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莱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莱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和丙菜都只用小脸盆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些菜的人都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个别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做“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

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

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圪，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

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饭场上就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

现在，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像是乙菜。这说明跛女子算得上中等人家。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她在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我们可以想来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

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变得愈加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

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

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馍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得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了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的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子的遮掩，才使人觉得袜子是完好无缺的。）

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值日生在他未到馍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

他独个儿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筐里还剩两个，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拿。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她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

短短一天之中的经历，使田晓霞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感情与思绪一直处在沸点，就像身临激流之中，任随翻滚的浪山波谷抛掷推涌，顾不得留意四周万千气象，只来得及体验一种单纯的快感。瞧，现在她又怀着无比的新奇与激动，在矿部二层楼的一个单间里换一身矿工的作衣，准备经历一次井下生活了。

当她换好衣服来到隔壁的时候，少平、宣传部长和安检员，都忍不住笑了。晓霞穿的是男人的作衣，衣服太大，极不合身，显得象孩子一样。她在墙上的镜子前照了照自己的模样，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时候，王世才赶到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出了矿部大楼，走进井口旁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和王世才去换作衣，宣传部长去给晓霞领了一套灯具。

等上下井的工人们都完毕以后，他们最后一罐来到地下。晓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后，她不由得紧紧抓住了少平的衣袖。接着便是过风门，爬滑溜的大坡，上绞车道。少平一路拉扯着她，给她说明旁边的设备，介绍井下的各种情况。她只是一直惊讶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现在，他们爬进了工作面旁边的回风巷。本来，接连通过的那些巷道就已使她震惊不已，而没想到还有这么令人心惊胆颤的地方！

她紧紧抓着少平的手，和他一起弯腰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间。这时候，她更加知道她握着的这只手是多么有力，亲切和宝贵。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她也不揩这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她为她心爱的人哭。她现在才明白，他在吃什么样的苦，他所说的沉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掌子面煤溜子机尾旁边。王世才像猴子一般灵巧地穿过那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钢梁铁柱，到机头那边让溜子停下来。震耳欲聋的巨大的响声停歇了。他们在这头稍事停留，等待王世才返回。掌子面一荐炮刚过，顶棚已经支护好了。正在攉煤的工人也暂时停下来。他们知道这是来参观的人。因为班长亲自带路，还跟着矿上的领导和安检员，知道参观的是个“大人物”。

少平几乎是半抱着晓霞，艰难地从溜子槽上爬过掌子面，好不容易来到漏煤眼附近的井下材料场。他们这才又直起了腰。现在，晓霞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脸黑得叫人认不出来她是女的。直到现在，她还紧张得没说一句话。是的，她反应不过来这就是井下的生活，这就是她亲爱的人长年累月劳动的地方！她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流动的黑色，旋转的黑色……

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按原来说好的，少平不再上井送她。那么，他们就要在这儿分手告别——就在此刻！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黑暗中，她再一次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她愿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而不再放脱。

“我就不再上去了。”他说。

“我还要来大牙湾……”她说。

宣传部长和安检员在旁边等着她。他放开了她的手。他和师傅目送着他们离开材料场。一直到巷道拐弯处时，她又回过头来，在一片漆黑中徒劳地寻找他的身影。晓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井的。

当她洗完澡回到招待所，躺进干燥而舒适的被窝里，就像刚刚从雷鸣电闪的暴风雨中走回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不尽的黑色在眼前流动着……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露脸，她就坐进大牙湾矿那辆唯一的小轿车离开了这里。矿上前来送行的领导在车窗外挥手道别。但她根本没有在意那几张殷勤的笑脸。眼前流动的仍然是黑色。

（节选自《平凡的世界》，有删减）

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

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

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是像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虑和苦痛的……

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哩！

在他们这个责任组时，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圪崂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的被吆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八十二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二十ー岁，完全成了大人；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西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

他们家里最大的煎熬，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流子两手空空，谁知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就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些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都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恋爱。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地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她，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

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少安记得他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丁的衣裳。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沉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

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锄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圪崂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地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圪崂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

农历八月，麦子种毕，又停了锄务，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开始，田家地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

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心。责任组的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做起圪塄帮畔，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扩大蔬菜种植。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

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凤”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

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哩？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智对白明川说。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

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青年人，说：“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张有智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连喝了几大杯酒，已经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满泪水，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唉，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砂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五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

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啊……

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智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来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七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

田福军和张有智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它几个公社看看。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圪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七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

