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先生

赵威

①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②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北风裹挟着雪片，在空中横扫。薄幕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汲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③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④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⑤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⑥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⑦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⑧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⑨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金，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⑩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喀布尔人

泰戈尔

我屋子的窗户是临街的。我的五岁的女儿敏妮就在我书桌旁，靠近我脚边坐下来，用手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玩。

我正在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忽然间敏妮说不玩了，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街上果然有一个喀布尔人，正在慢慢地走过。他穿着宽大的污秽的喀布尔族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

她开始大声地叫他。“哎！”我想，“他要进来了，我这第十七章永远写不完了！”就在这时候，那个喀有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这孩子。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赶紧跑到妈妈那里去躲起来了。她稀里糊涂地认为这大个子背着的口袋里也许有两三个和她一样的孩子。这时那小贩已经走进门里，微笑着和我招呼。

当时我想既然已经把他叫进来了，我就停下来买一点东西。我买了点东西，开始和他谈到俄国人、英国人和边疆政策。

没过几天，有一个早晨，我出乎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儿喀布尔人，又说又笑。她的小纱丽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她的客人送给她的礼物。“你为什么给她这些东西呢？”我说，一面拿出一个银角子①来，递给了他。这人不在意地接了过去，丢进他的口袋里。

糟糕得很，一个钟头以后我回来时，发现这喀布尔人把银角子给了敏妮。我发现，喀布尔人用干果和葡萄干这种有力的贿赂，把这孩子当初的恐怖克服了，现在这两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好玩的笑话，给他们增加许多乐趣。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的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依我看来，这种小孩和大人的对话里面，带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那些秋天的早晨，正是古代的帝王出去东征西讨的季节，我却在加尔各答我的小角落里。我从来也不走动，心灵却在世界上漫游。看到这个喀布尔人，我立刻神游于光秃秃的山峰之下。我似乎看见那连绵不断的、驮着货物的骆驼，一队队裹着头布的商人，有的带着古怪的武器，有的带着长矛，从山上向着平原走来。

我似乎看见——但是正在这时，敏妮的母亲就要来打扰，她央求我“留心那个人。”我总是笑一笑，想把她的恐惧慢慢地去掉。但是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提一些严重的问题：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么？在喀布尔不是真的有奴隶制度么？

因为这样的事没有根据，那么不让这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似乎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的亲密友谊就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每年一月中旬，拉曼，这个喀布尔人，总要回国去一趟，快动身的时候，他总是忙着挨家挨户去收欠款。今年，他却匀出工夫来看敏妮。他若是早晨不能来，晚上总要来一趟。当敏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的时候，年纪相差得这么远的这两个朋友，沉浸在他们的往日的笑声和玩笑里，我也就觉得放心了。

在他决定动身的前几天，有一天早晨，我听见街上有吵嚷的声音，往外一看，在盛怒之下，这犯人正在乱骂他的仇人。忽然间，在我房子的凉台上，我的小敏妮出现了，照样地喊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四头看她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臂底下没有夹着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到关于那只象的问题。

因为蓄意谋杀，拉曼被判了几年的徒刑。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被人忘却了。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

一年一年过去。又是一个秋天。早晨是晴朗的。雨后的空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阳光就像纯金一般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肮脏的砖墙，都被照映得发出美丽的光辉。打一清早，喜事的喇叭就吹奏起来，每一个节拍都使我心跳。拍拉卑②的悲调仿佛在加深着我别离在即的痛苦。

我的敏妮今晚就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嘈杂和忙乱。院子里，要用竹竿把布篷撑起来；每一间屋子和走廊里要挂上叮叮当当的吊灯。我正坐在书房里，有一个人进来了，恭敬地行过礼，站在我面前。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带着口袋。但是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拉曼？”我问他。“昨天晚上，”他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这儿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着。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呢？”他立刻转身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会说：“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工夫？”他相信敏妮还是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向他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他又想象他们会和往日一样地在一起说笑。事实上，为着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来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好好地用纸包着，这些东西是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点本钱已经用光了。

