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这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有删改）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汤勤福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人民日报》（201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