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爱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智哩！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爱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她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她……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

爱云在被窝里说：“你可当心些。”

田福军“啪”地拉灭电灯，说：“我不怕！”

第二天当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找不见，几乎到了十点左右，人才全部到齐。

正如料到的那样，冯世宽一开始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作风，否则，原西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

田福军平静地说：“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马国雄反唇相讥：“打死几个人了？”

“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原西县没资格定人死罪！”张有智说。其它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

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像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

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

还在争吵的时候，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象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

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降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战，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有删减）

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几天之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刻，金秀和兰香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少平推诿着说不想去。最少在眼下，他不愿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究竟被伤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勇气去照镜子。

金秀见他执意不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他们三个人一块到她的宿舍去坐坐。她说她们宿舍实习的同学都没回来，就她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儿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

三个人到医学院金秀的宿舍后，金秀特意让少平坐到她床上休息。她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采买吃的，她想好好款待一下少平哥。

兰香和金秀走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就在金秀的枕头边拿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在无意间发现金秀床铺那头的墙上挂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过去摘下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

他闭着眼，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拿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般。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

我看到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我？他在心里问自己。你啊！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看见它，难道它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它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它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可笑。你这可笑的鸵鸟心理！

他睁开了眼睛。呀！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楞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厕墙上写了一句骂人话后所划下的惊叹号！

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飞溅。接着，他一下伏在金秀的床铺上，埋住脸痛哭起来……

他听见了开门声——是金秀和兰香回来了。

他爬起来，用金秀的毛巾揩去了脸上的泪痕。接着，匆忙地拿起扫帚，把满地的碎镜片扫到门后。在手捉住门锁柄的时候，他停留片刻，以便自己镇静下来——尽管他知道这是徒劳的。

在门打开的一刹那间，他看见两个妹妹都怀里抱着一堆吃的东西，脸色苍白地愣住看他。她们显然感到这屋里曾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他自己的神态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她们很快说笑着走过来了。以后，她们一直装着没有看见门背后的那一堆碎镜片。

两个女孩子像演戏一样，大声说笑着，甚至有点咋咋呼呼，在桌子上铺开了块干净的白布，然后把那些罐头、啤酒、果子露、牛肉、面包等等吃的东西都摆好，让他坐到“上席”上，并且开玩笑称他“革命老前辈”……吃过东西后，少平没让她们送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大街上。

啊，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

现在，他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绪渐渐亢奋起来。

他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黑镜，随即就戴起来——部分地遮掩了脸上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打扮加上脸上那道疤，奇特地使他具有了另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

当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他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可能和煤炭打交道。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离开了省城。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开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有删改）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连队所在的山上离盖孜河有8公里，全连每天吃用的水都要由驴去河边驮。新买回来的驴和原来负责驮水的下士犟上了，在挨了无数鞭子后才勉强驮回两半桶水。连长决定让上等兵去接替驮水工作。

第一天早上，上等兵把驴牵出圈，往驴背上搁装水的挑子。驴极不情愿，一把摔了挑子。上等兵也不急，也不抽打驴，驴摔了挑子，他再搁上去，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和驴较量。他和驴都折腾出满身汗，可硬叫驴没有再往下摔挑子的脾气了，上等兵才牵上驴下山。

8公里在新疆算不了什么，说起来是几步路的事，可上等兵赶着驴，走了近两个小时。下山路上，驴故意磨蹭，上等兵不急不恼，任它由着自己的性子走。到了河边，上等兵往挑子上的桶里装满水后，驴又闹腾开了，几次把挑子摔下来，弄了上等兵一身的水。上等兵也不生气，驴摔下来，他再搁上去，摔下来，再放上去。他一脸的惬意样惹得驴更是气急。直到下午，上等兵才牵着驴驮了两半桶水回到山上。倒下水后，上等兵没有歇息，又牵着驴去驮水。如此折腾到天快亮时，驮够了四趟水，才让驴歇下。

第二天，刚吹起床哨，上等兵就把驴牵出来去驮水。这天虽然也驮到了半夜，可桶里的水基本是满的。一连几天，如果不驮够四趟水，上等兵就不让驴休息，但他没有抽过驴一鞭子。

慢慢地，在上等兵不愠不怒、不急不缓的调教中，驴没了那份暴烈，心平气和得就像河边的水草。上等兵感觉到驴已经真心实意接纳了他，便对驴更加亲切友好了。驴读懂了那份亲近，朝空寂的山中吼叫几声，又在自己吼叫的回声里敲出鼓点一样的蹄音欢快地走着。上等兵感应着驴的欢快，知心地拍了拍驴背，把缰绳往它脖子上一盘，不再牵它，只跟在一边。他又想到该给驴起个名字，兴奋起来，一点没犹豫，就给驴起名“黑家伙”。连长喜欢叫兵们这个家伙那个家伙的，驴全身黑色，就该叫“黑家伙”。虽然驴不是兵，但也是连队的一员，是他的战友。

