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

王春迪

在老街上吃过早饭的人，都说老街上的早饭特别有味儿。其实老街上的早饭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吃来吃去也就那几样，不过就是豆腐脑豆腐卷，薄粉黄粉，煎饼油条酥烧。后来街上也有卖类似汉堡烧卖手抓饼灌汤包的，但说不上是因为不实惠，还是因为不填肚子，除了那些上学的孩子外，吃的人并不多。

寥寥几样东西，老街人却有自己的搭配方法，若吃豆腐脑，老街人习惯就着煎饼，卷着黄粉（黄豆做成的粉）和油条吃，煎饼里还要抹一道由辣椒粉、韭菜花、酱油和成的调料。若吃薄粉（绿豆做成的热糊糊），他们喜欢把辣椒粉韭菜花搅拌在薄粉里，就着豆腐卷或者酥烧（用面裹着葱白炸成的团子）吃。

老街有几家卖早饭的，都扎在街西那当口，门面很小。里头仅够支几口锅，来客就坐外头。夏天，用几张一臂高的小桌子拼成一排，两边放满了小马扎，无论男女，管你是西装革履还是穿红戴绿浓妆艳抹，见空就坐吧，别等人伺候，自个儿端碗儿，自个儿擦桌。冬天，就围着桌子搭一个简易棚子档风，用那种红白蓝三色相间的防水布，有风吹过，哗哗作响。

和别的地方不同，老街这儿卖豆腐脑，摊子上就只有豆腐脑，还有几摞煎饼。你要吃油条酥烧，就去炸油条的摊子上；你要吃黄粉，几步远的地方就有黄粉摊，自己切去。有几个老街坊还有喝早酒的习惯，卖薄粉的万大娘屋里有桶装的散装玉米酒，她男人从酒厂打来自己喝的。你若馋，自己找碗倒。南面的牌坊街，卖薄粉的摊子上，也卖酥烧、豆腐卷、油条、茶叶蛋，省时省力，很方便，但大伙儿还是不厌其烦地到老街上吃，几个摊子转转，现吃现买，香。

匡婶多年来一直在老街卖水煎豆腐卷，一口锅，一块儿面板，从一毛钱能买一个的年月，卖到今天两块钱三个。匡婶的水煎豆腐卷儿，不用调和油，而用花生油，皮薄得能清晰地看出里面五颜六色的馅儿，她的馅儿三天两头地变，韭菜黄瓜豆芽胡萝卜，土豆白菜萝卜洋葱荠菜。大清早，摊前就有长长的队伍，排队等锅开。

匡婶一直是笑呵呵的，其实匡婶很多时候并没笑，她长着一张笑脸。匡婶圆脸，腿上肉多，嘴巴微张，眼睛有点眯，慈眉善目的。熟悉匡婶的人，知道她命苦。匡婶男人年轻时下矿，手脚生了病，人到中年就不能干重活儿。匡婶凭看一口煎锅，拉扯大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在本地中医院当护士，儿子考上了大字，毕业后在南方找了个体面的工作，还谈了个女朋友，眼瞅着要谈婚论嫁了，儿子却遇上了车祸，说走就走了。这些年，匡婶常会盯着留着平头的圆脸青年愣神儿。她的儿子生前就是平头、圆脸。

匡婶的男人身体不好，却很勤快，早上给匡婶打下于，中午收摊后，匡婶眯一会儿午觉，男人便骑着机动三轮车买菜买面拉货。技校门口，每逢周木就有很多等车回家的学生，他便在三轮车后面装上一个篷子，拉几个短途的学生，挣多挣少，反正不闲着。

哪想有一回，匡婶男人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辆正拐弯儿的大货车，他正处于大货车视线盲区，俗称“月亮弯”，被卷进了货车里头。

那些天，卖薄粉的万大娘和几个老姐妹，轮着到匡婶家给她送水送饭。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劝她，儿子丈夫一种死法，都走在她前头。这种塌天的事儿，怎么劝？说什么好？匡婶愿意说话，就陪她说话，不愿意说话，就帮她拾掇拾掇。