这个人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走近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递送那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吗？”

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想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呵。

婚礼的喇叭吹起来了，温煦的秋天的阳光倾泻在我们周围。拉曼坐在这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的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钞票来，给了他，说：“回到你的家乡，你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因为送了这份礼，在婚礼的排场上我必须节省一些。我不能用我原来想用的电灯，也不能请军乐队，但是我觉得这婚筵格外有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和她的独生女儿重逢了。

【注】①银角子，一种印度货币名。②拍拉卑，一种印度音乐出调名。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左镰

莫言

那个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里割草的少年名叫田奎，是田千亩唯一的儿子，也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我二哥考上了中学，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

我天生不是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田奎永远在那片树林子里活动。树林子里有几十个坟墓，他就在那些坟墓间转来转去。坟墓上生长着一些低矮枯黄的茅草，还有菅草。田奎蹲着，有时也弯着腰站着，用那张左镰像给坟墓以剃头一样耐心地割。我们割草，都是右手挥镰，左手将割下来的草抓在手里。他用左手挥镰，因没有右手，右胳膊上绑着一个铁钩子。他用铁钩子将割下来的草拢在一起。我感觉到他那个铁钩了比我的手还灵便。我也曾尝试用他的左镰割草，但感觉非常别扭。我问田奎：“你从小就用左手吗？”

他说：“刚上学时，我拿笔都用左手，左手写得快，右手写得慢。”

“我二哥说你学习很好。”

“也不是很好。”

“你为什么不考中学呢？”

他用右手的铁钩子指指前面一座坟墓，低声道：“那座坟里有一条大蛇。”

“多大？”我恐惧地用手摸头发。因为传说蛇一见儿童就会数头发，只要让它把头发数清，魂就被它勾走了，因此，遇到蛇必须迅速将头发弄乱。

“想看看吗？”

我犹豫着，但还是跟着他向那座坟墓走去。

那座坟慕上有几个拳头大的洞眼，他指指其中一个。

我屏住呼吸，摸着头发，凑近那个洞眼。起初看不清，渐渐地看清了。那里边确有一条茶碗般粗的大蛇。黑皮白纹。看不到整体，只看到部分。我感到周身冰凉，悄悄地退下来，一直退到离这座坟墓很远的地方才敢与他说话。

“你一个人天天在这里，不怕吗？”

“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使我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

我们聚集在村南的池塘边上，衣服挂在树上，我们光着屁股戏水、摸鱼。

池塘里生长着蒲草、芦苇，我们在里边钻来钻去。突然有人喊：“喜子来了！”

喜子是我们村刘老三的独生儿子，是个傻子。

喜子一丝不挂，朝着池塘这边跑来了。他的妹妹拿着他的衣服，跟在后边追。

我确实记不清到底是谁先喊了一声：“打啊，挖泥打傻瓜啊！”

我们从池塘里挖起黑色的淤泥，对着喜子投去。

有一团泥巴打在了喜子的胸膛上。他没有躲避，还是傻哈哈地笑着。

我们感到很开心，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喜子的妹妹欢子拿着喜子的衣服赶上来。她挡在喜子面前。有一团泥巴击中了她的胸膛。她哭了。她哭着喊：“你们不要打了，他是个傻瓜！”

一团泥巴击中了她的头，她哭着喊：“你们不要打了，他是傻瓜，他什么都不懂……”

欢子用身体掩护着喜子，身上中了很多泥巴。她哭着骂起来：“你们欺负一个傻瓜，老天爷会打雷劈了你们的……”

也许是惧怕老天爷惩罚，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累了，大家突然停了手，有的喊叫着，有的不出声，钻到蒲草和芦苇中。

当天晚上，我们还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刘老三怒冲冲地撞进来，带着哭腔说：“我刘老三，前辈子一定是干过缺德事儿，生了个儿子是傻瓜……可你们打个傻瓜干什么？欢子都给你们跪下了，你们还不住手……”

我父亲抄起板凳对着我们没头没脸地砸下来。

我爷爷说：“过来，给你们三大伯跪下！”

