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向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成立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不该参加主要劳动了。大队成立了敬老院，经过评议，请陈秉正老人退休入院。这老人只进去了三天，就觉着只做那些揭麻皮、拣棉花之类的轻微劳动，有气力没处使，自动要求出院，依旧当他的教练组长。

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他先做榜样，让徒弟们在一边跟着看。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因为规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也招呼相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的副组长王新春。陈秉正一见王新春过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秉正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提手，因为被他握住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

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他们父子俩一䦆头一䦆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卸下来交给儿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说：“爹！你就戴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在沟里闸谷坊，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以后谷坊闸完了，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儿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儿媳妇说：“这回可戴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戴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正忙着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两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认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买杈的人越来越多，老人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出了村。他觉得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重新返回白云岗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给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了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戴上。

会议结束后，吃过了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走得不太顺当。于是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不要找它了吧！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有删改）

文本二：

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

作品文字极为朴素严整，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连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就显出些艺术的手段。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不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

（摘编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

材料一：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带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带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带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带上。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了，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材料二：

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

作品文字极为朴素严整，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就显出些艺术的手段。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

（摘编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和小荣

刘真

因为我爱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又高又脆，同志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歪把机关枪”。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赵科长帮助我把文件包结结实实地捆在身上，像往日一样，我就朝着我要去的那个秘密的地方出发了。

到大王庄，已是深夜两点钟的样子，公鸡还没有直着脖子叫喊。我走近交通站李大娘家。她家的小院子，孤零零地站在村东头的高土岗上。门口有一棵两搂粗的空心老槐树，树下是一口清亮亮的甜水井。李大娘常常坐在槐树下，一面放哨，一面给同志们洗衣裳。同志们来了，不管刮风下雨，半夜三更，大娘大爷就急忙烧水，做饭，就像自己家人来到了一样。他们家只有三口人，那一个是他们十二岁的独生女小荣。她是一个挺好的小姑娘，就是有点太厉害。比如她烧好了一盆开水，总是下命令似的说：“别那么慢慢腾腾的，快洗脚，洗完了吃饭。”还有，她自己不爱说话，可偏偏管着我，不许我多说话：“你少叨叨两句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今天我又来啦，还不知她又怎么管着我呢。

按着规定的记号，我在他们房后墙上跺了三脚。往日，马上就有人回答一声咳嗽，接着就轻轻地开了门。可是这一次我连跺了四次脚，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悄悄地溜到大门口，顺着门缝往上一摸，妈呀！可了不得了，门缝上斜贴着三道封条。我大吃一惊，头也发热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家的三口都到哪里去啦？这可叫我怎么办？这里是敌占区，离平汉铁路只十多里路。本来这文件是叫赶快转送到铁路西交通站去，可是我没去过呀。返回去吧？七十多里路，不但任务完不成，天亮以后还可能叫敌人捉住，最要紧的是文件。

突然，一个黑东西从老槐树的空心里跑出来，吓得我后退了两步。我冷静了一下，低声地：“干什么的？”她原地动也不动地低声喊了一声：“小王哥……”“是小荣？”我听出了她的声音是颤抖的，我的心缩紧了。我一步步走到她的身边，小心地问：“你为什么站在那里？大爷大娘呢？”她拉住我说：“村里有汉奸，咱们到村外去说。”

跑到村外的大柳树下，小荣说：“你来干什么？快说。”“不！还不慌，快说，大爷大娘呢？”小荣固执地：“你不要问，快说干什么吧。”“不！我偏要问。”小荣哭了：“我就不叫你问。”我的心沉下去了，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我才说：“文件怎么办？赵科长叫立刻转送路西交通站。”

小荣马上止住哭说：“我就等着这件事呢，快交给我。”她伸手就来解文件包。“今天风这么大，七八十里路，你早就累坏啦。”“不……”“嗨！你总是不住嘴地穷叨叨，快给我！”她不等我说完话，就打架似的把文件包夺过去了。

她把包拴在背上，又回头来给我紧扣子：“朝雾就要下来。”她从兜里拿出两个像石头一样硬的高粱饼子给了我。她是这样惯了的，她的爹娘常常是因为送信不在家，她就成了这一家的主人，又是烧水做饭，又是缝补衣服，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地照顾大家，因此过往的同志送给她个外号叫“小大人”。

当我们来到铁路边上的时候，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正好有一列火车，从南往北，咕咚咚，咕咚咚地开过来。火车过去了，我们飞快地站起来，小荣哑声地说：“别乱动，一定要听我的指挥。”说完，她弯下腰，一股劲地向铁路上跑去。

在路上，她已经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了，说日本鬼子有个护路队，常常来来往往地走动，也可能埋伏在路两旁。小荣说她先去看看，如果碰上敌人，就叫我偷偷地绕道跑过，如果没有敌人，她回来叫我。因为这件事，我跟她争了半天，我说我当过三年八路军了，有斗争经验，应该叫我先去看看，她嫌我是满口的山东腔，如果碰上敌人，一句话就露了馅啦。还有，她说我是男孩子，腿长，应该背着文件包快快跑。侦察、指挥、打掩护的工作，她来做。她说的有道理，我只好听从她。

我着急地等着她，心扑通扑通直跳，支棱着耳朵听着，是不是有动静。也许，她会被敌人捉住；可是她说过啦，就是被捉住，她也要大声地说几句话，故意叫我听见。我就像坐在针尖上一样不安，哑声地说：“千万别有说话的声音，快回来，会的，她一定会回来……”嘿！真来啦，一个小黑影子，飞一样跑来了……

还没有跑到我身边，她就向我招手说：“快！跟我来！”我开跑了，恨不得一步迈到路西去。她突然站在铁路当中，笔直的，像司令一样用手指着西边：“快快！顺着这条路，一直往西。”一看她这个沉着样子，我的紧张劲就减轻了一半。一到铁路西，我使尽全身力气的跑哇，跑哇，随后，她也跟了上来。嘎勾、嘎勾——背后枪响了。我们弯低了腰，跑得更快了。突然，西北的树林子里也响枪了。小荣笑了笑：“这是咱们游击队放的枪，专为了掩护来往过路的同志。”一会，枪不响了。小荣的嘴张着，跑得快出不来气，她放慢了脚步说：“不要紧啦。”

又走了一会，天亮了。太阳，在我们背后，在很远很远的东天边，升上来，是一个火红的大圆球，给我们每人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小荣迈着很大的步，一心想踩住自己的影子。

（有删改）

秤匠

李笙清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砣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