渐渐地，“黑家伙”熟悉了每天的水要驮回哪里，它总主动走到那里。一天，上等兵在路上耽搁了一下，“黑家伙”没有接到叫它停的命令，径自走出好远。待上等兵追到山上，“黑家伙”已经把两桶水分别驮到一班和二班的门口，正站着等他喂草料呢。上等兵冲到“黑家伙”跟前，“黑家伙”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扑闪着大眼睛，等着一个不高兴的表情。上等兵没有骂它，却伸出手抚着它的背，表扬它，“黑家伙”兴奋地冲天叫了几声。

有了这一次，上等兵决定让“黑家伙”独自驮水回连。在河边装上水后，他对“黑家伙”说你自己回吧，“黑家伙”就自己上山了。“黑家伙”第一次独自上路时，上等兵有点不放心，悄悄跟在后面，远远地看着，他发现“黑家伙”稳健的身影，竟是群山中惟一的动点。这惟一的动点，一下子使四周沉寂的山峰山谷多了些让人感动的东西。过了一个多小时，“黑家伙”驮着空挑子回到河边。上等兵高兴极了，扑上去亲了它一口，并把自己在河边割的青草奖赏给它。“黑家伙”吃着，不停地甩着尾巴，表示它的高兴。

上等兵买回一个铃铛，拴到“黑家伙”的脖子上。铃铛声清脆悦耳，陪伴着“黑家伙”行走在寂静的山道上。“黑家伙”喜欢这铃铛声，离上等兵越来越近，步子也越来越快，铃铛声也越加响亮，远远地传到盖孜河边。

为了打发“黑家伙”不在身边的时间，上等兵带上了课本，在河边复习功课，他心里一直做着考军校的梦呢。复习累了，他背着手在草地上散步。他想到考上军校后，会和“黑家伙”分开，心里一阵难受，就拼命给“黑家伙”割青草，想把“黑家伙”一个冬天甚至几个冬天要吃的草都割下、晒干，预备好。

在铃铛声中，又过了一年。这年夏天，上等兵考取了军校。

走的那天，上等兵叫“黑家伙”驮着自己的行李下山，再最后一次给“黑家伙”背上的挑子里装上水，看着它往山上走去，直到走出很远。等他恋恋不舍地背着行李要走时，突然熟悉的铃声由远及近急促而来。他转身向山路望去，“黑家伙”正以他平时不曾见过的速度飞奔而来，纷乱的铃铛声大片大片地摔落在地。上等兵的心不由一颤，眼睛模糊了，模糊中，他发现，奔跑着的“黑家伙”是这凝固的群山中惟一的动点。

（有删改）

霍乱之乱

池莉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

我和秦静值夜班。下午五点，防疫站的人基本走光了，只剩下科室主任闻达。

闻达头发凌乱的脑袋在满满一桌的书本、卡片和资料堆中微微摇晃。从办公桌底下探出老远的，是他瘦骨伶仃的长腿和那双穿着不配套皮鞋的大脚。他追踪流行病二十多年了，对所有的流行病都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撰写工作量极大的报告使他每天都要推迟一个小时下班。闪电穿过云层，雷声冷不丁在耳边爆响，密集的大雨从远处黑压压地扫了过来。

晚上八点多，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是第十九医院肠道门诊的洪大夫打来的，她战战兢兢地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我和秦静傻了眼。

在消失了几十年之后，霍乱又来了，而我们对它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我们学习的流行病学教材是一九七七年印刷的，它告诉我们：“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几种病哗哗地翻了过去。

洪大夫在电话里大叫：“喂，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终于冷静下来，叮嘱洪大夫赶快隔离病人，把疫情卡和粪样送到我们站里来，有情况及时打电话。

五层楼的防疫站蓦然间灯火通明，各个科室的人全都连夜冒雨赶到了站里，大家对霍乱除了满怀恐惧，其他一无所知。站长答非所问地应付着大家，人们非常不满，到处是寻找闻达的声音：“闻主任呢？闻达呢？”