我们赶紧跪在地上。我二哥哭着说：“三大伯，你饶了我们吧，我们错了，不是我们领的头……”

“是谁领的头？！”父亲停下手中的板凳，厉声问，“是谁领的头？！”

“是田奎……”我二哥说。

父亲用板凳重重地敲了我一下，厉声逼问：“你说，是谁领的头？！”

“田奎……”我说。

“如果你们敢撒谎，”父亲说，“我就割掉你们的舌头！”

“没有撒谎……”我二哥说。

“老三哥，”我父亲提着凳子说，“我教子无方，向您赔罪……”

“兄弟，”刘老三道，“咱们两家是生死的交情，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只是田奎为什么要挑这个头？他家是地主，俺家是贫农，这不差，但斗争他爷爷老田元时，如果不是俺爹站出来做保人，老田元就被拉出去毙了，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不行，我得去田家问个明白！”

刘老三怒冲冲地走了……

很多年后，村子里的媒婆袁春花，要把寡居在家的欢子介绍给田奎。那时，她的爹刘老三和她的哥喜子都死了。她先是嫁给铁匠小韩，小韩死后她改嫁给老三，老三死后，她就带着孩子回来了。袁春花说：“人们都说欢子是克夫命，没人敢要她了。你敢不敢要啊？”

田奎说：“敢！”

（有删改）

逝川

迟子建

大约是每年的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吧，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泪鱼”的鱼就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

它们到来时整条逝川便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如果不想听这悲凉之声，那么只有打捞泪鱼了。在阿甲渔村有一种传说，泪鱼下来的时候，如果哪户没有捕到它，一无所获，那么这家的主人就会遭灾。

渔妇们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安慰它们，一遍遍祈祷般地说着：“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心安理得了。次日凌晨时人们再将它们放回逝川，它们再次入水时便不再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了。

当晚秋的风在林间放肆地撕扯失去水分的树叶时，敏感的老渔妇吉喜就把捕捞泪鱼的工具准备好了。她每年都能捕到上百条泪鱼。她不但能捕鱼、能吃生鱼，还会刺绣、裁剪、酿酒。吉喜七十八岁了，干瘦而驼背，喜欢吃风干的浆果和蘑菇，常常自言自语。

雪是从凌晨五时悄然来临的，窗棂发出刮鱼鳞一样的嚓嚓的响声。吉喜被敲门声惊醒，来人是胡会的孙子胡刀。“吉喜大妈，这可怎么好，这小东西真不会挑日子，爱莲说感觉身体不对了，挺不过今天了，唉，泪鱼也要来了，这可怎么好，多么不是时候……”

男人第一次当爸爸时都是这么慌乱不堪的。吉喜喜欢这种慌乱的神态。

吉喜戴上银灰色的头巾便出门了。一百多幢房屋的阿甲渔村在雪中显得规模更加小了。房屋在雪中就像一颗颗被糖腌制的蜜枣一样。吉喜望了望逝川，似乎能感觉到泪鱼到来前河水那很妙的震颤了。她想起了胡刀的祖父胡会，这个可怜的老渔民在七十岁那年成了黑熊的牺牲品。年轻时的胡会能骑善射，围剿龟鱼最有经验。

那时的吉喜有个天真的想法，认定百里挑一的她会成为胡会的妻子，然而胡会却娶了毫无姿色和持家能力的彩珠。胡会曾在某一年捕泪鱼的时候告诉吉喜没有娶她的原因：“你太能了，你什么都会，你能挑起门户过日子，男人在你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你能过了头。”

吉喜恨恨地说：“我有能力难道也是罪过吗？”吉喜的这种想法酿造了她一生的悲剧。在阿甲，男人们都欣赏她，都喜欢她，但没有一个男人娶她。

逝川日日夜夜地流，吉喜一天天地苍老，两岸的树林却愈发蓊郁了。吉喜到了中年特别喜欢唱歌。但过了四十岁就不再歌唱了，她开始沉静地迎接她头上出现的第一根白发，频繁地出入一家家为女人们接生。

