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萧红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我们叫她“怪物”。教师点名时每次一喊到王亚明，她都起来，把两只青黑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到，到，到。”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可是王亚明却安然地坐下去，青黑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午餐的桌上，那青黑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她的眼睛爬满着红丝条；贪婪，和那青黑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不能满足的愿望。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黑色手，好像是害怕，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

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黑色的手捧着眼泪。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宿舍搬家的那天，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青黑手遮着脸孔。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我看着墙上的影子，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就是地板也一样睡，念书是要紧的……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我读的是《屠场》中女工马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一天，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青黑手，并且把我借给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看得有趣吗？”

她并不回答我，头发也像在抖着似的，用着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马利亚，真像有这个人一样，……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呵呵！”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他站在院心问我：‘你家是干什么的？’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姐姐定亲的那年，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本书。

我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一天的早晨，王亚明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没有人和她告别。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的她也记了下来。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下课，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掳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腰间挂着的白手巾动也不动。

“再来，把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呵……呵。”不知道她向谁在说着。

那被朝阳拖得细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般轻浮，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刺痛了我的眼睛。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爸，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爸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爸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锄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爸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爸，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孤独树（节选）

马金莲

打袼褙子算是老手艺了，窝窝梁的妇女没有不会的。把破旧衣裳拆洗整理成大小不一的布片晒干，再熬一马勺油渣糊糊，晾温，就可以打袼褙子了。木匠奶奶把小木桌儿搬到窗边，到一口箱子里找纸。打袼褙子最理想的纸是幅张较大的报纸，但山里人生活简朴，加上窝窝梁这地方僻远，庄里都是土里刨食的老农民，十个里头九个半是文盲，没人舍得花钱订阅报纸，所以他们的生活里一般很难见到报纸。

箱子里压了满满一箱书。有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小本书，有初中和高中的大书，有厚的，也有薄的，有崭新的几乎没有翻阅过的，也有翻得卷边发毛破旧不堪的。木匠奶奶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从1到10十个洋码号数字。这些书上的字儿她自然是一个都不会认，但是她爱书。这一箱子书是儿子马向虎念过的。从他念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一学期，每一年，所有的书，只要儿子不弄丢，带回家里来了，她都捋平压展，一本不少地收藏起来。儿子小学留过一次级，高中出来没考上，又补习了一年，前后加起来，他一共念了十三年书。十三年里用过的书，沉甸甸压了一大箱子。

那十三年，娃没少吃苦。窝窝梁这庄子太偏了，默默藏在群山最深处，八岁那年小虎子就背上了花书包，每天爬上弯弯曲曲的山路到梁后的小学去念书。初中更难，要到乡中学住校。娃岁数小，背个铺盖卷儿，步行十五里路才能到乡上。高中在县上的回民中学住校，路途就更遥远了。儿是娘的心头肉，她心里疼娃，但又实在帮不上忙，只能给娃多做几双鞋，鞋底纳得厚厚的，让娃走山路舒坦点，给娃烙干粮时，多多地放清油和苦豆粉，用尽了心思，只为儿子啃这些干粮的时候能够觉得香一点，好吃一点。

复读了一年又没考上大学，马向虎带回一个落榜的消息，接着就进了他自己住的偏房，倒头大睡，好像又一次高考落榜，让他攒了几座山的瞌睡，怎么都睡不醒。

“拿我们的血汗钱白糟蹋哩，十三年呐，光他背的馍疙瘩就有几口袋了，他对得起我们吗？”老汉跳着脚，给老婆子抱怨。

木匠奶奶不敢接老汉的茬，心里火烧一样难受，儿子不吃不喝一口气睡了两天两夜，她当娘的心疼呐。娃从小性子闷，有话爱装在心里头，高考连着两年没考上，这打击有多大，她当娘的能不知道吗？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

她去厨房打一碗荷包蛋，她一边打一边落了泪。眼泪落进碗，散开在油花里，她看见那油花沉下去又浮上来，像一朵一朵泛着亮光的花儿在盛开，她擦干泪，端起碗走向偏房。

“做啥去？”老汉蹿过来拦住她，“你给他端吃的？还是荷包蛋！”

木匠奶奶发现老汉的眼仁子都是红的，额头的老筋硬绷绷跳起一层，一条条像暴露在泥土外面的老树根。

“娃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你就是再心狠，还能不叫娃吃饭了？”木匠奶奶一边后退，一边小心护着碗。

“吃！你还有心给他吃好的？他还有脸吃？老子我敲打了几十年木头，我图个啥？盼个啥？就是他考上啊——考个大学，端一碗国家饭，给咱老马家长个脸，也给他自己争口气！可他……我……”他越说越气，气冲上脸，蹿上头，脸红成一片布，头发丛里的锯末子灰尘一样唰啦啦往下掉。老汉的怒火噌噌往上冒，边骂，边甩出一根刚刚锯下的木头板子。

“啪——”木板子砸到了碗上。

碗应声落地。

蛋汤横飞，四枚白玉一样的荷包蛋在碎裂的瓷片间乱滚。

木匠奶奶忙忙弯下腰拾鸡蛋，黑狗早就蹿过来，叼一颗，滚烫，吐出来，赶紧去叼另一颗，它贪婪地一口气叼遍了四颗，才发现不能一口全吞下去，就飞快地吃掉一颗，呜咽着再抢另一颗。木匠奶奶气得抹眼泪。四颗鸡蛋呢，就这样悄没声地没了，她心疼呐。

“死老汉！”她一边捡碎瓷，一边抹泪。

一直关闭的偏房门开了，门里走出马向虎来。他明显痩了，嘴皮上起了一层白痂，本来就痩，站在门口风一吹，单薄得更像个纸剪的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