闻达的出现使站里顿时有了秩序。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过来。站长如见救星，紧紧地握住闻达的手说：“现在就看你的了。”

闻达一口气宣布了八条意见：第一，组建紧急行动小组；第二，立刻复查粪样培养基的菌落；第三，连夜出发，追踪病人并确定疫点……

有关部门的领导都赶来了，小车密密麻麻塞满门口。领导都主动与闻达握手，摇着他的手说：“老专家啊，全靠你了。”

闻达的“八条”，开出了一系列我们防疫站本来就应该有却一直没有配备的正规化设备，大大小小写满了三张纸。

闻达走路变得格外轻盈，皮鞋不再像平时那样不知深浅地摩擦地面，白大褂在他身后飞荡起来，使他像一只忙碌的喜气洋洋的燕子。

紧急行动小组成立，救护车一头冲进雨里，以最快速度朝一个叫“臭塘村”的地方飞去。这是霍乱病人肖志平所在的村子。

几经辗转，当我们终于将肖志平带回防疫站时，已是旭日东升。

理想中的紫外线室已经有了，大厅里整齐地挂着崭新的隔离服，地上是一排排油亮的齐膝盖长筒橡胶靴。仅半天时间，整个防疫站旧貌换新颜。

闻达一夜没睡，但他精神矍铄，一双眼睛精光发亮。

他主动跟我们聊起往事：“我年轻时遇上一次鼠疫，那是一九五二年，黑龙江的甘南县突然出现大量肺炎病人。传播之迅猛、死亡率之高震惊了政务院。消息传来，我立刻报名去了疫区，提出了紧急处理的流行病防治方案，划出了半径为十公里的警戒圈，大隔离圈内再划小隔离圈，层层进行检疫和预防接种，我们获得了极大成功。”

秦静说：“后来呢，闻主任？”

闻达说：“后来就是今天了，我又抓住霍乱了。这次的霍乱，我们也一定能够消灭。但这一次不是永远。要记住，微生物与我们同在这个生活空间，它们的繁殖变异没完没了，一旦为它们提供了外因，就会造成发病。现在情况危急，我们今天必须封锁疫点。”

下午六点，我们全副武装地从防疫站出来，体态臃肿，像太空里的宇航员，笨拙缓慢地爬上汽车。

臭塘村位于工厂和农村的接壤地带，是工厂的废料废渣堆。村子里没什么树木，四周是荒滩和臭水塘。正值晚饭时间，屋顶冒着炊烟，臭水塘边有妇女在洗菜，光屁股的小孩和鸡鸭猪狗在外面玩耍。

我们兵分两路向臭塘村包抄过去。闻达率先接近村子，用电喇叭不停喊话：“乡亲们，我是防疫站的流行病医生。你们这里流行一种肠道传染病，要求大家从现在起一律不要外出，等候我们的检查和治疗。”

消杀科的人背着喷雾器，沿着包围圈散开，准备由外向内进行卷帘式消毒。

村里的女人们尖叫起来，拉着孩子到处躲藏。男人们抄起木棒、铁锤，在村口堵住了闻达，一把缴获了闻达手里的喇叭，凶狠地说：“少来这套，我们生病了会自己去医院。说实话，你们为什么要包围我们村子？后面围上来的人是不是要使用化学武器？”

闻达说：“不是不是，是来给你们消毒的。”

村民们怒火万丈：“我们没有毒，要你们来消什么毒？”

关键时刻，闻达急中生智，叫人把消毒液喷在自己身上。闻达在消毒液的沐浴下做出开心的样子给村民看，说：“是不是化学武器？我死了没有？没有啊！”村民们观察了一会儿，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我们成功封锁了疫点。有五个病人被我们查了出来，当即就被塞进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封锁区隔离了十四天，没有一个人有闪失，倒是我们防疫站的医生几乎都累病了。这十四天，我们的睡眠平均每天只有两个半小时。

从封锁区撤回来的那天，村民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他们说：“我们最感激的是，你们让领导注意到了臭塘村，我们从此有人管了。其实我们哪有什么病？谁夏天不拉几回肚子？从来没有医生像你们这么好，实在是辛苦你们了！”

我们无奈地笑笑，上车走了。臭塘村的人们觉得我们在小题大做，他们最终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霍乱。

也许是因为严格的保密，事后并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闻达回到了从前，依然每天下班之后写一小时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走路又是拖泥带水了，鞋底总是呲呲地摩擦地面，两只不同的皮鞋又穿在了他的脚上。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