胡刀的妻子挺直地躺在炕上，因为阵痛而挥汗如雨，见到吉喜，眼睛湿湿地望了她一眼。“吉喜大妈，我会死吗？”产妇从毯子下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

“头一回生孩子的女人都想着会死，可没有一个人会死的。有我在，没有人会死的。”吉喜安慰道，用毛巾擦了擦产妇额上的汗。

产妇朝她歉意地笑了，“吉喜大妈，您去捕泪鱼吧。没有您在逝川，人们就觉得捕泪鱼没有意思了。”

吉喜说：“我去捕泪鱼，谁来给你接生？”

产妇说：“我自己。你告诉我怎样剪脐带，我一个人在家就行，让胡刀也去捕泪鱼。”

吉喜嗔怪道：“看把你能耐的。”

夜越来越深了，吉喜换上一根新蜡烛，给产妇讲她年轻时闹过的一些笑话。产妇入神地听了一会儿，忍不住笑起来。吉喜见她没了负担，这才安心了。

大约午夜十一时许，吉喜大叫着：“胡刀胡刀，你可真有造化，一次就儿女双全了！”

胡刀兴奋得像只采花粉的蜜蜂。产妇终于平静下来，“吉喜大妈，兴许还来得及，您快去逝川吧。”产妇疲乏地说。

吉喜吃力地朝逝川走去。逝川的篝火玲珑剔透，许多渔妇站在盛着泪鱼的木盆前朝吉喜张望。没有那种悲哀之声从水面飘溢而出了，逝川显得那么宁静。吉喜将网下到江里，又艰难地给木盆注上水。她开始起网了，网从水面上刷刷地走过，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使她的心一阵阵下沉。一条泪鱼也没捕到，是个空网，她趺坐在河岸上。

天色渐渐地明了，篝火无声地熄灭了。放完泪鱼的渔民们陆陆续续地回家了。吉喜慢慢地站起来，艰难地靠近木盆，这时她惊讶地发现木盆的清水里竟游着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它们那么悠闲地舞蹈着，吉喜的眼泪不由弥漫下来了。一抹绯红的霞光出现在天际，使阿甲渔村沉浸在和平之中。

吉喜用尽力气将木盆拖向岸边。她跪伏在岸边，喘着粗气，用瘦骨嶙峋的手将一条条丰满的泪鱼放回逝川。这最后一批泪鱼一入水便迅疾朝下游去了。

（选自《短篇小说三十年精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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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汤的声音

迟子建

傍晚我去江畔一家小馆吃饭，点了软煎马哈鱼和椒盐江虾，还有一碗招牌鱼汤。店主是个年纪轻轻的男人，面貌俊朗，他摇着轮椅，自如地穿行于餐桌过道，端酒续茶。

正在喝汤的功夫，一个穿长袍的女人飘然而至，自称乌苏里江摆渡人。这个女人看我在喝汤，要讲个故事给我，故事的主人公叫“哈喇泊”，是他祖母给起的名字。哈喇泊身高体阔，不乏男子气概，可身上却有一点缺彩，就是牙齿。不仅是他，哈喇泊的家族没一个好牙齿的，都是满嘴的残垣断壁。

哈喇泊的祖上是大黑河屯人，大黑河屯也就是海兰泡，当时是黑龙江管辖区域，可叹它如今不是咱们的地界了。哈喇泊的祖父是蒙古商人，1900年初春，在海兰泡开了一家火磨铺加工小麦，哈喇泊的祖母怀着孕，祖父就提早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火磨”。然而喜气未散，大黑河屯华人突遭俄兵洗劫。无论妇孺，都被驱赶到黑龙江边。

