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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他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作为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马戏团经理，他专程去维也纳看她。他事先压根儿没想过自己会娶她为妻。可一旦看到她，过了最初的惊愕，他就再也无法将自己的眼睛从她身上移开。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让观众能回去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或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描述这张脸，好让他们在拿镜子里自己的脸比较时，能轻松地舒口气。她很耐心地站着，当目光掠过他们的头顶，眺望远处的屋顶时，她或许有一种高人一等之感。

演出结束后，当他与她靠着马戏团内的铁炉子喝茶时，他发现她相当机灵。她谈吐风趣，思路连贯具体。突然他开始心烦意乱，尽管不清楚那到底是为什么。于是，他向她告辞。而令他吃惊的是，她居然向他伸出手去——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姿态，实际上是一位淑女的姿态，而且还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手。

他开始给她买花——不是什么特别的花，仅仅是廉价的一小把，包在箔纸里；或者，他会送她一块棉质领巾，光滑的丝带。然后，他着迷似的看着她把丝带扎在额头上，结果五彩的丝带并没有起到装饰作用，反倒成了一个吓人的东西。

当他感觉越来越躁动不安时，就会对所有的人说，自己要出去谈笔重要的生意。其实他从来就没走远过，而是在附近的一个小镇子住下，顺手牵羊偷个钱包，或者喝得酩酊大醉。即使是这样，他依旧不能摆脱她，因为他已经开始念叨她，好像离了她就活不了，哪怕明知道自己是在逃离。她成了他最重要的资产。甚至他可以用她的丑陋轻松结掉酒账。

每次回来，他总有一个有关她丑貌的新故事讲给大伙听。他会站在一边，手指着她，陈述道：“你们看到，这儿站着一个不幸的人，她的外貌可怕得让你们纯真的眼睛难以忍受。她的母亲住在黑森林边的村子里。一个夏日的一天，正当她在林子里摘果子时，一头凶猛的野猪向她追过去，却被她的正脸吓退……”

“哈哈哈哈……”人群爆发出一阵狂笑，但他从不感到内疚。

就在第一个演出季结束时，他向她求婚了。她连脖子根都红了，浑身颤抖。然后她静静地说：“好吧。”她把头温柔地靠到他的臂膀上，他忍受了一刻，然后缩了回去，开始给她讲自己对两人共同生活的规划，罗列了所有将要到访的地方。她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伤心但一言不发。到最后，她抓住他的手，说她想要的正好相反——她希望他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也不用到处漂泊，再也不用见任何人。她希望她烧菜做饭，生儿育女，拥有一个花园。

“你绝对不可能习惯这种生活，”他气愤地驳斥道，“你在马戏团长大，你想要、你需要被人观看。离开别人注视的目光，你会死的。”

她没有作答。

圣诞节那天，他们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结婚了。主持婚礼的牧师差点昏了过去。不久之后，她怀孕了。自那时起，他成了一个分裂的人。他希望她生一个与她自己一样的小孩——那么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合同，甚至更多的邀约。但是，立刻，他会想到那孩子可能是一个怪物，他真的宁愿撕破她的肚皮，也不愿它注定过像她一样的人生。他祈祷她流产。

……

她是在晚上分娩的，没有任何兴师动众，而是安安静静地，如同一个动物。新生儿是一个女孩，长得非常可怕，甚至比母亲更糟糕。他不得不闭上眼睛，来抑制心头的恶心。

早春时节，一场可怕的西班牙流感袭来，母亲和孩子双双病倒。她们并排躺着，高烧不退，呼吸沉重。偶尔，出自恐慌的本能，她会搂抱孩子，在神志不清中试图给女儿喂奶。她不知道女儿正濒临死亡，再也没有力气吸奶。最后女儿死了，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床边，然后点上一支雪茄。

那天晚上，这个最丑的女人短暂地恢复过意识，只是绝望地抽泣和哀号。他受不了——这是夜的声音，黑暗的声音，直接来自最漆黑的深渊。他掩上耳朵，最后他抓起帽子跑了出去，但是他没跑多远。他在自家公寓的窗下来回走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以此帮助她死去。这来得比他想到的还快。