没有了匡婶的豆腐卷，街坊们便去吃油条黄粉，但口味儿终究单一了些，老街的吃客少了许多。

某天，临近晌午，万大娘正收摊，来了一个人，提了一袋子豆腐卷儿，放在桌子上。“老板娘，你尝尝这个豆腐卷儿，说得过去，赶明儿我就送点儿过来。放在你摊子上，你挣点，我也挣点儿。”

万大娘说:“你搁这儿吧，我正忙，晚些时再说。”那人一走，万大娘就去了匡婶家。让匡婶尝尝这豆腐卷。匡婶咬了一口。

“咋样？”万大娘问。

“皮厚了，菜也老，还放味精。”

“这人要在我摊子上卖这个。”

“那你就卖呗，多挣些。”

万大娘说:“我不卖。你以为人这辈子就只为挣钱?这些日子，街坊们的肚子都给你留着空儿呢。我们这帮老姐妹都盼你走出来，就怕你闷在家里胡思乱想。”

几天后，匡婶的锅又在老街上支起来了。万大娘特地让人在老街口放了一挂小红鞭……女儿知道母亲又出来卖早饭，很不乐意，她不想让母亲太辛苦。可匡婶却说:“你不懂的。”回头又补了一句:“这条街上单单摆个摊儿，欠的人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有删改)

床畔（节选）

严歌苓

六月的一天夜里，大雨把人们下醒了。大雨频率持衡，极有后劲地落着。似乎每一滴雨都是同样大小，同样的分量，不应该说它是落，而应该是发射。雨从天上被密集地发射到地上。可怕的就是那份沉着，那是在告诉你，它的增援无限。

万红很快已经跑进雨里。胶皮雨衣和雨帽被雨点砸得“突突”响。巨大的雨珠如同实心的，砸在她额上，肩上，脚背上，似乎要砸出伤来。

值班护士告诉万红，她刚刚把病房的窗子检查了一遍，全部关严实了。万红沿着走廊往前走，电力不足的灯光使她的影子十分浅淡。

走廊尽头就是那间小储藏室。门照例是开了个缝，日光灯管里的光几乎是铅灰的。没人的时候，万红始终叫张谷雨“谷米哥”。

她把他的帐子撩起，曲起两膝跪到床沿上，查看是否有蚊子钻进来。铅灰的灯光中，她仍然看到了两只。一只肥大的蚊子拖着紫红透明的大腹，扒在帐顶上。她一伸手，它蠢蠢地起飞，落在一个夹角。她两个巴掌轻轻一合，再打开，好大一摊血。一面打着蚊子，她一面轻声对张谷雨说外面雨有多大，水涨了多深，核桃池肯定是一片小小的汪洋。

没人的时候，万红总是说点什么给“谷米哥”解闷。困在动弹不得的躯体里，他一定闷死了。夜里，她每两个小时起身，检查一下张谷雨的病房和他身上的各种管子，给他翻一次身。他是否睡着只有她知道。碰到他失眠，她就给他念念小说或诗歌。有一次，万红用了半个月把《白夜》读给了张谷雨听。她看出谷米哥喜欢这个故事，听得好入神，眼睛微微闭上。女主人公娜斯金卡跟着革命者走了。他长叹一声，慢慢睁开眼。

万红在白天也会给他念些什么。念的东西不同于夜晚。白色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沓信，信封全散了，信纸的折痕也断裂了。它们原本是部队的公文信笺，质地菲薄，经不住一再地展开又折拢。张连长一定是给他的妻子捎去这样的公文信纸，让她常常给他写信。他和玉枝从相亲到婚后一共四年，玉枝写了十九封信。信都充满内容，没一句城里恋人的书本情话。说“谷米哥教会我查字典很管用，现在写信不求人了”。还说“寄回的军装改了，天天穿”。“用十个家鸡蛋换了五个洋鸡蛋，只孵出了一对小洋鸡，腿和嘴是黄的”。每封信后面几句话都一模一样：“注意身体，努力工作，我和花生还有你父母身体都好，勿念。”读这些信的时候，张谷雨的舌头就会发出轻微的“吧嗒”声，是在插嘴，或是在遗憾，也或许是笑。他的笑有很多种，最多的是眼神和嘴角的笑，微笑、苦笑、无奈一笑，都是目光的一个跳跃，嘴角一个松弛或提升。

