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海明威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中贯穿着一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硬汉子”精神。然而，他笔下的“硬汉子”的个性通常伴随着孤独，高傲的下面隐埋着寂寞，勇敢的行为中折射着悲怆凄凉的情调，淡淡的乐观中掩盖着深深的悲哀。

悲剧是海明威一生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悲剧氛围。其中，《老人与海》这部作品是海明威的悲剧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最强有力的反映。圣地亚哥是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集合。他经过八十多天在海上的辛劳，他却没有表现出沮丧，而是从容待之。这种对待失败和厄运的举动显现出来的正是人类内在的力量与意志。老人敢于挑战厄运，在大海上与之展开博弈。老人双手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在感觉快要垮下去的时候，他忍住一切疼痛，抖擞当年威风，拼尽全力，与鲨鱼苦战五大回合，他的渔叉丢了，就用刀子；刀子断了，就用短棍；短棍被打掉就拽下舵柄去打、去砍、去劈；舵柄打断了又用断裂的手柄去刺……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战斗到底。圣地亚哥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直面厄运的勇气可以说完美地演绎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子”的悲剧精神。

文本二：

等了一整天

海明威

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①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不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着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哦！”他说。

可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注：①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作家、画家、插图家，为杂志工作多年，作品大多取材美国殖民地时期及内战时期史实及传说，除撰文外，并亲自作画。

文本三：

冰山原则，是海明威于1932年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首次提出的一种文学创作原则。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川，认为“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写出来了似的。显而易见，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下面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海明威的解释，所谓“冰山原则”，即在文学创作中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隐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感受鲜明的形象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一原则既是海明威对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也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③。”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推荐3】在异乡①

(美)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这时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商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们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在院子里举行。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赛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都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把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桥边的老人

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在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老人与海（节选）

海明威

于是那鱼（马林鱼）闹腾起来，尽管死到临头了，它仍从水中高高跳起，把它那惊人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力量和美，全都暴露无遗。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小船中老人（桑提亚哥）的头顶上空。然后，它砰的一声掉在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大清楚东西。然而他放松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划破了皮的双手之间慢慢地溜出去，等他的眼睛好使了，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银色的肚皮朝上。鱼叉的柄从鱼的肩部斜截出来，海水被它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起先，这摊血黑魆魆的，如同这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中的一块礁石。然后它象云彩般扩散开来。那鱼是银色的，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浮动着。

老人用他偶尔着得清的眼睛仔细望着。接着他把鱼叉上的绳子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绕了两圈，然后把脑袋搁在双手上。

“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吧，”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我是个疲乏的老头儿。可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在我得去干辛苦的活儿了。”

现在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即使我这里有两个人，把船装满了水来把它拉上船，然后把水舀掉，这条小船也绝对容不下它。我得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把它拖过来，好好绑住，竖起桅杆，张起帆驶回去。

他动手把鱼拖到船边，这样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进它的鳃，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脑袋紧绑在船头边。我想看看它，他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产，他想。然而我想摸摸它倒不是为了这个。我以为刚才已经碰到了它的心脏，他想。那是在我第二次握着鱼叉的柄扎进去的时候。现在得把它拖过来，牢牢绑住，用一根套索拴住它的尾巴，另一根拴住它的腰部，把它绑牢在这小船上。

“动手干活吧，老头儿，”他说。他喝了很少的一口水。

“战斗既然结束了，就有好多辛苦的活儿要干呢。”

他抬头望望天空，然后望望船外的鱼。他仔细望望太阳。他想，晌午才过了没多少时候，而且刮起了信风。这些钓索现在都用不着了。回家以后，那孩子会和我要把它们捻接起来。

“过来吧，鱼，”他说。可是这鱼不过来。它反而躺在海面上翻滚着，老人只得把小船驶到它的身边。

等他跟它并拢了，并把鱼的头靠在船头边，他简直无法相信它竟这么大。他从系缆柱上解下鱼叉柄上的绳子，穿进鱼鳃，从嘴里拉出来，在它那剑似的长上颚上绕了一圈，然后穿过另一个鱼鳃，在剑嘴上绕了一圈，把这双股绳子挽了个结，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然后他割下一截绳子，走到船梢去套住鱼尾巴。鱼已经从原来的紫银两色变成了纯银色，条纹和尾巴显出同样的淡紫色。这些条纹比一个人张开五指的手更宽，它的眼睛看上去冷漠得象潜望镜中的反射镜，或者迎神行列中的圣徒像。

“要杀死它只有用这个办法，”老人说。他喝了水，觉得好过些了，知道自己不会垮，头脑很清醒。看样子它不止一千五百磅重，他想。也许还要重得多。如果去掉了头尾和下脚，肉有三分之二的重量，照三角钱一磅计算，该是多少？

“我需要一支铅笔来计算，”他说。“我的头脑并不清醒到这个程度啊。不过，我想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著名棒球运动员）今天会替我感到骄傲。我没有长骨刺。可是双手和背脊实在痛得厉害。”不知道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想。也许我们都长着它，自己不知道。

他把鱼紧系在船头、船梢和中央的座板上。它真大，简直象在船边绑上了另一只大得多的船。他割下一段钓索，把鱼的下颌和它的长上颚扎在一起，使它的嘴不能张开，船就可以尽可能干净利落地行驶了。然后他竖起桅杆，装上那根当鱼钩用的棍子和下桁，张起带补丁的帆，船开始移动，他半躺在船梢，向西南方驶去。

他不需要罗盘来告诉他西南方在哪里。他只消凭信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帆的动向就能知道。我还是放一根系着匙形假饵的细钓丝到水里去，钓些什么东西来吃吃吧，也可以润润嘴。可是他找不到匙形假饵，他的沙丁鱼也都腐臭了。所以他趁船经过的时候用鱼钩钩上了一簇黄色的马尾藻，把它抖抖，使里面的小虾掉在小船船板上。小虾总共有一打以上，蹦跳着，甩着脚，象沙蚤一般。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掐去它们的头，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去。它们很小，可是他知道它们富有营养，而且味道也好。

老人瓶中还有两口水，他吃了虾以后，喝了半口。考虑到这小船的不利条件，它行驶得可算好了，他把舵柄挟在胳肢窝里，掌着舵。他看得见鱼，他只消看看自己的双手，感觉到背脊靠在船梢上，就能知道这是确实发生的事儿，不是一场梦。有一个时期，眼看事情要告吹了，他感到非常难受，以为这也许是一场梦。等他后来看到鱼跃出水面，在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的那一刹那，他确信此中准有什么莫大的奥秘，使他无法相信。当时他看不大清楚，尽管眼下他又象往常那样看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