他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卧室里，看着两具尸体；突然它们似乎很沉，很重，很大。他此刻茫然不知所措，于是，除了教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坐着，看着暮色逐渐吞没床上那一动不动的影子的轮廓。后来教授递给他一张纸，他用右手签了字，用左手收了钱……

就在同一天，他帮助教授用马车把尸体运送到大学诊所，不久它们将在那里被秘密制成标本。

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二十年，它们就站立在大楼寒冷的地下室，直到好光景来了，它们加入到主要的收藏品行列，包括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头颅、双头婴儿和各种人种、肤色的连体婴儿。如今人们仍可在病理与解剖博物馆的贮藏室里见到一对装着玻璃眼的母亲和女儿，依然以极富尊严的姿势凝冻着，如同某个不成功的新的残留物种。

（有删改）

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出生于1962年，波兰女作家、诗人、心理学家。获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

自讨苦吃

[美]理查德·耶茨

五月的一个下午，在来克星顿大道的办公大楼里，沃特坐在桌前假装工作，等着被解雇。现在没人能看得出他背后冷汗直流，也看不到他左手藏在口袋里，慢慢捻着纸板火柴，一根根撕着，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成了一团。他好几周前就明白这迟早是要发生的。今天早上，从步出电梯时起他就感觉到了；下午，他从工作的格子间里往外瞟了一眼，正好与部门经理乔治·克罗威尔对了眼神。

沃特·亨德森九岁那会儿，有阵子觉得装死是最浪漫的事，他发现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假装被枪打中，捧着胸口，扔掉手枪，卧倒在地，他陶醉在伙伴们的欢呼声中。儿时的回忆突然袭上心头，他突然想到——这让他的指甲深深掐入口袋内的纸板火柴里——顺其自然，优雅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种模式。之后的青春期，他都沉溺于此，与比他强壮的男孩打架时，总是勇敢地输给对方；打橄榄球时无心恋战，心底下偷偷渴望受伤，被抬出场外。大学为他的这种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竞选落败——后来，空军又让他体面地品尝了一次被淘汰的滋味，没能进飞行军官学校。现在，看起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再体会一次了。

“沃特?”

格子间的门给推开了，乔治·克罗威尔站在那里，看上去有点不太自在，“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克罗威尔坐在办公桌前，他俯身向前，两手摊开，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特,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即使早就有准备，它还是让沃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对你、对我们都有利的办法是，请你走。不过，”他飞快地加上，“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沃特。我们这里工作是非常专业的，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克罗威尔往后靠，抬起两手，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的手。沃特盯着手印，被它们吸引住了，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哦，”他抬起头来，说道，“你说得很对，乔治。谢谢。”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米的距离，沃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在他穿行在办公桌间时，他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

点头、微笑、握手，沃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自信地鞠了一躬，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享受刚才的表演。

走到大街上，他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跺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匆忙急躁的样子。如果有人下午在来克星顿大道上想要分析自己的心理，那他简直疯了。他决定不告诉妻子。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同样的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走进家门，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在盘子的叮当声里听得到他们大声咕哝着，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就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一走进厨房，就立刻感到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在这湿润明亮之中了。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盒、蛋黄酱罐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线，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洗手准备吃晚餐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点冷水让自己振奋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你不吃完所有的奶油蛋糕,你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刮盘子，叠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趿拉趿拉的鞋子声、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一本杂志就窝在那里，他缓缓地、深长地吸了一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滑入混乱之中。自己只有一个建议，像酒般冰凉清冽，一次次冒到嘴边: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可更难了。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又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走进田野,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有空洞的回音，电影摄影机开始转动了。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里，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边，找东西。“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特，你有火柴吗?”

“有。” 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啦?”

“火柴?”他盯着那糊作一团，扭成一堆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特，出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上停下脚步,身体好像变得僵硬，一个受伤的男人，把自己拼凑起来；他转过身，面对她，想朝她忧郁地淡然一笑。

“嗯，亲爱的！”

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纽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颓然地向后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优雅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