士兵们的信也在抽屉里，很大一摞。曾经到医院来探望他的两个兵一直给张连长写信，错别字比玉枝还多。两个兵常常提到连长救他们的事，连吃顿肉包子都会联想和感慨：“今天晚上食堂吃包子，肉一大坨！辣子也随便吃。要不是当时连长救了我的命，我这会儿哪能吃这么香？……”两个兵在部队调离后还给连长写信来，说现在打的隧道有十公里长，打到他们升了连长或者卷铺盖复员都未必打得通。他们常常抱怨现在的兵不好带，不肯刹光头，一放假就穿的确良、花尼龙袜子。他们偶尔写道：“连长你要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就晓得我讲的是真情况。连长你要回来肯定是团首长了……”

这两个已经是排长和班长的兵偶尔会收到一封老连长的回信。信明说了他自己无法动笔，是由人代笔的。万红在代笔时都是边写边念，张谷雨同意不同意她的用词造句，她都看得出来。她用他带云南口音的书写语言谈到他的健康，这一带的气候，广播里听到的有趣事物，或读的某本书。有时也会劝劝他的士兵，别太小心眼，军人之间再有深仇大恨，生死关头都是兄弟，说不定会让同一次塌方砸到同一堆石头里，能同生的不算情谊，能同时面临死亡，那才是缘分。万红记得，她写到此处，张谷雨的喉咙深处发出“咕咕”的声音，轻得很。

万红明白那两个被张连长救过命的士兵到现在也不接受“植物人”的概念。他们看到的张连长只不过躺在病房里熟睡。因此他们的信持续写来，每隔两个月一封，有次还寄了一包烟叶和一包茶叶。万红把烟叶搓碎，装进烟杆，点着，搁在张谷雨嘴唇上。把灯关上，就能看见小小烟锅里燃着的烟草微微地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她看出这位连长在品尝他士兵的礼物时是温故而怀旧的，他的眼睛充满了梦。她在张谷雨连听说，一次塌方把洞口封了，张连长和几十个人被堵在里面，一个老兵从身上摸出半包烟，但是火柴潮了，怎么也擦不出火，张连长在等待营救的三十多个小时里，把那几根烟拆开，把烟丝嚼了。张连长的士兵太了解他们的老连长了：他的肚子可以不去喂，但他的肺是一定要去喂的。

万红此刻揭开盖在谷米哥身上的床单，想找到那个刚被拍死的蚊子叮咬的部位。那是被当地人叫作“八爪虎”的毒蚊，被它们一叮，皮肤在一小时后会肿出巴掌大的丘疹，不及时排毒的话，疹块会溃烂。

她见他的身体比几年前高大伟岸，肌肉仍然棱角分明，只是上面覆盖的脂肪比过去厚实。两片扇形的胸大肌向肩膀展开。似乎这个躯体从来没有完全松弛过，筋络和肌肉始终在运动，刚刚放下肩上的一部钻孔枪，或刚刚吹完一声长长的哨子。这躯体从来不是任你摆布的，即使平展展地躺在那里，也有一种警觉。那似乎是出击前的静止。因而他的躺卧毫不消极。

万红奇怪所有人都怎么了，竞看不懂他任何一个细胞都活跃矫健。

她仔细检查他的每一寸皮肤。终于在他的左胯找到毒蚊叮咬的部位。她用碘酒和酒精消了毒，又用一把手术刀在上面划了个小口子。她两手的食指和拇指突然发力，切口出来一股淡色的血。“八爪虎”的剧毒混在血液中被排了出来。她对他轻声说：“这下好了，不会溃烂了。”他眼皮微妙地耷拉一下，其实就是浓黑的睫毛那样轻轻一垂。他笑了，她也笑了。他们的这种笑只有对方能懂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