哈喇泊的祖父抱着两岁的女儿，身后是祖母。俄兵喝令他滚回江对岸去，粗通俄语的他跟俄兵说怀里的孩子怕水，还有他的女人怀着孩子，他愿意把新开的火磨铺送给俄兵。没等祖父说完，一个骑兵挥舞长刀，先把他怀中的女儿拦腰斩落，接着朝向祖父。祖父见女儿死在刀下，飞身绊马将骑兵摔落，夺刀废掉他一条胳膊。第二刀还没出手，祖父就被一个手持步枪的俄兵迎面射杀。祖父被击中的瞬间高呼：“快游过河！”祖母纵身跳入黑龙江，奋力游向对岸。即便在盛夏，江水也冰冷刺骨，但祖母是幸运者，她不仅活下来了，还保住了腹中胎儿，年底在万吉镇落脚生下火磨。

祖母上岸后，牙齿多半化为乌有，有人说她是因仇恨咬碎了牙，也有人说她当时游不动了，不咬碎牙齿逼出身上最后的力气，早就喂江鱼了。火磨五六岁时，就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把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他本来有一口漂亮的牙，到换牙时，多半的牙被他嚼碎了。而新长出的牙齿，在他重温父亲故事的成长历程中，也多半粉身碎骨。

因为牙齿不好，哈喇泊家族更爱汤羹，他们家喝汤也就出了名。在万吉镇，晚炊时分，你若走进他家院子，没风的日子也像有风，自屋里传出呼呼呼的声音，偶尔汤匙触碰瓷碗，这风声中就多了几声清脆的哨音了。

东北光复的第二年，火磨的儿子出生了，祖母给他取名“哈喇泊”，这是海兰泡蒙古语的叫法，以纪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岁月与死去的丈夫和女儿。哈喇泊顶着这个名字，注定要听祖辈和父辈给他重复那个故事，一口牙齿多半为那故事殉葬，在不断的咬牙切齿声中，化为齑粉。

哈喇泊小学毕业后跟父亲打过鱼，养过蜂，采过药，成人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在万吉镇小学当工人。哈喇泊就给学生们讲他的家族故事，不厌其烦地讲，学生们痛恨地骂惨案的制造者，比赛着磨牙。哈喇泊还对在国境线作业的航标工有种崇拜心理。每到通航时节，航标船停靠在万吉镇时，哈喇泊总要给航标工买好吃的。航标船的人都很喜欢哈喇泊，他们会煮锅浓汤，与哈喇泊一起热火朝天地喝顿汤，再听他讲那个令人切齿的故事。

哈喇泊喝汤总要用筷子先挑起点蔬菜，一块胡萝卜，或一片白菜叶子、一根豆角，立在汤碗中央，当作浮标，定定地看上半晌，仿佛那泛着油光的汤，是滔滔的黑龙江水。

哈喇泊晚年喝汤，从万吉镇开始，一直到黑河、同江和饶河。他打鱼打到哪里，就喝汤喝到哪里，他的故事也就流传到哪里。只要你到了黑龙江流域沿岸的地方，走进馆子，听到呼噜呼噜的喝汤声，说明你可能遇见哈喇泊了。听说他近两年迷上了饶河，饶河有家江鲜小馆，羹汤做得格外鲜美。哈喇泊就常来饶河打鱼，把鱼低价卖给这家小馆，在此喝汤。

我连连追问哈喇泊现在在哪儿。摆渡人说，这不突发了疫情了嘛，春节后乌苏里江沿岸所有的餐馆都关门了，哈喇泊没有喝汤的地方了。我嘀咕道：“哈喇泊喝不上汤，可别饿死啊。”摆渡人就在我的低声碎语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店里客人渐渐多了，就在我准备买单离开时，忽听背后传来喝汤的声音。这声音初始像穿越幽谷的强风，带着股气吞山河的力量；跟着又像乌苏里江的水流，变得深沉而有节奏；忽然这喝汤声又起了变奏，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闯入，就像呜咽。而喘息声过后，是急板似的更加迅猛的喝汤声，仿佛谁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

我不敢回头，怕在白天看见黑夜，只是咬紧牙齿，用筷子挑起汤里漂浮的一棵碧绿的香菜，立在汤碗中央。它像一块闪光的浮标，更像一棵长青的生命之树。

（选自《小说选刊》2021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