

粮食贸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进出口数量上，政治、经济、文化与粮食贸易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粮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根基，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操控粮食贸易来扰乱其他国家的粮食供需，从而影响到所有产业，甚至波及到其他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密切相关，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不同的粮食贸易政策会直接影响粮食安全水平，而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化又推动了新贸易政策的革新。

（摘自《我国口粮库存处于历史最充裕时期2020粮食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材料一

大量汽油、柴油消耗造成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目前我国汽车主要以汽油、柴油为燃料，随着汽车产销量及保有量的迅速增长，燃油汽车带来的能源紧张问题也更加突出。而我国又是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国家，201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64%。而新能源汽车，能量来源主要是电力。现阶段我国主要依靠火力发电，以消耗煤炭为主。目前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煤炭供需总体平衡。

传统燃油汽车在运行过程中直接排放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有害气体，造成大范围分散污染。而纯电动汽车本质上是一种零排放汽车，一般无直接排放污染物，间接污染物主要产生于非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过程中，可以采取集中治理的方法加以控制。另外，随着火电比重减少、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核能发电比重增加，电力生产对大气造成的废气污染将逐渐减少。同时，电动汽车比同类燃油车辆噪声也低至少5分贝，大规模推广电动汽车将大幅度降低城市噪音污染。

（摘编自《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五年发展趋势预测》）

材料二

全球知名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近日发布《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在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排名中取得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两旺。上半年累计产销量分别为21.2万辆和19.5万辆，同比增长19.7%和14.4%。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全球汽车产业的生态正在重塑，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年已经成为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的机遇。”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宏祥说。在这条机遇之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要到达“引领”，还有相当距离。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即电池、电控、电机方面还与先进水准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面临动力电池寿命短、续驶里程短、环境造应性差等技术性问题。北汽集团新能源汽车管理部部长詹文章等人认为，无论是什么汽车，最关键的是核心系统、部件，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从感知、计算、控制的核心设备到关键零部件都存在依赖进口的问题。此外，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智能”领域还有较大差距，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空间都比较大，智慧道路、智慧红绿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在车辆上的应用还有明显不足。

（摘编自《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逆袭之路”的看点》，新华网2017年7月23日）

材料三

近日，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四部委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根据新政，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在2020年完全取消。

有行业人士称，补贴政策淡出之时，就是国外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日。第一电动网的肖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国外老牌车企都有新能源汽车规划，可能会在2020年中国财政补贴取消后，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外资企业蓄势待发”，这是她通过对能源汽车领域的长期研究做出的判断。

“其实，通过短期补贴提升中国汽车竞争力，只是一个‘弯道超车’战略。”肖莹说，对于本土企业来讲，能否在补贴取消后获得长足发展，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摘编自《全球领先优势正在形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一：

中国航天文化贯穿于航天事业的各个历史进程及各个领域，是几代航天人经过探索和总结，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理念，同时，中国航天文化是一种优秀的社会文化，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将科学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

中国航天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对于太空的向往，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美丽的传说故事与浪漫的飞天情结为航天事业与文化的开创奠定了文化基础，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沿革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航天文化跟从航天事业的诞生而来。航天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除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历史性特征之外，又有着显著的时代色彩。伴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航天文化吸收了许多先进元素，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先进文化代表。

中国航天文化有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示。中国航天事业从导弹仿制起步，运载火箭的研制与发展轨迹与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轨迹基本重合，因此火箭文化在中国航天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它是中国航天的关键文化符号之一，此外，航天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国航天文化的文化符号。

以使命为灵魂、以品质为追求、以创新为动力构成了中国航天文化的显著特征。航天工程是一项规模庞大、系统复杂、技术专业的特殊事业，需要高投入，又具有高风险。每一项成果不仅关系到航天事业的进程，还影响到国家的声誉与安危。质量是我国航天事业的生命。20世纪60年代，针对航天工程技术复杂、质量要求高的特点，周总理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从而树立了零缺陷质量意识的理念。新时代，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航天的零缺陷质量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的理念铭刻在每一位航天人的思想中，贯穿于航天事业的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环节里。

中国航天文化的内涵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三大构成要素。航天精神文化是指航天人所特有的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精神、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它是航天文化的核心，影响和指导着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航天物质文化是指经过航天人改造的自然环境和航天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即航天产品。制度文化是航天精神文化的行为体现，也是物质文化不断丰富的重要保证。随着航天科技转化与应用的加速，航天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也要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社会各界大力弘扬和广泛学习航天文化，可以确保航天文化在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承担重要使命。

（摘编自张春颖《中国航天文化的特色及内涵研究》）

材料二：

中国在外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断成为全球各地的头条新闻，当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上时，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领域是不断高涨的中国独特的“航天文化”热潮。

按照中国航天事业主要参与者的说法，有三种重要“精神”或历史影响使得这种新兴的航天文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这些精神全都与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有关，也是航天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

几年之前，中国航天文化产品的版图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广阔。现在很常见的是，中国品牌与中国国有航天机构合作，打造出大量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航天主题产品。2019年10月，中国知名设计师品牌卡宾在上海时装周期间举办了一场航天主题时装秀。据卡宾说，时装秀是为了宣传中国航天文化，致敬中国航天事业。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安踏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名发布主题系列服饰。今年，森宝积木公司推出了中国长征火箭、卫星、月球车和航天员的系列模型，这个系列是与中国航天文创联名推出的，中国航天文创致力于通过教育活动、文化产品甚至是旅游向青少年宣传中国的航天事业。

中国航天活动和商业产品新热潮正逐年高涨，巩固了国家航天事业。虽然这些产品仍以面向国内市场为主，但以将中国置于太空探索前沿为主题的传媒产品已经开始渗入国际意识，比如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三体》小说三部曲和能够在奈飞频道上观看的电影《流浪地球》。此类产品有助于使中国是太空活动重要参与者的观念在国际上正常化。正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成为美国国民冒险精神的传承者一样，中国将自身历史融入其中的航天产品也能够强化以下说法：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其文明的自然延续——中国也应该属于太空。

（摘编自［英］莫莉，西尔克《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航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